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崇民与东北地区革命研究

李波 赵亮

[摘 要]高崇民是民主革命时期从辽宁地区走出去的爱国民主人士杰出代表，他波澜壮阔的一生，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缩影。他为东北地区革命和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也为东北地区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关键词]高崇民;东北地区;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96（2020）01—106—05

高崇民，辽宁开原人，是民主革命时期从辽宁地区走出去的爱国民主人士杰出代表，曾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等职，为东北地区革命和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也为东北地区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一、高崇民与东北抗日救亡运动

高崇民，祖籍山东省登州府蓬莱县，1891年11月14日生于辽宁省开原市靠山屯村。此时正值清朝末年，国家积贫积弱，东北地区的社会动荡不断加剧。随着阅历的丰富，高崇民在青年时代开始追求思想进步，积极投身革命运动。他认为孙中山的革命方向，是他要为之奋斗的目标，1911年经宁武介绍参加了同盟会，投身于推翻满清封建王朝的辛亥革命。

九·一八事变改变了东北民众的命运，千百万东北人奋起反抗法西斯暴徒，高崇民全身心投身到东北救亡运动中，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十四年间，“未作过官吏，未作过商人，始终在团结救亡工作上，或大或小或明或暗地一直努力到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之日”[1]72。他与王化一、卢广绩、阎宝航等东北籍爱国人士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被推选为该会常务委员，以该会为阵地，广泛联络各方面爱国人士，开展救亡活动积极支援抗日义勇军。劝说张学良统领的东北军停止内战，开展抗日斗争，成为东北社会各界的共同期盼。作为张学良的挚友，1935年10月，高崇民在上海邀集张学良幕僚的核心成员商谈时局，会上决定派他赴西安说服张学良。高崇民由上海经天津到北平，与中共党员王梓木、何松亭等研究对张学良的工作问题。同年11月，在西安分别会见陕西著名民主人士杜斌丞和国民党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并与张学良作彻夜详谈，力陈“剿共”之害，揭穿蒋介石“剿共”以消灭东北和西北两个地方部队的“一箭三雕”阴谋，提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是收复东北挽救民族危机的唯一正确途径。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挑唆，国民党十七路军与东北军在陕西期间摩擦不断，杨虎城与张学良两位将领之间也多有误会，消除他们两军之间的误会和摩擦是当务之急，也是两军团结抗日的基本前提。受张学良委托，高崇民以坦诚的态度向杨虎城转达了东北军团结抗日的夙愿，终于使这两位将领消除误解，达成两军团结。

高崇民是西安事变的主要参与者，为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作出了特殊的历史性贡献。经过前期务实的准备和铺垫，尤其是民族危亡的形势日趋紧迫，东北军与西北军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共识基本形成。1936年春，高崇民陪同杨虎城由西安飞赴洛川会见张学良，秘密商谈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决策。8月，张学良、杨虎城分别派人到天津接高崇民回陕西，酝酿联共抗日事。12月11日深夜，高崇民到西北军司令部研究武装扣押蒋介石以迫其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各种措施，并参与起草张学良和杨虎城八项主张的通电。事变发生后，高崇民被委任为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智囊团体——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处理事变的善后工作。西安事变在民族和国家危亡之际起到了特殊的历史作用，自始至终参与的高崇民表现出了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强烈的使命担当，为促成国共统一战线做出了极为特殊的作用。

全面抗战爆发后，高崇民为东北救亡奔走呼号，即使在重庆遭软禁期间，仍然不懈努力为积极抗战救亡而劳心费神。1938年8月，在赴延安考察期间，高崇民向中共中央提出了组建若干个东北干部支队，挺进敌后，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武装的建议。[2]139此建议得到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并在很快落实在行动中，这也为抗战胜利后党在东北建立根据地提供了有益参考。也正是在此时，他开始深入地接触共产党人，接触马克思主义，他的革命理想悄然开始发生变化，逐渐认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道路是符合中國国情的正确选择。

二、高崇民与东北根据地建设

抗日战争胜利后，高崇民回到了阔别多年的东北，以党外人士（老国民党员）的身份，为东北人民的彻底解放而奋斗，积极参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

在此期间，高崇民以民主人士和东北名流的特殊身份先后担任了安东省人民政府主席、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参与领导本地区的建政、土改、镇反等运动，支持配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解放斗争。高崇民针对东北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人对国民党有浓厚的盲目正统观念的情况，撰写《惨胜归来》的小册子，以亲身经历，系统地叙述了九·一八事变后的历史真相，全面地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内战独裁的反动本质。他在长春召集原“东北民主政治协会”成员，以该协会名义筹办《民主新报》，并为该报写了《发刊词》和第二期社论《为什么需要民主？》，深入浅出地扼要阐述了《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的主要论点。他在哈尔滨“松哈各界和平民主促进会”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痛斥国民党多年来祸国殃民的罪行，并表示自己的决心：“我一个人一个嘴，两条腿，走遍东北，讲遍东北，务使东北的同乡了解国内的真实情况。”[1]89在东北各省市代表联席会议会议上，高崇民以《俺们家的民主》为题的演说中，从土地、工商、文教、军队、言论、民族、妇女、民政机关等各个方面，全面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会议期间，执笔草拟出以全体代表名义的通电，指斥蒋介石囚禁张学良、杨虎城的非法行为。在与共产党人接触过的数年间，高崇民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品质和担当，意识到了国家和民族的希望最终在共产党人的肩上。

青年时期爱国主义思想逐步在升华，经过多年革命斗争实践，高崇民的思想最终转变为共产主义，1946年7月高崇民完成政治夙愿，经张学思、刘澜波二同志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工作需要，在中共中央东北局的直接领导下，仍以民主人士身份公开活动。对于东北解放的重大意义，他这样评价：“这次东北解放战争，很快胜利，说明人民有强大的力量，但是必须由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如果人民像一盘散沙，没有组织，没有领导也就没有力量。”[1]118这是他早年开始参加革命斗争，1911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一个正确的判断和把握。

高崇民利用各种渠道动员和影响自己的老关系，在国统区开展策反活动，掩护中共地下党斗争，获取敌人情报、瓦解敌军方面，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在一次集会上，高崇民号召民主人士不要满足于已有的成就，不要停步如“土地改革”中的“夹生饭”现象，要继续前进，做一个彻底的革命者。1948年10月，协助东北局社会部派遣以李维民为首的沈阳地下工作组，动员旧友胡圣一、王化一帮助工作组获取敌人的情报。东北解放后，协助东北局社会部，派遣王化一、冷庆元、王佩卿等六人潜赴北平，对傅作义部作策反工作。此外，高崇民参与接待爱国民主人士北上东北解放区的接待安排工作。1948年，他代表东北行政委员会赴安东迎接李济深、郭沫若、沈钧儒、章伯钧等民主人士。高崇民与这些民主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全面客观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解放区情况，就筹备成立新中国建设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达成了诸多共识。经过半年多的准备，高崇民又亲自陪同先后到东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三十五人乘专车抵北平，参与新政协召开的各项筹备工作。在北平，高崇民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并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参加了开国大典，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

在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的职位上，高崇民殚精竭虑地工作。在中共中央东北局的领导下，他着力于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方面的工作，组织消灭了东北西部地区和热河地区的鼠疫灾害。近代以来热河的鼠疫问题比较严重，日伪时期曾是当地老百姓的劫难。他组织成立了防疫委员会，组织在哈尔滨开业的医生及卫生人员学习防疫知识和方法，准备了防疫器材、药品器具等，开赴疫区。疫区大部分处在敌我交界区，百姓恐慌，基层干部也处于恐慌状态。针对于此，高崇民提出正面宣传、有效隔离、科学防疫的方针政策，很快控制住了疫情发展，发病率和死亡率逐渐下降。他始终关注东北的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致力于提高东北民众的教育文化水平，积极参与东北风沙治理和防护林建设，为生态平衡发展建言献策。

三、高崇民与新东北建设

东北全境解放后，高崇民先后担任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是东北大区政府副职中唯一的民主人士。以此特殊身份，为党和人民工作，参与领导东北地区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参与抗美援朝总后方基地建设和全国工业化基地建设。

高崇民积极支持东北地区的抗美援朝，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团结和带领党外人士参与抗美援朝运动。他担任新成立的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东北总分会（抗美援朝东北总分会）会长，组织各阶层、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及不同宗教信仰的民众参与抗美援朝，协调各方民众开展爱国公约运动和捐献活动，调动了东北社会各界的生产生活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得东北行政区作为抗美援朝总后方基地更加巩固。为了揭穿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的阴谋，1952年8月，高崇民向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调查团揭露美军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发表了《彻底粉碎美军细菌战的新罪行》的声明，使得调查团掌握了真实的情况。高崇民以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身份多次率团慰问伤病员：1950年8月，他前往朝鲜前线慰问浴血抗战的朝鲜军民，归来后在民盟东北总支部召开的时事座谈会上报告朝鲜军民抗战的感人事迹;1951年4月9日到28日，他率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第六分团赴洮南、齐齐哈尔、北安、双城、长春等地慰问志愿军和人民军的伤病员;1952年初，他率中央慰问团到佳木斯慰问志愿军伤病员。

新东北建设期间，高崇民数十次写文章、作报告，号召东北各界人民积极投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运动和爱国生产竞赛。他注重实践标准，主张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多次寫文章动员知识分子结合抗美援朝等运动进行自我思想改造，结合自身经历明确地提出“各种知识分子，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改造其一切坏思想、坏习惯，站在客观变化的前边，为保卫和建设祖国的伟大事业而奋斗。这样，才对国家、人民有利，对于个人也同样有利。”[1]187

高崇民兼任东北大区最高法院东北分院院长和司法部长期间，开创性地领导了东北地区的司法活动，参与战犯审理和改造。战犯审理和改造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面临的重要考验，高崇民在中共中央东北局的领导下，积极贯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首长的指示精神，开创性地做好了日本和伪满战犯在东北的审理和改造工作，为新中国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也积累了司法实践的宝贵经验。他针对旧社会司法工作中存在的旧法观点和旧司法作风的影响，提出彻底肃清旧法残余，健全人民司法制度。他着重要求司法工作者：“必须彻底肃清旧法观念，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新法及新作风，不要以旧法作为参考，要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性质及中共中央的政纲政策与人民政府所颁布的各项法令作依据”[2]242。他领导东北全区清理积案，结合着清理积案也检查和处理了一些错案，并进行了一些司法业务的建设。还积极进行了普选人民法庭的工作和参加贯彻婚姻法运动的工作，从司法方面保障了庄严的普选工作和婚姻法的贯彻实施。[1]260

四、高崇民与东北地区民主党派活动

高崇民是东北地区民盟工作的主要奠基人和卓越领导人，为东北地区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的创建和发展做了大量工作，也为新中国东北地区统一战线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高崇民受命筹组东北民盟地方组织。在此期间，高崇民首先注意挑选领导班子。他和东北局统战部商量，提出由15人组成的临时工作委员会，被民盟总部批准正式成立了。民盟东北总支部的15名委员中，有10名是原“东北救亡总会”的领导人，包括前后两任党组书记刘澜波和于毅夫，党组成员陈先舟和张庆泰。1951年3月12日，在民盟东北总支部第三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上，号召盟员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首先是学好《实践论》，努力提高革命觉悟。1952年3月19日，民盟东北总支部召开了成立会推选高崇民为主任委员。民盟松哈、吉长和旅大支部的领导成员，都是高崇民和各地党委负责同志几经磋商决定的，并都吸收一两名政治上坚定的共产党员参加领导班子。各地民盟的办公地点，也都是高崇民亲自选定，并由当地党政领导班子帮助动员原驻单位搬迁的，这使得东北民盟组织能够在健康的基础上起步。东北民盟组织建立后，针对解放前民盟组织松散的问题，着力开展思想教育，建立固定的组织生活和学习制度，并由总支部委员分工参加盟员的小组生活。在发展盟员方面，高崇民提出了“积极地稳步前进”和“发展与巩固相结合”，这种审慎的原则符合当时东北民盟的实际情况，有利于民盟后来的自身建设。民盟经常结合重大政治事件和政治运动举行报告会和座谈，高崇民坚持亲自出席作报告或讲话，有时也参加盟员的小组会，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对于上层有代表性的组织“必须建立随时随地联系群众、随时随地了解盟员思想情况的作风。”对于民盟松哈、吉长和旅大三个支部高崇民每年都要视察，除听取工作汇报外，还要召集全体盟员作报告或座谈，有时还找盟员个别谈心，进行思想教育。

社会主义革命期间，高崇民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东北民盟总部负责人。对于高崇民这样一位有影响的民主人士，同时也有共产党员的身份，东北局副书记林枫希望他“能成为近悦远来的团结中心，能够团结各方面的人士。”[3]依据党的号召和指引，高崇民积极致力于东北地区爱国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领导民盟组织在东北地区的发展壮大，推动各个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东北地区建立组织和开展活动。号召和推动民主人士、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东北地区文教卫生事业发展，强调“政治与业务的结合”，分析批判当时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的“以不问政治为清高”的思想。他利用集中调研的机会，1953年8月到12月，先后在沈阳、旅大、哈尔滨和长春，为民盟盟员及所联系的知识分子作题为《要认清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为彻底实现总路线而奋斗》的报告。1954年4月1日，就沈阳、旅大、长春和哈尔滨等地高等院校党组织在执行团结知识分子政策上存在的问题，向东北局副书记林枫提出书面报告。这些做法对于知识分子把握形势和任务，破解认识上和工作中的误区极为有益，且收效比较明显。

高崇民对于民主党派组织在东北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作为民盟东北组织的负责人，他积极推动其他党派的活动，推荐并动员民盟成员参加民革、民建和民进组织，要求民盟机关干部毫不保留地向其他党派介绍自己的经验教训，使得民革、民建和民进等其他民主党派在东北很快建立了自己的各级组织，并能够亲密无间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对统一战线工作，他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在沈阳、旅大、长春、哈尔滨等地宣讲《共同纲领》《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婚姻法》《宪法》《选举法》，宣传“抗美援朝”  “镇反”  “三反五反”等运动的重要意义，对党委和政府的一些重要工作，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起草委员，他撰写了《伟大的宪章》一文，赞颂第一部宪法，配合全民讨论宪法草案。高崇民始终关心统战对象的生产生活，为统一戰线的大发展殚精竭虑。他根据周恩来1950年所作关于张学良将军的老部属生活困难者可酌情照顾的指示，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整理提出68人的情况，报送中央统战部，妥善安置他们的生活，使得这些统战对象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政权充满了感激之情。

高崇民波澜壮阔的一生，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缩影。他的一生先后加入了三个党派——中国同盟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共产党，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经历了一个中国爱国知识分子艰辛坎坷的历程。他不仅是旧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的楷模，同时也是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广大知识分子的榜样。他对东北革命和建设的贡献巨大，把中国社会发展规律、中国革命斗争规律与东北地区的实践实现了较好结合，成效显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于高崇民革命历程和人格品质的深入系统研究，是继承他未竟事业的必然要求，能够为东北地区统一战线支持和参与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提供历史智慧，这也是对他最好的纪念和追思。

参考文献：

[1]高崇民.高崇民诗文选集[M].沈阳：沈阳出版社，1991.

[2]丘琴，白竟凡，高凌等.高崇民传[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1.

[3]穆欣.林枫传[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  李 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