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路上的恩师与挚友

瑞暄

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是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图为500余名中国美术学院师生在西湖孤山脚下的杭州艺专旧址集会， 重温学院历史。雕像为蔡元培和林风眠像。

杭州藝术专科学校成立于1928年，前身为国立西湖艺术院，是在时任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构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先生倡导下，由留法归来、先后担任过北平美术专科学校校长、国民政府全国艺术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林风眠主持。

林风眠曾先后赴法国、德国研修绘画艺术，认为“艺人之眼光当不能以国门为止境”。林风眠竭力要把这所艺术最高学府办成培养未来大艺术家的摇篮，推行新艺术运动的基地。

无谓中西

1935年，朱德群踏入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当时中国有4所艺术专科学校，各自设定的绘画专业课程大相径庭。有的是专学国画，譬如由李可染主持的徐州艺专;刘海粟任校长的上海艺专和严志开任校长的北平艺专，则将国画和西画分成两个系，每个学生只能任选其一;唯独由学贯中西的林风眠任校长的杭州艺专，只设笼统的绘画系，虽然主要在学西画，但是同时必修中国水墨画，双管齐下。

当时中国美术界根本谈不上什么艺术思想，有的只是派系纷争。林风眠在北平艺专时，曾想聘用具有革新精神的齐白石先生来校任教，却遭到国画教授们的拒绝：“如果他从前门进校，我们就从后门离校。”

朱德群作品的风格共冶中西，贯通传统中国书画与20世纪西方抽象艺术。

初创时期的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校门。

这样的现实令林风眠痛心疾首，在他看来，艺术家最大的天职就是创造，无所谓派别，也无所谓中西。无论中国画还是西洋画，完全可以交互使用彼此的手法，不必也不该画途自禁。“如果要把颓废的国画为了适应社会意识的需要而另辟新途径，则研究国画者不宜忽视西画的贡献;同时，如果我们又要把油画脱离西洋程式而成为足以代表民族精神的新艺术，那么研究西画者亦不宜忽视千百年来国画的成绩。”

杭州艺专学制6年，前3年系预科，以素描为重点，先画2年石膏，再画1年模特儿。预科主要是为培养学生坚实的基本功，考核成绩合格升入本科后，才正式学习油画。

除了素描，学生们还学习水墨画、水彩画、艺术史、色彩学、透视学、解剖学和一门外语。学校开设英语和法语，由于大家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前往世界艺术中心巴黎深造，所以大部分学生都选择修法语，朱德群也不例外。

林校长既要求学生进行扎实的基础训练，也鼓励他们自由地探索各种形式的绘画语言，广泛地接触前卫的艺术流派和美学思想。杭州艺专的图书馆里不仅有古今中外各种名著，还订有许多外国杂志和画册，学生们可以随意借阅。艺术陈列馆展示有大量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作品，各种风格流派的绘画作品应有尽有。印象派、野兽派成为许多人久谈不倦的话题。莫奈、塞尚、梵高等不为一般人知晓的名字常挂在学生们的嘴边，而毕加索、马蒂斯的画风受到普遍的推崇。

重技不轻道

学生接受严格的专业训练之外，林校长还竭力主张学生们要多读书，不光要读文学名著，还要读哲学、历史书籍。他认为，仅有高超的绘画技巧是不够的，还须有丰厚的文化知识充实心灵，增进艺术的感受力，以便能够在表现对象气韵生动的同时，求得情感与理智间的平衡。

这一切，令初入校门的朱德群大开眼界，既兴奋好奇又跃跃欲试。

当时高等学校每学期的学费只要三四块银元，可是杭州艺专的学费要20块银元！穷人家的孩子入不了门。学校条件非常好，校舍坐落于西湖美景中，学生宿舍为两人一间，窗明几净，房中还有个特制的大长条桌，专供学生课余在宿舍练习画画——寝室兼画室。同时，林校长提倡到大自然中去面对活生生的对象进行写生。为了方便学生写生，学校还特意建立一个小小的动物园，养有鹭鸶、白鹤、羊、鹿等多种动物。

国立艺专教师合影。

青年时期的吴冠中。

吴冠中（左）、赵无极（中）、朱德群于1993年11月会面于巴黎塞纽奇博物馆举办的“当代中国画家——吴冠中水墨新作、油画及素描”画展开幕式。

1928年，吴大羽在林风眠的邀请下受聘为艺专西画系首任主任。

 1955年，朱德群在去巴黎的邮轮上。

朱德群每天早晨在鸟语花香中醒来，他带着对这个新环境的欣喜，不是马上起床，而是伸出左手，摸到放在床旁邊凳子上的砚台，握住徽墨，开始蘸水磨墨。

 林风眠校长。

杭州艺专的学习氛围很浓，浓得每个人都是画疯子，最有意思的是男女同学都不准有任何接触。在一个画室画素描，男女生座位绝对泾渭分明，连话都不能讲。如果有人谈情说爱，轻则记过，重则开除。人们会奇怪，林校长是从浪漫的巴黎回来的，为什么有那么重的封建礼教色彩？原来，在朱德群入学前，杭州艺专发生过一起震惊全国的桃色案件。两名女生同时喜欢上一位老师，争风吃醋，结果一名女生将老师和他爱的女生捅死在洗澡间里。这起凶杀案震动社会，严重影响了学校的声誉，所以之后就有了如此严厉的校规。不过，这条禁令倒也使学生们将更多时间和精力用在了绘画学习上。

朱德群这样描述林风眠校长：“我进校时林校长才35岁，广东客家口音，性格很内向，是个思想型的艺术家和教育家。个头虽然瘦小，但是在我们这些十几岁的毛头小伙子眼里，他是座高不可攀的大山，根本说不上话。但是我们都知道他的油画和水墨山水花鸟都很有成就。听说有一幅标题为《摸索》的油画，很有拉斐尔的名作《雅典学院》的气派，把耶稣、荷马、但丁、雨果、托尔斯泰、蔡元培等思想家都画上去了，灰黑的色调营造出精深和博大的氛围，感性地表现了人类思想精英们对人性的思索。”

1979年，林校长在巴黎东方美术馆开个展，朱德群宴请他，听他讲艺术追求和教育思想。他推崇蔡元培的教育思想，主张兼收并蓄、中西并存，容纳各种传统和现代流派。他主张学生在年轻时打好绘画基础，然后再去创新。这些教育思想都是当时他们在杭州艺专所实践的。他对艺术的看法，也影响了朱德群等一代人。譬如，他常引用蔡元培的话，要“以艺术代替宗教”。当时朱德群他们学画，想到要成为大画家，发疯似地画，就是对艺术有种宗教式的感情。林校长还从托尔斯泰的《艺术论》中得出结论：艺术是感情的产物，一方面创作者在画的过程中要满足自己情感的释放，另一方面以其作品慰藉人类的心灵。他有一句广为传播的名言：“艺术的美，像一杯清水，使人清新凉爽;像一杯醇酒，使人苏醒恬静;像人间一个最深情的淑女，使悲哀者得到慰藉。”

2018年3月，“世纪同心——中国美术学院师生捐赠作品特展”在浙江杭州举行，200余件作品集中亮相，反映了中国美术学院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脉络与文化积淀。吴冠中、赵无极、朱德群等大师校友的作品也在列。

在杭州艺专就读时，林风眠校长在水墨画方面的创新，不仅影响了朱德群这些弟子，而且在中国美术史上有里程碑的意义。他把自然和心灵视为创造艺术生命的两个源泉，常常借浓丽的水墨，表现自己对大自然视觉感受的颖悟力，颠覆了传统水墨画略施淡色的刻板方式，复兴被多数文人画家所丢弃的人类视觉灵魂——色彩。他喜欢方形构图，创造各种意境，例如在暮色里跳舞的白鹤、灿烂的瓶花、轩昂的松林、优雅的仕女、静谧的睡莲、有趣的橘色鸟。评论家说林风眠的水墨与油彩、力量和柔情、诗人般的气质与清醒的理智，在探索中凝为一体，形成了他的独特风格。正因为杭州艺专有这样一位校长，这所学院成为中国近代艺术杰出人才的摇篮。

林风眠校长在师资力量上也是综合众家之长。教西画的有吴大羽、方干民、蔡威廉等留法的教授;教水墨画的有当时中国画坛的佼佼者潘天寿、红薇老人张光、李苦禅等。

当时众多杭州艺专学生说起吴大羽先生，都是充满崇敬与感恩。吴冠中称吴大羽是“杭州艺专的旗帜”，这话很真切。吴大羽是向中国引进西方现代艺术的一面旗帜，而且也是中国画家摆脱传统临摹式传承，建立独特艺术个性的一面旗帜。那时的中国思想界总是把中西对立起来，不是国粹就是全盘西化，而吴大羽教授却说：绘画是世界语言，东西方艺术都是这个世界语言中的词汇，可以自由组合。

朱德群入学第二年，就由吴大羽教授教素描，每周至少有两天能见到他。他给人的印象很高傲，戴着高度近视眼镜，却目空一切。在教授中，吴大羽最具有艺术家的不凡气度。可能吴大羽太有才气了，20多岁就画了《岳父》等大型历史画，名满画坛。他很严厉，不好亲近，可是对他认为有才气的学生特别亲切和热情。在他课堂上，画得好的学生身边经常能看到他在边上谆谆教导，不知疲倦，而对于他认为没有前途的学生连正眼也不看一眼，很冷淡。想来也是，艺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学得来的。即使再用功，很爱绘画，如果没有才气和天赋，那是不会成功的。所以，有人极力主张在艺术院校设立师范部，不能成为好画家的同学就去上师范，也许将来是一位很出色的美术教师。

朱德群说：“我天天到西湖边写生，风雨无阻，况且西湖边到处都是亭台楼阁，即使下雨也有地方躲雨。我将积攒一星期的写生拿给吴大羽先生看，他非常高兴，一张张给我指出哪些画得好、哪些有问题。我在他的鼓励之下，两年画了500多张写生画。他很擅长言语，有诗意，有哲理，我现在还背得出吴大羽先生当时对我说的一句点出印象主义精髓的话：‘绘画即是画家对自然的感受，亦是宇宙间一刹那的真实。他解释说，莫奈画了很多张胡昂大教堂的油画，有早晨的、中午的、下午的、傍晚的，都是一刹那的光与色、时与空的宇宙真实。要能抓住这个一刹那的真实，就要画家与自然融合，进入物我两忘的创作境界。这些教导，我深深铭记于心，对我后来画抽象画，也是座右铭。”

吴大羽先生在训练学生基本功上也有独特的一套：重整体，重结构，亦重视表现天然情趣。他对学生说，画画的才气在于两个方面：画出对象的生命力，露出作者独有的感受力。在教学方面他强调启发诱导，不喜欢动手改学生的作品，尽量发现学生的个性。他还有一句话让学生倒背如流：先有扎实的基本功，之后再扔掉它，走自己的路。他说的扔掉，就是在古典基本功中脱颖而出。

朱德群回忆：“吴大羽先生对我的素描、水彩、油画的批评和指点，都用印象派和后期印象派画家作比较，如莫奈、毕沙罗、梵高、塞尚等，从理论到画作，既理性又感性。我记得他教我的，‘不要太注意透视，要多注意光线颜色的对比。作画最要紧的是忠实对自然的感觉，渐渐领悟出对自然的最有个性的表现力。他特别推崇塞尚，说他是现代绘画之父，这引起我对塞尚的特别兴趣，我从那时开始就陶醉在塞尚的作品中。我在上海偶尔买到3本由日本出版的塞尚画册，如获至宝，人物、风景、静物俱全。我爱不释手，几乎天天拜读。

读通塞尚，就掌握了通向现代西方艺术的钥匙，看野兽派和立体主义就知其所以然了。许多来巴黎的画家，老是进不了西方现代艺术之门，对现代艺术作品总是误读，就是因为没有拿到现代艺术之父塞尚给的钥匙。我来法国后，专门去了塞尚迷恋地画到去世的南部普罗旺斯地区的艾克斯。我到那里一看，那强烈阳光下的岩石和树林，给人一种全新的感知方式：热气流使空气微微颤动，透视被模糊了，最突出的感受就是色彩的对比，就是强烈的平面感！现代艺术的发祥，原来是普罗旺斯地区的天空。”

吴大羽先生还关注到教学中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要成为好画家，还有个培养艺术意志的问题。吴大羽先生在看朱德群作品时，发现他有取巧的表现，狠狠批评朱德群说：“作画要诚恳老实，不要卖弄小聪明，不要出风头！你们在校6年，能够画出一张完整可看的画就够了！”这对心高气傲的朱德群是当头一棒，也是他一生中长鸣的警钟。即使后来在巴黎，在画出完整可看的画作时，他依旧会想起这句教导。

谊切苔岑

中国著名画家吴冠中曾这样回忆自己走上艺术之路：“如果当年未曾认识朱德群，便没有画家吴冠中，我可能会成为一个出色的或平庸的工程师。30年代时，浙江全省高中学生要集中军训3个月，混合编队，浙江大学高工的我和杭州艺专的朱德群编在同一个班级，朝暮相处，成为好朋友。他带我参观了杭州艺专，我迷了，醉了，疯了，不顾一切转入杭州艺专从低班学起。德群比我早学一年，成了我的小先生。从此，我们结下了终生友谊。别离、阻隔，人生里程多坎坷，‘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而艺术的情谊是圣火，风吹不灭。距离的风及岁月的风，风愈烈，火愈炽。从严格的素描训练到具象的油画学习，从崇拜西方现代艺术到钻研传统精华，从描写物象到表现感受，我们一直是同路人，是林风眠、吴大羽、潘天寿等启蒙老师指引的那条路上的同路人。今日人渐老，鬓已苍，一见如故，人如画，画如人。”

朱德群印证道：“军训时，各学校是混编的。我个子最高，排在第一个。冠中个子最小，排在最后。我出列报告后，教官让我站到排尾，这就和不相识的冠中站在了一起，有了相识和说话的机会。人真是有缘分的，我们一谈就很投缘。尤其是一起到小酒店去喝几两花雕老酒，更有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感觉。所以我对他进行‘策反，让他转道杭州艺专来。他果真来了。从此我们在课外就在一起，跑到西湖边写生，星期天就去远一点的灵隐寺、天竺等，真可谓形影不离。”

吴冠中是江苏宜兴人，可是脾气很倔，像北方汉子的性格，他天资聪颖，对什么都有自己的独到看法。而朱德群说他自己的性格不仅倔强而且年少气盛。这似乎是一个槽上拴了两条叫驴，可他们交往了60多年，至今从来没有红过一次脸。这其中奥秘，就是他们在绘画上的知己情谊。两人相互欣赏，能提出真切的意见，在艺术追求上的真实执着，是他们友谊最坚实的基石。一个人的艺术追求是内化在其作品里的，要能被准确看出来不容易。给朱德群写的画评文章何止成百上千，每个评论家都有自己的判断标准，在朱德群眼里，唯有吴冠中看得最准，这就是他们在审美追求上的默契。

他们在艺术追求上的相濡以沫，最是令人羡慕。朱德群回忆道：“我和冠中都对绘画有疯狂的热情，相互感染，就能持之以恒，不受外界的诱惑。他那绘画的热情，就更感染我的绘画，久而久之，我们那时候成了真正的画痴。”

“我很喜歡中国画，但是我对中国画的临摹教学，不面对自然，很有看法。如果专攻水墨画，我认为不会有多大创造性，培养出来的学生，充其量是老师的翻版。可是，吴冠中独独钟情于国画。抗战期间，杭州艺专与北平艺专在流亡中合并，到四川青木关就有了国画系，冠中选择了国画。我将自己全部国画画册和画论都送给了他。他在国画系学了一年后，觉得有问题，认同了我的看法，就从国画系转出来了。我们将全部国画画册和相关书籍都卖了，拿卖书的钱到青木关口一家饭馆大吃了一顿。后来我们都能对中西画的所长所短有中肯的看法，与我们在思想方法论上的互补有很大的关系。”

1937年，国难当头，教育部通知杭州艺专向后方迁校。当时政府在国难当头时做了在二战交战国中绝无仅有的两项决策。第一项是将所有大学向后方搬迁，为国家储备人才，大学生不仅不当兵，而且一律有“战时津贴”，即由政府包下大学生全部学习和生活费用。第二项是将故宫博物院的重要文物装箱，送往后方珍藏。如果没有迁校的决策，就不会有后来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物理学家杨振宁、李政道;如果没有将故宫国宝转移，不知道有多少财富被日本侵略者践踏。

10月，杭州艺专师生开始迁往钱塘江对岸的诸暨，但没多久，教育部命令西迁到江西的龙虎山。女同学和教学器材被卡车送走，男生走路，七八个人一组。朱德群和吴冠中分到一组。饿了，他们就向路边的百姓买饭吃，百姓也很穷，终年吃的就是辣椒，学生根本进不了口。走到天黑，学生借宿农民家。有一晚，他们住在一个农民家的底层柴房里，半夜睡得正香，突然有人喊下雨，学生都惊醒了，而外面并没有雨。有人接了屋子里的“漏水”，一闻还有臭味——哎呀，是老乡家的孩子晚上撒尿漏下的“水”！

接下来的逃亡日子，越来越艰难。

吴冠中离开杭州不久，不慎将仅有的50元生活费全部丢了。危难见真情。朱德群二话没说，就担负起两个人的生活费用。

学生们到达江西后，居住和上课都在山上的大庙。白天画让人大饱眼福的飞泉瀑布、层岭叠翠、野花烂漫;但是到了晚上，这里月黑风高，是土匪强盗出没的地方。半夜女生尖叫起来，在山谷中回荡半天，越发恐怖。事发后，教育部认为这里太不安全，又让学校迁往湖南的沅陵。

朱德群回忆道：“从江西到沅陵走一段路，还要坐火车。那时候目睹了难民潮涌、伤兵载道的国破家亡惨象。坐火车根本不买票，只要爬上车就可以。我和冠中等几个学生爬上了火车头两边，死抓住铁栏杆，防止摔下去。火车的烧煤炉把我们贴向火车这面的身体烤得快焦掉，可被风吹的那一面身体又冻得发僵。吴大羽一家更玄，坐在车厢顶上，日晒夜冻不说，火车拐弯和速度突变的时候都有被摔下去的可能。可能也是杭州艺专师生命大，大家如此坐火车，折腾了半条命去，但是没有死人。”

在沅陵一个叫乌鸦溪的地方，教育部让北平艺专和杭州艺专并在一起，改名叫国立美术专科学校。这期间，两个学校的学生都力保自己的校长做这个合并学校的校长，林风眠校长被迫二次辞职。之后学校老师变动很大，吴大羽、刘开渠等老师被迫离开;朱德群的老乡刘宝森和其他同学为了参加抗日救国运动而奔赴延安。在这里上课一年多，朱德群拿到了第一阶段的毕业文凭。

没多久，日本攻占长沙，衡阳也沦陷，教育部又下令迁往云贵高原，大家经过贵阳去了昆明。

颠沛动荡的岁月里，朱德群依旧不放弃绘画，绘画也成了他唯一的精神支柱。学校每到一处，总是会很快安顿下来，继续上课。上课之余，学生还分组在街头的墙壁上绘制巨幅的宣传画，揭露侵略者屠杀无辜百姓的暴行，唤起民族意识以支援抗日救亡运动。

这时候，吴冠中因为单恋一女护士与朱德群分散。无课的时候，朱德群常常和董希文一起到集市上画生活场景的速写和肖像素描。

董希文比朱德群大6岁，也是杭州艺专学生，他出生在浙江绍兴，父亲是当地颇负盛名的大收藏家。家庭环境的熏陶加上自身的悟性，使得他很有艺术天赋。新中国成立后，董希文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授，主持一个油画工作室，先后推出《开国大典》《红军不怕远征难》等一批题材重大气势恢弘的巨幅力作。

朱德群和董希文在这些特别的日子里，画笔记录的都是云贵少数民族鲜明的地方色彩、浓郁的民族风情，苗族的服饰、质朴的吊脚木楼，这些都频繁地出现在他们的画作中，总也画不够。

这批用铅笔描绘的少数民族风情画，得到了方干民老师的赏识。此时他正兼任教务长，特意从中挑选了一部分，推荐到重庆参加展览。自己的习作受到老师肯定，并在社会上展出，朱德群和董希文都很受鼓舞。

此时，日本侵略了越南，这些学生只好再度迁移，来到四川璧山县，一年后又来到了重庆城外的青木关。而父亲给的生活费早就花的分文不剩，朱德群此时全靠教育部发的“战区学生贷金”来维持。从小生长在衣食无忧的富足人家的朱德群，在战乱和流亡中真切体验到了什么叫饥饿。有意思的是，朱德群把父亲给的钱不是用在吃或者逃难路上所需的日用品上，而是买了一大箱颜料跟着他一起流亡。“我当时想，任何时候我都要‘禅定于画画。战时颜料当然短缺，可是我的储备可以供我画‘抗战八年。”

重庆在当时经常受到日本飞机轰炸，高峰时，数十架飞机分成若干批，每两个小时出动一批，进行不间断的疯狂轰炸，警报整天不能解除。在生命随时可能消失的环境中，朱德群反倒不再注意安全，更加专注于事业的追求。他拿着笔，在八千里路云和月的迁移中，朱德群把半壁江山都画进了800多张素描和油画中。

1941年，朱德群毕业后留校任教，时年21岁。

为了在动荡的年代中求得相对的稳定，不少同学都选择了去中学教书，朱德群则希望得到一份能够有时间画画的工作。当时艺专由吕凤子任校长，虽逢战时，吕凤子为艺术培养高级人才的雄心依旧不减，欲在艺专创办中国的第一所艺术研究院，实施计划依旧报呈教育部审批。

此舉正合朱德群的心意，他一心希望能进入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不想这个研究院的计划遭到教育部的否决，继续深造的愿望无法实现，吕凤子校长就留朱德群在学校里当了一名助教。

两年后，朱德群被中央大学聘为讲师，在建筑系教素描，同时兼任艺专的助教。这时候吴冠中在重庆大学当助教，两人又聚到了一起，加上董希文，3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艺术。

当时战争时期，物资极度匮乏，连日常的水电供应都无法保障。有报纸曾刊登诗歌嘲讽当时的窘境。“电动虽设光常无，更有自来水易枯。名不副实君莫怪，此间毕竟是陪都。”在没电的夜晚，3名老师不能画画，就围坐在烛光下探讨艺术，畅谈人生，憧憬未来。而他们谈得最多的话题就是有朝一日能够前往艺术之都巴黎。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们利用业余时间去中央大学旁听法语。

此时，一位朋友开了间工厂，需要聘请可靠的人担任总务主任，看中了朱德群忠厚稳重的人品，邀请他加盟。这样朱德群就有了一笔可观收入，只是需要利用没课的时间去工作。在别人看来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他却根本不为所动，冒着得罪朋友的风险，断然拒绝。

除了绘画，朱德群不涉足任何领域，什么事情、什么亲密关系都不能让他与画笔分开。朱德群牢记林风眠校长曾说过的话，“艺术家的责任是自我道德的责任，如果一个青年学生头脑里充满了虚荣、贪婪，他的艺术也就完结了。”朱德群始终把“成为未来的艺术家或大艺术家”视为唯一的追求目标，为了这个目标而不惜放弃其他东西。              （责编：马南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