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瑛宗的祖国文化结构】祖国啊祖国朗诵原文

　　摘要：“祖国”这一词汇是在战后台湾常常被提起的关键词，面对焕然一新的政治体制，台湾的知识分子赋予“祖国”更多的想象，想象中参合了对大陆政治理想的期望和对日本殖民的仇恨情绪。《植有木瓜树的小镇》开启了龙瑛宗的文学世界，也开始了他与鲁迅的精神沟通。龙瑛宗文学的血统里流淌着中华传统文化的血液。
　　关键词：龙瑛宗；祖国文化结构；鲁迅
　　Abstract：The word“motherland” had been in frequent reference in Taiwan after WWII since a brand-new political system loomed large. Intellectuals in Taiwan had ever since invested imaginations galore upon “motherland”，subsuming their aspirations for the political outlook in the mainland and their hostile sentiment towards the Colonial Japan. A Small Town with Papaya Trees had paved the way for Long Ing-Jhong’s literary prospects and also launched his interaction with Lu Xun’s spirit. The blood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running its way in the veins of Long Ing-Jhong’s Oeuvre.
　　Key words：Long Ing-Jhong，cultural structure of motherland，Lu Xun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09）2-0094-06
　　
　　“祖国”这一词汇是在战后台湾常常被提起的关键词，面对焕然一新的政治体制，台湾的知识分子赋予“祖国”更多的想象，想象中参合了对大陆政治理想的期望和对日本殖民仇恨的情绪。由于日本50年的殖民教化，大多数台湾知识者对于“祖国”出现了隔阂。“祖国只有观念没有实感”，“台人对祖国的实情，所可能入手的资料皆是经过日人剪裁、染色的加工品。”龙瑛宗战后迄今为止发现的第一篇小说《青天白日旗》中写道：“中华民国，在阿炳来说，好像陌生的遥远的祖国。爷爷奶奶跟爸娘（妈）经常挂在嘴上说的祖国，而祖先们于往昔，便居住在那里大地上，然后，度过惊涛骇浪来到了台湾。”祖国在台湾人阿炳的眼里像是充满了虚幻感的传说。现实中的“祖国”对于当时的台湾知识者来说，实际上亦如此。经历了日本的强化殖民之后，他们有着更为急切的回归“祖国”的意念，不仅仅在版图上回归，且要在“人”的意义上、思想流脉上回归。但他们大多数人对于所要回归的“祖国”了解甚少。“祖国”成为一个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文化结构。鲁迅常常是这个文化结构里的必不可少的文化因子。龙瑛宗的祖国文化结构里鲁迅的身影尤其浓重。
　　
　　一
　　
　　台湾作家龙瑛宗（1911-1999）笔名彭智远、刘春桃等，台湾工商学校毕业后进入银行业工作，1937年以《植有木瓜树的小镇》（以下简称《植》）暂露头角，1940年加入台湾文艺家协会，担任《文艺台湾》编委，1942年辞去银行工作进入《台湾日日新报》当编辑，同年与张文环、西川满、滨田隼雄参加“第一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光复后任《中华》、《中华日报》日文版编辑，日本报刊全面停刊后，重回金融界直到退休。
　　在龙瑛宗的文学生涯中未曾有和鲁迅谋面的机会，直接阅读鲁迅作品的机会也少，鲁迅对他的影响也是通过日语媒介间接产生的。鲁迅对于龙瑛宗究竟意味着什么？难道只是作为左翼小说的标尺，在无产阶级思潮风靡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于殖民地土地上的一种流行或者时尚阅读？还是思想上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冲击抑或说内心被深深的烙上了印痕？本文试图从龙瑛宗接受鲁迅的考证开始探寻鲁迅对于龙瑛宗的象征意义,从而展开龙瑛宗“祖国”文化结构的一个面向―――鲁迅对于台湾作家的具体意义。
　　日据时代龙瑛宗主要以日语作为阅读、写作的工具（在战后开始学习中文），考量其受到鲁迅的影响不仅需要就台湾的鲁迅介绍、传播进行梳理，还要关注日本的杂志、书刊在台湾流通。所以要试图找到龙瑛宗接受鲁迅文学影响的“原点的渐进过程”，不仅需要爬梳台湾在1937年前台湾的鲁迅接受，还要注意日本在此时期的鲁迅接受，这完全是台湾的殖民地性质使然。正如他战后回忆道：
　　
　　既然，殖民地政府禁止中国文，那么，只以日文来做表现工具是唯一可图的途径。中国人的生活，以日文来表现，虽是未合情理，但是别无他途。
　　
　　这的确造成了龙瑛宗及同时代张文环、吕赫若等日文作家的困境。这些知识人接受“祖国”文化不得不通过日本/日语的媒介去关注、了解和领会。这样，他们的思想上便自然形成了民族/语言/文化认同的焦虑，以及由此产生与日本殖民政府的政治压力之间的张力，现实使得他们对于“祖国”文化采取“在被间离中设法弥合”的态度，鲁迅作为“祖国”文化结构中重要的文化资源，台湾知识人（日语作家）常常通过“转述”的方式，无疑在理解鲁迅意义时无形增加了障碍。
　　日据时期台湾接受鲁迅（日语渠道）的渠道大致有两个，一个是台湾知识人直接阅读“内地”书籍、杂志；另外一个是阅读台湾期刊上的转载（从日本）或者是从汉语译介过来的文章。实际上鲁迅意义的传播并不仅仅止于此，更多的耳濡目染还有口传即谈论、座谈、聊天都会有意无意的传播开去，那么，鲁迅在台湾的接受从传播学角度分析，远为复杂并充满不确定性。本文里的接受只是试图从日本、台湾的有形资料也是当时主要的纸质媒介做大略的探讨。鲁迅在台湾的接受（1923―1936），根据方美芬编，吴兴文、秦贤次补编的《台湾新文学与鲁迅关系略年表》中的记录，整理如下：
　　
　　1925年1月，鲁迅《鸭的喜剧》（《台湾民报》3期，P1）；4月，《故乡》（《台湾民报》3期，P10―11）；4月，蔡孝乾的《中国新文学概观》（《台湾民报》3期，P12―17）正式介绍中国新文学。在小说之章言及鲁迅的《孔乙己》。5月，《牺牲膜》（《台湾民报》3期，P13）。同月，《狂人日记》（《台湾民报》3期，P15―16）；6月鲁迅译《狭的笼》（爱罗先珂原作）（《台湾民报》P69―73）；11月《阿Q正传》（《台湾民报》3期，P81―85、87―88、91）至第六章。
　　1929年12月，鲁迅《杂感》（《台湾民报》P292）。
　　1930年4月，鲁迅《高老夫子》（《台湾新民报》P307―309）。
　　1932年3月，鲁迅译《池边》（爱罗先珂原作）（《南音》1期，P5）；9月，《鲁迅自叙传略》（《南音》1期P11）。
　　1934年12月，增田涉《鲁迅传》1―4，（《台湾文艺》2期P1―4）（《改造》4月号揭载）。
　　1935年2月，郭沫若《鲁迅传中的误谬》（《台湾文艺》2期，P2）；3月，增田涉《鲁迅传》（日文）（《台湾文艺》2期，P3）。
　　1936年11月，王诗琅《悼鲁迅》、黄得时《大文豪鲁迅逝世》（《台湾新文学》1期P9，日文）
　　
　　台湾最早于1923年登载于《台湾民报》上的许乃昌《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介绍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及大陆的作家王统照、谢冰心、鲁迅等作家。从上面的资料看，二三十年代鲁迅在台湾的传播，1925年是最为热烈的时候，这时期正是张我军等台湾文化界人士受到大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开始在台湾倡导“文学改革”，摇起了白话文学的大旗，包括鲁迅在内的大陆作家进入台湾读者的视界。
　　鲁迅在日本的接受（1920―1937），笔者主要根据丸山升《日本的鲁迅研究》等资料整理如下：
　　
　　1920年青木正儿将鲁迅的名字最早传入日本（《以胡适为中心的潮涌浪旋着的文学革命》，《中国文学》1卷1―3号,1920.9―11）。
　　1927年10月武者小路实笃编辑的杂志《大调和》上揭载《故乡》。这是鲁迅作品在日本国内翻译并首次发表。
　　1931年山上正义译《阿O正传》。日本革命作家尾崎秀实在为其写的序文中说:“鲁迅不仅是声名卓著的作家”，而且是“左联的泰斗”。山上正义著文指出，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主流的唯一代表者”。山上正义的《谈鲁迅》是刊登在日本一般杂志上最早的文章。文章鲜明地描写出广东时代鲁迅的形象,今天看来仍不失新鲜感
　　1931年1月,《中央公论》刊载了佐藤春夫译的《故乡》和《关于原作者小记》。佐藤春夫最初是通过英译本读的《故乡》，并对照原文进行了翻译。他曾说自己是靠半拉英语半拉汉语的阅读力干了一个人的翻译活儿。佐藤春夫《翻译鲁迅的〈故乡〉和〈孤独者〉的时候》,增田、松枝、竹内编《鲁迅入门》(1956,岩波书店),又收入《文艺读本・鲁迅》(1980,河出书房新社)。
　　4月《改造》刊登了增田涉的《鲁迅传》
　　7月的《中央公论》刊有佐藤春夫译的《孤独者》。
　　1932年顷，日本京华堂、文求堂和改造社分别出版了《鲁迅创作选集》、《鲁迅小说选集》和《鲁迅全集》。
　　1932年11月,井上红梅译的一卷本《鲁迅全集》（改造社），是《呐喊》和《彷徨》的全译。其中包括当初收在《呐喊》里后来移到《故事新编》中的《不周山》（后改题为《补天》）。
　　1935年6月,佐藤、增田共译的《鲁迅选集》被列入了岩波文库。日本知识分子中通过这个文库本了解鲁迅的人实在不少。中村光夫就是根据这个文库本,将《浮云》和《孤独者》的“绝望”进行比较而写下了论文。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东京和大阪的晚报都作为重要新闻刊登了这个噩耗。其后不久，改造社出版了《大鲁迅全集》全七卷，1937年2月开始刊行，8月结束。
　　
　　日本的这些刊物、书目在台湾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力，发行了多少，限于材料笔者无法给出定论，但的确产生影响并且影响深远已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日本殖民政策在台湾逐渐深入的情况下，日本文坛对台湾文坛的控制力、日本文化对台湾的影响力不可小视。《中央公论》、《改造》等当时日本的重量级的刊物在台湾很有影响力。战后龙瑛宗回忆商工学校时写道：
　　
　　台湾商工一年级的新生，大胆地翻开了“改造”和“中央公论”杂志。看一看日本一流学者如大�金之助的经济论文和长谷川如是闲的政治哲学论文。但是怎样看也看不懂。（《怎么样看也不懂》）
　　
　　龙瑛宗、张文环等一批作家，实际上已经根本依赖日本文化获取知识，至少在语言上造成了这一事实。那么，通过日本杂志这一中转媒介的“转述”功能接受鲁迅，对于他们来说成为了必然。尤其龙瑛宗，年轻时对文学的热爱和对书籍的苦读、泛读为其接受“祖国”文化奠下坚实基础。
　　
　　二
　　
　　《植有木瓜树的小镇》开启了龙瑛宗的文学世界，也开始了他与鲁迅的精神沟通。《植》主要讲述青年陈有三升学无望，被选拔到镇公所工作，他仍然没有放弃通过读书取得更大成就的念想，希望通过自己的好学上进来实现自己的梦想。然而，现实环境并不如他所愿，周围充满了腐化、衰败、颓废的气味，使得他喘不过起来，只能在焦躁、失望中过活。其中，小说中描绘了房东的儿子―――充满了“左”的思想的有严重疾病的青年，他似乎给主人公带来了一些鼓舞，但当陈有三看到他即将弥散的肉体，再有高妙的精神又能够怎么样呢？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死亡，陈有三失去了爆发的勇气，只有挣扎的喘息而已。这部小说的出炉引起了日本文学界的关注。
　　从1920年到1937年这段时间，正是龙瑛宗的成长阶段，开始受到鲁迅的影响。1927年龙瑛宗考上台湾商工学校，负笈北上，从北埔山村进入了文化重镇。1930年毕业到台湾银行南投分行工作，后在1934年调回台北，由于任职图书馆的友人刘金狗帮忙，得以借阅大量的世界文学名著。此时常去台北的旧书摊。龙瑛宗日后回忆自己的写作历程时写到：
　　
　　我在台北读书，是将来做下级职员的职业学校。那个叫做‘台湾商工’是当时稀有的一所内台（日人与台人）共学学校。在学校里我不念课本，而跑到书店去站读新刊书。既免费而且店员也没有来干涉，使我的学力大增。
　　出了学校后（1930年―笔者注），我在一家银行工作，仍然对文学有深厚的兴趣。
　　
　　龙瑛宗上学时（1927―1930）站在书店立读新刊书，现在无法翔实、准确地列出他曾经读过的书目。但是在商工学校一年级就“大胆地翻开了‘改造’和‘中央公论’杂志（载有鲁迅小说），” 甚至看“怎样看也看不懂”的“大�金之助的经济论文和长谷川如是闲的政治哲学论文。”稍早于龙氏的杨逵述及这时期的文学影响时回忆道：
　　
　　民国十二三年前后，本省虽然在日本帝国主义宰割下，也曾掀起一次启蒙运动的巨浪。对此运动……最大的影响就是鲁迅先生。他的创作如《阿Q正传》等，早已被转载在本省的杂志上，他的各种批评、感想之类，没有一篇不为当时的青年所爱读，现在我还记忆着我们那时的兴奋。
　　
　　还有学者这样记述：
　　
　　鲁迅的这些作品给台湾民众带来怎样的影响，以现在而言，实无从估计。以当时而言，《台湾民报》是那时候台湾民众的唯一喉舌，发行部数量达好几万份，可想而知，不但是作家和知识人，一般大众也有不少人读过鲁迅的作品殆无疑义。
　　
　　考量杨逵等人的阅读经验和记述，可以想见鲁迅作品在日本、台湾的广泛传播，龙瑛宗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台湾学者王慧珍认为：“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前台湾青年无论留学与否，他们几乎曾努力透过各种可能的阅读管道，接受全球性的社会主义思潮的洗礼。殖民地当局的检阅政策虽然严密，但毕竟还是无法防堵台湾青年追求全球性的社会主义思潮的愿望。”龙瑛宗亦属此列。
　　龙瑛宗接受鲁迅的可能性渠道到底是日本还是台湾，我们可以从《植有木瓜树的小镇》中找到线索。小说《植》透过房东林杏南的儿子与鲁迅发生了联系：“佐藤春夫的鲁迅的故乡（佐藤春夫译―笔者注），深受感动……旧有的观念分崩离析，说真的，不论忍受怎样的困苦，我至少还是要看书。鲁迅的《阿Q正传》和高尔基的作品，还有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的研究》等。”（《植有木瓜树的小镇》）一个离死亡已经不远的人不仅仅“忍受困苦”，还要忍受疾病的折磨，要读鲁迅。龙瑛宗这样安排故事有什么样的寓意，现在无从确定。但它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房东有左翼倾向的儿子读到了佐藤春夫翻译的《故乡》。龙瑛宗叙写出这一幕故事，至少是知道佐藤春夫翻译的《故乡》的。他在《读书遍历记》中写道：“诗人群中，特别喜欢的是土井晚翠、伊良子清白、西条八十、生田春月、佐藤春夫、室生犀星、荻原朔太郎、北原白秋。”龙瑛宗喜欢佐藤春夫的诗歌，在小说《植》中又提到佐藤春夫翻译的鲁迅的《故乡》，看来他对佐藤春夫较为熟悉。再从上面引出的台湾和日本于二三十年代鲁迅的传播材料可知：1931年1月,《中央公论》刊载了佐藤春夫译的《故乡》。那么，可以推断台北求学至写《植》这段时期，龙瑛宗应该接触过“鲁迅”。这是可以找到的关于龙瑛宗接受鲁迅的最早的信息，小说《植有木瓜树的小镇》虽不是龙瑛宗接受鲁迅的原点，但是可以作为考量“影响论”的重要支点。
　　
　　三
　　
　　小说《植》发表后，日本内地文坛认为其受到鲁迅的影响。1937年《植》入选《改造》有奖征文后，有这样的记述：
　　
　　台北市建成町四之十四，台湾银行职员刘英宗（刘荣宗―笔者注）君（27岁）提着处女作品《植有木瓜树的小镇》，用笔名龙瑛宗，为一探作品的价值，应征《改造》第九届有奖征文，却漂漂亮亮地入选，终于克服被视为困难的走上中央文坛之路，为台湾扬眉吐气。入选作品《植有木瓜树的小镇》被认为是以无产知识分子的恋爱观、经济观等主题，用俄国文豪契诃夫的笔触，把台湾的地方特色百分之百表现出来的杰作。其作品一发表于《改造》（四月号）上，即在各方面引起轰动，喻其为“台湾的张赫宙”的风声甚嚣尘上，台湾进军中央文坛（日本文坛―笔者注）是以刘君为嚆夫。访问刘英宗君，他谦虚说道：“我喜欢鲁迅、契诃夫、屠格涅夫、牧野伸一等人的作品。我想今后当更加努力，希望能写出不辜负大家期待的作品。”
　　
　　这段话明确记述龙瑛宗喜欢鲁迅。那么，出现在《植》中的“鲁迅作品身影”应该不仅是龙瑛宗接触鲁迅文学的证据，更是龙氏受到鲁迅文学影响的证据。王慧珍认为：“小说中（《植有木瓜树的小镇》―笔者注）怀有社会主义理想的林杏南长子所提及的鲁迅的《故乡》、《阿Q正传》；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财产、国家的起源》、高尔基的作品、摩尔根《古代社会之研究》等著作，其实不止反映作者个人阅读的偏好，同时也暗示了当时殖民地青年的左翼阅读经验。”看来，龙瑛宗开始以左翼的态势接受了鲁迅或者至少鲁迅以左翼的符号被宣传。也就是在《植》得奖时，评委叶山嘉树在评语的最后写道：
　　
　　“这不是唱着台湾人的悲哀，是唱着这个地球上被虐待阶级的悲哀。这种精神共通于普希金，共通于高尔基，共通于鲁迅，也共通于日本的普罗作家。这篇小说作为充分具体地内含了列入最高文学精神的作品，我在此推荐其入奖。”
　　
　　叶山嘉树高调评价龙氏的小说《植》带有普罗色彩，这与叶氏具有普罗作家的身份不无关系，不能够全部认可。但是对于“共同于鲁迅、高尔基、普希金”的话，回应了龙氏“我喜欢鲁迅、契诃夫、屠格涅夫”的说法，值得信赖。九十年代初，龙瑛宗写给杜潘芳格的信中说道：
　　
　　在创作上，我没有思索过题材和文体的事情。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台湾的作家中有人写文章写得比鲁迅出色，然而，比鲁迅更加深刻的体会着文学精神的人是没有的。鲁迅依旧是我们的老师。
　　
　　龙氏认为鲁迅对于文学精神体会的深刻性超过了台湾作家，接着说道“鲁迅依旧是我们的老师”，“依旧”一词究竟指什么，是不是可以看作是龙氏写作《植》时的“我喜欢鲁迅”的回应呢？
　　从龙瑛宗对鲁迅《狂人日记》的记述更能够理解他对鲁迅的热爱甚至狂热：
　　
　　昨天，中山省三郎先生送我一本他的译著《狂人日记》，我把它插入口袋里，回到一年未曾回去的故乡。在这乡下的人，不像那本书中出现的诸人物，而是像枯萎植物般的茶商或老人们，终日走来走去。然而，这里的女人从事劳动工作，因此肢体很健壮，是让人感觉跟《狂人日记》有不同趣味的短篇小说氛围。可是，依然定居在村子里的某一位青年的说法，又跟我所想的差得很远。他说：“这是无聊的可怕的生活啊。在村子里徘徊的，每天每天都是同样的面孔。啊啊！真不好受！”
　　
　　龙瑛宗将《狂人日记》里的生活环境与自己回到故乡北埔的所见所闻相对比，得出故乡的风景“是让人感觉跟《狂人日记》有不同趣味的短篇小说氛围”。龙氏的观察力是细致的，然而，正是受到鲁迅小说深刻的影响才会自觉不自觉地去体味、观察、对比，感受文学所带来的兴味。
　　1940年龙瑛宗于《文艺首都》（日本）发表《宵月》、《二个狂人日记》之后收到了来自韩国的金史良的信，信中写到：“鲁迅是我喜欢的那一型，我觉得他很伟大，希望兄台能成为台湾的鲁迅。我这样讲或许有些冒昧，但是我的意思就是希望兄台以鲁迅的方式，从事广泛文学的工作。”下村作次郎说：“据龙瑛宗的说法，他们二人没有见过面，金史良也只写过这一封信给他。他们透过日本内地文坛《文艺首都》阅读对方的作品，互相批评指正。”这样看来，金史良只是通过阅读龙氏的作品感受龙氏的风格。那么，他应该是已经从龙氏的风格中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鲁迅风骨”，才会对龙瑛宗先生寄予“如此厚望”。我们现在无法知道龙瑛宗看完此信的感受、思想状态，但从日后，尤其是光复后龙瑛宗发表的《阿Q正传》（鲁迅作）、《中国现代文学的始祖―于鲁迅十周年纪念日》、《中国文学的动向》、《认识中国的方法》、《个人主义的结束―老舍的〈骆驼祥子〉》、《复活》（托尔斯泰作）、《我的大学》（高尔基作）等一系列评论、随笔来看，龙瑛宗是自觉于鲁迅开创的现代文学传统的（当然，这其中有台湾光复“祖国”文化光明正大的批量进入台湾，“鲁迅风”骤然刮起的思潮影响因素，但更重要的是龙瑛宗从日据时期累计下的“鲁迅经验”由“私下状态”上升为公开传播状态当属文化自觉）。从小说《植》开始，从房东林杏南儿子（翠娥哥哥）那里，龙瑛宗已经开始自觉不自觉的逼近鲁迅（当然，除去皇民化运动高潮时被迫所写御用文章的时期）。用房东儿子（翠娥哥哥）说的话：“说真的，不论忍受怎样的困苦，我至少还是要看书”，正说出了龙瑛宗的心里话，阅读、感受鲁迅有时候是纯粹精神的愉悦，正像翠娥的哥哥一样，是排除生活的困苦、肉体的折磨及灵魂的孤独的最好方式，有时候也不失为社会导向的航标。
　　叶山嘉树所说的《植》共同于鲁迅的精神以及金史良感受到龙瑛宗作品的“鲁迅风骨”指什么呢？笔者认为龙瑛宗的作品之所以被关注并且与鲁迅发生联系，得力于作品对现实的暴露和批判。当然，更多的是回避、漠视，这正是龙氏特有的对现实的“观照形式”。因此，《植》常常被批评家认为是台湾文学抵抗情绪弱化的开始，尾崎秀树认为杨逵的《送报夫》、吕赫若的《牛车》及龙瑛宗的《植》“从某种程度上，我们似乎可以看出台湾人作家的意识从抵抗到放弃，进而屈服这样一个倾斜的过程。”实际上，30年代台湾现实中的反日情绪已经从被割据初期的武装、暴力反叛进入到“内省”时期，这是事实也是台湾的现实。那么，龙瑛宗的小说所凸显的知识分子的“颓废”与“幻灭”，正是揭示出当时台湾的社会的真实一面。台湾学者吕正惠认为：“陈有三是一个始终以自己为中心的、懦弱的小知识分子，从伦理价值来讲，他的形象绝对无法跟30年代众多的、革命的小知识分子相比。不过，我们不能不说，这也是另一种‘社会真实’。”无论尾崎秀树的“倾斜”说还是吕正惠教授的“另一种社会真实”的评介，根本上还是归于龙瑛宗社会现实的深刻体认和把握。龙瑛宗在《植》得奖后受访时强调：《植有木瓜树的小镇》是我想把中学校毕业的本岛知识分子的面貌及其背后社会的、经济的关系现实地予以处理才写成的。他在此说出了写作《植》的真正意图。《植》在反映知识分子困境的层面上，体现出深刻的写实性的关照。这也正是鲁迅风骨最内在的肌理。
　　可见，融合了西洋文化、日本文化的龙瑛宗文学，其血统里的“祖国”文化结构清晰可见。鲁迅对于龙瑛宗的意义，不仅在于鲁迅作为文学大家受到台湾本省藉作家的敬仰，更重要的是龙瑛宗潜意识里已将其作为“祖国”文化结构中重要的次结构而接受、接系、传承。
　　叶荣钟：《台湾省光复前后的回忆》，《叶荣钟全集2・台湾人物群像》，晨星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447页。
　　 龙瑛宗因在日据时期所受的是日文教育，阅读主要通过日语途径，他的中文在台湾光复后才开始学习并运用。他在《一个望乡族的告白：我的写作生活》中说道：“殖民地政府禁止中国文，那么，只以日文来做表现工具是唯一可图的途径。中国人的生活，以日文来表现，虽是未合情理，但是别无他途，是一件令人无奈何的事啊！”
　　 龙瑛宗：《一个望乡族的告白―我的写作生活》，原载《联合报》1982年12月16日，收录于《龙瑛宗全集》第7卷，陈万益编，南天书局2006年版，第28页。
　　 ［日］中岛利郎编：《台湾新文学与鲁迅关系略年表》，收录于《台湾新文学与鲁迅》，台北前卫出版社1999年版，第179-213页，第5页。
　　 ［日］丸山升：《日本的鲁迅研究》，靳丛林译，《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11期。
　　 此小说于1937年获得日本改造社《改造》杂志第九届日本悬赏小说佳作奖，奖金500日元，是台湾作家第一次获得此奖项。
　　 参见杨逵在鲁迅逝世十周年发表在台湾文化协进会会刊《台湾文化》杂志上的文章《纪念鲁迅》。
　　 王慧珍，《殖民地作家的文化素养问题：以龙瑛宗为例》，收录《后殖民地东亚在地化思考：台湾文学场域》，柳书琴，邱贵芬编，国家台湾文学馆2006年版，第51页。王慧珍在本论文中梳理了台湾与日本的左翼思潮后，认为龙瑛宗与他同时代的青年一样，曾经受到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的洗礼。
　　 张赫宙，朝鲜作家，早于龙瑛宗5年问鼎《改造》杂志征文奖。
　　 《龙瑛宗全集》第八册（文献集），陈万益主编，台北南天书局2006年版，第198页。
　　 叶山嘉树(1894～1945)，日本作家。原名嘉重。生于福冈县京都郡丰津村一小官吏家庭。曾入早稻田大学文科预科学习，不久退学。以后当过见习水手、收发员、临时工和记者，因参加工人运动多次被捕。他先后参加过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联盟、工农艺术家联盟、劳农文学同盟、无产阶级作家俱乐部等团体。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高压下，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叶山嘉树于1934年初结束了在东京的创作生活，隐居长野、岐阜县山村。1943年，随移民团来中国东北务农。日本战败后，1945年在回国途中病故。代表作有《卖淫妇》（1925）、《生活在海上的人们》（1926）和短篇小说《水泥桶里的一封信》（1926）。
　　 刊载于《帝国大学新闻》，陈千武译，1937年3月31日，《龙瑛宗全集》（第8册），陈万益主编，南天书局2006年版，第198页。
　　 《龙瑛宗致杜潘芳格的信》，1991年8月23日，叶笛泽，《龙瑛宗全集》（第8册），陈万益主编，南天书局2006年，第80页。
　　 原题《风俗》，陈千武译，刊载于《台湾日日新报》，1939年3月11日。
　　 金史良（1914～1950），原名金时昌，朝鲜平壤出生。1940年以《在光芒中》获得日本芥川奖入选作品。1945年投奔延安参加朝鲜独立同盟领导的朝鲜义勇军，写下了以朝鲜义勇军英勇史诗为内容的长篇纪行《驽马万里》，日本投降后回朝鲜。解放后，金史良以在太行山地区的生活和斗争的经历为素材写出《蝴蝶》剧本。1950年朝鲜战争期间以从军作家南下，传说在络东江前线战死或在人民军后退时因心脏病发作落伍而失去联络。
　　 ［日］下村作次郎：《战后初期台湾文坛与鲁迅》，邱震瑞译，收入《台湾新文学与鲁迅》，[日]中岛利郎编，台北前卫出版社1999年版。此信未收入《龙瑛宗全集》，下村作次郎曾经拜访过龙瑛宗先生，直接从作者那里得到的资料，并且在该论文中全部刊出，笔者只引用其中的一部分。
　　 ［日］尾崎秀树：《旧殖民地文学文学的研究》，陆平舟等译，台北人间出版社2004年版，第241页。
　　 吕正惠：《殖民地的伤痕：台湾文学问题》，台北人间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
　　 《中央文坛之彗星―访问〈植有木瓜树的小镇〉之作者龙瑛宗君》，叶笛译，作者与发表地不详，收录于《龙瑛宗全集》第八卷，陈万益编，台北南天书局2006年版，第1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