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木刻应取法古典
时间：2020-05-27 03:42:5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肖伊绯
三十余年前，沈从文逝世后不久，黄永玉于1988年8月所写的《这些忧郁的碎屑——回忆表叔沈从文》一文中，曾经提到：
一九五三年以前，我住在香港，一直跟表叔有书信往来。……可惜所有的通信，那些珍贵的蝇头毛笔行书，都在“文化大革命”中烧毁了。
黄永玉所言非虚。如今，翻阅《沈从文全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那卷帙颇丰的书信卷（第18—26卷）中，仅收录了一通沈氏写给黄永玉夫人梅溪的信，却无一通写给黄永玉的信。看来，那一段特殊历史留下的遗憾，着实令人无奈，再也无从弥补。
“烬余”遗珍，长信一通曾摘录千字发表
然而，笔者近日闲坐故纸堆中，却偶然翻检到一通沈氏致黄永玉的“佚信”，实在是一份弥足宝贵的“烬余”遗珍。当然，这并不是通信原件，而是曾经发表在1947年8月28日《东南日报》之上的摘录文本。为披露史料计，亦为便于考述，笔者根据报刊原文，酌加整理（原文中加有括号者为沈信原注，“上略”与“下略”两处为编者原注），转录全文如下：
中国雕刻的风格——给永玉的信
沈从文
（上略）关于木刻古典作品好的还多，如汉六朝报十七孝图，曲水流觞图，和明清方法完全不同，黑白对照，极有意思，古拙处带图案性，极动人，可惜上海不易见到。墨谱也有可观的，精细中有拙处，设计巧得很。宋磁影青越窑划花设计，也有极巧的。漆器剔红及精巧单纯不可想像，给人深刻印象。……总之，可师法参考的多不可数，一般人眼和心得不到好处，即无法吸收。……以木浮雕，如戏台前透花阑干或石桥上半圆形雕阑干而言，好处亦多不可数。……一切创造多由综合传统而来，因另一时另一地人的热情和幻想或信仰，实已留下许许多多各不相同的東西，到处可掇拾，重新综合成为一种新的表现也。
笺谱（如十竹斋笺谱），本草（彩色套印），芥子园画（开花纸精印彩色套版），均分浓淡，全凭印者手艺;尽管手艺高强，两份总不能尽相同。又唐诗画谱，有些极好，拙中有飘逸。又日人印敦煌画有极好的，设计伟大巧妙，尤令人心折。中国营造学社，桥上阑干浮雕拓片即有上万拓片。中研院则有拓片拾万以上，真是取用不尽。现在二三弄雕刻的，只知仿希腊或文艺复兴作家群，挤人一堆，全不知中国式从武梁石刻，后晋石报，到宋明石刻，多重分布，留出空间点缀树石花鸟，别有从容处。又如浮雕，气魄极伟大重厚的，有霍去病墓前人熊抱子图，大至二丈，只作一母一子，圆浑壮丽，极可取法。我想汉人石刻有许多可转到木刻上，因为注重黑白对比，注重分配，线条强壮而单纯，拙中有斌媚。瓷器（宋瓷）暗花则设计巧妙温雅，移之于木刻，亦必可另成一格局。
晋六朝报则最可注意点为人像黑白法，以及置人物于山中水石之间法。树木叶片尚对称如图巡查，在画中则洛神图尚有此式，树木均对称具图案美。似乎极拙，可斌媚之至。这个法则一直到明清工匠石刻还保存。所以从石桥雕装饰人物看，还可以学许许多多！铜器则铜镜可以学甚多，线刻如龙虎四兽镜，浮刻如海马葡萄镜，刀如手掌，常有大气魄。商周镜则重矩形花纹比称，生物用蟠虁，亦不甚重象形，只重图案。彩陶有种可改作木刻的，十字布扣花亦有可取法为彩色木刻的，尤其是十字布与同类扣花。彩色多混合综合成一矇眬眬虹彩，稚弱天真中有生命流动;用于新木刻，让此色重叠于彼色之上，可产生真正的新意义，值得一试。
对于中国画，有极多伟大到不可形容作品，将来必有机会看到，且有些亦可使木刻影响的，如唐人画小景，木屋拙重厚实，于小院中配以点点花木石栏，却用淡彩相晕染，看来起种奇感。宋人如林椿作花鸟，夏青溪山晴远卷子，赵子昂拟徽宗墨画秋江叠嶂，用墨神奇到不可思议。钱舜峰则于用色淡韵与人物风致相称，均了不得。又咫尺小幅作千里景物，收纳江海楼观外，还能在海岸小船上写家庭生活，用心之深，均可师法（下略）。
上述1100余字的文本内容，可能摘自沈从文1947年8月间致黄永玉的一通信件。摘录者，自然应当是收信人——黄永玉本人。摘录时，掐头去尾，将信文内容集中在“中国雕刻风格”这一主题之上，即付诸发表。
概观这摘自通信中的“千字文”，不啻为一篇缩微版的“中国古代雕刻史”，亦不妨视作“中国现代木刻”如何取法“中国古代雕刻”的一纸研讨书。这里边既饱含着沈从文有意从文学创作转向文物研究的个人志趣，更有其对表侄投身现代木刻事业的真切关注与热切期冀。仅就摘录部分即达1100余字的篇幅视之，此信全文篇幅颇为可观，乃是一通下笔千言、真情洋溢的“长信”。
“佚信”背景解读：汪曾祺初晤黄永玉
值得一提的是，刊发此信的《东南日报》第七版为“长春版”，1947年4月至10月期间，黄永玉的木刻画作经常刊印于此。而且，这个版面还经常刊登研讨或评述“中国现代木刻”的文章，几乎每期都会刊印新近的木刻画作，俨然可以称之为“木刻艺术版”了。
无独有偶，不单单是70余年后的笔者对此版有此观感，早年有此观感且就将此“长春版”径直称之为“艺术版”者，竟还有汪曾祺。且汪氏此说，乃是出现在1947年致沈从文的一通长信之中，此信又间接透露了当年黄氏行踪及其与“长春版”的密切关系（此信收入201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版的《汪曾祺全集》）。
原来，这一通长信，乃是汪曾祺受沈从文委托与黄永玉见面后，次日（1947年7月15日）即向其“汇报”相关情况，主体内容是对沈氏表侄、已为木刻家的黄永玉的初次印象与大略评价。显然，当时沈、黄叔侄二人都还尚未见面，各自尚在北平与上海两地。
汪信中言及黄永玉近况时，称其之前“到福建集美学校教了一年书，去年冬天本想到杭州接张西厓的手编《东南日报》艺术版，张跟报馆闹翻了，没有着落，于是到上海来，‘穷了半年”。
汪信中提到的“张西厓”，应当是章西厓，只不过因发音相近而将“章”误作“张”了。据考，章西厓（1917—1997），乃是著名的中国现代装饰画家、木刻画家，曾于1939年创办《刀与笔》期刊，与张乐平等编绘《星期漫画》副刊。1947年曾出版中国现代第一部装饰画专集《西厓装饰画集》，1948年作品入选《中国版画集》（中华全国木刻协会编，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9年之后曾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编审，曾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版画家协会会员。
汪信中还提到了所谓《东南日报》的“艺术版”，即章西厓负责主编的《东南日报》“长春版”。汪信中称，黄永玉因章氏“跟报馆闹翻了，没有着落，于是到上海来”。至于怎么“闹翻”的，因何“闹翻”的，汪信中没有详叙。不过，据查证，直到1948年底，章氏作品及其极富特色的版头装饰画，仍在《东南日报》的“长春版”上刊印发表，或者竟没有“闹翻”，或者后来竟又“和好”了。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1947年4月至1948年6月期间，黄永玉的木刻画经常刊印于《东南日报》“长春版”之上，与章西厓的版头装饰画交相辉映，颇有相得益彰的意趣。虽然未能继章氏接手“长春版”，可在这个版面之上，黄氏作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还是屡有出现的;可以揣想，章、黄二人的交谊，或许并未因前述汪信中所言与报馆“闹翻”事件受到影响，二人关系还是比较密切的罢。
汪信中提到，黄永玉原本“想到杭州接张西厓的手编《东南日报》艺术版”，这里提到“杭州”，可当时的《东南日报》却是在上海印行的，依常理而言，黄永玉应该直奔上海才对，何必又绕道杭州，再因“张跟报馆闹翻了，没有著落，于是到上海来”呢？这样的状况，后世读者恐怕不容易明白其中缘故，难免一头雾水，以为是不是汪曾祺误记了。
说到这里，还是有必要简略说明一下当时《东南日报》总社在上海、分社在杭州的历史背景。《东南日报》前身为《杭州民国日报》，初创于1927年3月，本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机关报，后经过体制革新，成立董事会、监事会，成为公私合营的报纸。1934年4月更名为《东南日报》。1937年11月中旬，因日军即将侵占杭州，《东南日报》被迫西迁金华继续出版。1942年5月，金华沦陷前，分两路后撤，一路撤到浙南，先后在丽水、云和出版;另一路辗转到了福建南平，创办“南平版”。抗战胜利后，《东南日报》分两路复刊，“云和版”回杭州继续出版，成为分社;“南平版”则迁到上海，作为总社。可以看到，抗战前后，《东南日报》的组织架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抗战之前杭州本是《东南日报》的发源地与总社所在地，抗战之后杭州却成了分社所在地。
当时《东南日报》“长春版”副刊，由总社陈向平任主编，但具体的编辑工作交由杭州分社章西厓负责。所以，汪信中提及黄永玉先至杭州，再去上海，是符合历史实情的。而黄永玉将沈信摘录后，发表于《东南日报》“长春版”，报纸本身虽则是由上海总社印行的，可是稿件最初应当还是“绕道”杭州，交由当时实际负责编辑工作的章西厓来办理的罢。
汪曾祺“身家作保”，沈从文“留心扶植”
至于沈信中何以大篇幅地论及“中国雕刻风格”，一方面固然极有可能黄永玉曾主动去信对这一问题有所研讨;另一方面，从这一通1947年7月15日的汪信中，就可以看出“诱因”与话题之“预设”。事实上，初晤黄永玉，汪曾祺对其印象极佳，对其作品也激赞不已。在致沈从文的信中就这样写道：
黄永玉是个小天才，看样子即比他的那些小朋友们高出很多。……他想找一个民间不太流行的传说，刻一套大的，有连环性而又可单独成篇章。一时还找不到。我认为如英国法国木刻可作他参考，太在中国旧有东西中掏汲恐怕很费力气，这个时候要搜集门神、欢乐、钱马、佛像、神俑、纸花、古陶、铜器也不容易。您遇见这些东西机会比较多，请随时为他留心。
我想他应当常跟几个真懂的前辈多谈谈，他年纪轻（方二十三），充满任何可以想象的辉煌希望。真有眼光的应当对他投资，我想绝不蚀本。若不相信，我可以身家作保！我从来没有对同辈人有一种想跟他有长时期关系的愿望，他是第一个。您这个作表叔的，即使真写不出文章了，扶植这么一个外甥，也就算很大的功业了。
不难设想，收到汪信之后，沈氏必定会“随时为他留心”，在“中国旧有东西中淘汲”方面，对黄永玉有所指导与建议。可以假设，即便远在上海的这个表侄，当时还没有致信与之研讨“中国雕刻风格”方面的话题，就是仅仅以汪氏“身家作保”的激赞之辞，沈氏也必定会有所关注与表达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