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用文化的艺术主题
时间：2020-11-09 02:03:4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谢雾 丁蕾 文安琪
摘要：本文从大陆民间美术与台湾原住民美术的创作主题出发，比较地探讨了两者的相同（似）性与差异性及其产生的原因，进而探讨了其功用文化对艺术主题的影响及其发展趋势，有助于为两岸这两种美术的持续交流、借鉴与创新提供参考。
关键词：功用文化;艺术主题;大陆民间美术;台湾原住民美术比较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功用即功能、用途或用处。文化则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又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宗教、民俗及信仰、认识等。功用文化则是指对社会发展具有推动或制约作用的一种意识形态或认识方法。
众所周知，美术是以造型艺术或艺术形象进行的创造性活动来认识世界与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化是艺术的渊源与内容，艺术通过审美形象来体现文化与传播文化。大陆与台湾传统的民俗文化本是同根同源，但在历史发展中，由于大陆民众与台湾原住民在社会发展、宗教信仰、民俗文化等方面的不断变化，就必然造成两者社会生活与民俗文化传承中功用文化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的功用文化又必然会造成其民俗美术表达上的差别。
一、大陆民间美术的创作主题
主题是作品所反映的一定生活现象的社会意义和作者对于这种生活现象的认识、情感、态度和评价，是作品内容的主导因素。民间美术是民众在民俗活动中一种审美的创作形式与造型载体，也是其原始造物艺术的延续，因而其创作主题的发展与变化便是民众内心与生活需求的直接反应。
大陆民间美术的创作主题大致可分为崇拜敬仰类、祝福祈祥类、装饰美化类等等。如汉民族的门神这一艺术形象的发展，便是由最初的自然崇拜、神灵崇拜演化为对武将、百官等人神的信仰，再到现阶段多样化的吉祥題材和动物题材等，它都反映了民众多层次、多方面的文化变化与审美需求。像门神的神灵形象就有很多种类，如捉鬼门神有神茶、郁垒（图1）与钟馗，祈福门神有天官赐福、三星高照（图2）、五谷丰登等，这些都是民众用鬼神形象来表达心理慰藉的愿望与虔诚的表征。现阶段的门神形象则更是多元化与生活化了，其作用多为迎祥纳福或装饰门宅等，它营造的是一种喜庆的氛围。
再如大陆民众剪纸的创作主题也是颇具丰富多样的文化内涵，像蛇、兔、龙、鱼、蛙等题材，便有着原始图腾的古老遗风;蝶恋花（图3）、鱼戏莲、凤凰戏牡丹等寓意子孙繁衍的主题，则表示民众对生命的崇拜。杜甫曾在“安史之乱”的颠沛流离生活中就写下了“暖水濯我足，剪纸招我魂”，其诗中所说的招魂剪纸，至今仍流传于陕北、甘东一带，如抓鸡娃娃、送病娃娃等。今天的剪纸，则在民众的生活与节日里，多带有装饰的意味，如春节的窗花、元宵节的花灯装饰（图4）、立春的贴门阀等。
总之，大陆民问美术的创作主题难以一概而论，但其中所蕴含着的对先祖神灵的敬仰、对圣贤之人的崇拜及对美好生活的祝福祈祥等，常是其最广泛的创作主题。
二、台湾原住民美术的创作主题
台湾原住民指最早在台湾定居或台湾本土的族群，他们常通过族群内的社会组织、宗教活动和民俗生活来传承族群的文化与精神。在这些族群的原始阶段及其后来的民俗活动中，他们常会创造或传承地使用一些在后世看来颇具审美意识与价值的物品，而在这些物品中便凝聚了族群的历史与寄托了族群的精神，并成为了族群文化的形象载体。这些物品的应用与用意，既是族群原始美术中最早的创作题材与主题，也是其后来民俗美术中功用文化的鲜明特色。
台湾原住民美术的创作主题大多是围绕祖灵崇拜、人生礼仪等重大族群活动而展开，也有少部分是装饰美化的主题类型。像排湾族的传统服饰纹样，既体现了其祖先崇拜的观念，又与其族群的阶层制度相伴而生。如衣饰上的太阳纹表示其祖先和守护者，人像纹代表其对祖先的崇拜和敬祖的观念，百步蛇纹象征祖先、力量、守护者、同伴等，这些都与祖先崇拜息息相关。为凸显贵族与百姓地位的差别，人头纹、人像纹、百步蛇纹、菱形纹等纹样，只有在贵族的服饰上才可以使用;其贵族服饰的装饰手法较之于普通的十字绣、贴布绣等也显得更为华丽、高贵，其缀以珠绣的图腾，既装点了服饰又可与其贵族地位相互烘托。又如排湾族头目家中主柱上的雕刻，便是寓意勇士猎获人首后的功绩，也隐喻这是为族群或部落的亲人报仇后用来告慰灵魂的一个通道。
（图片来源：台湾原住民神话与传说网。此图片为1 994年台湾原住民首次在圆山饭店举办“原服之黄”传统服饰动态展的活动场景，演出者为当年屏东具诜出的排湾族亲善公主。）
芬兰大学的希伦教授指出，原始民族有些种类的装饰品，经过仔细研究之后，便发现在现代人以为是单纯装饰用的东西，在当时却都是具有实用功能而非仅是审美的意思。台湾原住民那些具有审美意识的物品也是如此，如族群对祖灵先人的崇敬、族群内阶级组织的划分或族人成年的标识、勇士功绩的物证等等。可见，台湾原住民这些民俗符号的艺术主题，既以独特的表现方式传达了其特定的文化内涵与意义，也记录下了其族群的习俗与历史事象。
三、两种美术创作主题之比较
随着历史的发展与文化的变迁，两种美术及其主题也会随着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宗教仪式、伦理观念以及人文环境等的演变而发生变化。下面，我们着重就这两种美术创作主题的相同（似）性与差异性作一比较的探讨。
（一）艺术主题的相同（似）性及其原因
1民众精神世界的寄托
无论是大陆民众，还是台湾原住民，其日常生活中崇拜与信仰的心理均广泛存在于他们的言行之中，以寄托他们的美好愿望。如台湾鲁凯族认为陶瓮是祖灵的化身，因而制作祖灵的“分身”则需要经过部落头目的许可才能限量生产。鲁凯族的传统陶瓮依类型分为公瓮、母瓮和阴阳瓮三种，公瓮表面浮雕百步蛇图纹，母瓮（图6）则需浮雕象征女性“乳针”的圆孔状纹饰，阴阳瓮则结合了这两种图纹。可见，母瓮上的“乳针”，便是寓意族群繁衍、部落增殖的精神寄托。又如大陆民问广为流传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后”即指“子”。“子”代表着家族血脉的延续和种姓的繁衍，以此衍生出了“祈子”这一主题的民问艺术。像以“送子观音”为主题的陶瓷工艺品（图7）、“麒麟送子”的年画及“葫芦”“莲蓬”的剪纸等，都体现了大陆民众精神世界对这一主题的寄托与期望。
2民族精神的凝聚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特有的精神风貌和心理特征，它是民族文化、民族伦理、民族传统以及民族个性的集中表现。民俗学者段宝林指出
“民俗——民间文化，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传承的大课堂。几千年来，我们的民族精神就是通过民俗活动代代相传，不断丰富发展下来的。”①如我国古代的龙图腾，它既是我国民族精神的象征，又衍生出一系列如“龙蟠虎踞”“龙马精神”“龙凤呈祥”等艺术主题及舞龙、赛龙舟等民俗活动。位于台湾苗栗县的五福龙神宫是原住民赛夏族的庙宇，为祭祀赛夏族的蛇神（龙神）之地。其龙的祭拜就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图形，更多的是承载着华夏该族群代代相传的民族精神。杨梅在《中国的高山族》一书中，就台湾原住民的文面习俗写道，“纹面通常被认为是泰雅人最重要的族群识别标志”，其纹面图案有多种，有证明男子勇敢与强壮的“颐纹”，有表示女子织艺精湛与有生殖能力的“颊纹”等：其纹面图案类似复杂的网状，并以黑亮为美。大陆云南省的独龙族也有此独特的习俗，纹面寓意也与泰雅族相似。
总之，这两种美术艺术主题的描绘对象可以是民众周围的物质世界或社会生活的各种现象等，它们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民众所在群体的环境、制度、习俗、精神以及对外交流等。可见，民俗美术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能满足民众心理与精神的需求，其主题既有寻求精神寄托与心理慰藉的作用，也有自娱自乐的娱教功能，还是民族认同与族群识别的重要文化标识。
3.原因
作为民俗美术的大陆民间美术与台湾原住民美术都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又被称之为“母亲的艺术”“根的艺术”，它是民众淳风之美的结晶，蕴含着各民族民众的文化传统与中华民族的精神素质，反映了其质朴的审美观念，可谓是一切美术的基础。它的创作用料不一定贵重，有时制作也比较粗简，但它所体现的设计意匠与美的造型，却与民众的生活和心灵息息相通，且表现出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创造性与审美心理素养。具体点说，这两种美术艺术主题相同（似）性的原因主要體现为如下三点：
其一，民众信仰生活化。学者毛巧晖认为“生活化的信仰和信仰化的生活”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认为民俗艺术是由最初的祭祀与信仰逐渐走下神坛，进而转化为民众生活习俗一部分的;认为这是所有民俗艺术传承与发展的一个规律，也是其美术得以不断传承发展的根脉所在。
其二，群体认同的体现。学者王衍军指出
“民众创造民俗，民俗服务民众。任何一种民俗事象的形成和出现，都以实用为其根本目的。”②事实证明，民众艺术与民俗生活的确如此。大陆民间美术和台湾原住民美术的出现都有其各自的民俗文化使命，因而它们的艺术主题不仅反映着各自的民俗事象及其文化功能，更是一种群体认同感的体现。
其三，功用文化的中介影响。在马克思主义大词典中，把中介定义为不同事物之间或同一事物内部的不同要素之间起居间作用的环节。联系到我们的论题，也即民众的生产与生活通过功用文化对艺术产生影响;或者换言之，功用文化反过来对民众的生活、生产有一定的推动或制约作用，对艺术的生产或制作有一定的推动或制约的作用。正如王宏建在其《艺术概论》中谈到“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就是认为宗教、国家、法律、道德、科学、艺术，都不过是生产的一切特殊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可见，生产劳动实践是艺术发生的根本动力。”③民俗艺术的发生与发展过程也是如此，同样受到功用文化的中介影响。如排湾族生产的陶器，就既有祭典用的蛇纹陶壶，也有平时生活需要的实用陶制器皿，它们都反映了族群的需求，体现了其应有的功能，只不过前者更多的是心理与精神的需求，后者则重在生活的实用功能上，且都打上了族群的文化印痕。
（二）艺术主题的差异性及其原因
由于大陆民间美术与台湾原住民美术，存在着地域、历史、习俗影响的差异性，自然就导致了其艺术主题上一定的差异性，并着重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民俗承传有别。两岸民众虽是同根同源，但因地理、环境、气候等因素的影响，又有着各自不同的习俗及其活动内容。大陆地大物博，各地区的民俗虽有差异但总体上趋于一致或相似。如在唐代初形成的节日——中秋节，从古代帝王秋天祭月的礼制发展到今天，中华民族便将其固定为全民的团圆佳节，但在各地又有不同方式的庆祝习俗，甚至还衍生出一系列的嫦娥奔月、吴刚折桂、月下老人等民俗主题。再如台湾的雅美族，渔船下水礼是其族群的重大祭典之一，祭典当日族群或部落的全体男性都要参与，并在首领的率领下举行唱祝福歌、驱魔、试航等仪式;其渔船上的装饰极具族群特色，有象征勇士的人像纹、炫耀财富的山羊角纹、寓意家族欣欣向荣的涡旋纹等，且以红、黑、白三色为主。而这些纹饰，亦广泛应用于该族群的其他方面，如民居的装饰、族群的服饰等。
上述说明，正是由于两岸民俗承传有别才使其与习俗相伴而生的民俗艺术主题显示出多样化的景象。
二是历史发展差异。两岸民众无疑是“同宗一脉”，但其历史发展又有一定的阶段性差异。众所周知，台湾在荷兰、特别是日本入侵之前，岛上民众除了与大陆有主要往来外，大多数原住民的生活基本属自给自足，不少族群甚至还处于相对原始的状态。像早期原住民的服饰就非常之简单，常以树皮纤维、麻纤维以及兽皮等材料自制而成;上衣没有剪裁只是缝接，多为无领无袖的方正形状。康熙二十三年，清政府对台湾进行治理后，随着大陆汉人向台湾岛的快速流动，进而影响了其原住民在生活方式、服饰文化等方面的进一步汉化：这一时期的服饰材质就多为棉制品，款式也出现了有袖、有领、有扣的样式，且阶层不同，款式与样式又有差别。可见，原住民的服饰及其寓意也是随着历史的进化而变化的。再如大陆春节期间剪纸艺术的主题，从“福”字到“六鱼闹莲”，再到今天的“福娃爱学习”“福娃学电脑”等的变化，也反映了其因时而异的发展变化。
总之，由于大陆民间美术与台湾原住民美术的艺术主题，都具有农耕文化的特征，且与其自身的地域与社会环境发展息息相关，因而又都存在着差异性与变化的一面。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都曾经历过外来文化的影响，也曾遭受过列强的入侵，但大陆的传统文化、包括民俗文化却从未断裂过，一直处于吸收与消化外来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之中，其民俗美术、包括其功用文化的艺术主题亦一直保持着持续发展、地域特色彰显等诸多特征。这是因为大陆的民俗美术是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以父传子、母传女、师带徒的方式世代传承，所以其大部分文化遗产才能得以保存、传承与发展。而台湾在荷兰入侵、尤其是日本入侵期间，许多原住民的风俗被当作“陋俗”禁止，其美术也当作“污垢”加以损毁，直到台湾光复后，原住民的文化传统才得以恢复和发展。由于这些外来殖民者的入侵、占据与统治，台湾原住民的生活与生产方式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致使其民俗文化、包括其功用文化的艺术主题，一方面呈现出一些断代的趋势，另一方面又揉进了当下社会各种不同的文化元素，而体现出一种“混杂”的多样化样式。
结语
综上所述，可见大陆民间美术与台湾原住民美术的艺术主题，它们既有着中华民俗文化“同宗一脉”的“源”与“流”的内在联系，又像一棵参天大树一样，体现出“根”与“干”的生长图式，并在其发展过程中，艺术主题内涵的实用性正逐渐下降，审美的精神性在逐渐上升，功用文化对艺术主题的主导性功能则在也逐渐“转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