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贪总局局长低调易人
时间：2020-09-12 08:02:0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反贪总局局长低调易人
若不是陈连福新任最高人民检察院简称“最高检”反贪总局局长，公众似乎一度遗忘了这个曾经的“天下第一局”。
在最高检内部开了几次会议，熟悉新任务、新下属后，陈连福由最高检渎职侵权厅厅长转任最高检反贪总局局长的消息由媒体披露。在11月3日至4日社会舆论热议达到高潮时，陈连福已开始离京，悄悄到连云港调研“连云港经验”。
强力局长低调上任
现年56岁的陈连福长期不为公众所知，公开查询到的他的简历也只寥寥数字。
最高检内部人士对陈连福的一个共同印象是，“低调”。检索信息也可以发现，在陈连福任职最高检渎职侵权厅厅长期间，公开露面的事务基本由副厅长出面。
为数不多的一次情绪张扬是，出生吉林省梅河口市的陈连福赴北京最高检任职后，曾写诗一首《故乡情》：游子恋情伴云归，鸟瞰梅城展雄威。愿做落地一滴水，绽开故乡一枝梅。梅河大地鲜花荟，繁荣昌盛硕果累。父老乡亲挥汗雨，惟盼故乡快腾飞。
陈连福给人的另一印象是业务熟练。从梅河口市人民检察长到吉林省检察院副检察长再到最高检，陈连福履职单一，始终与职务犯罪、渎职犯罪打交道。
职业的专一使他经常能写造诣颇高的行业学术论文，同时也使他成为敏于事务的“狠”角。一位与最高检接触甚多的律师介绍，“陈连福在吉林工作期间，尽力掌握每个一定级别官员的背景脉络，在这个基础上，他要么不查，一查力求必破”。
陈连福有一段话，颇能出自心得，“我们的检察官应当不断增强捕捉案件线索的敏锐性，善于从不正常、不正当的社会现象中发现案件线索”。
反贪总局局长人事的变动，激起一阵社会想象。据最高检介绍，摆在陈连福面前的工作是，突出查办在“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等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查处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利用行政审批权、行政执法权等搞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和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
陈连福地方调研的第一站连云港，是以市县两级检察院已立的反贪污贿赂案件没有撤案、不诉而著称。
面对连云港两级检察官，陈连福发话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级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部门要提升反贪队伍的实战能力，最大限度地遏制和铲除腐败分子。
比起前三任反贪总局局长，陈连福或能更有所作为的另一个有利因素是，能与渎职侵权厅有效衔接。
国家机关的职位犯罪有两类，一类是侵吞和贪污贿赂犯罪，另外一类是渎职侵权犯罪，也就是“不揣腰包”的腐败。这两类犯罪在最高检由反贪局与渎职厅分治。
但事实上这两类犯罪常常泥水难分。有的徇私舞弊背后有受贿，有的贪污之前就滥用职权，有的玩忽职守中有挪用公款。
由于两个部门的分设，存在反贪部门在查办贪污贿赂挪用公款案件时，忽略了渎职案件的查办、发掘；渎检部门在查办玩忽职守、滥用职权案件时，错失了查办其中发生的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案件的良好时机。最后使案件线索流失，案源没能拓展。
正因为如此，重庆市各级检察院将反贪与渎职调查工作合而为一，“统”于职务犯罪侦查局。
而陈连福的调任，就能通过发挥“人”的因素，实现对两个部门的协调。
但一位中纪委人士对《凤凰周刊》记者表示，纪委主导的反腐格局目前不会改变，这种情况下，一个强势人物就任反贪总局局长的位置，能发生一些变化，但也不应做太乐观估计。
该中纪委人士还表示，今年的反腐工作内容没有新的调整，各部门仍是在去年的中纪委全会所布置的框架内推进。
力量不足办案下滑
中国反贪污贿赂局，经历了一个“高高举起”到“轻轻放下”的演变历程。
1989年8月，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工作局成立。当时被欢呼为从此拉开了中国检察机关惩治贪污贿赂犯罪工作专业化、正规化的序幕。
但一开始，时任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肖扬将反贪局直接挂在广东省政府下面的想法和努力就遏阻击，反贪局最后只能放在检察院里面。
广东省检察院反贪局内部机构设立之初，也借鉴了香港廉政公署的做法，设有举报中心、贪污贿赂罪案侦查处、预防贪污贿赂处等这些重要部门。但最后调整为四个部门：侦查处一处、二处，侦查指挥中心办公室，综合指导处。信息收集与预防职能被划出。
1995年11月1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成立，下设办公室、侦查一处、侦查二处、业务指导处、指挥中心。之后，上行下效，各地相继建立反贪局。
在内设各机构的功能上呈现两大弊病，即侦、审一体化和缺乏监督制约机制。前者导致办案质量不高，后者导致反贪局长一度与组织部长、秘书长成为腐败“高危人群”。
目前，渎职厅与反贪局都是同级，在最高检，都属于正厅级。
中国第一任反贪总局局长罗辑对《凤凰周刊》记者表示，最高检曾下过一个文，要求干部高配，各级反贪局局长一律进党组，这相当于进领导班子。
“不过实行起来，很多地方重视不一，有些地方是副检察长兼反贪局局长，但很多地方没有。”罗辑说。
最高检也没有实行。前任局长王建明是最高检副部级专职委员，陈连福职级仍只是正厅级。
在最高检内部，反贪局的排位尽管在渎职厅前面，但渎职侵权厅工作重要性似乎比反贪局强。
2005年依照法律规定，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共54个罪名，其中渎职侵权犯罪42个罪名。
最高检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宋寒松曾还把贪污贿赂犯罪和渎职侵权犯罪做了一个比较：贪污犯罪个案平均是15万元，渎职侵权犯罪的平均个案损失是258万元。渎职个案平均损失是贪污的17倍。
目前中国各级检察机关反贪工作人员已达3，6万余名。但天津一位检察官表示，有的地方反贪局只有5、6个人，而且常常为转业军人，业务能力不足，一年所办案件加起来不到10件。
力量不足也反映在反贪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最高检反贪总局全国办案工作呈大幅下滑的态势。
于是，自7月份以来，反贪总局先后组织4个督导调研工作组分赴浙江、福建、辽宁、河南、吉林、黑龙江、湖南、山东、广西等9个省区进行办案督导。
配角地位短期难变
检察系统反贪局的局促，更来源于外部地位的尴尬。
在目前的反贪体制下，纪委的党纪监督、监察部门的政纪处罚和司法机关的法律惩罚被称为遏制贪腐的三个拳头。
但反贪局在初查案件时，若发现纪委已经介入，必须中止初查，等候纪委的审查结果，到最后接受纪委的案件移交，协助完成法律程序。
若涉案人员极多，涉案金额极大，各级检察院参与办案，但是由中纪委抽调人员参与办案。办案期间，这些人员基本与检察院脱离关系。中纪委不向检察院领导通报办案进展，直到需要办理公安刑事拘留、检察院逮捕等司法手续，才与公检法沟通。整个过程中，中纪委处于主导地位，公检法各司其职。反贪局没有协调各方的能力和身份。
实际上，各级检察院反贪局设立的侦查二处，职责就是承办党委、纪委和上级检察院交办的案件，以及协助纪委、上级检察院在辖区内的办案工作。
对此，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对《凤凰周刊》记者表示，职务犯罪者基本都是党的干部，而在党管干部原则下，即使是县区这种处级正副职干部犯事，一般也都由上级党委开会决议后，由纪委介入，很少是检察院能直接办案。
反贪局的配角结果，还在于反贪局在调查时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有关时司规定，通常没问出个所以然就得放人走，纪委的谈话由于走党内程序时间、空间等限制条件较少；另外，反贪局发出检察建议，由于缺乏法律的硬性规定，对方单位既可以听，也可以不听。反贪局一般只拥有调查权，侦查案件的拘留和逮捕也需要提交公安机关来执行。
而这些麻烦，纪委通过“双规”措施都可迎刃而解。
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反贪报告》一书中称，借鉴世界上反贪最为成功的香港和新加坡经验，中国要反贪除了成立反贪局外，还要制定《反贪法》，形成一套融组织法、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于一体的刚性制度。
2003年后，全国人大对《反贪法》立项，最高检负责起草。“但后来碰上《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修改，一些人认为没有必要再单独起草一部《反贪法》，将一些内容整合进《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就可以。随着新《刑法》和《刑事诉讼法》2008年1月实施，《反贪法》起草已经停止了。”曾担任《反贪法》起草小组副组长的罗辑说。
而《刑事诉讼法》、《刑法》的修订结果，是对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受案范围作了较大调整，受案范围比过去更窄。
鉴于反贪局与纪检系统工作交叉重叠，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在2009年10月28日与中纪委的座谈会上向中纪委负责人建议，纪检部门与反贪局应合署办公，形成合力。
“当时中纪委领导，只是听，没有发表看法。”任建明最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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