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现实主义

　 超现实主义

　surrealism 简介 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是在法国开始的文学艺术流派，源于达达主义，并且对于视觉艺术的影响力深远。于1920年至1930年间盛行于欧洲文学及艺术界中。探究此派别的理论根据是受到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影响，致力于发现人类的潜意识心理。因此主张放弃逻辑、有序的经验记忆为基础的现实形象，而呈现人的深层心理中的形象世界，尝试将现实观念与本能、潜意识与梦的经验相融合。超现实主义给传统对艺术的看法有了巨大的影响。也常被称为超现实主义运动。或简称为超现实。

　现实主义

　　文艺的基本创作方法之一，侧重如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客观性较强。它提倡客观地、冷静地观察现实生活，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式精确细腻地加以描写，力求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世界各国的文学艺术自始就在不同程度上具有现实主义的因素和特色，并随着社会历史条件而发展变化。在文学艺术领域，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大主要倾向是源远流长。但作为一种比较自觉的文艺流派，现实主义通常是指19世纪30年代以后在欧洲文学艺术中取代浪漫主义而占主导地位的一种主要文艺思潮和运动。也有一种意见，认为现实主义作为文艺流派，形成于文艺复兴时代，或始于古希腊时代，并经历了一系列发展阶段，即所谓“古代现实主义”、“文艺复兴现实主义”、“启蒙主义的现实主义”、19世纪现实主义等。

　　对现实主义的理论探讨，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摹仿”说。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就已指出存在 3种不同的摹仿现实的方式,第1种便是“按照事物本来的样子去摹仿”。亚里士多德不仅肯定艺术的真实性，而且指出艺术所摹仿的现实须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即揭示它的内在本质和规律。这是对于现实主义文艺的基本特征的朴素而有力的论证。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文艺家（阿尔贝蒂、达·芬奇、卡斯特尔韦特罗等）坚持并发展了“艺术摹仿自然”的观点。他们一方面要求艺术忠实地摹仿自然，“拿一面镜子去照自然”，另一方面不满足于被动地摹仿自然，要求按照自然规律来进行创造，对生活素材进行理想化或典型化，所以把文艺作品称为“第二自然”。18世纪启蒙运动的代表狄德罗和莱辛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坚持文艺的现实基础,肯定美与真的统一，强调艺术既要依据自然又要超越自然的辩证关系。狄德罗和莱辛在《沙龙》、《画论》、《汉堡剧评》等论著中针对新古典主义束缚文艺的清规戒律，比较系统地论述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对近代现实主义文艺的兴起产生了促进作用。但是，对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个对立概念的明确划分以及这两个名词的提出，却始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代表作家席勒在著名的《论素朴的与感伤的诗》一文中，系统地总结了从古代到近代的西方文艺发展中的两种基本倾向：偏重于直接反映现实的“素朴的诗”和偏重于表现由现实提升上去的理想的“感伤的诗”。他认为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再现现实，而后者表现理想，前者重客观，而后者重主观，并肯定这两种创作倾向可以趋于统一。席勒首次在文学领域使用“现实主义”这一名词，确定了它作为“理想主义”的对立面的涵义，并指出它与自然主义不同：自然主义所处理的是“庸俗的自然”，而现实主义所处理的则是显出“内在必然性”的“真实的自然”。歌德也指出：“古典诗(即现实主义文艺)和浪漫诗的概念现已传遍全世界，引起许多争执和分歧。这个概念起源于席勒和我两人。我主张诗应采取从客观世界出发的原则，认为只有这种创作方法才可取。但是席勒却用完全主观的方法去写作，认为只有他那种创作方法才是正确的。”（《歌德谈话录》）歌德和席勒在欧洲文艺思想史上首次明确提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创作方法的原则区别，对后来欧洲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文艺流派的形成有重大影响。

　　俄国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奠基人别林斯基在系统总结俄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发展进程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现实的诗”(即现实主义文艺)与“理想的诗”（即浪漫主义文艺）的联系与区别。他指出，在理想的诗里，“诗人按照自己的理想来改造生活”;在现实的诗里,诗人“按照生活的全部真实性和赤裸裸的面貌来再现现实”。他肯定现实主义“更符合我们时代的精神和需要”，并首次把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同19世纪40年代在俄国文学中形成的以果戈理为代表的“自然派”联系在一起。车尔尼雪夫斯基在50年代提出了著名的“美是生活”的唯物主义论断，并在此基础上肯定了艺术的目的和作用是“再现现实”，“说明生活”,并“对生活下判断”,进一步奠定和发展了现实主义文艺的理论基础。但是,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都还没有使用“现实主义”这一术语。杜勃罗留波夫的贡献在于创立了“现实的批评”原则，肯定“艺术作品的主要价值在于它的生活真实”，并以此作为“评定每一种文学现象价值与意义的尺度”。他在评论普希金、尼基钦的诗歌时使用了“现实主义”这一术语，但其涵义更多的是指作家对生活所持的现实态度（所谓“生活的现实主义”），而不是再现生活的创作原则和方法。俄国批评家安年科夫在《关于俄国文学的札记》一文中，首次运用“现实主义”这一术语来概括屠格涅夫、冈察洛夫等作家创作的基本特征，但这一术语直到19世纪60年代还没有被俄国文学批评界普遍接受。

　　“现实主义”这个名词之在欧洲文艺界盛行，并且形成一个以它命名的文艺流派，这是19世纪50年代在法国发生的事。1850年左右，法国画家库尔贝和小说家尚弗勒里等人初次用“现实主义”这一名词来标明当时的新型文艺，并由杜朗蒂等人创办了一种名为《现实主义》的刊物（1856～1857,共出6期）。刊物发表了库尔贝的文艺宣言,主张作家要“研究现实”,如实描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不美化现实”。这派作家明确提出用现实主义这个新“标记”来代替旧“标记”浪漫主义，把狄德罗、斯丹达尔、巴尔扎克奉为创作的楷模，主张“现实主义的任务在于创造为人民的文学”，并认为文学的基本形式是“现代风格小说”。从此,才有文艺中的“现实主义”这一正式命名的流派。

　　现实主义作为文艺流派是继浪漫主义之后，并作为对浪漫主义的一种反抗而走上历史舞台的。它的形成有一个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19世纪上半叶，欧洲许多现实主义作家并没有和浪漫主义划清界限。他们不但同浪漫主义作家一起反对新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而且在创作上也沿用浪漫主义文学惯用的一些题材和手法。一些为各国现实主义文学开辟道路的作家（如梅里美、巴尔扎克、霍夫曼、普希金、果戈理等）更是由早期创作中的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的。这一文艺思潮的更迭，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19世纪30、40年代是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欧几个主要国家最后战胜封建主义的时期。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巩固，使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各种社会弊病日益显露和激化，“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面对这种冷酷的社会现实，“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此外，19世纪自然科学发展和唯物主义在反对宗教与唯心主义斗争中的胜利，以及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广泛传播,也都促使人们打破传统的观念和幻想,转而用比较客观的眼光来观察世界，研究社会现实问题。在这样的历史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作家不满于浪漫主义文学耽溺于主观幻想和个人叛逆精神而忽视客观社会现实的主观主义创作方法。他们继承和发展文艺复兴、特别是启蒙运动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主张冷静地观察和评价资产阶级统治带来的种种弊病和矛盾，如实地客观地描写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日常生活，从剖析人物性格和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中揭示造成种种社会罪恶和弊病的根源。这样，以如实描写现实生活，揭露批判社会黑暗为其特征的现实主义文学，就逐步代替浪漫主义，成为在欧洲占主导地位的文学思潮。

　　作为一个具有共同社会历史背景和哲学思想基础的文艺流派，19世纪的现实主义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

　　1.与浪漫主义作家不同，现实主义作家偏重于描绘客观现实生活的精确的图画，而不是直接抒发自己的主观理想和情感。他们反对突出作者的“自我”，主张作家要象镜子那样如实地反映现实，他们的社会理想和道德激情往往是通过对生活的具体的、历史的真实描绘而自然地流露出来的。这种描绘的历史具体性和客观性正是现实主义文艺的基本特征之一。由于资产阶级的乐观幻想开始破灭，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更专注于冷静地观察、研究社会现实，力求把当时社会黑暗现象如实揭露出来。这就使他们特别注重细节描写的真实性，甚至要求文学具有“科学真理的精确性”。斯丹达尔认为作家应该描写“关于某一种情欲或某一种生活情境的最大量的细小的真实的事实”。巴尔扎克强调“只有细节才形成小说的优点”。福楼拜更主张“伟大的艺术应该是科学的、客观的”，认为“艺术家不该在他的作品里露面，就象上帝不该在自然里露面一样”。

　　2.现实主义注重在深入细致地观察、体验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对客观事物加以典型化,强调从人物和环境的联系中塑造典型性格。18世纪以来，欧洲美学思想在文艺的典型问题上越来越强调人物的“个性特征”，反对古典主义的类型说。黑格尔要求典型人物性格须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他不但把人物性格和历史环境联系起来，而且看出人物性格是矛盾对立的辩证发展的结果。别林斯基更把典型化提到艺术创作中的首要地位，肯定典型是“普遍和特殊的有机融合”，认为典型人物应该体现时代精神和社会历史环境的本质特征。他们的典型说体现和代表了近代文艺观的新的趋向，对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有重大影响。现实主义作家不满于浪漫主义派把人物性格过分理想化而忽视客观环境影响的主观主义创作方法,强调人是社会环境的产物,主张从人物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斗争情势中刻画人物性格，真实地揭示人物和事件的本质特征及其发展趋势。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的导言中说：“不仅仅是人物，就是生活上的主要事件，也用典型表达出来。有在形形色色的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处境,有典型的阶段,而这就是我刻意追求的一种准确。”他的《人间喜剧》充分体现了这一典型化原则，不但真实地描绘了法国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和风貌，而且通过塑造资本主义社会形形色色的典型形象，“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欧洲其他现实主义大师，如狄更斯、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也都着力塑造一系列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和来自下层的“小人物”的鲜明的典型形象，从而深刻地反映出当时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但有些现实主义作家由于受环境决定论的影响，往往偏重于写出环境对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所起的影响，而忽视人物对环境的能动的改造作用。

　　3.现实主义扩大了文艺题材的范围，要求全面地反映客观现实,特别注重描绘社会的黑暗现象,具有强烈的批判性或揭露性。他们反对浪漫主义逃避现实、偏爱用历史题材或异域情调来寄托主观理想的做法，主张文学抛弃专写伟大人物和伟大事迹、追求曲折离奇的情节的俗套,有意识地描写社会下层人物和日常生活习俗。狄更斯为了“追求无情的真实”，在《奥列佛·特维斯特》等社会小说中如实地描绘了当时英国社会底层的悲惨生活和犯罪堕落现象,认为“这样做是一件很需要的、对社会有益的事情”。以果戈理为代表的俄国“自然派”作家正式提出了写“小人物”的口号。果戈理的小说《外套》以饱含同情的笔墨刻画了“小人物”的悲惨命运和内心痛苦，对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别林斯基坚决捍卫“自然派”作家揭露社会黑暗、描写“小人物”特别是农民的悲惨命运的权利，要求文艺成为“社会的一面忠实的镜子”，“使现实的全部可怕的真相毕露无遗”。恩格斯也曾对现实主义小说的这一倾向作了肯定，指出：“近十年来，在小说的性质方面发生了一个彻底的革命，先前在这类著作中充当主人公的是国王和王子,现在却是穷人和受轻视的阶级了,而构成小说内容的，则是这些人的生活和命运、欢乐和痛苦。”　

　　4.现实主义的一项重大成就在于创造了广泛概括生活的社会小说,扩大了小说这一文学体裁的容量,使它成为综合反映整个时代各阶层的生活风尚和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广阔社会历史画面。19世纪生产的不断变革,社会关系的不停动荡以及自然科学、历史科学的发达，使现实主义作家比起过去各流派的作家有更为广阔的视野，因而在创作中表现出更为深刻和自觉的历史主义。巴尔扎克在自叙《人间喜剧》的创作意图时，就明确地宣布：“法国社会将是一个历史家，我只能当它的书记。”他立志“完成一部19世纪法国的作品”，“写出许多历史家所遗忘了的历史，即人情风俗的历史”。狄更斯、果戈理、屠格涅夫等人也在不同程度上写出了整个时代的人情风俗史。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长篇小说更以史诗式的规模，反映了整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和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人物的思想情绪的起伏转折，展示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现实主义小说可以说是形象地反映封建制度溃灭、资产阶级由上升走向衰落的历史进程的珍贵历史文献，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马克思、恩格斯曾高度评价巴尔扎克、狄更斯以及俄国一些现实主义作家，认为他们的作品“向世界揭示了政治的和社会的真理，比起政治家、政论家和道德家合起来所作的还多”。

　　5.在艺术手法上，现实主义文学继承和发展了18世纪英国小说、法国启蒙运动文学和俄国讽刺文学的传统，同时也借鉴了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某些艺术经验，但又有很大的革新。在人物刻画方面，现实主义作家不但善于通过环境和生活细节的具体描写来烘托、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而且注重人物的心理描写，力求深入细致地揭示出人物内心的矛盾变化。斯丹达尔的《红与黑》是法国现实主义第一部杰出的社会心理小说。他善于表现人物的内心冲突和思想感情瞬息间的变化，来突出人物的个性特征。托尔斯泰更把这种现实主义的心理描写推向了高峰，以其深刻揭示各种人物的“心灵辩证法”，“描绘心理过程本身，这一过程的形态和规律”而开辟了现实主义的新天地。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惊人的艺术力量刻画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的复杂内心世界，深刻剖析了被贵族资产阶级社会毒化、扭曲了的病态心理和双重性格。他宣称“真正的现实主义”就是“以深刻的洞察力和惊人的正确性叙述人的内心状态”。这种追根究底地探索人的复杂内心世界的心理描写，构成了现实主义在艺术上的特征之一。现实主义的另一艺术特色，是充分运用讽刺手法，以加强批判揭露的力量。狄更斯、萨克雷、莫泊桑、果戈理、谢德林、契诃夫等都是讽刺艺术的大师。他们不但善于从地主官僚和资产阶级的日常生活中揭露其丑恶本质，而且充分运用虚构、夸张、对比甚至怪诞的讽刺艺术手法，嘲笑这个“黑暗王国”的昏聩荒唐和卑鄙无耻。

　　6.一般说来，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大多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作为创作的思想基础。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了文艺复兴时代以来的人道主义理想，要求尊重人的尊严，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对人性的压抑和肢解。19世纪的现实主义作家在政治立场上虽各不相同，但他们都用人道主义观点来看待一切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要求文学“在人民中间唤醒几世纪来埋没在污泥和尘芥里面的人类尊严”（别林斯基）。因此，他们在作品中谴责社会的黑暗，同情下层人民的悲惨境遇，要求革除社会弊端，改善人民生活。但是，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他们在揭露和批判社会丑恶现象时，却无法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种种罪恶的根源和解决社会矛盾的正确途径。高尔基在肯定现实主义作家“对现实的批判态度具有很高价值”的同时，也指出了他们的局限性：“资产阶级的‘浪子’的现实主义是批判的现实主义。这个主义除揭发社会的恶习，描写家族传统、宗教教条和法规压制下的个人的‘生活和冒险’外，它不能够给人指出一条出路。”正因为如此，在现实主义文学中，塑造得比较成功的形象大多是富于揭露性、讽刺性的反面人物，或是作者寄于同情的“小人物”、“多余的人”的形象，而体现作者理想的正面人物则往往显得苍白无力，或成为某种抽象道德说教的传声筒。一些现实主义作家笔下的劳动者、革命者的形象也大多受到歪曲，不是渲染他们的逆来顺受，愚昧消极，就是把他们的反抗丑化成丧失理性的复仇和盲目破坏的暴乱。这样的描写，充分暴露出现实主义作家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

　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从19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是现实主义文学产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法国和英国出现了巴尔扎克、狄更斯，俄国出现了以果戈理为代表的一批“自然派”作家，在理论上也形成了以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美学和文艺批评。后期从60、70年代，特别是1871年巴黎公社以后到20世纪初，是现实主义由繁荣逐渐趋于衰落的时期。这一时期，西欧现实主义者虽然创作了一些优秀作品，但他们的批判力量已有所削弱，改良主义思想和悲观情绪更加严重，自然主义、客观主义倾向日益明显。而在俄国，由于反专制农奴制度的人民解放运动的蓬勃开展，现实主义文学继续有很大发展，产生了屠格涅夫、奥斯特洛夫斯基、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

　　由于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现实主义文学在欧洲各国的发展也参差不齐，并各具特色。

　　在西欧,现实主义是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巩固而产生、发展起来的。它于19世纪30年代首先形成于法国，其基本内容是描写日益得势的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残余之间的矛盾以及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它的奠基人是斯丹达尔和巴尔扎克。斯丹达尔的著名文艺论著《拉辛和莎士比亚》，强调文学要反映现实，为现代人服务，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影响。他的代表作《红与黑》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描写封建贵族和日益得势的资产阶级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是法国现实主义第一部成熟的作品。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把西欧现实主义文学推向高峰，使它从理论到创作实践均臻于完善。恩格斯称誉巴尔扎克的创作是“现实主义最伟大的胜利之一”。继巴尔扎克之后，法国涌现了一批现实主义作家，其中最著名的有福楼拜、莫泊桑、罗曼·罗兰等。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等长篇小说中生动地描写了第二帝国时代法国腐朽的社会面貌。但是，由于对革命运动的恐惧和对人类前途缺乏信心，他越来越陷入客观主义和艺术至上主义，对后期现实主义作家有一定的消极影响。以莫泊桑、罗曼·罗兰为代表的法国后期现实主义文学，有力地揭露了法国社会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的黑暗腐朽，反映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复杂矛盾的精神探索。同时，这一时期法国文学中自然主义日益盛行，不少现实主义作家也由于丧失积极理想而流露出浓厚的悲观主义情绪，同自然主义日趋合流。

　　英国现实主义文学在宪章运动蓬勃开展的19世纪30、40年代产生并得到迅速发展,至40、50年代达到高潮,而与法国现实主义文学并驾齐驱。以狄更斯、萨克雷为代表的英国前期现实主义主要反映工业资产阶级发展后的英国社会生活，描写日趋尖锐的劳资矛盾，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冷酷关系和资产阶级的伪善。他们的作品往往带有浓厚的感伤色彩，主张用点滴改良来缓和阶级矛盾，寄希望于小人物的温情和道德感化力量。70、80年代英国进入帝国主义时期以后，陆续出现了哈代、伯纳·萧、高尔斯华绥等一批后期现实主义作家。他们运用社会心理小说和社会讽刺戏剧等形式，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道德、宗教和文化等方面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批判。但由于费边社改良主义的影响，在他们的作品中，悲观情绪和宿命论观点也有所增长。

　　德国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以海涅为代表的早期现实主义文学把批判的锋芒主要指向君主专制和诸侯割据。普法战争以后，德国实现了统一，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现实主义文学才繁荣起来,出现了亨利希·曼和托马斯·曼等作家。他们的作品反映了德国从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辛辣地讽刺了大资产阶级及其帮凶的贪婪无耻，但由于看不到新兴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又把资产阶级的没落看作“世界末日”，流露出浓厚的悲观主义情绪。这一时期，在北欧以易卜生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却大放异彩。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易卜生的戏剧反映了“一个即使是中小资产阶级的但是比起德国的来却有天渊之别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还有自己的性格以及首创的和独立的精神”。易卜生创作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剧”，尖锐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自由的虚伪和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市侩主义，达到了思想深度和戏剧性的有机统一，对当时欧洲戏剧的改革作出了重大贡献，对中国“五四”以来新戏剧的发展也有很大影响。

　　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形成于19世纪30年代，它的整个发展过程始终与俄国蓬勃开展的人民解放运动紧密联系。由于俄国封建主义势力特别顽强，资本主义发展比较缓慢，与西欧相比，俄国的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锋芒主要是针对封建农奴制及其残余。普希金在创作上完成了俄罗斯文学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过渡。他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和《别尔金小说集》以俄国现实社会为题材，塑造了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多余人”形象和“小人物”形象。40年代以果戈理为代表的“自然派”的崛起,加强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力量,使农民、城市贫民、小公务员等受苦受难的“小人物”成为文学注意的中心。50、60年代，在革命民主派和自由派围绕着废除农奴制而开展的政治思想斗争中，现实主义文学从不同侧面敏锐地反映了时代的重大社会问题。这一时期的作品,特别是长篇小说,由于其题材的广泛、揭露的深度和批判的强度，在欧洲文学中后来居上，具有重大影响。它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加强对黑暗现实的批判的同时,着力于表现“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开始从描写“小人物”、“多余的人”转向表现平民知识分子中的“新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屠格涅夫的《前夜》等)，反映出下层人民中反抗情绪的增长（涅克拉索夫的农民题材诗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戏剧《大雷雨》等）。直到70、80年代,当西欧现实主义的批判力量已经削弱，自然主义日渐明显的时候，俄国现实主义仍在发展和深化。列夫·托尔斯泰后期的创作表现出“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深刻地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前夕的思想情绪，被列宁誉为“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契诃夫、柯罗连科的创作表现了俄国民主阶层迫切变革现实的愿望和对美好的“新生活”的追求。他们在思想艺术上的探索和革新,使俄国现实主义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也表明旧的现实主义方法已不能适应新的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要求，“这个形式已经落后于时代了”（高尔基）。

　　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深入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实践和理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早在19世纪6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就对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寄予深切的期望，认为它应该是“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恩格斯在给哈克奈斯的信中明确地提出了现实主义文学要正确地表现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要求,指出:“工人阶级对他们四周的压迫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作的剧烈的努力──半自觉的或自觉的，都属于历史，因而也应当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自己的地位。”恩格斯还对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作了明确的规定，指出：“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这些科学论断，为革命的现实主义文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使它既同只注重表面的、细节的真实而忽视典型化的自然主义，也同那些抹煞文艺的现实基础、用理想代替现实、“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的反现实主义流派划清了界限。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梅林、卢森堡、拉法格、普列汉诺夫等人， 也都反对自然主义和颓废派文艺歪曲现实、 鼓吹“为艺术而艺术”、否定文艺的思想性的理论，坚持和捍卫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为继承和发展现实主义文艺的优秀传统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现实主义文艺和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是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民主运动的高涨联系在一起的。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第一次提出了文学的党性原则，要求文学事业成为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强调文学必须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他把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运用于文学艺术领域，把文艺反映现实的真实性和多样性同文艺的党性辩证地结合起来，为建立和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指出了明确的方向。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在俄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先后产生了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高尔基的《母亲》等作品继承和发展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优秀传统，真实地描写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和群众的觉醒过程，第一次塑造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典型，并通过这些典型形象用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和集体主义精神教育群众。这标志着在无产阶级文学中开始形成一种新型的创作方法。十月革命以后，苏联的革命文学沿着高尔基所开辟的道路前进，产生了小说《铁流》、《恰巴耶夫》、《毁灭》和长诗《列宁》、《好！》等一系列优秀作品。1934年召开的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在总结苏联文学经验的基础上，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确定为苏联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

　在文学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作为两种基本创作方法，并不是互相排斥、各不相容的，而是经常联系和结合在一起的。一切真正的艺术都必然既要反映客观现实，又要表现主观理想。在这个意义上，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是艺术在本质上都不可缺少的因素。

　标题:加西亚·马尔克斯与魔幻现实主义（1）

　 加布里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1928年3月6日生于哥伦比亚的阿拉卡塔卡

　　写作语言：西班牙语

　　主要文类：小说

　作为一个天才的、赢得广泛赞誉的小说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将现实主义与幻想结合起来，创造了一部风云变幻的哥伦比亚和整个南美大陆的神话般的历史。

　　授奖情况

　1982年12月10日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主席拉尔斯·吉伦斯坦将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加西亚·马尔克斯。授奖辞强调加西来·马尔克斯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非同寻常的成功，他善于从他的经历、想象、民间文化和记者生活中提取索材， 交将它们结合起来。

　授奖辞特别提到， 近年来拉丁美洲文学显示出了罕见的活力和极高的质量。

　同许多别的拉美作家一样，“加西来·马尔克斯在政治上坚定地站在穷人和弱者一边， 反抗压迫与经济剥削。” 授奖生辞还提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由于他的小说《百年孤独》 （1967）的发表， 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与一致的承认。但它也强调， 这位哥伦比亚作家作为公认的叙事艺术大师的地位， 由于《家长的没落》（1975）的发表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同时受到赞扬的作品还有《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1961）、《恶时辰》（1962）和《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1981）。

　　授奖辞认为， 作为一个记者和论文作家， 加西亚·马尔克斯也是异常活跃的，他的著作是“多方面的、富有创造性的、常常是引起争议的， 并且决不受制于政治主题。” 授奖辞指出，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令人想起威廉·福克纳。像福克纳一样，加西亚·马尔克斯创造了一个想象的世界，在那里，“神奇与真实相聚”。正如福克纳的小说那样，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中相同的人物和环境在不同的故事中出现，他们被狂躁与激情烦扰着。

　　授奖辞还特别强调反映出死亡在加西亚·马尔克斯所“创造和发现的世界中”的重要性，他的故事常常围绕着一个死人。这种死亡意识和生命的悲剧意识“叙述的无限而机智巧妙的活力”和喜剧性抵销了。正是这种异常的活力与真实性反映了一个“大陆及其人民的富有与贫瘠”。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受奖辞宣读后立刻成为重要文献，在许多不同的期刊上刊登和重印，并被广泛传播。这是一个令人感动的呼吁，它呼吁人们理解和支持拉丁美洲人民反对不公正、要求自决权和自我完善的斗争。

　　受奖辞以对欧洲第一个探险家眼中“新世界”的描绘开始。那位探险家曾报道过一些令人惊奇的景观。安东尼奥·皮加费塔，这位佛罗伦萨的海上冒险家曾跟随麦克哲伦一道进行首次环球航行，他到达南美后描写道：这里有“肚脐长在脊背上的猪，没有爪的鸟，这种鸟的雌鸟在雄鸟背上孵蛋”，还有其他一些数不胜数的奇闻。探险家们梦想着埃尔多拉多（假想的黄金宝地）或永葆青春的源泉。这些幻想交织着对现实的描绘，而现实本身甚至更令人惊奇。加西亚·马尔克斯历数拉丁美洲一如既往的奇异的同时，历数着多少个世纪以来看起来是虚构、然而却是千真万确的事件。

　　自从1971年巴勃罗·聂鲁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人们已增加了对拉丁美洲的关注，关注起“拉丁美洲神话般的风云变幻，那片广阔的土地上鬼怪附体的男人和落后于时代的女人，他们构端的顽固可与神话故事媲美。”加西来·马尔克斯详细列举了聂鲁达获奖以来发生在南美的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英勇的领袖悲惨的死，五次可怕的战争和十七次军事政变，两千万拉美儿童还不到一岁就夭折，十二万人因遭受迫害而失踪，成千上万的战士为了改变现状而战死，更多的人被流放。由于不断地将这些残酷的事实与欧洲、北美的现实相比较，他的叙述极为生动：1970年以来拉丁美洲婴儿的死亡人数比整个欧洲出生的婴儿还多；因受迫害而失踪的人比乌普沙拉全城居民还多；拉丁美洲的流亡者与难民可以组成一个比挪威还要大的国家。

　　“我甚至认为，”加西来·马尔克斯说，“正是拉美非同寻常的现实，而不仅仅是它的文学所表达的东西博得了瑞典文学院的重视。”加西亚·马尔克斯说，别的国家对他们在拉丁美洲所见到的暴力与压迫感到震惊，这是极为自然的事情，但他提醒人们，欧洲也花了千百年时间才走向文明，欧洲也同样有过肆意毁灭的行为。他恳请人们保持理智、宽容，认识到“除了任凭世界两大主宰者控制外（还有可能找到）另外一条生路，”认训到拉美国家能够也必然会以完全独立的姿态出现在世界上。

　　演讲结束时，马尔克斯充满乐观地赞美进步与世界上人类生命的增长。尽管人们可以轻易地毁灭自己，但加西亚·马尔克斯指出：相信一个美好的未来还为时不晚， 那是“一个新的、 真正的理想王国， 在那里没有人能决定他人的生活或死亡的方式， 爱情将变为现实，幸福将成为可能； 在那里，　那些注定要忍受百年孤独的民族， 将最终也是永远得到再次在世界上生存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