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先秦时期的素食观

邓永芳 刘国和

摘要：中国先秦时期形成了农业文明时代素食观的基本思想形态，其中有较为明确观点的主要有儒家、道家和墨家。儒家的素食观念不甚清晰，但也为维护社会秩序建立了因礼而设的素食制度，并开始把仁爱理念拓展到饮食文化中，总体上不反对肉食，但主张在特定时间范围内食素。道家通过提倡素食达到节性适欲的目的，以此调适统治阶级的奢侈生活。墨家和《吕氏春秋》都提出了论述系统、逻辑明晰的素食主张，其中墨家通过提倡素食来达到节财养俭的目的，以此反对和批判统治阶级的贪婪行为。先秦素食观是古代农业文明的产物，在当今生态文明时代，先秦素食观既可以也应该通过创造性转化而重获生机。事实上，健康、科学、合理、有文化品位的饮食观才是这个时代我们应提倡的。先秦素食传统中的优秀文化因子丰富了中华民族饮食观念里面的传统意蕴、民族底蕴和人文涵蕴，既可以也应该成为现代饮食观的有机成分。

关键词：素食观;先秦;时代性转化;生态文明

DOI：10.16397/j.cnki.1671-1165.20200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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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食与肉食是人类饮食的两种常态，其中反对肉食、主张素食常因被赋予了特殊的文化意涵而引人关注。中国先秦时期就形成了农业文明时代素食观的基本理论形态，它们在当今生态文明时代经过创造性转化仍能焕发出理论生机，产生良好的社会价值。

一、先秦儒家素食观：在礼与仁

“素食，谓食草木。”（孙诒让《墨子》注）关于素食，中国先秦时期就有不少记载，如《诗经·周南》中有“参差荇菜，左右笔之”（《关雎》）、“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卷耳》）、“采采苯苜，薄言采之”（《苯苜》）之类的诗句，说的是荇菜、苍耳、车前草的嫩苗都可以作为美食。不只食用野菜，人们还“六月食郁及奠，七月亨葵及菽”“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茶薪樗，食我农夫”（《豳风·七月），可见那时人工种植的瓜豆果蔬也已纳入素食范围。但是食素并非不食肉、不想食肉。如“不狩不獵，胡瞻尔庭有县貊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魏风·伐檀》），表达了劳动人民对于“不素餐”的贵族的愤无他，好生故也”（《孔子家语·好生》）。至战国中期，孟子就是这种动物文化的主要代言人。孟子曾说：“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的这种心态，是儒家核心价值“仁”在对待动物上的自然延伸，当然孟子并非不食肉。尽管如此，儒家的素食观里已注入了“仁爱”的内涵。[1]

一、先秦道家素食观：重生养性

道家创始人老子曾批评统治者“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道德经·第十二章》），但其反对过度田猎并非就是主张素食。在“小国寡民”的世界里，“鸡犬之声相闻”（《道德经·第八十章》），很难想象老子会主张人们去素食。但老子“见素抱朴，少私寡欲”（《道德经·第十九章》）的养生思想蕴含了道家素食观的萌芽。战国晚期的《吕氏春秋》继承了早期道家相关思想，发展出了以重生养性为特征的素食观。

《吕氏春秋》春纪十二篇（“十二月令”部分除外）为君主本体论、效用论，主要用道家贵生无为之说。[2]《吕氏春秋》“贵生”“尊生”“重己”，特别重视道家子华子的学说。“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仲春纪·贵生》）书中还提出了“六欲皆得其宜”的重要观点：“所谓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谓亏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亏生则于其尊之者薄矣。其亏弥甚者也，其尊弥薄。所谓死者，无有所以知，复其未生也。所谓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获其所甚恶者。……嗜肉者，非腐鼠之谓也;嗜酒者，非败酒之谓也;尊生者，非迫生之谓也。”（《仲春纪·贵生》）子华子在理论上把生存状态与欲望的满足联系到一起，根据欲望的满足程度划分生命的等级：全生为“贵生”“尊生”“重己”的最佳状态，“全生”不是保全生命，而是生命得到应有的各种享受，即“六欲皆得其宜也”;等而下之的是亏生、死亡和迫生，而且迫生不但没有得其所宜，甚至还获其所恶，因此迫生不如死。

但是，追求全生容易走向偏颇，“得其宜”并非轻易就能达成。《吕氏春秋》的作者有感于“世之贵富者，其于声色滋味也，多惑者”，指出有三种富贵病——“务以白佚”“务以自强”和“务以白乐”，其中“肥肉厚酒，务以自强”称之为“烂肠之食”（《孟春纪·本生》）。《吕氏春秋》在饮食上反对对动物类食物的过度消费，认为肉食“害于性”。什么是人之性？“人之性寿”（《孟春纪·本生》），即长寿。而“圣人深虑天下，莫贵于生”（《仲春纪·贵生》），极度重视生命。追求长寿、珍惜生命，这其实是以君王为代表的统治阶级所极度关注的事情。

《吕氏春秋》吸收了道家理论，认为万物总会干扰、搅乱人性，从而使得人不能长寿。但是，“物也者，所以养性也，非所以性养也”（《孟春纪·本生》），在物与性之间，物应该服务于性，而非相反。“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仲春纪·贵生》），在人的感官欲求与生命之间，感官欲求应该受生命的支配，而非相反。所以，提出了“全性之道”“贵生之道”的基本原则：“圣人之于声色滋味也，利于性则取之，害于性则舍之，此全性之道也”（《孟春纪·本生》），“耳虽欲声，目虽欲色，鼻虽欲芬香，口虽欲滋味，害于生则止。在四官者不欲，利于生者则弗为。由此观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仲春纪·贵生》）。可见，所谓“全性之道”“贵生之道”，是以是否有利于生命本性作为标准的，凡是有利于生命本性就采纳，反之亦然。

在实际生活中，针对人的感官欲求，《吕氏春秋》主张“节性”“适欲”。“昔先圣王之为苑囿园池也，足以观望劳形而已矣;其为宫室台榭也，足以辟燥湿而已矣;其为舆马衣裘也，足以逸身暖骸而已矣;其为饮食酏醴也，足以适味充虚而已矣;其为声色音乐也，足以安性白娱而已矣。五者，圣王之所以养性也，非好俭而恶费也，节乎性也。”（《孟春纪·重己》）“使乌获疾引牛尾，尾绝力勯，而牛不可行，逆也。使五尺竖子引棬竖，而牛恣所以之，顺也。……凡生之长也，顺之也;使生不顺者，欲也。故圣人必先适欲。”（《孟春纪·重己》）“节性”就是调节性情使它适度，养性也并非刻意追求节俭，只要适度就行。据此，就动物而言，苑囿园池，能够游目眺望、活动身体就行，不必充实奇珍异兽;车马衣服，足以舒身暖体就行，不必要求宝马轻裘;饮食酏醴，只要合乎口味、填饱饥肠就行，不可穷极口腹之欲。“适欲”就是节制欲望，使它适度。生命能长久是因为顺从了它的天性，而欲望会伤害生命。“节性”“适欲”的主张，是对统治阶级穷奢极欲的一种反拨，是总结历史上王朝兴衰教训后获得的清醒认识。动物性资源，在古代属于奢侈生活的范围，节制动物性资源的消费对百姓和统治阶级都有好处：对于平民百姓可减轻负担、降低欲望，而对于富贵权势之人可减少索取、求得长寿，若更进一步，则是通过减少横征暴敛以延续王朝的统治寿命。

《吕氏春秋》甚至为“节性”找到了医学或生理学上的依据。“凡生之长也，顺之也;使生不顺者，欲也。故圣人必先适欲。室大则多阴，台高则多阳;多阴则蹶，多阳则痿。此阴阳不适之患也。是故先王不处大室，不为高台，味不众珍，衣不燀热。燀热则理塞，理塞则气不达;味众珍则胃充，胃充则中大鞔，中大鞔而气不达。以此长生可得乎？”（《孟春纪·重己》）衣服过于厚暖就会闭结自身的脉理，脉理闭结则气不通畅;饮食过于丰盛就会塞满胃，造成胸腹闷胀，胸腹闷胀则气不通畅。过饱过暖雍塞脉理、阻滞气达，对身体有害无益，这是有科学依据的，现今中医学中“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的说法正是这一道理。

尽管如此，《吕氏春秋》终究没能从社会制度的层面提出“节性”“适欲”的具体措施，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圣人的自我修养上。“天生人而使有贪有欲。欲有情，情有节。圣人修节以止欲，故不过行其情也。”（《仲春纪·情欲》）“圣人组修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故子华子曰：‘丘陵成而穴者安矣，大水深渊成而鱼鳖安矣，松柏成而涂之人已荫矣。”（《季春纪·先己》）《吕氏春秋》按照圣人的标准来打造君王，而圣人“修节以止欲”，也只不过是合理安置其欲望罢了，这是可行性;另外，其具有必行性，“圣人组修其身而成文于天下”，圣人修养自身，则光辉灿烂的大业就能成就于天下。此处所引用的子华子的话，其字面意义是关于动物与环境关系，这在当时已成为一种常识与共识。

在修身上，《吕氏春秋》提出了精气养生说。“故凡养生，莫若知本，知本则疾无由至矣。精气之集也，必有人也。集于羽鸟，与为飞扬;集于走兽，与为流行;集于珠玉，与为精朗;集于树木，与为茂长;集于圣人，与为复明。精气之来也，因轻而扬之，因走而行之，因美而良之，因长而养之，因智而明之。”（《季春纪·尽数》）因此，养生就是“养精气”，而精气是万物生机之所在，它聚集在飞鸟上就表现为飞翔，聚集在走兽上就表现为奔跑，聚集在树木上就表现为茂盛。此说虽虚无缥缈，但强调养护万物生机对当今生态保护仍有一定的启发价值。《吕氏春秋》妄图把君王打造成睿智的圣人，让他成就不朽的功名，在此《吕氏春秋》一改“贵生”“尊生”的君主本体论，转变为追求功名的君主效用论。但此处所引文字，仍然关乎动物，只是其目的已不在动物本身，显然，作者借动物世界一些常见的事实（如捕猎技巧、养护生态原则）来阐述君主如何达到养生最佳效果的道理。

三、先秦墨家素食观：节制饮食

先秦墨家是社会底层的代言人，其创始人墨子并不关注动物，但他从关注底层人民生活的角度提出了以节制饮食为主要内容的素食观。

人类以动物为食物，自古而然，由此引发出动物屠宰的问题。墨子的言论中也偶尔涉及这一问题。“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藉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杀也，必藉良宰。”（《墨子·尚贤中》）“世之君子，使之为一犬一彘之宰，不能则辞之;使为一国之相，不能而为之。岂不悖哉！”（《墨子·贵义》）从“良工”“良宰”的说法可见当时社会分工已经细化，有了不少专门从事宰杀动物的屠夫，他们之间存在竞争，“不能则辞之”，其中技术高超者则脱颖而出成为“良宰”。另外，被宰杀的动物主要是牛羊狗猪等家畜。在此，我们可判断出墨子并没有从伦理的角度看待屠宰问题。

墨子谈得较多的是饮食的节制问题，为此，墨子首先考察了古代的素食传统。“素食”一词也较早来源于墨家。墨子认为：“古之民未知为饮食时，素食而分处，故圣人作，诲男耕稼树艺，以为民食。其为食也，足以增气充虚，强体养腹而巳矣。故其用财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墨子·辞过》）“古者圣王制为饮食之法，曰：‘足以充虚继气，强股肱，耳目聪明，则止。不极五味之调、芬香之和，不致远国珍怪异物。何以知其然？古者尧治天下……逮至其厚爱，黍稷不二，羹胾不重，饭于土塯，啜于土形，斗以酌，俯仰周旋，威仪之礼，圣王弗为。”（《墨子·节用上》）远古时期人们主要依靠采集植物的果实和根茎食用来维持生存，后来发展到农业生产可以种植作物食用。墨子認为草木之实足以果腹养身，且能形成节俭的风气，因此而能达到“民富国治”。墨子从素食得出如此结论的说辞，虽然说服力不强，但其支持素食的意图清晰可辨。当然，支持素食并非绝对反对肉食，墨子也认可“羹胾不重”（肉食不重复）的简朴做法。

在此基础上，墨子批判富贵者穷奢极欲的肉食风尚。“今则不然，厚作敛于百姓，以为美食刍豢，蒸炙鱼鳖，大国累百器，小国累十，前方丈，目不能遍视，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冬则冻冰，夏则饰饐。”（《墨子·辞过》）无疑，墨子批判的是以君王为代表的奢侈饮食风尚：在食物品类上以动物肉食为主，在T艺上制作复杂，在数量上极尽奢侈，在影响上大国小国皆然，在时序上花样翻新。墨子担心的是君王的这种饮食风气一旦蔓延开来，最终会造成贫富两极对立、社会大乱。“人君为饮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虽欲无乱，不可得也。君实欲天下治而恶其乱，当为食饮不可不节。”（《墨子·辞过》）显然，墨子把倡导素食、反对饮食上的穷奢极欲上升到了以“正义”为核心价值追求的政治高度。

墨子还从声、色、味、居四个层面批判享乐主义。“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华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非以犓豢煎炙之味，以为不甘也;非以高台、厚榭、邃野之居，以为不安也。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日：‘为乐，非也！”（《墨子·非乐上》）就其“味”而言，墨子指的仍是肉食，即所谓“犓豢煎炙之味”，“犓豢”指的是动物，尤其是豢养的家畜，“煎炙”指的是食物的烹调方法。墨子认为这既不符合圣王传统也不利于百姓，是错误的。显然，墨子站在底层百姓的立场，反对统治阶级穷奢极欲、横征暴敛，因而提出节制饮食尤其是节制肉食的观点。基于同样的立场，墨子批判历代暴君：“昔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于此乎不而矫其耳目之欲，而从其心意之辟，外之驱骋田猎毕弋，内湛于酒乐，而不顾其国家百姓之政，繁为无用，暴逆百姓，遂失其宗庙。”（《墨子·非命下》）

四、农业文明时代的素食观及其时代性转化

先秦素食观产生的物质基础是发达的农业文明。中国的农业文明源远流长、高度发达。据《山海经》记载，黑齿国、中荣之国、蜮民之国在食兽的同时食稻、食木实、食黍，说明渔猎时代已出现农业文明或者处在向农业文明的转化过程中。《海经》中多次记载先民仅以植物种子为食的情况，食用的植物类食物以“黍食”最多，如“有招摇山，融水出焉。有国日玄股，黍食，使四鸟”（《海经·大荒东经》），“又有成山，甘水穷焉。有季禺之国，颛顼之子，食黍”（《海经·大荒南经》），“有胡不与之国，烈姓，黍食”（《海经·大荒北经》）。这些带有传说色彩的记载反映了当时农业文明已经具有较高的普及程度。精耕细作的发达农业更是造就了植物性食物的丰富与充盈，这也正是先秦素食观念得以产生的物质基础。植物性食物的易得性、普遍性、优越性和重要性，也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和推崇。正因如此，先秦医家倡导“五谷为养、五畜为益、五果为助、五菜为充”（《黄帝内经·素问》）的养生理念，把谷物素食视作养生的根本，其地位高于具有裨益性的五畜;另外，把瓜果蔬菜作为饮食的辅助补充，又大大拓展了素食的范围。

急遽的社会变革是先秦素食观得以成长的丰厚土壤。先秦时期有较为明确观点的主要有墨家、道家和儒家，其产生都与社会阶级利益纷争相关。墨家和《吕氏春秋》都提出了论述系统、逻辑明晰的素食主张，其中墨家通过提倡素食来达到节财养俭的目的，以此反对和批判统治阶级的贪婪行为。道家通过提倡素食来达到节性适欲的目的，以此调适统治阶级的奢侈生活。儒家也为维护社会秩序建立了因礼而设的素食制度，并开始把仁爱观念拓展到饮食文化中，总体上不反对肉食，但主张在特定时间范围内食素。至汉代佛教传人中原，在统治阶级的倡导下，以“不杀生”为主要特征和内涵的素食行为在佛教领域成了严格戒律，“不得食一切众生肉，食肉得无量罪”（《梵纲经》）。佛教素食观也在南朝梁武帝的倡导与规约下取得了主导地位，而中国先秦时期的这些素食思想则逐渐为后世所忽视。秦汉之后墨家思想一度湮没无闻，唐宋之后三教合流，儒道佛三家素食思想逐渐融汇到一起。不过，先秦素食观念仍然在后世留下了鲜明的印记，正如清代李渔总结道：“饮食之道，脍不如肉，肉不如蔬。亦以其渐近自然也……后肉食而首蔬菜，一以崇俭，一以复古。”（《闲情偶寄·饮馔部·蔬食第一》）可以看出，在李渔带有复古特征的饮食观里，总体趋向于推崇素食，“崇俭”里有墨家的因子，“近自然”里有道家的气息，而对待肉食、素食的中庸作法浑然是儒家的态度。

在当今生态文明时代，先秦素食观可以而且应该通过创造性转化而重获生机。工业文明的发展使得人类有能力进一步征服自然并获得更为丰裕的物质财富，但同时逐渐坠人了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深渊。在后工业时代兴起的现代性批判让人们不得不重新反思和改进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生态文明时代的序幕也由此开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人类如何对待动物成为一个重要的生态伦理问题。以美国哲学家汤姆·雷根（Tom Regan）的动物权利论和英国哲学家彼特·辛格（PeterSinger）的动物解放论为主要代表的动物福利论成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重要流派，在动物（尤其是野生动物）保护领域产生了积极影响，彼特·辛格的《动物解放》一书甚至被看作素食主义者的宣言。[3]当代中国积极培育、践行生态文明理念，在素食伦理上也应当展示自己的理论主张，而中国古代的素食观能为之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今天，虽然人们的素食行为里节财养俭的观念因素日益减少，但道家节性适欲的养生观念渐成被大众认可，儒家仁爱理念也仍然具有一定的道德影响，这些古老的文化因子有助于野生动物的保护、良好生态环境的建设。而且，素食风尚里的社会批判精神也可以根据时代要求（如批判滥捕滥杀野生动物、防止动物病毒传播）进行调整和加以充实，从而创造出新的时代性价值。事实上，健康、科学、合理、有文化品位的饮食观才是这个时代应该提倡的。先秦素食传统中的优秀文化因子，既可以也应该成为现代饮食观的有机成分，因为它们丰富了中华民族饮食观念里面的传统意蕴、民族底蕴和人文涵蕴。

（责任编辑 张月红）

参考文献：

[1]邓永芳，胡文娟.孟子动物伦理思想探微——兼论庄子、孟子动物伦理思想的异同[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4）：77-81.

[2]黄伟龙.《吕氏春秋》成书考[J].文献季刊，2003（1）：9-17.

[3]彼得·辛格.动物解放[M].孟洋森，钱永祥，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12.

Vegetarianism in Pre-Qin Period of China

Deng Yongfang， Liu Guohe

（ School of Marxism， Ji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The basic theoretical form of vegetarianism in the era of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was formecl in thepre-Qin period of China. Among many schools， Mohist school，Taoist School and Confucianism have definiteviews. Both Mohist School and Lv7sCommentaries of Hi.story put forward svstematic and logical views ofvegetarianism. in which Mohist School opposed anrl criticized the greedy behaviors of the ruling class byadvocating vegetarianism to achieve thrift. Taoists promoted vegetarianism to achieve abstinence and to adjustthe luxurv life of the ruling class. In spite of the vague vegetarianism c：onception of Confucianism. the system ofvegetarianism set up for rites has been established. and the concept of benevolence has been extended to thediet culture. Confucianism did not oppose eating meat totally. but it arlvocated vegetarianism during a certainperiod of time. The vegetarianism of pre-Qin was the product of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In the era of ecologicalcivilization. it can and should be revived through creative transformation.ln fact. the heahhy. scientific.reasonable diet concept with cultural taste is what we should advocate. The excellent cultural factors in thevegetarian tradition of the pre-Qin periorl can and shoulcl be the orgamc components of the modern dietcuhure， because thev enrich the traditional. national and cuhural connotations of the Chinese diet culture.

Key words：
vegetarianism; pre-Qin; transformation of time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收稿日期：2020-02-20

基金項目：江西省社会科学划项目“先秦动物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15ZX08）;江西理工大学2018年

十九大精神阐释专项项目“习近平生态思想研究”（F218-ZX-03）

作者简介：邓永芳，江西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态哲学、中国

传统文化;刘国和，江西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