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精神分析学界的,“科学大讨论”及其历史效应

王礼军　郭本禹

关键词：“科学大讨论”;“弗洛伊德—克莱因论战”;精神分析;英国精神分析学会

摘 要：20世纪40年代初，为了解决维也纳学派和克莱因学派在儿童精神分析理论和技术上的分歧与冲突，英国精神分析学会召开一系列科学会议，针对Klein及其追随者的研究工作展开讨论，此即英国乃至整个精神分析史上著名的“科学大讨论”。这场争论最终导致英国精神分析学会三“组”鼎力的格局，并就精神分析师的培训和学会委员会的制度问题达成协议。“科学大讨论”不仅对英国精神分析产生深远影响，还深刻影响了世界精神分析的发展，促使自我心理学成为国际精神分析的主流，推动精神分析研究从驱力模式转向客体关系模式，促进了儿童精神分析学的创建与发展。

中图分类号：B84-0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2435（2020）04-0146-07

Key words：
“Scientific Discussions”; “Freud-Klein Controversies”; psychoanalysis; British Psychoanalytic Society

Abstract：
In the early 1940s， the British Psychoanalytic Society held a series of scientific conferences to discuss the new works of Melanie Klein and her followers and supporters， with the purpose to figure out the differences on psychoanalytic theories and techniques between the Freudian and Kleinian， which was known as the famous “Scientific Discussions” in the history of psychoanalysis in Britain and the whole world. The “Scientific Discussions” finally divided the British Psychoanalytic Society into three parts， and ended up with an agreement on the training of candidates and the institution of the committee. It not only had a profound effect on British psychoanalysis， but also had great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analysis all over the world. It prompted the ego psychology to become the mainstream of the 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sis， promoted the psychoanalytic model shifted from drive to object relations， motivated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child psychoanalysis.

A. Freud和M. Klein是兒童精神分析的两位先驱，共同推动了儿童精神分析的创建与发展。然而，她们关于儿童精神分析理论和技术的差异，在20世纪40年代的英国精神分析学界却引起一场被喻为“世界大战的反映写照”[1]推荐序似的“科学大讨论”（Scientific Discussions），亦被称为“弗洛伊德—克莱因论战”（Freud-Klein Controversies）。这场缘于精神分析家族的内部矛盾，即作为“父亲”的S. Freud（由A. Freud代替）和作为“母亲”的Klein之间激烈冲突的“论战”，不仅改变了英国精神分析学界的格局和面貌，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了世界精神分析运动的命运，被视为如同孔孟儒家思想在战乱流离中对中国历史和思维的影响一般[2]30。如果说Freud的《梦的解析》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划时代产物，那么，“科学大讨论”期间所澄清并留下的思想，不仅是继Freud之后精神分析发展中具有重大价值的遗产，是“精神分析历史中最为重要的文献资料”[3]1200，而且亦是人类文明与智慧的结晶和体现。鉴于此，本文致力于从“科学大讨论”的背景、过程和结果来回溯这场在精神分析领域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争论，并阐明其在精神分析发展史中的效应。

一、“科学大讨论”的背景

自19世纪末Freud创立精神分析学说起，维也纳不仅是精神分析运动的发祥地，还成为精神分析的殿堂与培训重镇。尽管精神分析最初只是Freud居住地的社会环境和精神文化气氛的产物[4]15，但作为一种治疗各种神经症的有效手段，很快便风靡整个欧洲。以K. Abraham和S. Ferenczi为代表的柏林和布达佩斯也逐渐发展成主要的精神分析中心。与欧洲大陆隔海相望的英伦三岛，亦迅即竖起精神分析的旗帜，英国精神分析学会（后简称“学会”）于1919年在E. Jones的组织与领导下得以建立。20世纪20年代，学会中的多数成员，如J. Riviere、E. Glover、S. Payne、E. Sharpe、J. Strachey等，都前往上述精神分析圣地寻求分析和培训。因此，当时的英国精神分析深受Freud等人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维也纳等欧陆精神分析的一处“殖民地”。

1926年，Klein移居伦敦，为英国带来不同于古典精神分析学说的新观点。在Klein的引领下，英国精神分析获得独立且快速发展，正如J. Schwartz指出：“英国精神分析正处于转型时期，从一个依赖维也纳和柏林的附属小站转变成独立的中心站，这是改变古典精神分析的历史性发展。”[5]204然而，Klein及其思想虽得到P. Heimann、S. Isaacs、Jones和Riviere等英国分析师的认可与支持，但也遭受部分、尤其是维也纳分析师的批判，其中，同为从事儿童精神分析实践的Anna对之提出严厉的质疑与反驳。而当Anna于1927年在德国出版其第一本专著《儿童分析技术导论》后，Klein等人也召开讨论会进行批评，并在《国际精神分析杂志》上撰文作出极具批判性的回应。这激起了伦敦与维也纳精神分析之间的真正对立，成为双方冲突的首次公开声明[6]6。Anna与Klein关于儿童精神分析理论和技术的差异，为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埋下了导火索。

1938年，Freud等欧陆分析师为了躲避纳粹的侵略迫害迁居英国，这加剧了学会内部的紧张局面。次年9月，Freud的逝世促使精神分析的正统性危机爆发。作为Freud衣钵的直接传承者Anna，与自认为精神分析正统的Klein之间的矛盾冲突极度升温，继而在英国精神分析学界引发一场“论战”。为了防止学会分崩离析，学会召开一系列科学会议讨论精神分析的本质问题，这便是英国精神分析学界乃至整个精神分析历史上著名的“科学大讨论”。其中，Anna认为自己与其合作者的工作是“弗洛伊德主义的精神分析”，而Klein的研究“不是精神分析，而是精神分析的替代物”[7]22;但Klein亦视自己的理论为Freud学说的合理继承，并在争论过程中极力引用后者的观点以寻求论证。因此，这场争论表面上致力于澄清Klein及其追随者所提出的新观点以及对Freud元心理学的态度，实际上却是关于精神分析的继承权和正统地位的明争暗斗，即谁是真正的弗洛伊德主义者。尽管争论是在以Anna和Klein为首的两大阵营之间展开，但事实上却是这两位女性之间的争斗。可以说，这是一场精神分析家庭内部两个女儿为争夺父亲的爱和财富而展开的激烈斗争。

二、“科学大讨论”的过程

1943年1月至1944年5月，学会共召开十次会议，先后围绕Isaacs的《幻想的本质与功能》、Heimann的《内投和投射在早期发展中的某些功能》、Heimann与Isaacs合撰的《退行》以及Klein的《婴儿的情绪生活与自我发展——聚焦抑郁性心态》四篇论文展开辩论。本质上，区分学会内部不同立场的最主要的主题，是如何理解和解释生命第一年尤其是婴儿前几个月的心理生活。

（一）关于《幻想的本质与功能》的讨论

自1943年1月27日Isaacs向学会递呈《幻想的本质与功能》一文至同年5月19日，学会召开五次会议讨论潜意识幻想（unconscious phantasy）这一最基本的概念。Freud曾在其关于幻觉（illusion）的描述中指出：“我们通过幻觉来想象所渴望的一切，这是一种通过幻觉来满足的尝试。”[8]209Isaacs将这种幻觉的能力视为幻想的先决条件，甚至等同于幻想。她认为，“潜意识幻想是‘心理的必然结果，本能的心理表征”[8]208，而这种心理表征隐含了婴儿与内部客体和外部客体（主要是母亲及其乳房）之间的原始关系。潜意识幻想在生命的最初阶段就已发生，是所有心理过程的原始内容，是所有潜意识和意识思维过程的基础[8]204。同样，Klein也认为潜意识幻想自出生便贯穿于整个心理生活，因为关于生本能和死本能的心理表征从一开始便与内部客体和外部客体发生关联。其中，内部客体最初是幻想中的“好”或“坏”客体，通过内投和投射等心理机制得以修正，类似于复杂的真实个体。幻想在婴儿的心理活动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婴儿的整个心理生活是通过对内部与外部世界中“好”与“坏”客体的幻想得以发展。

可见，Klein和Isaacs将潜意识幻想视为构成潜意识内容最原始的基本元素，以及一种存在于生命最初阶段的基本潜在活动。尽管二者的观点受到某些分析师的支持，如M. Balint赞同使用“phantasy”这一术语，B. Lantos认可潜意识幻想发生于生命早期的观点;但却遭到Anna的强烈反对，她指出原始的潜意识幻想只能根据临床资料推论得知，而仅通过成人或年长儿童的幻想来推测婴儿的真实体验并非是科学、恰当的方法。她甚至不赞同使用“phantasy”一词，认为它弱化了本能的作用，使个体的心理活动局限于潜意识层面。Anna的批判性观点亦得到支持，如R. W?lder主张婴儿出生三、四年后才会出现幻想，甚至指出Klein关于幻想的理论是“没有生物学的生物主义”[8]221;K. Friedlander也认为Klein的幻想理论“完全背离解剖学与生理学关于大脑在第一年里的发育知识”[5]204;Glover则如此评价道：“她们将潜意识幻想扩展至这样一种程度，即将这一概念变成一切，但却适得其反。”[9]88此外，某些持中立立场的分析师主张先对“phantasy”作出明确且统一的界定，如K. Stephen强调应保证术语的一致性和清晰性，她虽认同Klein的观点，但指出其在使用概念时存在前后不统一的现象。

（二）关于《内投和投射在早期发展中的某些功能》的讨论

学会分别于1943年10月20日和11月17日召开会议讨论此文，致力于阐释内投和投射与客体关系理论、心理结构理论、生本能与死本能的原则的关系。[8]379Heimann从生物学意义上探讨了内投与投射在心理发展中的功能与作用，认为它们是生存与适应的首要手段。她形象地比喻道：内投和投射就如同吞和吐、纳入或排除，都是个体生长发育所需的原始本能及基本心理机制。内投的过程是将力比多由外部客体转至内部客体上，内投的客体是婴儿自体性欲的愿望和经验的客体，且能够满足婴儿的需要。Klein将内投扩展至婴儿的心理和行为活动中，指出嬰儿最初是通过嘴来认识世界，用嘴含入客体（如乳房）就是一种内投行为。因此，最早期的客体关系是内投作用的结果。婴儿前几个月的幻想中同时存在“好”和“坏”乳房，随后，“好”乳房被内投留下，“坏”乳房被投射出去，这构成了婴儿的主要心理活动。另外，与Freud认为超我是从自我中分化、发展而来，且是儿童内投父母形象以及俄狄浦斯情结的产物这一主张不同，Klein等人认为超我先于俄狄浦斯情结，在生命之初就已建立并发挥作用，最初源于内投的“好”与“坏”的客体，它们分别构成超我的两个特征，即自我理想与迫害性和施虐性。克莱因学派关于内投和投射及其与超我形成之间关系的阐述，丰富了关于自我发展中早期心理机制的理解，但也遭受了批判，如M. Brierley认为Heimann关于内投和投射的定义具有明显的主观性，将内投等同于生理上的吞并是错误之举;Glover亦指出Heimann在论述中充斥着生理与心理的混淆、断章取义地引用等问题。

不同于Freud将生本能与死本能视为可互相融合、抵消或替换[4]44而处于平衡状态，Klein认为生本能与死本能处于矛盾冲突的关系中，且尤其重视死本能在婴儿心理发展中的作用。Heimann也主张生本能与死本能具有相反的目的，有机体在本质上是矛盾冲突的，所有的情绪、欲望和活动都源于这两种对立的本能，甚至占主导优势的本能决定着个体活动的性质是健康抑或病态的。[8]412尽管Klein等人对生本能与死本能的理解，“引入了一种思考心理冲突的独特方式，将心理冲突置于生/死驱力的二元性之中”[10]181，并得到Isaacs的坚定支持，“我几乎敢断言，Melanie Klein的观点是源自Freud的理论和观察结果，二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即使存在不同之处，也是Freud工作的必要发展”[9]91;但其死本能观点却成为最引人批判的对象之一，维也纳学派的分析师认为，Klein等人虽承袭了Freud的术语，但却建构出一个截然不同的死本能概念，已远离Freud精神分析理论的基本主张。似乎，对死本能的不同理解成为双方争论的核心，“并非是否接受死本能，而是对原始本能理论的不同解释造成了弗洛伊德学派和克莱因学派的理论之间的显著差异”。[8]407

（三）关于《退行》的讨论

1943年12月17日，Heimann与Isaacs共同递呈《退行》一文，于次年2月16日引发讨论。古典精神分析认为，若个体的力比多在发展过程中固着于某一阶段，当本能驱力与自我发生冲突时，该个体就可能会退行到这一固着阶段。退行是否发生取决于力比多冲动是否遭受压抑，而最初的力比多冲动是一种原始的本能驱力，因而本能驱力主要是通过退行机制对后期的发展产生影响。Klein虽不否认退行的作用，但主张退行的能量主要来自早期的幻想及其伴随的冲动和焦虑、罪疚感等。Heimann和Isaacs延续了Klein的主张，认为退行的先决条件是固著点的形成，而固着点不仅具有力比多的能量，还包括死本能（如毁灭幻想）的能量。[8]527她们还明确指出，退行是力比多未能成功控制由挫折所引发的毁灭冲动和焦虑的结果。具体来说，挫折会激发恨与攻击，攻击会带来焦虑，进而导致个体以力比多的固着作为防御手段来缓解焦虑。

Klein等人对固着和退行的理论解释得到Jones的认可，后者指出焦虑对于固着和正常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8]521，且个体通过退行实现早期的幻想表达。Glover却表示反对，并对Klein等人的推论方式提出质疑，认为她们以假定为论据，陷入循环论证，且诸多结论都是诠释的结果而无法验证。“没有这种直接可被记录、看到、研究以及观察到的东西。只有对儿童行为和言语的解释，并在此基础上重建儿童发展阶段或心理情境的假设。”[8]536 事实上，维也纳学派和克莱因学派关于固着和退行的最主要差异在于俄狄浦斯情结的内容及其发生时间，前者主张俄狄浦斯情结大约在生命第三年才开始出现，后者声称它在生命最初阶段就已存在，并将神经症的病因推至更早期的经验，视之为生本能与死本能相冲突的结果。

（四）关于《婴儿的情绪生活与自我发展——聚焦抑郁性心态》的讨论

1944年3月1日，Klein在第九次学术会议上宣读该文，详细阐释了婴儿早期的客体关系、焦虑与罪疚的来源、抑郁性心态和情绪生活等主题。她认为婴儿在出生时或出生后不久就具有客体关系，在前六个月就会表现出爱、恨、欲望、攻击等客体关系行为，且早期的客体关系是一种强烈的力比多满足的关系。儿童所有的体验都取决于其与首个客体分离的经验，这无疑将俄狄浦斯情结的根源追溯至婴儿早期的客体关系中。Klein的观点得到Payne的不完全支持，后者一方面认可早期客体关系的存在，另一方面又强调应将原始的客体关系与完整的客体关系区分开来。“我们所用术语的缺点之一是，我们用同一术语表征不成熟的和完全发展的客体关系。对我而言，这似乎是将一个男胎儿称为男人。”[8]604然而，Anna等人对早期客体关系的观点作出尖锐反驳，认为婴儿在六个月大之前不具有真正的客体关系，婴儿生来处于一种“自体—性欲”（auto-erotic）的状态，即“未分化”或“无客体”的阶段。

在Klein看来，婴儿的焦虑与罪疚感是在与客体（母亲）的关系中产生。焦虑是攻击冲动的结果，其根源是婴儿基于原始欲望的施虐冲动（如试图吞噬母亲的乳房）和幻想（如对母亲的全能控制感）;这又会使婴儿产生罪疚感，即害怕母亲被他的攻击冲动和幻想所摧毁。因而，自我最早的防御便是对抗由攻击冲动和幻想引发的焦虑。婴儿与客体尤其是完整母亲的关系，对其自我的整合与情绪情感的发展至关重要，“通过内投整个客体，爱、恨、焦虑、失落感和罪疚感等更加紧密地整合进儿童的心理中，且这些经验构成抑郁性心态”。[8]576Klein指出，抑郁性心态是一种普遍的心理现象，起源于生命第一年的感觉和幻想、焦虑与防御，其前提是婴儿意识到“好”和“坏”客体是同一个对象;且婴儿自我和情绪的发展就是成功克服或改变其抑郁性心态的过程。

Klein对抑郁性心态及其相关问题的论述引起Sharpe、Brierley等人的回应。Sharpe基本认可Klein的观点，主张婴儿的抑郁性心态在出生时便已经开始，且婴儿在生命第一年便能正确地知觉现实，发现自己并没有完全控制外部客体（母亲）的能力。Brierley强调我们应谨慎对待所有关于婴儿的观念和临床素材，既不能盲目接受，也不能彻底否定，而应该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因为“所有的心理学知识，不管是关于成人还是婴儿，都是推论的结果;所有的观察都与诠释有关”。[8]612

（五）关于精神分析培训与技术的讨论

候选分析师的培训以及精神分析技术议题贯穿于整个争论过程之中。早在1942年9月21日，Glover便向培训委员会提交了一份精神分析培训的介绍性论文，指出教授什么、由谁教授、以何种方式教授等一切问题最终都应回归对Freud理论的忠诚上，并主张建立一套健全的“弗洛伊德主义教学法”。次年2月24日，Strachey提交了一份关于精神分析理论争议与培训问题之间关系的论文，认为精神分析的培训与教学并非学术问题，而应属于行政问题，并主张开放性地对待各种即便存有分歧的理论和技术;同时，他还强调建立一个适当的标准以确定从事培训与教学工作的适宜人选，指出“一个人能否进行培训分析的基本标准，并非是他关于病因学或理论的观点正确与否，而在于其技术是否有效”。[8]458事实上，Strachey试图将争论限制在临床实践上，主张分析培训应“基于一个‘公开讨论会，候选者可从中获悉各种精神分析倾向”[7]25;但却遭到Anna的强烈反对，她略带讽刺性地指出，“如果这样一种教学程序从精神分析发展最初就被采用，现在的精神分析将包括Stekel、Adler、Jung、Rank等人的理论和技术学说”。[7]25

Anna和Klein关于儿童分析技术的差异是双方在培训问题上争执的焦点，且主要体现在对待移情的态度。在Anna看来，婴儿既不具备幻想早期俄狄浦斯冲突的能力，也没有将对父母的幻想转移至分析师身上的能力，因而不存在需要分析的移情。她认为儿童分析是由成人分析发展而来，儿童的梦和幻想是潜意识过程的派生症状，因此，分析儿童的梦和幻想是儿童精神分析最重要的方法。相反，Klein十分重视移情及其对分析深度焦虑、罪疚感和防御机制等的重要性，反对Anna将儿童分析误解为成人分析的副产品。她认为移情在儿童分析中会迅速建立，分析师既被视为一种真实的新客体，又是儿童投射早年生活的承载者。因此，Klein主张通过分析儿童对分析师的移情感受来分析复杂且原始的幻想。

此外，Brierley、Payne和Sharpe等持折衷态度的分析师都发表各自关于精神分析技术的见解。其中，Brierley认为不同的患者需要不同的技术，分析师应重视患者情感的变化，尊重并倾听患者，等待或促使患者进行自我探索。“我更倾向于改变我预期的观点去适应患者的新模式，而不是切断患者的新模式去适应我的观念”[11]101，甚至是“最好什么都不做”[11]101。Payne指出对移情的解释需要选择恰当的时机，且应注意其对患者的潜在意义。“如果所有移情都不可避免、习惯性地伴随解释的话，频繁的移情可能变成一种惯例，失去其动力学的意义。”[11]100 Sharpe重视分析过程的灵活性和患者自身的情感体验，将分析视为一种相互倾听体验的过程，认为倾听和情感表达比解释更为有效，“个体真正的心理发展取决于其如何在情感上体验自身”。[11]98-99 学会成员关于精神分析技术的争论具有重要意义，诚如R. Steiner所言：“科学大讨论最为重要和有趣，且对未来精神分析最具启示的是关于技术的论述。”[12]66

三、“科学大讨论”的结果与效应

1944年5月3日，最后一場学术会议结束。为了避免无休止的争论，这场学术“论战”经新任学会主席Payne的协调落下帷幕。它直接导致学会一分为三：以Klein为首的“A组”（即克莱因学派），以Anna为首的“B组”（即维也纳学派）以及以D. Winnicott为代表的“中间小组”（即后来的独立学派）。学会成员在三个方面达成协议：规定定期进行换届选举;开设两个并行的A/B课程，分别由以Klein和Anna为代表的分析师小组主导，候选者需首先接受A或B课程的培训，然后必须接受“中间小组”分析师的督导;所有的委员会都必须包括每一小组的代表。“科学大讨论”奠定了精神分析运动的基本方向，对英国乃至世界精神分析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一）对英国精神分析发展的影响

“科学大讨论”是一把双刃剑，对英国精神分析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它不可避免地给学会造成破坏性影响，延缓或阻碍了英国精神分析的发展进程。它是一段充满困难、曲折、矛盾的时期，恰如有学者指出：“英国精神分析学会的历史是一部以失败开端的历史，一部个体和制度危机、从艰难而复杂的时期成功幸存的历史。”[13]24另一方面，它又为英国精神分析带来不可磨灭的价值，被誉为“英国精神分析历史中最重要的时期”[14]248。首先，它促进了存在于英国精神分析学界内不同观点的明晰与发展，“‘科学大讨论的一个有利结果是它极大地鼓励学会成员去澄清各自作为精神分析师的基本假设”[15]47。其次，它决定了英国精神分析的发展格局，保证了学会的稳定。学会在“科学大讨论”后仍保持生机，直接得益于能够维持权益平衡的三“组”鼎立的结构。最后，它潜在地促使思维传统的转向，即开始强调容忍、重视不同派系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共存[8]181。学会开始包容各种差异与冲突，从而能够继续作为一个整合体发挥作用。Isaacs曾宣称：“倘若所有真理都是共享且公认的，假如没有任何群体的工作者声称独具最正确的真理，那么谁发现何种真理便不重要，所有关于‘克莱因学派的和‘弗洛伊德学派的废话都应被抛弃。科学自由允许反抗和争论新发现或新理论的细节，同时也有义务包容错误并承认任何观点的改变。”[9]87这种对待科学的自由态度及对新事物的包容性与开放性，是英国精神分析在二战后获得继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二）对世界精神分析运动的影响

“科学大讨论”拨开了盘旋在精神分析上空的迷雾，澄清了精神分析的不同发展路线，扩展了精神分析的研究范围，促使全世界精神分析局势发生转变。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自我心理学成为国际精神分析的主流。Anna继承并发展了Freud关于自我的思想，赋予自我合法的地位，为自我心理学的建立搭建了过渡性的桥梁。随后，“自我心理学之父”H. Hartmann将自我从伊底中脱离出来，使自我成为一个独立的心理实体，正式建立自我心理学的理论体系。“科学大讨论”之后，除Anna在英国继续推广自我心理学之外，自我心理学思想在美国也快速发展并广泛传播。实际上，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自我心理学已随着Hartmann、R. Spitz、M. Mahler、E. Jacobson、E. Erikson等西迁而转移至美洲，并逐渐深植于这片新“沃土”。上述自我心理学家都致力于探究婴儿自我的发生、发展，并提出各自独特的自我发展理论。精神分析逐渐在美国形成一个新中心，且深受Anna的影响，“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精神分析界的主流思想体系仍是弗洛伊德派的自我心理学”。[16]107可见，在“科学大讨论”之后，自我心理学在国际精神分析学界处于领导地位[17]27，代表着Freud之后精神分析运动的正统发展[4]导言。

第二，客体关系精神分析的兴盛与传播。“科学大讨论”是一场关于“驱力”与“关系”的争论，它直接促使精神分析客体关系学派的诞生，推动精神分析由经典驱力范式向Klein的内部客体关系范式、Winnicott的亲子关系范式和R. Fairbairn的纯粹客体关系范式的转变。20世纪70年代后，英国的客体关系思想传播至美洲以及世界各地，深刻影响了全世界的精神分析，尤其是对北美的精神分析产生重大效应。[18]105其中，最早受影响的是O. Kernberg和H. Kohut。美国当代著名作家J. Malcolm指出，Winnicott、Fairbairn和Balint等客体关系学家先行预设了Kohut和Kernberg的观点[19]5、136。Kernberg将驱力理论、客体关系理论和自我心理学的发展观加以整合，提出一种整合性的客体关系模式。Kohut强调自体，创立了自体心理学，但它实际上是客体关系模式的新发展，是精神分析内部发展中的新理论模式。[20]84此外，S. Mitchell摒弃了驱力模型，试图建立一种具有广泛包容性的关系模型，进而提出其整合性关系理论。可见，原先传统的驱力模式、自我模式、客体关系模式和自体心理学模式的对立经由Kernberg、Kohut、Mitchell等人的努力走向整合。

第三，兒童精神分析学的创立与发展。“科学大讨论”确立了将儿童纳入精神分析的患者范畴，直接促使儿童精神分析的快速发展，使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标志是Anna与Hartmann等人于1945年创办《儿童精神分析年鉴》。在此之后，自我心理学家和客体关系理论家都重视对儿童，尤其是婴儿早期心理发展的探究，并提出诸多颇具价值、创造力和影响力的观点。例如，Spitz结合临床观察法和实验法重点探究生命第一年的心理发展，以“心理组织者”描述婴儿的心理结构;Winnicott基于“够好的母亲”“促进性环境”和“过渡性客体”等概念建构其儿童心理发展观;J. Bowlby通过母爱剥夺实验提出其独创性的依恋理论。此外，儿童精神分析在“科学大讨论”之后还广泛传播至欧洲（如法国）、北美洲（如美国）和南美洲（如阿根廷）等，正如郭本禹等指出：“自1945年之后，儿童精神分析在世界各地普遍开花结果，得到广泛发展。”[21]13

（三）评价与启迪

历史是由鲜活的人物与生动的事件共同组成，历史发展与前进的车轮离不开由历史人物和事件铺垫的轨道。在某种程度上，精神分析的历史就是一部关于精神分析的人物和精神分析内部各派系斗争的历史，其发展离不开精神分析学者以及学派之间思想的碰撞与辩论、批判与反思。“科学大讨论”发生于一个战乱流离的年代，被讽刺为“更多的是冲突而非讨论”。[22]244然而，它虽威胁精神分析家族的统一性，甚至几乎毁灭了20世纪40年代的英国精神分析研究所，正如Klein在给Winnicott的书信中写道：“它（精神分析研究所）不再是原先的样子了，这是一场灾难！”[7]21表面上似乎阻碍了英国精神分析的发展进程;但它无疑是精神分析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段极具震撼且富有创意的事件”[2]29，为精神分析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英国乃至世界精神分析的发展都得益于这场争论，它不仅决定着英国精神分析的命运，预测出后续英国精神分析的兴趣所在[13]27;更是整个精神分析运动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片段，推动精神分析研究范式的转变，成为精神分析内部路径中自我与客体关系取向的分水岭，且争论期间对潜意识幻想、本能等核心概念和理论的澄清对当今世界精神分析的发展仍具有重要意义。犹如Steiner所言：“‘科学大讨论期间所争论的问题，以及英国精神分析学会培训委员会提出的解决方案，仍然是当前的一种思维源泉。”[12]60“科学大讨论”是“一个成功尝试通过解释性的对话和不同观点间的比较、以一种创造性和宽容的方式容纳极大的紧张和争论的重要实例”。[12]67或许，重视不同的理论、技术或临床方法，尽可能地包容和接纳新的观点和研究领域，而非从精神分析理论的角度出发，过于强调或抽象地讨论孰是孰非，才是这场“科学大讨论”的应有之义，更是未来精神分析可持续发展的正确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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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钱果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