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探索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中国共产党探索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连接着各族人民共有的历史记忆，是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的根脉，各族人民必须牢固树立这一意识。以下是达达文档网分享的内容，欢迎阅读与借鉴。

　　一问题的提出

　　当今世界存在数千个民族单元，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生存并发展，必然存在各种各样的民族问题。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不论是民族国家之间的民族交往交流或矛盾冲突，还是多民族国家内部或移民浪潮下民族国家内不同民族的共生共存或权益争端，都是民族与民族、民族与阶级、民族与国家三大关系中各种复杂的民族问题的现实反映。各民族国家都处在探索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上。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经历了探索的历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本原理与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和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其中的重要创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虽未明确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概念，但是中华民族在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过程中已经汇聚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统一体，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已经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不断解决不同时期民族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中国共产党如何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学界较少从解决民族问题的视角探索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本文从民族与民族、民族与阶级、民族与国家“三个关系“为切入点，从正确处理“三个关系“的认知和实践出发，阐释中国共产党探索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与实践，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借鉴。

　　二正确处理民族与民族的关系，奠定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前提基础

　　（一）深化对“中华民族“的认知，厘清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1902年梁启超正式提出“中华民族“一词，但长期以来，人们在具体运用“中华民族“一词时较为含糊，有时特指汉族，有时又指称为中国的所有民族。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认知也有一个过程。党的二大通过的决议案第一次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当时，“中华民族“的概念指向的是汉族。此后，在中国共产党的相关文献中，“中国民族““中国各民族““中国境内各民族“与“中华民族“长期并用，“中国民族“的使用频率远远高于“中华民族“。到了抗战时期，作为较早系统研究民族问题的中国共产党人杨松在其1938年发表的《论民族》一文中有时指出“中华民族“代表了中国境内各民族，有时又说“中华民族“是各民族的核心，中国境内还存在少数民族。在杨松的表述中，对外，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各族人民的统一称谓；对内，中华民族仍是指汉族，说明其对“中华民族“概念的认识在当时有一定的代表性。1939年毛泽东发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其中专门设立一节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和特点。毛泽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充分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与现实国情，指出：“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他还进一步阐明了中华民族的含义以及中华民族与各民族、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概括起来有四层含义：一是“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二是中华民族是由汉、满、蒙、回等各民族共同组成的。中华民族是整体，各民族是这一整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分割；三是中华民族代表各民族的共同利益，各民族之间是命运与共的关系。“结合而成“生动地概括了各民族“合“于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各民族作为“共同祖国的同胞，是生死存亡利害一致的“；四是各民族都是平等的关系，“他们赞成平等的结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中华民族的概念是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的首要内容，也是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与民族之间关系的重要突破口。中国共产党阐释中华民族的概念，充分认识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特性。既厘清了中华民族的结构层次，明晰了中华民族与各民族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和各民族之间命运与共、不可分离的关系；还遵从了民族的发展规律，尊重中华民族的多元性，把握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史和现实国情，突出了中华民族的一体性。这为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理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制定实施民族平等团结政策，进一步加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建立良好的民族关系作为基础，民族政策是保障各民族权利、调节族际关系的政治资源，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有利于形成良好的民族关系，促进各族人民在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并培育出良好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并实施民族平等团结政策，逐步构建起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推动实行少数民族与汉族平等的政治权利，为构建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提供政治前提。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注意实行少数民族与汉族平等的政治权利。大革命时期，通过成立没有民族界限的工会、农民协会明确了各民族平等的政治权利；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则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宪法大纲草案确定了各民族拥有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政治权利。“在苏维埃政权之下，凡选举权，被选举权以及一切法律命令等对于劳动者不分男女，不分种族（如汉，满，蒙，回，藏，苗，黎以及高丽，安南等族）不分宗教的信仰，都是一律平等地看待。“抗战时期在陕甘宁边区政府进一步实施：“凡居住边区境内之人民，年满十八岁，不分阶级、党派、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与文化程度的差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同时，为保证少数民族充分行使参政议政权利，对少数民族特别予以优待，即在少数民族人数较少地区可以进行单独的民主选举，且不受选举单位限制等；在国民参政会中增加少数民族参政员，在蒙古地方组织国民参议会，在有少数民族居住的省、市、县的国民参议会中增加少数民族议席。此外，在多民族杂居地方，设置少数民族人员组成的委员会或设立民族事务科管理相应事务，调节民族关系，促进民族团结。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和改造阶级成分等方式继续落实各民族人民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等政治权利等等。这些举措不仅落实了各民族平等的政治地位，还打破并逐步消除了民族隔阂，改善了民族关系。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和扶助改善民生，为构建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创造物质条件。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经济利益问题已有初步认识。1925年中共中央召开会议特别强调党要重视在少数民族中展开工作，指出少数民族的“经济利益和文化上、民族上的问题，都有相互的关系“，因此，在发动边境工农革命时，不仅要注意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民族意识、文化特点、政治权利，更要重视其经济利益。在之后的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秉承了这一理念，采取各种措施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扶助改善民生，维护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权利。如采取“扶助并发展回族农业手工业生产““扶助蒙古人民改进畜牧生产“，针对民族地区特点，开办“毛织皮革工厂“等发展民族手工业，举办实利回民、蒙民的生产消费合作事业与信用贷款，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生产，提高经济生活。同时，政府拨款救济农村和牧人，针对移民和难民，通过调剂公田荒田或伙种、发放救济粮救济款、开设低息贷款等方式帮助恢复生产。为了提高群众生活，还废除苛捐杂税和高利贷，限制剥削，征收累进税。此外，实行贸易优惠政策，促进民族之间的互市贸易，有效促进了经济发展，满足了人民生活的需求。这些举措不仅满足了少数民族发展的需要，还促进了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加深了各民族在经济上互相依存的程度。发展民族文化教育，为构建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打牢文化根基。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少数民族文化上较为落后，就提出了要开办少数民族的简易学校，帮助少数民族提高文化程度。到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普遍实施国民教育，设立各级学校，普及文化教育，并给予少数民族享有选择语言、文字和学校的权利。如陕甘宁边区政府曾在定边县开设一所抗日回蒙学校，课程使用回、蒙文字。同时，通过设立民族班，筹建民族学院，帮助培养少数民族青年。自1937年开始，中央党校开设少数民族班，招收藏族、彝族和苗族等青年参加学习。1939年，中央党校开设了回民干部训练班，培养30余名少数民族干部。1941年7月开始筹建延安民族学院，一开学即招收了300多名各族青年。此外，还通过举办冬学、夜校、识字组、半日校等方式推进社会教育。在解放战争时期，党在继续实施支持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相关措施的基础上，推进学习研究少数民族历史等等。这些举措不仅逐步提高了全民族的文化水平，加强了政治宣传，还充分尊重民族特点，关照了民族情感，促进了文化上的平等交流与相互借鉴。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为构建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奠定社会基础。在长征中，中国共产党深入接触少数民族，深刻认识到少数民族存在着根深蒂固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强调不仅要在宣传上重视少数民族有保存风俗、信教的自由，而且在交往中绝对遵从少数民族群众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如在回民地区不擅入清真寺、不损毁回民经典、不借用回民用具、不在回民地区吃猪肉、猪油等。在此基础上，在各民族遵守人民政府法律前提下，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推进宗教信仰自由的相关政策。反对和禁止污蔑和轻视宗教的言论行动，不动宗教土地，帮助修建宗教庙宇等。在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更是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均有“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这些举措不仅真正做到将宗教信仰作为团结信教民族的旗帜，避免民族偏见和歧视，还团结了信教群众，增进了民族互信。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定和实施民族平等团结政策，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方面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并在各民族团结一致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革命中唤醒中华民族意识，加强了各族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基础逐步牢固。

　　三正确处理民族与阶级的关系，夯实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基底

　　（一）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认清民族与阶级的关系民族和阶级是两种不同的人们共同体，但二者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在阶级社会，民族由从属于不同阶级的人们组成，民族问题的存在和发展与阶级存在联系紧密。马克思指出：“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民族与阶级之间的关系，强调阶级对立是民族矛盾产生的社会因素之一。在封建王朝时代，阶级矛盾无法调和，民族问题以阶级斗争的形式呈现。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成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民族矛盾超越阶级矛盾成为中国革命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探索领导中华民族解放的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分析民族与阶级的关系，从民族与阶级的双重视角分析和解决中国社会的种种矛盾。一方面，从阶级视角出发，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透彻分析，指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与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正确认识了社会主要矛盾。另一方面，从民族视角出发，透过社会的主要矛盾深入分析民族问题，解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三重民族矛盾交织的特点。在对外民族关系上，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在对内各民族关系上，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关系不断激化，而且少数民族之间也存在各种历史积怨和利益争端；在单一民族内部关系上，民族上层对下层群众的压迫和剥削导致民族内部的矛盾一直存在。可见，民族矛盾作为社会矛盾在民族问题上的反映，必然是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的统一。中国共产党在分析并处理民族与阶级并存相交关系问题时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和灵活的策略。增强中华民族认同是中国共产党传播和践行中华民族观的重要目标，也是认清和正确处理民族与阶级关系的关键因素。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过程中，始终围绕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目标，深刻把握中华民族的各民族、各阶级都有参加民族解放运动、实现民族独立的这一普遍的共同诉求。从阶级分析着手，在各民族中把压迫民族中的反动统治阶级和人民大众区别开，把本民族的反动统治阶级同人民大众区别开，并在领导民族解放运动中教育各族人民，帮助唤醒各族人民的阶级意识，为各民族的联合创造了条件。面对中华民族内部纷乱的民族矛盾，中国共产党考虑到民族问题的特殊性，暂缓或谨慎发起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以民族大义凝聚各族人民共识，不断突破各民族之间的壁垒，建立巩固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中华民族空前的大团结，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夯实中华民族认同基底。

　　（二）建立和巩固民族统一战线，增进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认同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先需要实现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各族人民是否认同中华民族这一族属身份直接影响对各民族命运与共的认识。而统一战线是基于共同利益使得各民族联成一体的重要策略。即它在民族层面以民族平等求得民族团结，并以团结民族上层为突破口深入接触和发动少数民族群众，并教育少数民族群众以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为先；在阶级层面以国家整体利益为先统筹协调各阶级不同的具体利益。可以说，建立和巩固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探索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实践。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巩固过程与凝聚中华民族共识的过程同步，它建立在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基础之上，并不断扩大和巩固；在中华民族存亡绝续的关头，中国共产党领导各阶级、各民族达成团结一致、抗日建国的共识，建立根本利益一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赴国难；在解放战争时期，又“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共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以中华民族作为社会动员的宣传话语传布中华民族意识，并通过共同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国内统治阶级反动统治以维护国家统一的斗争实践不断增强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在建立和巩固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宣传和社会动员中，中华民族观的传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共产党从“国家、国民和民族三重语义“向各族人民传播了“中华民族“这一话语。一方面，受现代民族概念的传播和西方民族国家建设的影响，自中共二大开始，党从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命运的角度提出“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中华民族危亡“等，实际上就是将中华民族与国家画上等号，以激发爱国主义情感在各族人民中普及“中华民族“这一话语。另一方面，随着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1937年毛泽东撰文强调：“只要四亿五千万同胞一齐努力，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在这里，把中华民族与全体国民画上等号，促使各族人民逐步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对外而言的共有族称。1938年4月由少数民族人士组成的“蒙藏回族慰劳抗战将士团“发布“敬告全国抗战将士书“，宣称：“汉满蒙回藏各民族，同为组成中华民族的份子“；同年六七月爱国藏族人士在慰劳前线将士书中明确说明“中华民族是由我汉、满、蒙、回、藏及其他各民族结合而成的整个大国族“。由此可见，“中华民族“整体观念在抗战时期得到空前强化。再一方面，1939年毛泽东从民族语义上阐释了中华民族，并从历史文化发展的角度阐明了中华民族与各民族的渊源，为各民族实现中华民族整体自觉和一体认同提供了有力支撑。自此，“中华民族“这一话语得到进一步传播，且深入人心。在建立和巩固民族统一战线的革命斗争中，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得到强化。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所有的阶级斗争都服务于中华民族的对外自决。各民族在认清帝国主义以各种方式挑拨民族感情，激化民族矛盾，挑起民族仇杀，灭亡中国的图谋后与之作坚决的斗争，这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最直观的认识和实践。然而，在统一战线内部，民族压迫和阶级对立并存，如毛泽东所指出“我们所反对的，只是敌人和坚决的投降分子、反共分子，对其他一切人，都要认真地团结他们“。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族在与本国和本民族的封建顽固势力做坚决斗争的同时，与统治阶级和民族上层建立联系，采取反帝的一致行动，实现各阶级、各民族的团结。同时，帮助少数民族认识到其民族解放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从而将少数民族解放运动与中国革命联成一体，并教育各族人民为了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必须将其民族的局部利益置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之下，从而维护了民族团结，进一步增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灵活运用统一战线策略，通过建立和巩固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不断推进中华民族话语体系的传播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基底逐步夯实。

　　四正确处理民族与国家的关系，筑牢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基石

　　（一）辩证看待和运用民族主义思想，探索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民族与国家是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民族主义将二者牢牢捆绑在一起，生成民族国家作为实现政治诉求的载体。那么，民族主义是如何推动民族国家生成的呢?现代民族在民族生活中有意识地通过民族运动创建民族国家。即通过创建新的单一民族国家或在已有的国家框架内进行族际整合以生成共同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的方式来推动民族国家的创建，并通过共同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来消弭差异性以维护民族国家内部的团结统一。尽管民族主义在族际政治整合上具有积极意义，但也正是它与国家政治互相裹挟的关系，其工具性价值因掌控者的不同而体现双重性质。正如列宁所说，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应被区别看待。压迫民族利用民族主义打着维护民族国家利益的旗帜，以“优等民族“自居，压迫其他民族，包括国内各民族，实际上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这种民族主义建立在剥夺其他民族权益的基础上，具有极大危害性。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为了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而使用的有力武器。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结合中国实际辩证地认识和运用民族主义，积极探索民族与国家并行发展的关系。“中华民族的发展是与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发展过程相联系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是多民族交融汇聚而成的，统一的中国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和巩固的。一方面，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并运用民族主义的政治动员作用，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提出建设自由平等国家的目标，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以爱国主义精神修正民族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独立与解放。另一方面，在深刻把握历史原因造成的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基础上认清帝国主义国家扶植建立“伪满洲国““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伪回教总会“等分裂中国的图谋，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以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消解“两种民族主义“，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的核心要义，也是探索和正确处理民族与国家之间关系的重要举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首先就是要推动中华民族的政治共同体建设，即探索构建民族国家。国家是民族根本利益的最高代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不仅不能维护国内各民族根本利益，而且还成为民族压迫的推手。中国共产党在探索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成功探索“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路径，这是尊重历史和人民意愿、立足现实和民族实际而做出的正确选择，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筑牢政治基石。

　　（二）成功探索民族区域自治，建立正确处理民族与国家关系的制度路径，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政治制度基础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强大的政治力量作为保障。多民族国家要凝聚强大的政治力量必须进行族际政治整合，即在实现各民族自治权利的前提下共建统一国家。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从政治层面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对实现少数民族自治权利经历了从不成熟到成熟的探索。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实际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其对中华民族的发展特点和整体认知不充分，对解决民族问题考虑还不成熟，办法也不多，因此，在党的二大、三大以及土地革命初期的纲领、政策的制定中基本上是照搬俄国的经验，提出了实行民族自治，建立联邦制共和国的设想。但这种设想并不符合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在中国革命的阶级与阶级、阶级与民族、阶级与国家三大关系的视角下，其既不利于中国共产党分清敌我，团结真正的朋友，又极易被帝国主义所利用，给其以分裂中国的口实。因此，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以及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处理民族问题上日渐成熟，特别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而国内的阶级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以后，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情况，开始探索以民族自治和区域自治两种方式实现少数民族自治权利。1936年在《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在回汉杂居的乡或区建立混合政府，即实行区域自治；在回族单独聚居的乡或村建立回民自治政府，即实行民族自治。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其性质是在统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领导下的县级民族自治政权。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尝试将民族区域自治付诸实践，为之后民族自治的探索指明了方向并提供了实践经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对少数民族也特别强调提出要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少数民族，在民族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将民族自治作为了一个原则性的规定，说明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民族的解放层面更加强调了民族独立的意涵。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中宣传实行民族主义，指明对外求中华民族独立和对内实现民族平等就是最好的印证。此后，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设立了民族事务委员会，作为管理“边区境内回蒙各民族区域自治事宜“的机构，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实现少数民族自治权利的最佳方式。因此，1941年第二次陕甘宁边区普选后，中国共产党相继建立了新正县回民自治区、定边县回民自治区、曲子县三岔区回民自治乡等县、乡级自治政权。成立内蒙古自治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民族与国家关系的成功范例。1945年10月中共中央专门就内蒙古的工作方针给晋察冀中央局做出指示：“对内蒙的基本方针，在目前是实行区域自治“，并按照和平建国纲领采取慎重态度，推进建立地方自治政权。1947年《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古自治问题的指示》中原则上同意召开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统一的民族自治政府，但强调内蒙古自治政府是中国民主联合政府的一部分。因此，1947年5月成立的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在民族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上，既否定了民族分裂主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又着力在旧的多民族国家框架下创建一个尊重民族差异和赋予各民族平等权利的中华民族的统一国家，通过采取民族区域自治的方式继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中国共产党在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过程中守正创新，以民族区域自治有效地处理“多元“与“一体“的关系问题基础上，构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实体依托和政治制度保障。

　　五结论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连接着各族人民共有的历史记忆，是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的根脉，各族人民必须牢固树立这一意识。然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在解决发展变化的民族问题的过程中逐渐积聚并培育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抓牢“民族与民族““民族与阶级““民族与国家“三个关系，在正确认识和处理“三个关系“的过程中，逐步夯实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基础、认同基底和政治基石。尽管时代背景发生变化，但这一探索仍可为新时代围绕发展变化的“三个关系“问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借鉴。一是把握好民族外部因素，激活民族内部因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帝国主义的侵略直接助推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凝聚因素未能得以全面激活。新时代的民族工作面临着新形势和新挑战，更要从处理“民族与民族“关系问题上把握外部维度的因素，激活内部维度的因素。对外，以促进世界各民族共同发展为目标，与其他民族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各民族创设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对内，以促进中华民族与各民族共生发展为目标，在求同存异原则下，促进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为各民族创造深度交融的条件。同时，在新时代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进一步激活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历史基因，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领建设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强、命运更加紧密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二是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激发各族人民的主体作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正确处理“民族与阶级“关系的基础上，充分凝聚作为主体的各族人民的力量，在探索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充分发挥了核心主导作用。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需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处理好民族与各阶层的关系问题，即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下，以人民为中心，促使各民族携手迈向共同富裕和共建共有精神家园。中国共产党必须在缩小各民族发展差距，满足各族人民的利益诉求的同时，领导各族人民建设共有精神家园，增强文化认同。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各族人民的主体作用，主动融入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三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维护国家统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族共建统一国家，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形成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民主政治模式。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要从“民族与国家“关系问题出发，坚决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效保障各民族人民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和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履行公民的法律义务，促进各民族在祖国大家庭中勠力同心，守望相助，在巩固国家统一、边防稳固和各民族团结的前提下，共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强国，共圆中华民族复兴之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