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告别论错在哪里 何种革命?如何告别?
时间：2019-02-05 04:29:4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就其在中文经典中的用法而言，除了暗含的儒家王道理想所赋予的道德意味之外，“革命”实仅指最高政治权力的易手，即所谓“汤武革命”。从古人的视角看，商汤代夏，武王克纣，乃是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道德性天命（“命”）在异姓之间的转换（“革”）；以今人视角观之，则既无统治方式的变化（都是父子/兄弟相传的王制），也无统治阶级的变换（都是奴隶和土地所有者的国家）。简言之，除了权力的易手，“革命”在中文中本来并不带有其他的政治色彩，更没有经济、社会色彩。
传统中国对于“革命”的这种极为纯粹的理解，直到西方来临之前没有大的变化，而西方的“革命”论述，则是和他们独特的、由前现代向现代性转换的历史（大致在16~18世纪）紧密相关的。1789年的法国，是此前三个世纪所缓慢发生于西欧的政治、思想和经济变革达致临界点的结果，她以一种令同时代人和后世都永远感到眩晕的方式，将民主、民族―国家、理性和资本主义等一举确立为新世界的原则。自大革命以来，西方有关“revolution”的讨论可谓汗牛充栋。由于“革命”所带来的西方生活的根本性变化，学者们自然不可能将其仅仅理解为权力、政治领域中的概念，而是将其理解为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总体性变革。在这一传统中，出版于1979年的斯考切波(Skocpol)的《国家与社会革命》，仍然是最晚近的一本经典性著作，其中她着重考察了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和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并明确指出这样选择的原因就是她确信这三场革命都带来了总体性变革。
不过这种将革命理解为政治、经济、社会等的总体变革的强大传统也不是没有其西方内部的批评者。阿伦特出版于1965年的《论革命》将法国大革命和稍早的美国革命作了对比，并断言由于法国底层民众的贫穷，法国革命在其爆发之后旋即陷入到经济分配的纠缠之中，没能集中于新型政治的构建，因而政治事实上从法国革命中隐身不见。而在新大陆，由于普遍的（至少是白人自耕农和小所有者阶层以上）的富裕，革命者在独立战争爆发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都聚精会神于政治权力的构建，才给人类贡献了美国宪政这个宝贵的政治资产和美国制宪这个同样宝贵的政治经验。
至此，我们从对中西传统极为疏略的选择性解读中，已经可以总结出一个革命的类型学框架。首先，是最为纯粹的“权力革命”，以“汤武革命”为模本，除了最高权力的易手，没有其他的政治和经济、社会变革。其二，是“政治革命”，以阿伦特所理解的美国革命为模本，不仅有权力的易手，还有新型权力关系和政治原则的确立。其三，是“社会革命”，以法国大革命为模本，可以理解为既定的人类共同体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全面变革。
权力，更准确地说权力的易手，显然是贯穿于全部三种革命类型的一个关键因素。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纯粹的权力革命中，权力的易手，也不是指权力的合规性的继承（如父死子继），也不仅仅是统治集团内部争斗的结果而已（如宫廷政变）；而是指统治权力在不同集团之间的转换，其最经典的例子当然是古代异姓、异族之间的替代。而在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中，权力的易手，则总是和政治原则（如民主还是专制）乃至经济（最突出的是所有权或所有制的变化）、社会的结构性转变（各阶级相对位置的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基于此，我们还可以把不涉及权力易手，但关乎共同体其他重大政治和经济社会变革的努力，一律称之为“改良”。这样，以权力为界，我们就得出了革命和改良的两分法（dichotomy）。下面我们将通过这样一个框架来观察现代中国的三场革命，即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
从改良到政治革命到社会革命
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都可视为旧王朝下传统士大夫的改良主义运动。洋务运动集中于所谓的器物层面，力图通过追求船坚炮利来谋得旧秩序（不仅仅是王朝）的延续；而戊戌变法则集中于所谓的制度层面，力图通过经济（开矿修路）、政治（立议会）乃至文化（废科举兴学校）等制度层面的改革来谋得民族的富强。二者都不主张权力的易手（虽然康梁的一些言论，特别是混满汉、立议会，有更新政治原则的潜在可能），因此都不具备革命的品格和特征。
辛亥革命的爆发，正如本期高全喜和秋风两位的文章所论述的，和原本支持改良的立宪派官绅的突然失望有莫大关联。即使那拉氏残酷地镇压了变法，作为当时政治光谱上的中间派（也是多数派）的立宪派，在戊戌后十年中仍然选择相信朝廷“自主革新”的各项事业，可以说国内主流政治势力是原谅或忽视清廷手上的改革派之血的。但到了宣统年间，以“皇族内阁”为标志，统治集团的保守派却发出了玩弄立宪、终止政治改革的信号。一时海内舆论大哗，民心思变实决断于此时。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随机事件的武昌起义，在远没有足够威胁清廷统治的军事力量的情况下，迅速传染全国，立宪派纷纷加入革命派阵营，清廷统治遂灰飞烟灭。
皇帝退位和大总统的就职，其象征的不仅是权力的易手（从原保守派和立宪派联盟手中转到立宪派和革命派联盟的手中），还有一般政治原则由皇帝专制向民主共和的嬗变。与此同时，辛亥革命并没有主张和导致所有制的变革（私有制完好无损）、所有权的变化（个体的盛衰自然免不了，但是没有整体性的穷人变富或富人变穷）或是阶级相对位置的变易（鲁迅所说的“带兵的还是老把总”）。从这几方面综合来说，辛亥是一场标准的政治革命，而不是一场权力革命，也不是一场社会革命。
辛亥的权力易手显然是不稳定的。这种不稳定不是说早前被夺了权的保守派/满蒙权贵又翻了身，而是如本期秋风的文章所言，新统治联盟的主体――士绅阶层――并未稳固地掌握权力，将权力失于军阀。军阀一度取代平民政治家的原因相当复杂，显然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围，但是指出一点是很重要的，即民初的军阀政治是洪杨动乱之际，清廷不得不以团练应对的后遗症，而不是辛亥所引发的新疾患。此前上溯1000年，直到唐末藩镇时期我们才能在中国历史上找到又一个军阀政治的实例。中国正统的政治格局是没有军阀政治的地位的。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后的近1000年可视为这一点的力证。只是到了洪杨之乱，才在正统政治格局的危机下，再次出现了“但知有大帅，不知有皇帝”的个人化军队效忠，和曾、左、李以及后来的袁世凯等能臣有能力在朝廷关饷之外事实上自筹军费的财政和行政可能。而没有军队对特定个人的忠诚以及享有效忠的个人的巨大的筹款能力，是不可能有军阀政治出现的。而清末这种军事权力的军阀化，当然不是辛亥革命所造成的；恰恰相反，是辛亥革命的政治建设不够成功或者尚来不及成功（当然不排除袁世凯个人的因素），使得清末以来的军阀化倾向在民初的17年里成为现实。换言之，是军阀破坏了革命，而不是革命导致了军阀。这一结论在今天也有思考价值。
作为权力革命的辛亥，失败了一半；作为政治革命的辛亥，其道义地位和象征性力量却没有受到损伤。1924年~1927年的国民革命，既是对军阀政治的讨伐，也是对辛亥革命的民主共和原则的回归。当然这需要一点解释。
国民革命作为一次权力革命应当是毫无疑问的。经过北伐战争，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新派势力取代了直系、皖系以及两广、西南军阀等统治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旧军阀。但是国民革命仍然不是一场社会革命。在经济层面上，南京国民政府的方略的确强调一定程度上的国营事业（特别是重化工业方面），但是基本的私有制度和市场体系并没有受到冲击。在社会层面上，各阶级整体的相对财富和权力也都没有产生变化。虽然由于和共产党的联盟，国民革命曾一度激发底层阶级的希望和欲望；但是随着革命主导权在1927年年中清党运动和“宁汉合流”之后的重回社会的中上阶层，这种可能性被相当有效地排除了。因此，从社会革命的角度看，国民革命显然没有背叛辛亥革命的传统。
那么，国民革命之后建立起来的国民党威权统治是不是对辛亥革命的民主共和原则的背叛？从很多方面说，的确如此。不仅国民党统治时期广泛存在着秘密警察和类法西斯主义的蓝衣社等组织，国民政府的领袖蒋介石也长期存有法西斯主义的情结，而且直到1948年行宪之前，国民政府的统治正当性（legitimacy）并未通过“在选举中经被统治者同意”的程序性和实质性的验证。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在确认国民党政权威权本质的同时，也看到该党所信奉的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原则、大致依循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部曲所规划的民主化路线图，以及1948年行宪、1987年解严、2000年在自由选举中完成政党轮替且和平交权等一系列事实，则我们不是没有理由相信国民政府在1928年成立之初所宣示的建成宪政、还政于民的承诺的真诚性。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无法（可能也不想）抛弃民权主义原则的政党的威权统治，不被简单地直接归入反民主的行列之中。
总之，本文认为，国民革命并未背弃辛亥革命的民主共和原则，而是在当时确实存在的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建立了一个将民主许诺在远期的威权政府。这种许诺在此后的发展中，在国民党自身和该党以外的各种势力互相作用下，逐渐在1948年的全中国和2000年的台湾得到初步和完全的实现。而这些发展变迁，特别是国民党在自身仍占优势地位时所释放出的顺应之意，使得我们有理由相信国民革命奉行的仍是民主共和的理念，但将其悬置而已。从此角度来看，国民革命仍是作为政治革命的辛亥的延伸或回归。
相形而言，国民革命是对民主的悬置和未来化，是对专制的手段化。如果说，国民革命和辛亥革命在政治革命的维度上同奉民主共和的原则，那么共产革命显然完成了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政治原则的确立。与此同时，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完成了所有制的制度变革和所有权的事实转移。私有制变为了国有制，而当时中国最大的财产――土地，则在不到10年内就完成了从地主到农民再到国家的两次转移。传统的权力、财富和知识所有者的地位被整体性地颠覆，代之而起的是这个社会上本来最没有地位、金钱和知识的底层分子。共产革命，如其字面意义，是一次不折不扣的社会革命。
告别革命？
1980年代以来，“告别革命论”形成一种潜在的精神氛围。但哪里有“革命”可以告别？笤帚再大，无尘可扫。虽然如此，“告别者”仍然不惮将他们的历史耙子伸到中国近代以来的一切革命之上。革命应该告别么？每种革命都应该告别么？
在过去的60年里，官方所建构的“近现代中国史”乃是一个从1840年起就不断沉沦直到1949年的拯救来临的历史。1840年的确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节点，但换一个眼光来看，从1864年洪杨之乱平息至1945年的历史，倒可以视作一个不断震荡上行的区间。从1864年时的满目疮痍，精华尽毁，以及国人对于西方先进知识和制度总体上的无知和拒斥开始，历经曾左李、康梁、孙黄的不懈努力直到蒋介石领导的国民革命和抗战胜利，中国人在这80年里逐渐从半殖民地社会变为独立自主的战后五强之一；现代技术和现代经济的基础逐步确立；社会没有断层或原子化，而同时新型的企业家和城市中产者已经出现，并开始创造出充满活力的社会文化；知识界于世情滔滔之中维斯文于不坠，传统不断而西学日深，战时西南联大的毕业生已经可以在十余年之内拿到诺贝尔奖；最重要的是，经历辛亥、北伐和抗战的磨砺，国人已经广泛具有了践行民主共和制度的能力和愿望。敢于触碰核心的权力问题，建立全新政治原则的政治革命，使得这80年期间国人在经济、文化和社会诸领域所做的努力能够得到日渐完善的保护和鼓励。如今中国在拥有一些经济财富的时候，最应该反思当下的文化成就、道德心态和制度建设。
我们应该注意到，革命和改良之分绝不带有任何的道义（moral）差别。类似地，作为区分变革猛烈程度的“激进”（经常但不总是和革命相连）和“渐进”（同样，经常但不总是和改良相连），也仅是描述性的，而不带有内在的高下之分。革命和改良哪个一定会带来正直善良之辈所不乐见的流血，没有任何确定性：辛亥流的血不能算多，戊戌流的血不能算少。告别革命，在特定的语境和情境下，可以成为维护消极保守的宣言。而这样的宣言者其实才真的有必要想想自己所必须面对的全部政治和道义悲剧。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