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KANO》的自我“再殖民”
时间：2020-11-28 04:09:5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曾健民
台湾历史课纲“微调”的纷扰还未平息，一部名为《KANO》（嘉农）的电影，挟着导演魏德圣监制的盛名在岛内掀起票房热潮，同时也搅动了赞否两方的批评浪潮。《KANO》与历史课纲“微调”一样都和日本殖民统治台湾的历史认识有关，即以怎样的眼光去诠释历史的问题。
影片上映之初，有人质疑为何影片对白高达90%皆为日语。担任监制的魏德圣回答：“1930年日本国势调查资料显示，台南州（辖区为今台南市、嘉义市、嘉义县、云林县）10岁至19岁人口会讲日语者占48.6%。”他还强调“电影只是呈现当时台湾真实状况”。然而历史事实是，1931年前后台湾正面临着严重的语言危机，岛内文化界正发生“台湾话文论争”。作家郭秋生在长文《建设“台湾话文”一提案》中提到，从日本据台一直到1928年约30年间，400万的台湾人中只有大约24万人接受过公学校（小学）教育。而同期间，接受过中学以上教育的台湾人只有10482人。其中，包括嘉义农林学校在内的“实业学校”也只有1463人。1931年4月末，包括台北帝国大学在内的全台中等以上学校的在学学生中，日本人有9289人，台湾人只有6183人，然而当时在台湾的日本人却只有21万人，这一在学人口比例，凸显了严重的教育不平等和歧视，而当时岛内的日语普及率只有12.36%。当年“台湾话文论争”的焦点在于要不要建设新的“台湾话文”以进行平民教育，解决民众无学文盲的状态。当时台湾人传统语言（汉文、白话文、闽南话、台湾少数民族语言）正面临着殖民当局“国语（日语）普及”的压力，因此郭秋生提议以“台湾话文”的策略抵挡日语普及。
1931年，于台湾而言是一个动荡巨变的一年，殖民当局开始加紧对台湾政治、经济和精神的控制及改造。这一年也是作为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进入“国民精神总动员”的起始，岛内市街庄各村落普设“国语（日语）讲习所”。台湾“嘉农”正是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中出现，但电影《KANO》中则完全看不到这样的历史陈述。这年8月21日，台湾“嘉农”棒球队在第17届夏季甲子园（俗称日本高中棒球联赛）决赛中，以0比4败给来自爱知县的“中京商业”棒球队获得亚军。对于受到日本殖民当局在政治、经济不断冲击下的台湾人来说，“嘉农”棒球队在日本的优异表现，的确带来了一些荣光和想象。依据当时唯一的台湾人报纸《台湾新民报》的报道，“嘉农”是真正的台湾代表队。大家都期待“嘉农”能够发挥运动员精神，鼓励球队发挥台湾的志气，并认为“嘉农”在球场已展现了“超越民族的公平竞赛”。在此要强调，在“嘉农”棒球队以前，都是由日本人组成的球队参加甲子园，而“嘉农”则由汉人、台湾少数民族、日本人混合组成。当年处于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人在处处由日本人“包办”的情况下，觉得只要球队不是由日本人“包办”，就已经可算台湾代表队了。报道中“超越民族的公平竞争”，所要强调的是在民族“公平竞争”原则上的“民族超越”。影片《KANO》中日本人高喊的“三民族协和”或一些空洞赞扬影片“超越民族”的论调，与在“民族不平等”条件下的“东亚共荣论”有何不同？
影片中导演用“艺术虚构”将“嘉农”棒球队与殖民当局派来台湾修筑嘉南大圳的工程师八田与一上演了一出“美好相遇”的剧情。镜头中，八田与一出现在教室黑板上、课本中，是学习的模范，球员们集体对他欢呼，犹如神界下凡。而翻开1930年嘉南大圳落成后的报道就可知道，当年大圳竣工后不但使原有发达的传统沟圳灌溉的良田一到下雨便淹水成灾，而且农民、地主还要负担沉重的大圳建设费用和高额水租。殖民当局兴建嘉南大圳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对水的控制”，以图促进台湾米大量输日解决日本本土的食粮不足。作为工程师的八田与一只是执行殖民当局政策的官僚，如今却被台当局和政党、政客奉如神祗，可笑而可悲。单单这段被导演以“艺术虚构”的精节就足以说明，影片所彰显的是自我“再殖民”的历史想象，而非客观的历史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