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莎士比亚和王尔德的喜剧看女性解放
时间：2020-12-06 22:11:3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刘桂芹
摘 要：莎士比亚和王尔德的喜剧中都描述了女性解放自身的方式，同时，也揭示了女性要反抗的是不合理的制度，而人性等客观因素的存在需要她们的宽容美德。
关键词：莎士比亚喜剧；
王尔德喜剧；
叛逆；
宽容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5-0204-03
莎士比亚和王尔德是两位关心女性命运的文学天才，他们不仅在各自的喜剧中塑造了新奇可爱的女性形象，还阐明了女性获得爱情与尊严的不同途径。莎翁笔下的新女性积极进取、自信独立，她们比以往的女性都更敢于直言和行动。尤其是在婚姻和家庭关系这样重要的问题上，她们有了相当独立的自主权利和自我意识。凭借智慧和才能，这群“爱的天使”勇敢地脱离父家，与有情人结为眷属。王尔德敏锐地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在喜剧中描写了具有更加独立人格的新女性。她们开始以宽容和谅解来化解家庭中的危机，成为家庭稳定、婚姻幸福的关键，得到了丈夫的爱和尊重，荣获“家庭的天使”的桂冠。
人类社会进入父权制时代以后，女性便逐渐沦为“第二性”。为了争取自己的权利，世界妇女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抗浪潮。但是，主流女性主义者所强调的是妇女团结起来与男人抗争，而忽视了人性等客观现实对妇女宽容美德的需求。本文将通过分析莎士比亚和王尔德的喜剧所展现的不同女性自救方式，来论证女性解放的有效途径：既要大胆地反抗父权、男权和夫权等不合理的制度，追求自由、幸福和尊严，也要宽容对方，反省自己，“痛苦而自豪地学习如何抛弃和超越”[1]，寻求两性和谐。
一、莎剧中女性的叛逆
莎士比亚笔下的新女性为了追求自由、爱情和尊重，展现了强烈的叛逆个性。《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娅和杰西卡、《维洛那二绅士》里的西尔维娅、《仲夏夜之梦》中的赫米娅在婚恋方面面临着父亲的逼迫，甚至是国家专制政权的威慑。鲍西娅的婚姻受到死去父亲意志的制约，但她表面上遵从父亲的遗嘱，心却早有所属，她运用自己的智慧得到了中意的郎君。西尔维娅的父亲执意要将她许配给家财万贯的修里奥，她却爱上了一贫如洗的凡伦丁。公爵一怒之下，流放了凡伦丁。但此时西尔维娅更坚强了，发誓非凡伦丁不嫁。赫米娅被父亲许配给“门当户对”的贵族狄米特律师，而她却钟情于贵族青年拉山德。在公堂上，面对父亲“不嫁给这位绅士，便立即处死”[2]114的威胁，她针锋相对、据理力争；
当公爵宣布她若不遵从父命就“不是受死刑，便是永远和男人隔绝”[2]115时，她毫不畏惧地回答：“我不愿意把我的贞操奉献给我心里并不敬服的人。”[2]115最后，她跟随恋人私奔。杰西卡也不顾父亲的反对与恋人出走。要不是鲍西娅、杰西卡、西尔维娅、赫米娅等人的这种爽直倔强的性格、这种为自己的恋爱权利进行斗争的行为，她们只能与家财万贯或门当户对的人结婚，做父亲的棋子、财富和权势的附庸，过没有爱情的婚姻生活。《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娅、《皆大欢喜》中的罗瑟琳、《第十二夜》中的薇奥拉身为女儿，无法在公共领域发言或行动。鲍西娅化装成一名男律师，登堂判案，以周密的逻辑和雄辩的口才使正义的天平向她倾斜，巧妙地解决了威尼斯众男子束手无策的“一磅肉”案件。罗瑟琳女扮男装，消除了逃亡路上可能招来窃贼与袭击者的可能性，成功地与父亲相聚。她还以一个男性朋友的身份指导奥兰多如何追求所爱，解除相思之苦。最后，她运用一串“假如”解决了一场乱七八糟的多角恋爱，促成了皆大欢喜的局面。薇奥拉化身成一名男仆，往返于公爵和奥丽维娅伯爵小姐的庭堂之间，担当起为他俩传情达意的使命，成功地留在自己暗恋的公爵身边。如果鲍西娅、罗瑟林和薇奥拉不假托男性的身份涉足男性的领域，她们毫不逊色于男性的胆识、学识、才能和刚强将得不到施展和认可，婚后只能圈在夫家相夫教子、孝敬公婆，无法为社会的发展贡献才智。《驯悍记》中的凯瑟琳娜、《错误的喜剧》中的阿德里安娜、《无事生非》中的贝特丽丝、《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的倍其大娘和福德大娘都处在女性从属地位、男性对女性的压迫被视为合理自然的年代。凯瑟琳娜的父亲为了不让听话的小女儿的婚姻受到大女儿的连累，宣称不论求婚者是谁，宁可赔上丰厚的嫁妆也要把大女儿“嫁”出去。凯瑟琳娜对此大为气恼，欲是发“悍”，不愿意被人随意摆布，“仿佛自己连要什么不要什么都不知道。”[3]261她还与丈夫进行嬉笑怒骂的对白，大胆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真实思想。阿德里安娜不满妇女在家庭中的奴役地位，并且，她渴望得到同丈夫一样的自由。她问道：“为什么他们的自由要比我们多？”[2]212她还这样反驳妹妹的妇道论：“人不是驴子，谁甘心听人家使唤？”[3]212阿德里安娜最终为自己赢得了受人尊敬和得到公平对待的权利。贝特丽丝虽然在被爱人征服之后温柔地回到了他身边，但她并不甘心女性屈辱的命运，她蔑视男人的特权：“男人都是泥做的，我不要。一个女人要把她终身托付给一块顽固的泥土，还要在他面前低头伏小，岂不倒霉”。[3]倍其大娘和福德大娘都收到了地痞流氓福斯塔夫的调戏信。但她们既没有告宫寻求法律保护，也没有向丈夫告密寻求帮助，而是靠自己的力量机智地回敬了这个“淫棍”，向世人证明了“风流娘们不一定轻狂。”[4]90培琪大娘还同丈夫的夫权开玩笑说：“我要到议会里去上一个条陈，请他们把那班男人一概格杀勿论。”[4]30假如凯瑟琳娜、贝特丽丝、倍其大娘和福德大娘不对屈辱的命运表现出一些反抗的性格，她们将失去发言的机会，一辈子都任男性支配、愚弄和评说。可见，叛逆是女性追求自由、爱情和尊重的一条有效途径。
二、王剧中女性的宽容
王尔德喜剧中的新女性为了维护家庭的稳定和婚姻的幸福，展现了宽容的美德。《理想丈夫》中的奇尔顿夫人、《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中的温德米尔夫人、《认真的重要》中的格温多琳小姐和赛茜丽小姐在婚姻和爱情方面都遭遇了意外和波折。奇夫人与丈夫是模范夫妻，她对丈夫顶礼膜拜，把他视为自己“生活的理想”，永远都不想让这个世界把他弄脏了。得知丈夫十多年前所做的不光彩的事时，她无法承受，满腹怨恨。但面对丈夫以往的过错，尤其是在经历了她自己给戈林子爵写求助信而产生的那场误会之后，她选择了“宽容”。奇尔顿夫妻俩重新合好，丈夫也在妻子的支持下接受内阁的职位，继续从政。如果奇夫人继续坚持“什么情况都永远不能改变原则”的话，丈夫的生活和事业将毁在她爱的名义下，国家将因此失去一颗政治明星。温夫人与丈夫温德米尔被公认为恩爱夫妻，但温德米尔却有自己的秘密：他瞒着妻子，给厄林太太提供金钱。当温夫人得知丈夫的秘密后，觉得自己纯洁的感情受到了玷污，立即离家出走，决定与追求她的达林顿勋爵私奔。然而，离家后的她放不下年幼的孩子，也记挂着丈夫，对出走后的生活前景毫无信心和把握。最终，她一改正派女人严厉、偏执、武断、嫉妒、明知故犯、一意孤行等缺点，接受厄林太太的劝诫和帮助重新回到家中，并向丈夫隐瞒了自己出走的秘密，得到了丈夫加倍的爱和尊敬。假如温夫人拒不原谅并接纳那些干了所谓伤风败俗之事的男人和女人，她自己将身败名裂，丈夫将失去妻子，孩子将失去母亲，曾经堕落的女人将永远得不到悔过的机会。格温多琳和赛茜丽两位小姐都对名叫“认真”的人暗许芳心。两位纨绔公子杰克和爱尔杰龙在追求她俩的过程中均谎称自己名叫“认真”。但两位可爱的小姐因爱而生的博大心胸牵引着本是“儿戏”的感情向着认真的方向走去。最后，谎言居然成真，有情人终成眷属。格温多琳和赛茜丽以女性特有的单纯、善良和宽容把撒谎做假之徒接纳为自己的理想丈夫。如果她俩拒不接纳有缺点的男性，也许只能终生独身了。可见，宽容是女性获得爱情和尊重的另一条有效途径。
那么，“宽容”是不是单方面的？《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中的厄林太太年轻时玩世不恭，与人私奔离开了丈夫和女儿，遭人遗弃后过着放荡堕落的生活。21年后她渴望返回伦敦社交界，过上流社会人士的生活。温德米尔相信她年轻时是受人热爱和尊敬的，对她鼎力相助。虽然后来厄林太太为了挽救“处于身败名裂的边沿”的女儿而遭到温德米尔的误解，王尔德却给她安排了获得女儿的谅解和真正爱情的结局。可见，王尔德不仅主张女性宽容男性，也提倡男性宽容女性。“宽容”是不是无原则的？《理想丈夫》中的谢弗利太太视敛财为己业。为了达到发财的目的，她乘政府要员之危，以政治丑闻相要挟，对往日情人以金钱相诱惑，把离婚用作增加财富的机会；
她满口谎言，随手偷盗，置一切道德原则于不顾。这位“白天的天才，夜里的美人”最终被戈林爵士巧妙制服，落得遭人唾弃的下场。《一个无足轻重的女人》中的阿布兹诺太太年轻时纯洁无知，被伊林沃兹勋爵诱奸而怀孕，遭抛弃后她辛苦地将儿子养大成人，并规劝儿子放弃优厚的待遇不要去为伊林沃兹勋爵干活，还断然阻止伊林沃兹勋爵进入家人的生活，她甚至还抽了伊林沃兹一个耳光，并随后对儿子声称他是“一个无关重要的男人”。可见，不管对女性还是对男性，王尔德并不主张无原则的宽容。
三、反抗制度；
宽容人性
在16世纪，“婚姻—以及与婚姻所建立的家庭有关的一切—与国家非常相关……子女结婚也应征求父母的意见……对拒不悔改的未成年结婚者所规定的处分，不仅仅是民事上的，主要是剥夺继承权；
还有刑事上的，从理论上说是死刑”[5]3；
16世纪的新教改革并没有改变教堂对妇女的态度。教堂认为妇女是夏娃的女儿，是诱惑者，会把男人引向堕落。这样的观点由于《圣经》的权威性而得以巩固，人们普遍认为男人是上帝创造的最高统治者，而女人在任何方面都次于男人；
还是在这个世纪，妇女的归宿不是夫家就是教堂，婚后的一切合法权利都随之消失，成为丈夫财产的一部分。女性在人身上不自由、人格上受歧视、经济上不独立、法律上无地位的时代，莎翁的鲍西娅们不屈不挠，大胆地追求自由、爱情和尊严。同时，正如许多读者所注意到的，鲍西娅们在剧末自觉和不自觉地收起自己的叛逆个性，温柔地隐退到丈夫或情人背后，甚至向父亲道错。这足以证明，莎翁的新女性反抗的是种种不合理的制度，而不是人。
王尔德笔下的新女性刚出场时，往往恪守一套理想的道德信条，不过，当她们发现对方的种种原先不为自己所知的不光彩的事时，很快就放下身段，立足现实，反省自身，宽容对方。“婚姻家庭中的缺憾，总是与人类本身的弱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日本著名文学评论家厨川白村说过：‘人类这东西，具有神性，一起也具有兽性和恶魔性。人的这一两面性，就决定了任何个人都不可能单纯的完美……所以，要懂得宽容。”[6]伟大的女权主义领袖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说得更好：“假如她是出于对自己所从事的崇高事业的尊重而奋斗，那么就让她培养她的理智……她不会为了适应她伴侣的种种缺点来塑造自己的灵魂，但她会容忍这些缺点；
丈夫的性格对于她来说或许是一场考验，但不会成为她美德的障碍。”[7]28其实，“宽容”思想早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就已经被明确地提出来了：“她不要抱怨和较真他所做的一切，而要把这一切归因于疾病、幼稚或意外的错误。”[8]当然，“反过来，丈夫要准备好在痊愈之后向她表示感激”[8]。
当前，妇女在经历了几个甚至几十个世纪的抗争之后，仍然在身体、性、健康、生育、婚恋、家庭、教育、就业、参政、法律、文学、传媒、审美、生态、科技等诸领域处于与男性不平等的地位。她们不应该满足于获得“爱的天使”和“家庭天使”这样微不足道的王冠，而应该继续冲破种种不合理的制度，与男人一样扎根于人类的工作之中，在不同领域中都实现自身作为女性的价值；
同时，她们也应该注意到，男人和女人都具有人性上的弱点，她们应该反省自己，有原则地宽容对方，“应当怀有一种更为崇高的理想，并且依靠自己的才能和德行来获得人们的尊敬”[7]21，寻求两性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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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田 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