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学习新发展格局心得感想2020

李克强在报告中指出，纲要草案着力提升发展质量效益，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各年度视情提出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物价水平保持总体平稳。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小编为您整理了《党员学习新发展格局心得感想5篇》，供您学习参考使用。

后疫情时代国际经济格局与人民币国际化战略

    文|王雪磊 太和智库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导语：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主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产物。自2009年启动人民币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政策以来，人民币国际化经历了从经常项目到资本项目、从银行企业到个人客户、从简单业务到复杂业务逐步发展的过程。截止到2019年年底，人民币已连续十年成为中国第二大国际收付货币，全球第三大贸易融资货币、第五大支付货币、第五大储备货币和第八大交易货币，与中国发生跨境人民币收付的国家和地区达到242个，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显著提高。当前国际形势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贸易和投资环境恶化，新冠肺炎疫情又加速了国际经济体系的“逆全球化”进程，美元体系面临储备货币多极化的挑战，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危中有机。另一方面，以互联网、产品和服务数字化为特征的数字全球化方兴未艾，中国在平台经济、移动支付网络、数字货币等领域的创新和领先，将为中国经济注入新的动能，为人民币国际化使用提供新通道和新引擎。
    一、2009年以来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实施情况
    人民币支付功能不断增强。经常项目下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从2009年度的不到4000亿元，增加至2019年末的6万亿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6.1%。资本项目下人民币跨境收付从无到有，2019年末超过了13万亿元，收入大于支出。在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建设方面，2015年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第一期投产使用，截至2019年年底，CIPS直接和间接参与者达到934家，覆盖全球94个国家和地区。2019年，CIPS与SWIFT合作，推动人民币成为SWIFT产品和服务除美元、欧元之外的第三种计价货币，提升了跨境交易的效率，标志着人民币作为国际支付货币进入了更高阶段。
    与此同时，我国先后与39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总金额超过3.7万亿元；
在2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人民币清算行制度，将人民币现钞出境和回流渠道逐步延伸至全球范围。这对于便利中国与相关国家贸易投资、促进人民币国际使用，维护地区间金融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人民币投融资和交易功能持续深化。中国金融市场双向通道逐渐开放，人民币跨境融资、资金池等金融产品不断创新；
RQFII[1]、RQDII、沪深港通、沪伦通、基金互认、债券通和黄金国际板等投资渠道逐步开放。2019年，中国472家A股公司被纳入明晟MSCI指数，人民币债券被纳入全球三大重要债券国际指数，充分反映了国际投资者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开放的信心。截至2019年年底，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股票、债券、贷款等金融资产合计6.41万亿元，持有债券托管量占比2.3%，持有股票市值占A股总市值的3.6%。
    随着境外人民币的不断积累，市场自发形成了以香港和伦敦为主的离岸人民币中心，截至2020年一季度末，离岸人民币存款余额超过2万亿元，境内机构向境外人民币贷款余额合计超过5300亿元，离岸人民币债券余额4227亿元。市场对人民币信心明显增强，人民币离岸汇率围绕在岸价格波动，离岸人民币计价的权益类投资产品更加丰富。全球人民币外汇交易日益活跃，日均交易量占全球外汇市场份额从2%上升至4%，其中95%是人民币对美元的交易。从2010年开始，人民币陆续对欧元、英镑、卢布、韩元等27个国家和地区的货币直接挂牌交易。上海外汇交易中心已成为世界第八大外汇交易中心，与人民币的交易货币地位相匹配。
    人民币计价功能有所突破。2013年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中国铁矿石期货上市，目前大连的铁矿石期货市场已发展成为全球第一，对国内钢厂锁定利润、稳定经营具有重要意义。2018年，以人民币计价的INE原油期货在上海挂牌交易，目前已成为亚洲交易量最大、全球第三的原油期货合约，仅次于美国WTI原油期货和英国BRENT原油期货。人民币计价的精对苯二甲酸期货交易和期铜交易也分别于2018年和2019年上市，同时引入境外交易者，其交易合约报价将成为全球或区域基准。推动人民币成为大宗商品的计价结算货币，是我国扩大对外金融开放的重要举措，缓解了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原材料进口国但缺乏定价话语权的困境，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人民币储备货币功能逐步显现。2016年10月，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权重为10.92%，在篮子货币中排名第三。截至2019年年底，IMF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中人民币储备规模为2176.7亿美元，在主要储备货币中排名第5位。据人民银行统计，已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
    但是通过比较我们也可以看出，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与中国的经济实力仍然不匹配。据SWIFT统计，2019年中国的GDP约占全球GDP的20%，但是人民币主导的交易仅为1.16%，美国GDP约占全球的25%，但美元交易却占44%。资本项目可兑换和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是制约人民币国际化的根本原因，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境外使用人民币的网络效应和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是当前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因素。
    二、国际经济格局的大调整要求加速人民币国际化
    面临着国际经济体系“去中国化”的严峻风险。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战略对二战以后形成的国际经济合作体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同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主要经济体掀起贸易战，多边贸易体系被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所替代，世界贸易组织的运转处于半瘫痪状态，全球的产业链和供应链被迫调整。中国是经济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2019年中国出口总额占国际市场的13.1%，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外资流入国和对外投资大国。相比之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削弱了美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国内贫富差距加剧、产业空心化以及失业严重等社会问题，被美国的政客们归罪于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强大已经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在国际治理体系中的老大地位。中美在贸易、科技、外交领域的矛盾和冲突造成了中美脱钩的现实，这是当前国际关系最主要的背景和不稳定因素。
    中国成为“去全球化”最主要的受害者，全球美元体系的“去中国化”迹象明显。一是今年疫情在全球大暴发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美元荒”，凸显了美元作为避险货币的重要性，美联储在3月份与14个国家央行建立了美元流动性互换安排，总计4500亿美元，人民币被排除在外；
二是中国正面临美国金融制裁的严峻挑战，美国利用其美元霸权和长臂管辖权，对中国特定个人和机构的制裁不断升级，冻结在美国的账户和资产，禁止使用美元交易，严格限制美国机构投资中国市场和中国企业到美国上市融资，等等。更为严重的是，将香港踢出SWIFT系统的说法屡见不鲜；
三是美国重新考虑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与其印太军事战略“一唱一和”，目的就是要把中国排斥在美国所构建的新的贸易投资联盟之外。只有持续深化与世界经贸的交往和联系，坚定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才能打破美元体系的包围和垄断。
    面临着后疫情时代和经济“逆全球化”的挑战和机遇。新冠病毒可能与人类长期共存，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衰退，尤其是美国“面临着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这导致美国国内政治的极端主义和民粹主义盛行，对外交往上的孤立主义、本国优先主义和思想上的保守主义将大行其道，预示着以人员、货物等物理空间流动为特征的全球化出现倒退。有着相似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经济联系紧密、地域临近的国家相互合作共渡难关的区域化特征将成为趋势之一。“一带一路”倡议发出以来，2013年-2019年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累计总额超过了7.8万亿美元，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超过1100亿美元，但是大部分仍然是美元计价，而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只占不到15%左右，域内66个国家只有8个国家主权货币与人民币直接挂牌交易。
    另一方面，中国在控制疫情蔓延和感染死亡病例方面表现较好，经济复苏已经走在世界前列。根据IMF最新预测，2020年全球GDP增长预期为-3.0%，除印度外，中国是全球十大经济体里唯一保持正增长的国家。未来几年的主要经济体中，中国的基准利率将仍然保持2%-3%的正数，中国的稳定和经济增长将是未来世界经济复苏的引擎和发动机，也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良好的基础。
    表一：IMF全球GDP增长预测
    
    数据来源：IMF
    面临着美元衰弱和国际社会“去美元化”的新趋势。“9•11事件”以后，美国将金融制裁升级成一种重要的国际权力工具频繁使用，这种单边主义色彩浓厚的暴力手段实施成本低而且破坏力巨大。比如2012年，美国为迫使伊朗放弃核计划，通过SWIFT向伊朗施压，禁止伊朗金融机构通过SWIFT进行资金交易，迫使日本、希腊等11个国家大幅度减少从伊朗进口石油；
2014年对俄罗斯国有银行和石油、天然气公司进行制裁，导致俄罗斯企业海外债券损失超过400亿美元等，此外对海外金融的巨额罚单成为2008年以来美国金融制裁的新现象，2008年-2017年，美国监管机构对银行的罚款总计超过3500亿美元。这种将美元武器化的做法激起美国的对手甚至是盟友的强烈反对，俄罗斯抛售1000亿美元国债作为对美国制裁的回应，并推动卢布国际化摆脱对美元的依赖；
欧盟2019年成立新的欧盟-伊朗交易支付新渠道INSTEX，使用欧元计价，不通过SWIFT系统，以继续支持伊朗履行核协议。全球“去美元化”之路已经开启。
    另一方面，为应对疫情而重新启动的量化宽松政策，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从4万亿突增到7万亿，一手发债、一手印钞的做法，势必导致全球美元流动性泛滥，加剧了美国和全球经济长期衰退的风险，影响美国巨额债务偿还的可持续性，如果美国国债违约，将会严重削弱美元的信用基础。其次，美国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的地位决定了美元能成为全球使用的货币。特朗普政府的“制造业回归”和“再工业化”政策，虽是国际贸易平衡的产物，但是“特里芬难题”[1]的存在，也会影响将来在国际贸易中美元的使用，美元的衰弱不可避免。
    面临着数字货币冲击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确定性。2019年，美国互联网科技巨头Facebook联合众多大公司计划推出了跨国界流通的超主权数字加密货币—Libra，其匿名性、低成本交易、币值稳定以及Facebook等社交媒体的亿级用户和巨大应用场景，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和期待，未来很有可能对主权国家货币形成“挤出效应”，如同当前美元取代二战后的金本位一样，未来Libra可能取代美元成为数字交易的主要媒介，这将颠覆现有国际货币体系，因此遭到了各国货币监管当局的担忧和阻击。当然，也不排除Libra会成为美国信用输出的一种渠道，通过Libra的使用扩张，强行迫使其他主权国家接受美元信用作为其主权货币信用的替代和补充。
    面对这种不确定性，部分国家央行也顺应数字时代转型，推出了本国的主权数字货币。其中，中国人民银行的DC/EP最先完成测试，今年四月开始在苏州、深圳、雄安以及成都试点使用。目前主要是在国内零售终端使用，但是数字货币的天然跨境特点，也助力人民币在跨境支付交易上更易被人接受和使用。
    三、中国的科技创新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新引擎
    平台经济模式的成功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一国货币的国际化最终取决于国家的经济实力，互联网平台经济已经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平台企业能够很好地整合消费者、服务企业、支付机构等不同组织的信息，促进主体间的信息流动并形成和创造海量数据，通过大数据算法能够显著降低产品和服务在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匹配成本，影响中国人的消费模式，也创造出更多的价值增值。目前我国市值超100亿美元的平台公司就有20多家，证明了国家扩大内需战略对中国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
    平台公司创造的消费生态系统提升了中国普惠金融水平。得益于生物特征识别、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贯穿消费金融贷前、贷中、贷后的全生命周期风险管理，互联网消费金融放贷规模从2014年的0.02万亿元增长至2018年的7.8万亿元，增幅近400倍，信用卡发卡量到2018年末累积9.7亿张创历史新高，激发了新中产、年轻一代群体的巨大消费潜力。
    5G和物联网作为技术支撑的、以信用为核心的产业互联网新生态正在成为下一个发展方向。我国目前有60余个万亿级的产业集群，仅在航空、电力、医疗保健、铁路、油气这五个领域启动数字化转型，估计可以拓展10%的产业价值空间，每年就可以多创造2000亿美元以上的价值。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的率先应用能够帮助中国银行业成为与中国制造相关的全球产业链金融、供应链金融服务提供商，助力中资银行国际化，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金融服务支撑。
    移动支付工具的创新有利于中国引领新一轮数字全球化。物理空间的“逆全球化”阻挡不住信息社会数字全球化的潮流方向。数字全球化是“数字技术+传统国际贸易+创新产品服务+全球化”，不仅是将传统产品贸易的线下跨境流动部分转移至线上，还挖掘出数字产品出口等服务贸易的广阔空间，更是通过手机APP等网络平台服务和产业物联网的平台企业推动的数字全球化。未来的国际贸易竞争主要表现为平台和流量的竞争，未来的合作体现为数据的有偿合作。
    在数字全球化经营过程中，相比传统的收购或新设机构的方式跨国经营，通过开放API接口与业务拓展国家的服务平台进行无缝对接更加高效，可以帮助中国科技企业拓展全球电子商务版图，推动移动支付工具在全球范围的使用。部分企业已基本建成全新的跨境支付网络，解决了行业痛点，为全球金融体系建立新的小额支付解决方案，也为人民币在更大范围、更多客户群体中使用提供了便利。
    数字货币的跨境流通有利于推动中国加快金融市场开放。相较于第三方支付机构的银行账户模式，人民银行数字货币只需开立DC/EP钱包，如果双方的手机里都有数字货币钱包，只要手机有电，无须网络，手机碰一碰，就可以方便地完成转账或支付，而且是直接持有中国人民银行的负债，方便、快捷、安全且匿名。配备了DC/EP的中国移动支付服务商将在海外市场如虎添翼，极大地方便国外用户使用人民币的兴趣和意愿。DC/EP对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建设也有积极意义。不但可以替代纸币，缓解境外人民币现金调运的矛盾；
同账户模式相比，能够更好地预防和监控各种跨境洗钱行为，对于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执行和调控而言，也更为有利和可控。
    一旦DC/EP的境外流通被官方、企业和居民认可并自愿持有以后，就会对DC/EP的可兑换提出需求，境外金融机构和企业在使用DC/EP的过程中，激发对于人民币数字资产的兴趣，其中一些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还会尝试持有数字货币的资产，这可能会衍生出更多的人民币数字业务模式，而且对债券、股票等资产交易的金融基础设施也提出了新要求，推动中国监管部门不断完善DC/EP的境外流通政策，深化境内外人民币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
    四、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金融市场逐步稳步开放，人民币软实力建设是基础。坚持人民币国际使用的市场化原则，继续引进人民币对其他国家货币直接交易，扩大双边货币互换范围，推动国际大宗商品人民币计价和结算。继续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方便境外投资者使用人民币投资境内债券和股票，放松外汇市场参与者准入限制，丰富风险对冲产品和工具，鼓励非储备货币区域交易发展，建立健全开放的、有竞争力的外汇市场。同时，要加强对跨境资金流动的监测、分析和预警，做好逆周期调节，防范跨境资金流动风险。保留一定的资本管制功能，维护金融稳定是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底线。
    进一步完善人民币在政府涉外统计、核算、管理中的计价功能，推动我国税收、会计、评级等制度与国际接轨，发挥金融机构和企业的“主力军”作用，改善国内外投资者对中国的投资环境、法制环境及软实力的信心，形成推动人民币国际使用的政策合力。
    发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香港离岸中心的枢纽作用。上海中心的建设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作用，就如同纽约之于美元，伦敦之于英镑。上海的税收、落户等优惠政策要能吸引世界一流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人才愿意来此扎根，目标就是要把上海建设成为人民币流动性中心、资产管理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不断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资源配置效率和网络辐射效应。其中，流动性管理至关重要，让外国投资者进得来、出得去，愿意越来越多地持有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可以考虑在现有的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基础上，逐步建立面向全球合格投资者的人民币主权债务市场，更加积极的接入国际主要评级机构的债务评级体系，推动人民币债券纳入欧美主流市场合格担保品。
    发挥香港在众多离岸人民币中心的“中心”作用，针对目前人民币离岸证券产品受追捧但流动性不足的情况，需要监管部门不断完善清算体制安排、人民币流动性、金融产品开发和跨境同业政策。可考虑在香港建立类似美国的国债回购市场，扩大人民币的境外循环；
逐步增加境内人民币资金的跨境流动，活跃市场流动性并得以完善离岸人民币利率曲线。
    作为香港与内地经济融合的深度和美国制裁香港的对策之一，可以考虑改革目前的联系汇率制度，由港币钉住美元改为钉住离岸人民币。等到时机成熟，离岸人民币可取代港币，成为香港的法定流通货币。这一设计通过香港设立缓冲带，既保护了境内人民币现有的汇率制度和金融体系改革不易受外部冲击，又能鼓励离岸人民币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流通使用。一个央行，两种货币，两套管理模式，离岸和在岸紧密联动，助力人民币在更高水平上的使用。最终的目标是实现人民币自由可兑换，CNY和CNH自然就合而为一。
    推动数字全球化的标准制定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投资“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和项目投融资安排上，推动人民币取代美元成为主要计价货币，支持以信息网络为主的“新基建”，帮助发展中国家能够在科技驱动的普惠金融中受益，在参与数字产业链的重新整合中，共享发展成果。
    鼓励中国的科技企业为全球金融体系建立全新数字支付网络。重点支持一批大型科技企业走出去，鼓励创新数字产品和服务的出口，国家在出口准入、数字税收等配套政策上要大胆尝试，先放开再规范。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和跨境电商出口监管试点成熟后尽快向全国推广，加快跨境电商的技术标准和信息化建设。要重点关注跨境物流普遍存在的成本高、运输效率低、效益差等问题，从财政、税收、法律等方面的政策提升跨境物流的效率。
    鉴于数据将在全球价值链中发挥重要作用，数字企业国际化可能面对的最大风险就是数据服务中的侵犯隐私行为，以及基于平台服务的垄断行为。目前各国政府正在制定数据本地化法律以限制数据的跨境流动，并为国内数据的处理制定严格的规则。目前可行的一种解决方案是：出口企业做出数据监管承诺，保护海外消费者的利益，以换取进口国的市场准入承诺。最近一些关于数据流动的协议就体现了这种模式。
    加强国际合作，坚持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不应该是替代美元，在全球范围内树立新的货币霸权，而是寻求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与全球经济金融合作的广度和深度相匹配的货币地位。尊重并相互支持其他国家的货币国际化战略，加强与利益一致的各国央行合作，对Libra等超主权数字货币加强监管，既要避免其紊乱本国货币制度和金融稳定，又要防止其成为美国在数字全球化时代树立美元垄断地位的新工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人民银行的DC/EP在境外的推广要坚持市场行为，水到渠成，否则有可能引发货币主权的争议，令其他国家对人民币产生不必要的戒心，最终导致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事倍功半。
    注释：
    [1]2019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取消针对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的投资额度限制。
    [2]特里芬难题来源于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的《黄金与美元危机——自由兑换的未来》。是指“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而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虽然取得了国际核心货币的地位，但是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这样就会导致流出美国的货币在海外不断沉淀，对美国国际收支来说就会发生长期逆差；
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元币值稳定，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国际贸易收支长期顺差国。这两个要求互相矛盾，因此是一个悖论”。
    参考文献：
    1.《2020年世界发展报告》
    2.中国人民银行历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
    3.中国建设银行历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
    4.中国银行历年《离岸人民币指数》
    

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杨志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为中国在新发展阶段，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中国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保持经济正增长的国家。应该认识到，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奇迹的出现正是建立在经济循环越来越顺畅的基础之上的。但仅此是不够的。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充分地认识到可能的各项挑战。正是为了因应这些挑战，中国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发展离不开高效率的经济循环，而这只有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条路。
    一、《行动方案》是行动的操作指南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踏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新征程，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需要更加重视市场的作用，更加重视政府的作用。只有这样，作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重要内容的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目标才可能实现。为此，我们需要将构建高标准的市场体系与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让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协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简言之，高标准的市场体系，对应的是高效的市场以及为高效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高效政府。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提出了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可以说，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方向已经确定，接下来的关键的是行动。行动需要有行动指南，具体部署至关重要。《行动方案》就是这样的部署，让行动有了更具体的指导方向，也让目标的实现更加可靠。
    《行动方案》是行动的操作指南。《行动方案》在夯实市场体系基础制度、推进要素资源高效配置、改善市场环境和质量、实施高水平市场开放和完善现代化市场监管机制5个方面提出了18类51条措施。《行动方案》抓住了当前高标准市场体系构建中的重点和难点，抓住了市场主体最为关心的问题，并逐一提出解决方案，非常务实。无疑，这些措施的落实，都将大大促进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目标的实现。根据《行动方案》，经过5年左右的努力，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制度完备、治理完善的高标准市场体系将基本建成。
    二、如何建设高标准市场
    无恒产者无恒心。夯实市场体系基础制度的第一类措施就是全面完善产权保护制度。这不仅仅涉及常规的产权保护，而且还直击与创新直接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创新，离不开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第二类措施是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提出全面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不仅有利于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而且更代表政府规制方式的创新。放宽市场准入试点，将为更充分释放市场活力提供支持；
推进企业注销便利化，看似“小动作”，实则“大文章”，将大大减少对市场主体的无谓“束缚”。第三类措施是全面完善公平竞争制度，直击各类垄断和地区市场封锁问题，落实到位将让市场更加统一和高效。
    推进要素资源高效配置涵盖传统意义上的要素市场——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而且包括知识、技术和数据要素市场这一新型要素市场。要素市场的完善一直是市场体系建设的薄弱环节。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土地要素市场和劳动力要素市场的建设，需要和土地管理制度、户籍管理制度的相应变革。资本市场是新兴市场，健康发展才能让资本配置更加有效，让资本市场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发挥更充分的作用。知识、技术和数据要素市场的发展，是创新的需要，是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的新问题。激励创新需要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上创新，激励人才创新的积极性。数据要素市场是新生事物，知识产权和科技成果产权交易，需要相应的机构。
    改善提升市场环境的质量方面的第一类措施是提升商品和服务质量。没有高品质的商品和服务，就不能适应消费升级的需要。第二类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要促进消费，就得在消费者权益保护上狠下苦功。探索建立消费者集体诉讼制度，特别值得关注。商品和服务质量的提升，与消费者保护密不可分。第三类是强化市场基础设施建设。
    实施高水平市场开放，是对外开放的再升级。在这方面，第一类措施是有序扩大服务业市场开放，对金融服务业、社会服务业市场开放提出了明确的具体措施；
强调完善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还对完善引导境外消费回流政策作了部署安排。第二类措施是推动规则等制度型开放，包括深化竞争规则领域开放合作和推动消费品国内外标准接轨。对外开放已经进入了新阶段，更加强调制度型开放，这是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在对外开放上的重要表现。
    任何市场都离不开政府监管。与高标准市场体系相适应的是现代化市场监管体制。在推动现代化市场监管机制方面，包括5类措施。有效的市场运作，离不开高效的市场监管。监管本身是有成本的，因此，需要高效率的监管。市场主体接受监管，也有相应的成本，因此，应尽可能减少这方面的成本。现代化市场监管体制的构建，需要借助各种力量。这5类措施是对现有的探索试点的总结，又代表了对未来监管的方向。第一类是推进综合协同监管。提升监管效率的提升，需要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全面推行，以尽可能减少对市场主体的打扰；
健全对新业态的包容审慎监管制度，鼓励创新，适应新业态发展的需要，让必要的监管不成为阻挡新生事物发展的绊脚石。第二类是加强重点领域监管，包括重点商品市场价格监管和强化要素市场交易监管。第三类是健全依法诚信的自律机制和监管机制。完善市场主体信用承诺制度，大力推进信用分级分类监管，从而更好地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第四类是健全社会监督机制，包括发挥行业协会商会作用，发挥市场专业化服务组织的监督作用，发挥公众和舆论监督作用。第五类是加强对监管机构的监督。第六类是维护市场安全和稳定，包括完善维护市场安全的体制机制和积极防范市场异常波动和外部冲击风险。
    三、有效的政府监管必不可少
    市场是精致的。为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最充分发挥作用，需要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
    建立现代市场经济需要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在把握好市场和政府关系原则的基础之上，我们一方面要对市场有敬畏之心，要鼓励市场主体的积极创新探索行为，另一方面也要致力于市场秩序的构建，让市场有序运行，让公平竞争成为市场的主旋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行动方案》对市场监管方面的措施既突出重点，又充分考虑可能的新问题；
既突出政府的作用，又注意让市场主体、行业协会商会、市场专业化服务组织以及公众和舆论发挥监督的作用。监督并不只是针对市场，对于监管机构也必须有相应的监管机制。在实践中，监管者要防止被受监管者所“俘虏”。
    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就是要让市场安全和稳定，让市场效率的发挥，与国家安全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要让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更有机地衔接起来，畅通国内大循环，对接国际循环。建设高标准的市场体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将大大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有力的支撑。
                  

林毅夫：构建新发展格局，发挥竞争新优势

    开栏的话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把握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必须科学分析形势、把握发展大势，珍惜发展好局面，巩固发展好势头。即日起，本报推出“权威访谈”专家篇系列报道，集中采访经济社会领域权威专家学者，紧扣经济形势、新发展格局、“六稳”“六保”等重大主题，分析阐释趋势走向，精准回应社会关切。
    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关键点在哪里？还面临哪些障碍？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潜力在哪里？近日，经济日报记者就相关问题专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
    新发展格局背后的经济规律
    记者：如何看待中央提出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背后深意在哪里？
    林毅夫：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提出新发展格局的论断，背后的道理是什么？我认为，有短期的原因，也有根本的原因。从短期的原因看，主要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各国经济均受到较大冲击。我国出口受到外部需求下降影响，加上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不利影响，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明显动能减弱。“三驾马车”中外需萎缩，就要更多依靠国内的投资和消费，也就是说，我国的生产需要更多地依靠国内的投资和消费来完成循环。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和媒体把我国的发展称为出口导向型，所以大家一看到出口减少就会认为对我国经济发展影响很大。但实际上把中国的发展称为出口导向型并不准确。货物出口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最高的年份是2006年，达到35.4％，即超过三分之一国内生产是进入国际循环，其后一路下滑到2019年的17.4％，减少了一半，也就是说2019年82.6％的国民经济是在国内实现循环。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从国际经验来看，越大的经济体，国内市场规模就越大，生产出来的产品，国内的消化能力越强，国内生产总值就会更多地依靠国内循环。随着我国的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从2006年的5.3％提升到2019年的16.4％，出口占比随之降低是必然的。另一方面，随着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发生变化，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会越来越高，而服务业当中有很多是不可贸易的。这也会带来出口占GDP比重的下降。2006年，第三产业占我国GDP比重是41.8％，2019年这个数字已经提高到53.9％。把我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和服务业占我国经济的比重这两个数据放在一起看，2006年以来出口占我国GDP的比重不断下降是必然的。
    随着我国收入水平继续提高，经济体量和服务业占比增大，经济发展会越来越依靠国内的循环，出口占GDP的比重会逐渐降低到日本、美国的水平。那种把中国发展模式简单归纳为出口导向型，出口受挫经济发展就会困难重重的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正本清源、澄清认识、抓住我国发展机遇、与时俱进的论断。
    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是我国被动的选择，而是经济发展规律在当前发展阶段的体现。新发展格局是与时俱进的论断，让我们能够更清楚地了解经济发展的规律和当前的格局，认识到中国的发展越来越靠国内循环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用改革的办法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记者：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减弱后，如何进一步释放内需潜力？
    林毅夫：更好地释放内需潜力，关键是深化改革，落实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改革双轨制遗留下来的一些政策扭曲，完善市场不健全的地方，以更好地释放增长的潜力和活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收入水平，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记者：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还面临哪些障碍？有哪些需要打通的堵点？
    林毅夫：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商品市场上的淤点、堵点已经不多。现在在要素市场上还有不少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金融市场。金融应该服务实体经济，我国实体经济中创造就业最多的还是在农村、在微型小型中型企业。过去形成的适合服务大企业的大银行和股票市场为主体的金融结构，使得农户、微型小型中型企业很难得到金融支持。虽然出台了许多支持政策，但如果金融结构和实体经济的结构不相适应，这些支持政策的落实就很难到位。金融改革一方面是价格改革，要放开利率，同时更重要的是结构性改革，补上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不足的课。另一方面是人才市场。目前人才流动受到两方面阻碍，一个是户籍制度，一个是房价，要深化这两方面的改革破除障碍。
    中国未来发展的潜力和机会在哪里
    记者：中国未来发展的潜力和机会在哪里？我国有哪些竞争新优势？
    林毅夫：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生产力水平才能够不断提高，经济才能不断向前发展。
    我国实现更快发展的潜力在哪里？一是我国还处于追赶阶段，意味着我国有后发优势。从这个角度看，我国经济从2010年开始有20年年均8％的增长潜力，这个增长潜力到2030年以前还存在。另外，我国还面临互联网和新的产业革命带来的新机遇。互联网和新产业革命有两个特征：一是产品周期短，一年、一年半就更新一代；
二是研发投入以高人力成本为主。对这种短周期的新产业，我国具有“换道超车”的3个优势：我国是人口大国，工程师多、企业家也多，拥有人力资本优势，创新能力强；
对软件类的产品，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我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市场，新运用软件、新平台在中国很快就能铺开，阿里巴巴、微信、抖音等就是例子；
对硬件类的产品，我国有完整的产业体系、各种零部件的供应，从设计到产出，很短的时间就能完成。
    以创新推动产业发展，并用好后发优势和新产业革命的“换道超车”两个优势，我国就能够实现比发达国家高出2个甚至3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
    记者：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须做好应对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的准备。增长潜力是由供给侧的技术可能性所决定，实际增长还决定于需求侧，我国如何应对挑战？
    林毅夫：我国要继续扩大开放，推动全球化进程，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其中就包括技术资源。目前大多数高科技产品我国不是不能生产，而是我国的技术不够成熟，良品率比较低，生产成本比较高。在一些“卡脖子”的、关乎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的核心技术领域，要发挥制度优势进行自主创新，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对我国来说，挑战和机遇总是并存，在面对挑战时我国要认识机遇、抓住机遇。
    发挥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
    记者：国内发展空间仍然巨大，但也存在结构问题，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还需要如何发力？
    林毅夫：相信在5年之后，我国人均GDP可以跨过1.27万美元的门槛，成为高收入国家。在中低收入阶段，可以形成非常有效率的产业集群。但是随着资本和技术密集度提高，产业链会更长，规模经济更大，就不可能在一个地区形成产业集群，要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形成一体化区域内的竞争优势。在分配上，要不断缩小收入差距，在一次分配上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我国这些年在生产领域效率不断提高，但在流通领域效率的改善相对滞后，需要减少交易环节，减少审批，减少跨地区的障碍以降低交易成本。流通更有效，生产潜力就会更好发挥出来。消费方面，要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也要建立更好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提高居民消费意愿。
    总的来讲，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是同时用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这“两只手”。市场有效以政府有为为前提，如果政府缺位一定不会有有效的市场，但政府有为要以市场有效为依归。
    记者：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避免哪些认识上的误区？
    林毅夫：其中一个误区，是认为我国现在要推行计划经济时代的内向型封闭经济的发展模式，跟国际交往会减少，其实不是这样。我国要继续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进一步扩大开放。任何国家要发展，都要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如果一些发达国家要孤立中国，其结果很可能是孤立自己。我们要做好自己的事情，深化改革，更好地释放发展潜力，提高发展质量。目前，我国已经是日本、韩国、欧盟等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是诸多国家最大的出口市场，中国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的发展也会更好促进世界繁荣稳定。
    

刘伟：以新发展格局重塑我国经济新优势

    文|刘伟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编者的话 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抉择。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我国将进一步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开放。本报邀请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及专家学者，阐述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一战略抉择的背景条件、政策考虑以及实施方向。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最近召开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站在发展的新起点上，如何以新发展格局重塑经济新优势、推动新发展，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并回答的重大课题。
    构建新发展格局由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决定
    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深度参与全球化进程，依靠对外开放、吸引外国投资和参与全球化贸易等方式迅速发展，并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但是，这也使得我们对国内市场的开发不足，造成经济结构、收入分配等方面的问题，经济内在风险加大，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也过大。
    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全球产业体系受到剧烈冲击，国际间经济、金融与贸易流动更是一度出现双向中断，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与此同时，西方经济体潜在增长率大幅下降，一些发达国家也通过本次疫情发现自身产业空洞化严重，开始着手重建本国制造业，纷纷试图将外迁海外的产业重新迁回国内。
    所以，过去那种全球经济运行方式很难在当下继续维持，原先中国经济“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发展模式也难以持续。
    就我国经济发展本身阶段性特征而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之后的突出特征，就在于要素成本全面大幅上升，依靠要素成本低形成的国际竞争优势明显减弱，要素禀赋发生深刻变化的同时，新动能和新优势仍在培育过程之中，在许多方面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加之一些西方国家的限制和干扰，使得我们在国际大循环中面临更多的风险和困难，迫切需要一个能够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新格局。
    回顾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后一个时期的我国经济增长，客观上已经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依靠出口拉动经济的动能明显减弱，国内需求的贡献率有7个年份超过100%。打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外循环协同发展，构建双循环新格局，是大势所趋。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我们要以主动调整做好应对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的准备。
    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坚持的基本原则
    总的来看，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坚持五个基本原则。
    一是构建供求不断趋向均衡的国民经济循环。首先是总量均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宏观上经济增长的波动性低、周期性淡化、增长稳定。这既能有效克服经济短缺，抑制严重的通货膨胀，还可以有效缓解产能过剩，防止经济衰退和就业问题。其次是结构均衡。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资源配置结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等方面的均衡，尤其是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成为矛盾主要方面的条件下，结构性均衡就更为重要。在总量和结构趋向均衡的基础上，形成供给与需求之间的良性互动：一方面以需求牵引供给，真正形成适应市场需求的有效供给；
另一方面以供给创造需求，真正以高质量高效率的供给开拓市场需求。
    二是构建以科技创新为动能推动的国民经济循环。增强经济竞争力的关键在于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不断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这既是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也是摆脱西方国家“卡脖子”、提高国际竞争主动权、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这就需要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在这一过程中，既要更好发挥政府顶层设计、统一布局、组织协调的作用，又要充分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
既要夯实基础研究，又要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既要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又要坚持开放创新，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
    三是构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战略方向的国民经济循环。以供给侧为战略方向与以需求侧为战略方向的根本不同，就在于供给侧改革直接影响生产者，而从需求侧入手则直接影响消费者。提高效率和竞争力也好，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也好，首要在于生产者，包括微观上企业的竞争力、企业集合而成的产业组织状况及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宏观经济体系的完备和协调性等。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推动的恰是增强企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水平、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而且，我国国民经济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总量和结构性失衡，首先是供给方面的问题。所谓的不均衡，主要是供给侧的结构性问题；
所谓的不充分，主要是供给水平，特别是质量问题。
    四是构建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的国民经济循环。实现国内大循环为主，重点在于扩大内需，以扩大内需创造市场条件，形成战略基点。我们具有扩大和释放内需的基础。从投资需求来说，我国仍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加速发展时期，因而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固定资产投资，还是生态环境投资及教育、健康等人力资本投资都有巨大的需求增长潜力，关键在于形成有效的投融资机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统一起来。从消费需求来说，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人均可支配收入多年来以高于GDP的增速在提升，拥有规模庞大的国内消费品零售市场，并且消费需求的进一步扩张仍具有很大潜力。关键要改善国民收入宏观分配格局，提高政府、企业、居民、不同部门之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合理性，保证持续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在此基础上切实缩小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要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稳定人们的消费预期；
要抑制房地产泡沫导致过高房价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降低过高的子女教育成本和养老成本，等等。在扩大内需的基础上，实现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国民经济各环节之间的畅通循环、相互促进。
    五是构建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当前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为16%左右，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左右。早在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时，一个新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就已初见雏形。以中国为枢纽，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形成了以进口最终产品、出口中间产品和初级产品为特征的环流，同时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了以进口初级产品和原材料、出口最终产品为特征的环流。面临疫情冲击后一系列新的变化，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同时促进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必须以“一带一路”为重要支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互补性强，与以往国际产业转移不同。以往是由发达国家主导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形成发达国家主导并占据高端的全球价值链，转移过程本身也是发展差距拉大的过程；
“一带一路”建设则是由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倡议推动，共商共建共享，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进而构建新型互利互惠的国际循环体系，实现中国与国际经济双循环的优势互补。
    构建新发展格局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有机统一
    从本质上来说，现代化经济体系体现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改革、发展、开放的有机统一，是由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这种本质特征，也恰恰是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根本要求。
    概括讲，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涵主要包括七个方面：
    一是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新发展格局最坚实的基础在于完备的产业体系，最需要解决的是产业体系和产业链关键领域、环节的技术缺失。为此，要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完备产业体系，创造有利于新技术快速大规模应用和迭代升级的独特优势，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提升产业链水平，维护产业链安全。
    二是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能否实现资源配置和流动上的畅通，取决于市场化的水平。如果缺乏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部门之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相互割裂，就不可能形成国内大循环；
如果与国际经济对接中缺乏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开放，就不可能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必须拿出更大的勇气、更多的举措，破除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障碍，以深化改革激发新发展活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三是建设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畅通的国民经济循环，体现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的相互协调和有机统一。脱离有效、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既会严重抑制和扭曲消费，又会严重削弱经济增长动力，不可能形成国内大循环。
    四是建设彰显优势、协调互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如果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缺乏协调互动，城乡间二元经济差异显著，区域增长极缺乏优势进而对其他地区缺乏带动效应，那么无论是从供给侧还是从需求侧看，都难以形成国民经济循环，更不可能具备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发展能力。
    五是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脱离绿色发展体系，经济发展便不可持续，而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本身就要求可持续发展，否则便不可能形成国民经济循环。
    六是建设多元平衡、安全有效的全面开放体系。没有开放，根本不可能形成双循环；
没有竞争优势，根本不可能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我们既要积极开展合作，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的开放合作，同时还要认识到，越开放越要重视安全，越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着力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
    七是要建设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实现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这就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协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脱离这种制度基础，国民经济的微观主体活力和宏观调控能力都难以保证，经济运行不可能畅通。
    总之，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这七个方面是统一整体，需要一体建设、一体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根本转变发展方式、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迫切要求及实践路径，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方略，二者是有机统一的。
    

刘元春：双循环新格局是处理内外矛盾新变化的必然之举

    5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提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5月23日和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分别在全国政协分组讨论和与企业家会谈中对“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进行了深入阐述。
    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提出“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立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长期协调机制，坚持结构调整的战略方向，更多依靠科技创新，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
    这一新论述不仅具有坚实的历史基础、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它是党中央顺应时代要求所做出的战略深化和战略再定位，是我国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解决新时期面临的各种中长期问题的重要战略举措。
    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对十三大以来逐步形成的“国内经济循环转向国际经济大循环”、“以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化大循环”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全面修正和总体调整。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成功抓住新一轮全球化的浪潮，成功制定了“依赖国际大循环开启国内市场化改革，构建内部市场化大循环”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取得了中国经济持续40年高速增长的奇迹。
    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变异和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这种外向型发展战略所依赖的世界经济发展模式、总体结构、治理体系和运行规律都发生了剧烈变化，依赖国际大循环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难以适应新格局、新模式和新使命的要求，开始呈现出种种弊端。
    一是全球化红利的递减和分配模式的变化要求中国必须将经济发展的动能从“出口-投资驱动模式”转向“内需-创新模式”。
    二是大国冲突带来的卡脖子问题要求中国技术发展必须从“引进-移植-模仿-消化”向自主创新模式转变。
    三是“两头在外”贸易模式使中国难以摆脱全球价值链的约束，存在陷入“比较优势低水平陷阱”之中的危险。
    四是内部经济循环的不畅通、分割化和碎片化难以支撑国际竞争力的全面快速提升，进一步开放需要内循环的全力支持。
    五是简单开放战略不仅难以肩负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反而成为中国经济循环的动荡源。大国崛起、民族复兴必然要求对这种战略进行调整。
    必须明确的是，党和政府早就觉察到简单外向型发展战略存在的系统性问题，并对这些战略进行了持续修正。
    早在2006年和2011年出台的“十一五”规划和“十二五”规划中，政府都明确了对于“两头在外”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进行全面修正，提出“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推动发展，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根据新时期面临的新格局、新挑战、新规律和新使命进一步提出了修正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具体政策和发展思路。
    2012年中央经济会议果断提出要以“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替代“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加快投资”的传统模式。
    2013年提出的“新常态理论”要求对三期叠加面临的深层次问题进行梳理。
    2015年提出新发展理念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于这些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战略部署。
    2016年“十三五”规划进一步在指导思想中要求“要准确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的深刻变化，更加有效地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继续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
    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上提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将“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持续释放内需潜力”、“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作为报告的关键词。
    2019年第五次中央财经委员会决定，要“坚持独立自主和开放合作相促进，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
    因此，也可以说，党中央在2020年提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在过去十多年持续探索的基础上对过去各种政策构想和战略思维所进行的全面提升和进一步综合的产物。
    这些政策和战略调整已经取得了十分良好的效果。
    一是外贸依存度从2006年的63%下降到2019年的33%,下降了30多个百分点。
    二是贸易顺差从最高的9.7%下降到今年以来的2-3%。
    三是加工贸易比重大幅度下降，劳动密集型产品占比大幅度下降、出口国集中度大幅度下降。
    四是内需特别是消费在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大幅度提升。
    五是国内技术创新成为出口竞争力提升的关键。
    六是国内营商环境、创新环境以及市场秩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说明新时期以来的战略调整和理论发展具有十分坚实的理论实践基础。
    二、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全球格局加速变革的形势下，全面启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时机成熟。
    在供给层面，中国已经建立了全世界最为齐全、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我国产业相互配套，规模效应、范围效应以及学习效应开始在中国的产业体系中全面展现，产业链即使在封闭体系下也具有较好的自我循环能力。
    同时，“中国制造”开始向“中国智造”和“中国创新”转变，我国各经济主体开始拥有基本的创新能力和创新动力，政府主导下的基础研究和技术赶超体系、大市场诱导下的商业创新体系为中国创新注入了自我创新的内生动力，各类专利申请量已经位居世界前列。
    在需求层面上，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不仅具有14亿世界最大的人口规模，更为重要的是具有4亿世界最大的中等收入人群，其消费品零售总额和进出口总额都位居世界前两位，并具有快速增长的潜力。外需和内需关系已经做出重大的调整。
    在制度和机制层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基本完成，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到了根本性作用，统一公平的全国大市场也在各类基础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营商环境的改善等举措的作用下开始出现，国民经济在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等环节基本实现了畅通。利用国际经济大循环推动国内经济市场大循环的完善基本完成了其历史使命，相对稳定、相对独立、富有效率、良性互动的国内经济大循环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基本盘。
    当前，党中央在取得疫情阻击战和经济复苏保卫战阶段性胜利之际，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充分把握了化危为机、于乱局开新局，趁势而为的战略时点。这个特殊时点推出这个战略，不仅有利于形成了转向“国内大循环”的战略共识；
更为重要的是，疫情是一场超级演习，我们可以利用中国在全球疫情冲击下经济率先复苏的优势，利用快速复工复产，进行合理的国内经济大循环的清理和布局，大大节省了战略转换成本。
    在世界经济出现大面积停摆的情况下，我国在疫情阻击战取得阶段胜利之后，经济得到了快速的自我复苏，这就说明我们有能实现以国内经济为主的供求自我循环的产业基础和市场基础。
    三、“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变化带来的各种新问题、处理国内主要矛盾新变化的必然之举。
    百年大变局的加速期所带来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必然要求新发展理念全面增强“安全”的维度，使中国高质量发展在发展与安全统筹中行稳致远。
    2019年1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研讨班中强调，“当前，世界大变局加速深刻演变，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增多，我国外部环境复杂严峻，我们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
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发展新格局就是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战略主动战。
    2020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指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实现发展规模、速度、质量、结构、效益、安全相统一”。
    从人类历史大国崛起的经验来看，我们要构建安全、可控、富有弹性韧性的经济体系就必须以内为主，必须在动荡复杂的世界体系中建立稳固的基本盘。近几年凸显的卡脖子关键技术问题已经充分说明了一个要走创新驱动的大国无法在简单的比较优势分工格局之中解决其技术创新问题。
    2018年5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就着重指出，“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
    为了满足当前和未来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我们必须面对各类深层次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所衍生的各种问题，要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第一、我们要持续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疏通国内经济大循环的断点和堵点。
    第二、必须启动内需扩展战略，抓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解决目前世界各国面临的最为艰巨的需求不足问题。
    第三、必须超越简单的供求，必须从制度层面、创新层面、市场经济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为国内经济大循环寻找到持续、安全、高效、稳定的动力源和支撑面。
    人类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大国经济在全面崛起、创新布局和主导未来世界格局之际，没有强大的内部经济循环体系和基本盘，难以形成不断改进的竞争力和驾驭全球资源配置的能力。
    国内大循环的发展是未来国际大循环提升和顺畅的基础，是中国竞争力和价值链地位全面提升的关键，是摆脱简单开放带来的比较优势低水平闭锁定效应的关键，是建立安全高效经济体系的关键，构建“国内大循环”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和延续，是未来十四五期间各类工作开展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因此，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时代意义，旗帜鲜明地反对将“内循环”等同于“出口转内销”、“内卷化”和“新时期的闭关锁国”，必须明确“内循环”是以满足国内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国内分工体系和产业体系为支撑，以国际循环为补充，以生产、分配、流通、消费为载体的动态发展体系，新时代的内循环体系在本质上也是开放的，并随着世界经济格局、产业发展规律的变化而对开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