管理层预算披露可靠性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毛慧敏

摘           要：本文以2016-2018年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公司成长性、代理成本、市场竞争激烈度、资本结构对管理层预算披露可靠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公司成长性、第一类代理成本、资产负债率与预算误差显著正相关。进一步研究发现，资产负债率与国有企业预算误差正相关关系较弱。本文丰富了关于预算可靠性的研究，也为企业加强预算管理水平、投资者评价预算信息质量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键词：预算;公司成长性;代理成本;资本结构;产权性质

一、引言

预算是一种在企业实践中被广泛运用的重要管理工具。随着新的管理理论的运用和实践技术的进步，预算现已发展为包括计划、控制、激励、绩效管理等功能在内的综合管理体系。虽然预算具有辅助企业协调各内部职能、配置资源、改善经营活动、实现战略等作用，但其在实践过程中依旧面临众多难题。通用公司前总裁杰克·韦尔奇指出，企业在进行预算管理时存在“预算死结”现象。“预算死结”现象是指，制定预算将导致员工讨价还价、争取最低标准，使企业被迫追求最低绩效。针对杰克·韦尔奇等提出的“预算无用论”观点，理论及实务界出现了“改进预算”与“超越预算”两种不同的发展趋势。对于企业而言，无论是参照“改进预算”的观点，通过运用新的预算方法改进预算信息质量，还是参照“超越预算”的观点设计新的管理模型，均需要耗费一定数量的人力、财力、物力。确定何种企业的预算可靠性较低可以帮助企业管理者基于成本效益原则分析是否应对当前的预算模式进行调整。此外，确定何种企业的预算可靠性较低还有利于现有投资者与潜在投资者准确评估企业实际状况。

国内学者关于管理层预测性信息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于管理层盈利预测和预算松弛等领域，而关于预算可靠性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在管理层盈利预测领域，我国学者主要就信息披露意愿和盈利预测可靠性展开研究。研究成果表明，公司规模、公司盈利能力、股权集中度（王惠芳，2005）、管理层过度自信（操巍等，2017）与信息披露意愿显著相关，自愿披露规则（秦玉熙等，2005）、公司规模、公司预告期限、公司盈利波动、公司投资机会、公司盈余管理动机、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分析师跟踪数量（胡威，2011）、管理层过度自信（操巍等，2017）与盈利预测可靠性显著相关。此外，赵慧等（2017）研究发现，盈利预测可靠性与投资质量显著正相关，两者之间的敏感性和环境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程度有关。在预算松弛领域，我国学者主要就预算松弛的影响因素和预算松弛对绩效的影响展开研究。关于预算松弛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表明，产权性质、公司规模、股权结构、资本结构（潘飞等，2007）、盈余管理（潘飞等，2008）、信息不对称程度、报酬方案设定、代理成本、组织松弛（郑石桥等，2008）、内部控制（刘浩等，2015）与预算松弛显著相关。关于预算松弛对绩效的影响的研究成果存在一定分歧，潘飞等（2007）认为预算松弛与企业绩效显著负相关，郑石桥等（2008）认为预算松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与环境不确定性有关。

管理层盈利预测与年度预算在披露形式、披露时间、预测期间上存在显著差异。管理层盈利预测通常以盈利预测审核报告的形式披露，披露时间较晚且预测期间较短。年度预算通常以预算报告的形式披露或在年报中直接披露，披露时间较早且预测期间较长。《新编经濟金融词典》（杨明基，2015）对“预算松弛”的定义为“在预算管理过程中，由于各种客观因素的作用，导致预算管理参与者受利己动机驱使而高估成本、低估收入，使实际数据和预算数据之间产生差异的管理行为”。徐宗宇（2000）对1993-1996年的管理层预测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研究结果发现，1993年实际盈利高于预测盈利的企业占比82%，而在1994年信息披露政策变更后，在1994年、1995年、1996年该占比分别降至63%、50%、58%。刘浩等（2015）研究发现，仅53%的样本数据出现预算收入低于实际营业收入的情况。本文针对样本的初步统计结果也显示，仅51%的样本数据出现预算收入低于实际营业收入的情况。因此，本文认为，对于当前的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从管理层预测可靠性角度评价企业年度预算较仅从预算松弛角度评价企业年度预算更为恰当。

由于国内学者对管理层预测性信息的实证研究在研究对象选择与研究角度选择上尚不全面，本文以2016-2018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公司成长性、代理成本、市场竞争激烈度、资本结构对管理层预算披露可靠性的影响，进而引入产权性质对此影响进行进一步分析，并在稳健性检验后得出本文的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1）搜集预算数据并从可靠性角度进行研究，丰富了关于预算披露可靠性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2）引入公司成长性变量，从企业生命周期角度衡量预算误差，帮助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依据成本效益原则选择是否实施“改良预算”或“超越预算”;（3）引入多变量，为投资者依据公司特征有效判别预算信息可靠性、准确决策提供帮助;（4）对不同产权性质下各变量对预算可靠性的影响进行考察，丰富了关于产权性质的研究结果。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一）公司成长性与管理层预算披露可靠性

企业生命周期可划分为孕育期、婴儿期、学步期、青春期、盛年前期、盛年后期、贵族期、官僚初期、官僚期和死亡期。当企业处于初建期时，企业灵活性较强、行为可控性较差;当企业处于老化期时，企业灵活性较差、行为可控性较强（Adizes，1989）。与成熟期企业相比，成长期企业的内部环境不确定性更高，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能力更弱，管理层做出精准预测的难度更大。此外，成长期企业内部控制体系通常也更不完善，而良好的内部控制体系是预算管理有效实施的前提。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H1：

H1：公司成长性与管理层预算披露误差显著正相关。

（二）代理成本与管理层预算披露可靠性

良好的公司治理环境也是预算管理有效实施的前提。公司治理领域存在两类代理问题。第一类代理问题是指股东和管理者间的代理问题，第二类代理问题是指大股东和中小股东间的代理问题。第一类代理问题和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有关，可能导致管理层出现道德风险问题和逆向选择问题。具体而言，第一类代理问题可能导致管理层利用信息优势低估收入预算以减轻压力，也可能导致管理层高估收入预算以获取更多的可控资源和管理层权力。第二类代理问题可能导致大股东利用信息优势和控制权优势操纵披露信息、谋取私利。郑石桥等（2008）和袁振超等（2014）的研究结果都表明，代理成本与预算可靠性有显著的相关性。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H2、H3：

H2：第一类代理成本与管理层预算披露误差显著正相关。

H3：第二类代理成本与管理层预算披露误差显著正相关。

（三）市场竞争激烈度与管理层预算披露可靠性

市场可以按照竞争状况划分为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垄断市场、完全垄断市场，不同市场类型在厂商数目、厂商规模、产品差异度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市场竞争激烈度对管理层激励存在两方面影响。一方面，市场竞争激烈度越高，公司被清算的概率越大，该影响会减少管理层在工作中的松懈行为。另一方面，市场竞争激烈度越高，公司利润率越低，该影响会减少高努力程度对管理层的吸引力（Schmidt等，1997）。本文认为，由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被清算的概率极低，第二种影响的影响程度高于第一种影响。较高的市场竞争激烈度会抑制管理层参与预算管理的积极性，进而降低管理层预算披露可靠性。此外，市场竞争激烈度越大，企业发生业绩波动的概率和幅度越大，管理层做出精准预测的难度也越大。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H4：

H4：市场竞争激烈度与管理层预算披露误差显著正相关。

（四）资本结构与管理层预算披露可靠性

依照信息观理论，管理层披露信息是受行为动机驱使的。具体而言，资产负债率较高的企业更有动机进行信息操纵。高估企业预测收入可以在短期内提升投资者对企业发展前景的预期、提升企业股价，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此外，现有研究成果表明，管理层过度自信与管理层预测可靠性显著负相关（操巍等，2017），而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也偏好更高的财务杠杆（闫永海等，2010）。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H5：

H5：资产负债率与管理层预算披露误差显著正相关。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本文的初始样本为2016-2018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本文对初始样本进行了如下筛选：（1）剔除ST公司与*ST公司;（2）剔除重要数据缺失的样本;（3）剔除细分行业样本数量合计小于10的样本。此举的目的是防止变量数较样本量过多，导致F值异常。经过筛选，本文得到了1073个样本。为消除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连续变量在上下1%的水平上进行了缩尾处理。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和RESSET数据库。本文使用的软件为Stata/SE15.1。

（二）变量定义

本文的因变量为预算误差（Error）。本文借鉴徐宗宇（2000）的方法，选取绝对百分预测误差作为预算误差（Error）的衡量标准。本文借鉴袁振超（2014）等的研究方法，采用管理费用率（Cost）衡量第一类代理成本、采用股权集中度（Square）衡量第二类代理成本。本文的自变量分别为公司成长性（Growth）、管理费用率（Cost）、股权集中度（Square）、市场竞争激烈度（Competition）、资产负债率（Lev）。本文选取公司营业收入3年复合增长率作为公司成长性（Growth）的衡量标准。本文参考相关文献，选择独立董事比率（Ind_ratio）、监事会规模（Supervisor）、公司规模（Size）、两职合一（Dual）等变量作为主要的控制变量，并对年度固定效应（Year）和行业固定效应（Industry）进行了控制。

（三）模型设计

本文采用模型（1）检验H1至H5。在模型（1）中，本文将重点考察[α1]至[α5]。结合H1至H5，预计[α1]、[α2]、[α3]、[α5]显著为正，[α4]显著为负。

[Error=α0+α1*Growth+α2*Cost+α3*Square+α4*Competition+α5*Lev+Controls+Fixed Effects+ε]                                       （1）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显示，预算误差（Error）的均值为0.161，说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平均预算误差在16.1%左右。公司成长性（Growth）的均值为0.134、标准差为0.233，说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增长性差异较大。市场竞争激烈度（Competition）的均值为0.056，说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行业竞争环境较为激烈。样本中19.1%的公司两职合一。

本文计算了各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相关系数的计算結果表明，公司成长性、管理费用率与预算误差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资产负债率与预算误差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股权集中度、市场竞争激烈度与预算误差在10%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除公司规模与资产负债率的相关系数为0.5312外，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5。为检验模型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本文将在回归结果中描述VIF值。

（二）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利用模型（1）检验管理层预算披露可靠性的影响因素。为防止回归结果受异方差影响，本文使用“OLS+稳健标准误”的方法对样本进行处理。回归结果见表3列（1）至（6）。

表3列（6）显示，公司成长性（Growth）的系数为0.234，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本文H1得到初步验证，即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公司成长性越强，预算误差越大。表3列（6）显示，管理费用率（Cost）的系数为0.987，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本文H2得到初步验证，即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第一类代理成本越高，预算误差越大。表3列（6）显示，资产负债率（Lev）的系数为0.097，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本文H5得到初步验证，即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越高，预算误差越大。表3列（1）至列（6）VIF均值小于5，且各变量VIF值均小于5，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三）进一步研究

考虑到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公司治理、行业选择与行业地位、资本结构、公司规模等方面可能存在的差异，本文将样本依照产权性质划分为国有企业组与非国有企业组进行描述性统计和Mann-Whitney U检验。表4显示，在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中，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预算误差（Error）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公司成长性（Growth）、管理费用率（Cost）、股权集中度（Square）等变量组间差异显著。非国有企业组的公司成长性（Growth）、管理费用率（Cost）、独立董事比率（Ind_ratio）、两职合一（Dual）在1%的水平上显著高于国有企业组。国有企业组的股权集中度（Square）、市场竞争激烈度（Competition）、资产负债率（Lev）、监事会规模（Supervisor）、公司规模（Size）在1%的水平上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组。由于市场竞争激烈度（Competition）采用HHI的方法进行衡量，国有企业组的行业竞争激烈度显著低于非国有企业组。由于数据组间差异显著，本文针对模型（1），对两组样本进行分组回归分析。

国有企业组回归结果见表5列（1）至（6）。表5列（6）显示，公司成长性（Growth）的系数为0.284，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数据显示，在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中，国有企业的公司成长性越强，预算误差越大。表5列（6）显示，管理费用率（Cost）的系数为0.698，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数据显示，在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中，国有企业的第一类代理成本越高，预算误差越大。表5列（1）至列（6）VIF均值小于10，且各变量VIF值均小于10，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非国有企业组回归结果见表6列（1）至（6）。表6列（6）显示，公司成长性（Growth）的系数为0.176，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数据显示，在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中，非国有企业的公司成长性越强，预算误差越大。表6列（6）显示，管理费用率（Cost）的系数为1.092，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数据显示，在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中，非国有企业的第一类代理成本越高，预算误差越大。表6列（6）显示，资产负债率（Lev）的系数为0.201，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数据显示，在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中，非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越高，预算误差越大。表6列（1）至列（6）VIF均值小于10，且各变量VIF值均小于10，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四）稳健性检验

为确认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改变预算误差的度量方式，采用“|实际营业收入-收入预算数|/实际营业收入”作为预算误差的替代变量进行检验。在上述稳健性检验下，本文总样本回归分析与分组样本回归分析的主要研究结论依旧成立。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通过研究，本文得出结论：（1）公司成长性与预算误差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即公司成长性越强，预算误差越大;（2）第一类代理成本与预算误差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即第一类代理成本越高，预算误差越大;（3）资产负债率与预算误差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即资产负债率越高，预算误差越大。

分产权性质的检验结果显示：（1）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中，公司成长性与预算误差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即公司成长性越强，预算误差越大;（2）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中，第一类代理成本与预算误差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即公司第一类代理成本越高，预算误差越大;（3）在非国有企业中，资产负债率与预算误差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但在国有企业中，资产负债率与预算误差的相关关系较弱。本文认为，我国上市公司中小股东权益保护机制的不断健全是导致第二类代理成本与预算误差的相关性不显著的原因，经理人的声誉机制和竞争效应是导致市场竞争激烈度与预算误差的相关性不显著的原因。

本文启示：（1）依据成本效益原则，推荐成长期企业改良预算方法或执行超越预算，提高企业业绩预测与绩效管理水平;（2）企业应建立有效的监督激励机制，减少企业代理成本，增加预算准确性;（3）成长期企业、代理成本高的企业、资产负债率高的企业预算可靠性较低，投资者在利用企业预算信息进行决策时应考虑该影响;（4）在非国有企业组中，资产负债率与预算误差的相关性较国有企业组更显著，该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我国资本市场对国有企业存在借款偏向，而非国有企业倾向于通过信息操纵手段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非国有企业是我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护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在最大程度上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有利于我国经济长期发展。

本文研究不足：（1）样本局限于制造业企业;（2）样本量偏少;（3）对于外部治理机制考虑不足。考虑其他行业企业、增加样本量、增加外部治理机制变量后，研究结论会更有可靠性和普适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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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潘飛，程明.预算松弛的影响因素与经济后果[J].财经研究，2007（06）：5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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