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格尔街和“我们的胡同”

我有位老同学，在南方某高校当头儿，一来沈阳公干，晚间我就要在酒馆等他，或者他在宾馆等我。我们谈完官场的事，一定要再谈谈小说，就着酒和茶。他官运不错，却一直保持读小说的习惯，读得还不算少，趣味也没坏掉。这是我们友谊万古长青的原因之一。但不知米兰·昆德拉哪地方惹着了他，他对老米可不怎么待见。他说过不止一次：捷克才多大地方？能出什么特了不起的小说？捷克国土面积是小了点，不到八万平方公里，没超过他效力省份面积的零头。可里尔克和卡夫卡也是在那儿出生的，还有个讽刺小说家哈谢克，都没来得及写完的《好兵帅克》仍名满天下，被译成六十多种语言和文字。

对温度曾经过高的“昆德拉热”适当降温是对的，王朔列了个“我讨厌的词”黑名单，人名中就有“昆德拉”，还有“博尔赫斯”“杜拉斯”“海德格尔”诸君。王朔嘲讽的其实是常把那些名字挂在嘴边的本土时髦人士，骂他们“装孙子”“沐猴而冠”。而昆德拉说来也够背运的了，据传他曾是诺奖的热门人选，那时苏联还没解体呢，东欧也还是“社会主义阵营”。可“苏东”一剧变，他渐渐地就没戏了。“苏联老大哥”若咬牙再挺上几年，让瑞典学院的评委们对东欧问题兴趣不减，那只奖杯说不定早被老米抱回家了。

老米的话题就到此为止，现在说说另一个“米”——米格尔街。这个“米”也曾令我眩惑，我那位官员老友的“国土面积与小说价值的正比关系说”，动摇了我对小说的判断力，我甚至养成每读一部小说都先查查作者属国面积的怪癖。他说得没错，美国的福克纳虽然一生只写“邮票”大点的家乡（“约克纳帕塔法”），但那枚小“邮票”可是贴在老大的“信封”（937.26万平方公里）上的。

直到有一天，我不可救药地喜爱上《米格尔街》后，才开始对我的朋友说不。2001年获诺奖的作家奈保尔，印度裔，后入英国籍。这两个国家的面积当然不算小了，尤其是印度，但奈保尔出生并在那儿度过童年的特立尼达，连捷克面积的十分之一都不到。那个加勒比海小岛国的全称叫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由特立尼达岛、多巴哥岛及若干更小的岛子构成，加在一起才五千多平方公里面积。还就是特立尼达稍大些，也不过四千多平方公里。昆德拉的那么小的捷克，仍相当于近二十个更小的奈保尔的特立尼达！

那又怎么样？花白胡子的奈保尔还是健步走进了诺奖的颁奖大厅。69岁得诺奖可不算大。好吧，不提获奖的俗事儿了，只提作品。奈保尔的著作太多了，近三十种，汉译本作品集封底折口处都快印不下了，只好用很小的字排出。我们读过他许多作品，对他的世界性见解、后殖民时代第三世界的生存状态和文化归属问题的深刻揭示、奇异的世相观感等早不陌生，而印象最深的还是他27岁时出版的《米格尔街》，文字那样简洁、利落，意味却又那样丰富、悠长。他笔下的垃圾车司机、注册会计、木匠、焰火师、拳击手、精神病患者、落魄诗人、前妓院老板、理发师、传教士的故事让你大笑也让你心酸，你笑那些可笑之人时会意识到自己也曾一样可笑过，你为他们心酸时又会为自己还能心存慈悲而高兴。米格尔街不止装着奈保尔一个人的童年，也装着我们的。米格尔街也是“我们的胡同”。

《米格尔街》仁慈地赋予我们一缕清新的空气，它让全世界的读者都眸子一亮地重回小街、小巷、大杂院的少年时光。而那只属于旧时代了，属于20世纪和之前的传统手工业或旧工业时代，平房、低矮建筑，慢节奏的老式生活，张家长李家短，多子女家庭少年们粗粝、野性的成长……也就是经典片《美国往事》那样的感觉。如果像今天这样，城市里的住房越来越多（到处是遮天蔽日的高层住宅楼），孩子却越来越少，又整天窝在教室里一声不响，怎么可能还会有米格尔街，和我们当年纵横交错的一条条喧闹的胡同？

我现在要说的胡同在沈阳城南，早年曾有过一个旧称，像是来自某个大户的姓氏，但沈阳市区地图上从没标注过。20世纪60年代后期，我们家搬到那里，住了近三年。此前的三四年里，我们住在离那儿不远处的一个独门独院里。

那条胡同里也有个“机械天才”，是位肥壮的大叔，烟酒都重，家里三代同堂，他有个小脚的娘，身材玲珑，却生了个那样肥壮的儿子，腰带像戏曲人物蟒袍外面的“玉带”。大叔上班的地方很远，可能是坐办公室的吧，否则就太不划算，可他最大的兴趣却在鼓捣机械上。那时一周只休息一天，大叔几乎都用来收拾他那辆自行车了，除非下雨或者冬天。整个胡同就没见过那么神气的车子，车圈锃光瓦亮，车身被打扮得花里胡哨热热闹闹，横梁和斜梁用紫红色大绒紧裹着，鞍座外面也套着紫红色外罩，外罩边缘的流苏金黄金黄！我们围观大叔修车时，我喜欢在亮如镜子的车圈上看变形的自己。星期天它也休息了，却被大叔像杂技团演员似的，玩一样倒着放在地上，鞍座下面垫着塑料布，旁边摆放着各种修车的家伙什儿，应有尽有。

米格尔街的“机械天才”哈库先生喜欢不停地修他那辆没毛病的小汽车，直到修出毛病。我们胡同的大叔也一样，总想方设法把他那辆九成新的自行车好歹修出点毛病来。他有三个兒子，无不觊觎那辆清高傲慢的自行车。那时候玩自行车比今天玩小汽车可酷多了，相当于玩私家直升机。但是大叔喝道：“把你们的脏手爪子拿开！”大叔没闺女，最小的儿子叫三儿，对自行车的兴趣之外还有个斗鸡的兴趣。他们家养了几只下蛋的母鸡，中间混杂着一只大公鸡，是从小一茬长大的，和母鸡们皆有青梅竹马之谊，翅膀长硬后，还兼任起护花使者。当然这事也是利弊各半，但总地看来，这只大公鸡的长处比短处更为突出：形象奇伟，器宇轩昂，积极报晓，音色醇厚，红冠似血，白羽胜雪……这些还都可以按下不表，更为人称道的是它斗遍八方无敌手。我们对这只大公鸡的倾慕甚至超过了大叔那辆自行车。

但是有个星期天，三儿紧紧抱着他的长胜爱鸡在家门口痛哭起来，那只渴望再创佳绩的大公鸡温顺而忧郁。三儿他爸爸，肥壮凶悍的大叔居然温柔得像个大婶，婆婆妈妈安抚着最小的儿子，而且破天荒头一回没修理他的宝贝自行车！我们弄明白了，三儿怀里的鸡中美男子死期已到。大叔那天实在是想吃鸡了，动这个心思已非一天两天，直拖到今日也算做到了仁至义尽。何况，一群喜欢攀比的母鸡里总留着一只仪表堂堂的大公鸡，会出现诸多麻烦。

那天的结局是这样的，三儿在大叔的循循善诱下，总算深明了大义，擦干眼泪将爱鸡双手交出。大叔则叫来他的两个哥哥，严令只准三儿一个人玩自行车直到天黑，谁都不得染指。这以外，晚饭的餐桌上，两只鸡大腿，大叔一只，三儿一只，事情就这样了结了。

下一个星期天，大叔照例津津有味地修他的爱车，并不时喝令儿子们“把脏手爪子拿开！”

米格尔街有渣男打老婆的（《乔治和他的粉红色房子》），也有高大的老婆把矮小的丈夫夹在腋下教训的（《焰火师》），我们胡同里的夫妻们倒还恩爱，但他们的孩子却常常打来打去。孩子们迷恋上拳脚，动不动就要操练一番，争个高低，北京管那叫“拔份儿”，我们叫“拔梗梗（念第二声）”。我们胡同的大“梗梗”都到外面打天下，在更广阔的江湖上玩火药枪，黑吃黑，从不骚扰本胡同父老。小一点的“梗梗”却内外兼修，也吃一吃窝边草。有一位一天在外面喝酒喝尽了兴，回胡同后赶上停电，一帮半大小子正在一块打闹，他不觉技痒，就在家门口练上了，把一个乡下新搬来的住户的儿子当了靶子。

那是个独生子，他爸爸是公家的木匠，挺倔，有点跛脚，他妈妈是农村妇女，矮小黝黑，嘴唇很厚很紫，前额上时常挤出几排很小的血点子。他底下还有一堆妹妹。即使他们不是外来户，也不是个强势的家庭。他很壮实但个头不高，梳着土里土气的分头，穿着没有制服罩着的对襟棉袄和家做布鞋，一天到晚总像个长女似的抱着他的小妹妹。他的口才就更不值一提，发不好L音，便又雪上加霜地得了个“大舌头”的雅号。

那个停电的夜晚，胡同里一片厮打过后，孩子们都散去，两家的父亲渐渐走近。木匠儿子狠狠抹着泪（但一声不吭）站在楼道外面，他的乡下母亲在楼道内一句句逼问，他父亲和那个小一点的“梗梗”的父亲在近处听着。我们这才发现这个外来户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窝囊，他的紫唇母亲显示出强大的语言能力：“他因为啥打你呀？……你倒吱个声啊！你得哑巴瘟啦？”儿子终于愤愤发声：“他说，有仇报仇！有冤报冤！”“他跟你有啥仇有啥冤哪？你给他妈下药了还是抱他孩子下井啦？”打人那个孩子的父亲想道个歉，那位倔木匠却不肯接受，上去给儿子一巴掌，狠狠骂了句娘，全家人一块儿撤了。

这不是重点。一年多后，大一点的孩子都下乡插队去了，我们这些小屁孩成了胡同里的大孩子，继续尚武，互相打来打去，打完了好，好完了再打。有一天黄昏，胡同口走来一个陌生人。我们全傻愣住，盯盯瞧着这位陌生的人物。他走到我们跟前时，冲我们咧嘴笑了下，还吹了声口哨。原来是那个木匠的儿子！大舌头田春水！他个子好像高了一些（要不就是皮鞋跟起了作用），从前的土气换上了牛气外加一点流气，再不是像抱着一只暖瓶那样抱着妹妹的乡下小子，再不是“哑巴瘟”了，能言善辩，说话一套一套的。那段日子他莫名其妙地对我很好，总“罩”着我，不许别人欺负，但那样的好有时让我不太舒服。为了显示一个青年兼江湖人士的老到，他还苦练起了“黄歌”，常把我拉到角落里，对我小声唱一唱，眼睛里放着一种不值得提倡的亮光，好像我是他的虚拟情人。那时有一首地下流行歌曲叫《精神病患者之歌》，深受荷尔蒙开始发作的男孩子喜爱，但歌词总难确定，什么乱七八糟的版本都有，其中一个版本有一句“过来吧，亲爱的”（本该是“姑娘哟，过来吧”），田春水却唱成“过来吧，老婆子”，还把“第一大黄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中“我的心上人坐在我身旁”，篡改成“我的老婆子坐在我身旁”。那些L音他还是发不好，却一点不耽误他深深的陶醉。

或许他只有能耐在我们小崽子面前耍耍帅？趁便向那晚拿他练手那个“梗梗”隔空示示威？反正谁也不清楚他到底修成了什么正果。但我们听说有一次，两所中学的人干起来了，一伙先用镐把占了便宜，另一伙吃亏的找来更多的人。正要砸门冲进去，里面这时走出个小子，边赔笑脸边作揖，说：“各位！各位！人民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凡事好商量！大家给我点面子怎么样？”对方骂道：“给你点面子？你算老几？”他自报了家门，对方骂道：“无名鼠辈，没听说过！大家上！”不料那个“无名鼠辈”退后几步，在楼门上摆了个“大”字，大吼一声：“谁敢动手？谁动手谁负责！”对方还真停了手，僵在原地。他接着又说：“我先把话说完，你们要是还想动手，我決不还手！吭唧一声是你们养的！但是，好话赖话总得让我先说完吧……”

双方到底没打起来，谈好条件后就和平分手了。那个“无名鼠辈”正是田春水。

他后来还有一个故事，那时我家已经离开那条胡同，几年后我才听说的。田春水的木匠爹在单位因为什么事被人熊了一把，回家就喝起闷酒，也得了回“哑巴瘟”。他的紫唇娘好不容易问出情由，田春水就不干了。那个熊人的人也是我们胡同的，外号叫大马靴。曾经有一次，他下夜班回来，发现昏黑的走廊上有个身体呈90度直角的黑影，正研究他家的暗锁呢。大马靴人高马大，走路却像施了轻功，没一点动静。走廊很窄，他贴着墙躲过那只翘臀，去了里面的公用厨房，抄起一只生铁大勺回来，一家伙把那贼扣昏在地，胡同人后来就改口叫他大马勺了。该先生永远拉拉着脸，荤素不吃，天底下除了老婆，谁都不惧。但还就是田春水，把他给制住了。

一日黄昏，胡同里来了几十号陌生人，随着一架手风琴，在中心小广场上一支接一支地跳起舞。近旁的角落里，田春水和大马勺一人端坐在一只帆布小马扎上，正式谈判。大马勺先还挺强硬，舞者在音乐间隙不时问田春水谈得怎么样了，后者都很有派头地向他们摆手，意思是再等一等。最后，田春水站起身，对众舞者抱拳说，弟兄们辛苦了！改日相报！

那天他仍凭着嘴头功夫兵不血刃，就达到了目的。大马勺后来向田木匠道了歉，可能还摆了回酒。那个初秋的黄昏，人们听到田春水这样对大马勺开的场：“在您面前，我只是个吃奶的娃娃……”

我后来再没见过田春水，一点他的消息都没听到过。不知这半个世纪里，他又混成什么样。

米格尔街那个少年“我”是因为成绩优秀，得了笔奖学金，离开特立尼达岛，到英国去念书。我们那条胡同里的少年我呢，是因为爹妈“走五七”，我不得不跟他们上山下乡。那个“我”从米格尔街走得很荣耀，街坊邻居都去他家相送：“我离开的前一天晚上，我妈搞了个小小的酒会，有点像遗体告别。人们进门便满脸悲伤地告诉我会多么想念我，而后就把我忘到脑后，专心致志地吃喝起来。”（《告别米格尔街》）我呢，没有什么家庭酒会，甚至没人登门说几句送别的话。我们家搬离那个胡同时，也就是我们住过的旧宅子和对面那个旧宅子的几个邻居，向我父母浅浅地点了点头，算是别过。

我才不在乎那些大人呢，但我在乎的那个小人儿却没在场。在远行汽车的忧伤颠簸中，我眼前时不时闪现那张小圆脸和他身上的紫色碎花罩衫。他爸妈工作太忙，就花钱把他托付给我家对门的一个老太太。她家是南房，一铺大炕，很暖和，也很热闹，常有一屋子乡下亲戚炕上炕下谈天说地，还比幼儿园时间上自由，早点接晚点接甚至不接都行。他爸爸是中学的语文老师，他长大后语文一定不错，能成个诗人最好了，就像《米格尔街》里的布莱克·沃兹沃斯，写“往昔深邃而奇妙”那样一个月才写成一句的“世界上最伟大的诗篇”。但最好别沦落到各处兜售四分钱一首的诗歌却没一首成交。

小人儿喜欢清静，老太太家却太过热闹，满屋子针对时势、政治、生计的争吵。小人儿喜欢家里的书香和一册册书本排队的样子，老太太家却是浓重的烤烟味和一色的黑棉袄。他就只剩下一种选择了：哭泣。“像诗人一样，看到什么都想哭”（《布莱克·沃兹沃斯》）。

我们家搬走之前，我其实比他更孤独。爸妈全在城郊的“五七干校”，姐姐哥哥们都下乡插队去了，最小的姐姐也在中学住校，我一个人蒸一大锅窝窝头分几天吃，在冰窖一样的小室里钻又凉又潮的被窝。这都不算什么，最让我害怕的是孤独，贝多芬当年在五线谱纸上谱过一个很短的乐句，歌词就是“孤独，孤独，孤独……”有人说伟大诗人之所以成其为伟大诗人，不仅需要愤怒，更需要孤独。可我才十四岁，不该过早地玩孤独，就算为以后成为伟大诗人打基础我也不稀罕，我宁愿永远是诗盲甚至文盲只要别孤独。这时候，又一位潜在的诗人出现了，他就是邻家老太太照看的语文老师的儿子，年龄应在两岁上下，多愁善感而又勇于孤独。

那天，我在胡同里转悠了几圈，见没什么孩子在玩，只得悻悻而归。我们的旧宅子里走廊幽暗，早没了油漆的地板吱嘎作响，一阵哭声从走廊里传来，是那男孩在哭。老太太开门向他喊道：“回屋来！快回屋来！啥孩子呀这是？”他不听，继续在昏暗中抒发悲情，自己哭给自己一个人。老太太只好又把门关上，她们家照旧是闹闹哄哄，满屋子火炕、烤烟味。

我往里面走，他穿着那件碎花小罩衫，抬起圆圆的小脑瓜望着我，暂停了哭泣，我们四目相对。我比他大出整整一轮，但这绝不意味着我就不该再思念亲人，我就没有悲情可抒。我蹲下来，脸和他的脸一般高了。忽然他上前一步，紧紧抱住了我，脸贴着我的脸，又哭起来，好像我就是他正在苦苦思念的亲人。他的圆脸蛋上全是泪水，身上一股奶味，碎花小罩衫上也一片潮湿。但他不松手，我也只好蹲在那儿，和他相拥下去，直到老太太再次把门打开。

他今天应已年过半百，不会记得这些了。就算记忆早到两岁，也不会记得了。我可还记得他身上的奶味，他脸蛋、前襟上的泪湿。

少年奈保尔离开了米格尔街，向更大的世界走去。少年的我离开“我们的胡同”，向更小的穷乡僻壤走去。中间隔着二十几年光景，隔着太平洋、加勒比海。

人们说奈保尔既是“天才的作家”，也是“生活中的混蛋”，尖刻，各色，不随和，牛哄哄，说话不招人爱听，对妻子和情人也一点都不好，有家暴倾向，還酷爱嫖娼……但他二十多岁写《米格尔街》时也许还没那样。他虽然走出了小小的特立尼达岛，前程远大，可心情并不怎么好，身份焦虑，文化认同紊乱，自卑，无根化，祖上虽属高贵的印度婆罗门种姓，但那荣耀已很遥远。因此，他怀念起昔日的米格尔街，怀念起糗事不断的童年，怀念起卑微、古怪、可笑、暗藏琐屑的世俗野心而又境况悲凉的街坊邻居们。那时的奈保尔还不会是个“混蛋”，虽然已经身材魁伟、气度不凡了。

多年后，我们那条胡同已变成一个新型街区，被一幢幢高楼填满，人们匆匆过往却互不理睬，没有孩子出没。街区的名字取自南方某个“州”，显得大而无当，离题太远。

那日午后我又散步过去，想再怀怀旧，寻一寻昔日胡同的影子。高大的楼群夹缝间，一个花发稀疏，穿着黄格衬衫、旧西服裤的老头哼着小曲儿，喷着酒气从我身边走过。我打量再三，试探着喊道：“三儿！”他站下，回头，问我：“你谁呀？”我说出我的乳名，他想了会儿，“哦”的一声想起来了。

我们又互问了彼此的大名，都觉生疏。从各自的脸上，可以看出岁月的刀砍斧斫。当年他红润的小脸蛋光滑如丝绸，抱着那只大公鸡哭泣时，泪珠晶莹透亮。

【责任编辑】  铁菁妤

作者简介：

刘嘉陵，沈阳人，文学硕士。插过队，当过乡村教师，谱过曲，开过机床，做过扶贫工作队员。著作有《硕士生世界》《记忆鲜红》《自由飞行器》《妙语天籁》《把我的世界给你》等。《记忆鲜红》被列入清华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学生阅读书目”，《把我的世界给你》在辽宁文学馆2018年“四季好书”评选活动中被评为“秋季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