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变形记》看卡夫卡及文学与哲学及神学之关系:变形记卡夫卡

　　摘 要:自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卡夫卡凭借其天才般的严肃作品,以及特有的生活经历与习性在西方现代文学史上汇聚成一门独特的“卡夫卡学”。自“卡夫卡学”生存之后,我们就困惑了,卡夫卡也变形,至今历史学上还存在多个卡夫卡。卡夫卡是一个富有现代哲学头脑和精通(古老)神学思想的小说家。他用小说语言所隐射的人类存在的异化、绝望、救赎及其相关的根本问题,与哲学家、神学家们通过理论语言来阐述的观点在本质是一回事,殊途同归。
　　关键词:卡夫卡;变形;哲学;神学
　　中图分类号: I3/7 文献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0)09-0056-08
　　
　　也许上帝和他开了一个玩笑,他的一生是为文学写作而准备的,一切和写作无关的事都使他倍感痛苦,但他却不得不因内向、虚弱、不自信、负罪感而屈从父亲攻读法学,毕业后,便在一家工伤保险公司做了一名小职员,直到病退。
　　职业的改变并没有改变他内心重新审察世界的决心,白天,他是变形的自我,是公司恪尽职守的员工,夜晚,他是本真的自我,在写字台上尽情地燃烧自己,用一个个不眠之夜创作一篇篇旷世奇作,《变形记》就是这样一个“变种”,他就是――视写作为重返天堂的一种精神自救――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
　　令人困惑的是:这样一位受过专业逻辑推理程序训练的,思绪抽象严谨的法学博士会成为一名情感细腻、善于利用感性形象和具体事件来表达人类本质与存在危机的文学创作者,这实属罕见。莫非,法律与文学存在某种内在的因缘?更令人惊诧的是:这位刚过不惑之年就被死神召唤的,靠挤休息睡眠时间来写作的业余作家,凭借其敏锐的洞察力,和对人类存在的担忧,而成为现代文学鼻祖,这简直就是文学史上的奇迹。
　　
　　一、卡夫卡的存在与变形
　　
　　卡夫卡生前在德语文坛甚至在布拉格这个文学的孤岛上都几乎鲜为人知,尽管他先后出版了四个短篇小说集,但他死后却成为了文学、哲学和(宗教)神学争论的显学(这难道是天才命运的捉弄?),各个文学流派和哲学思潮(尤其是存在主义哲学思潮)都在卡夫卡的精神世界里寻找思想佐料。卡夫卡的创作是严肃的,但他很少满意自己的作品(个别例外),认为它们不过是涂鸦之作(确实,卡夫卡的某些作品带有明显的模仿痕迹,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卡夫卡只是一个业余作家,学的是跟文学不沾边的法学,当然,模仿是一名作家成长的必经之路),甚至还怀疑写作的功能和价值,以至于他在遗嘱中要求挚友马克斯・布洛德焚毁他的一切作品,但布洛德并没有遵守卡夫卡的遗言,而是陆续整理并出版了卡夫卡的所有遗稿(包括未完成的小说、随笔、书信和日记等)。
　　布洛德是谁?他为什么要背叛卡夫卡的遗嘱?
　　作为卡夫卡的挚友,布洛德炙热无私,平时也玩弄一下文字思想,一生中创作了二十几部作品,但这些作品在米兰・昆德拉的眼中,不过是一些无聊的东西,昆德拉也没有把布洛德本人当一个作家,而是看作一个优秀的知识分子,理由是布洛德及其作品只注重思
　　想而对现代小说艺术一窍不通。即使是卡夫卡,昆德拉称赞的也只是他的生活楷模而不是其文学作品,在昆德拉的眼里,卡夫卡的小说仅属三品(上、中、下)中的下品。我们暂且不管昆德拉对他们的定位是否确切,作为一名小说家,昆德拉是从自己的小说艺术标准来判断布洛德和卡夫卡的。
　　其实,布洛德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发现了卡夫卡。但问题是,布洛德究竟为什么要背叛卡夫卡的遗嘱?
　　布洛德曾经说过,他对卡夫卡的每一个字都狂热崇拜。
　　布洛德违背死者遗言,仅仅是出于崇拜?布洛德崇拜布拉格一个名不见经传业余作家?要想回答布洛德为何背叛的问题,我们只能从卡夫卡的角度来回答。布洛德不是崇拜卡夫卡的“字”吗?卡夫卡的“字”为何有如此魔力?
　　在布洛德眼中,卡夫卡的文稿:
　　即使是以简单文论的方式,也使在黑夜游移的人们预感到他所追求的崇高的不可替代的善[1]。
　　既然卡夫卡追求的是善,为什么卡夫卡还要把自己的全部手稿付之一炬?莫非卡夫卡有难言之隐?
　　卡夫卡生前有写笔记的习惯,他亲自从中选出了百余条笔记作为箴言(并加以编号)以对真正道路的观察,其中第三十条如是写道:
　　善在某种意义上是绝望的表现。
　　在什么意义上?卡夫卡没有说,但这一条箴言至少表明卡夫卡曾有过绝望。卡夫卡深陷绝望之中?卡夫卡的绝望与善何干?
　　善将我们引入恶。
　　卡夫卡这样说是什么意思?
　　最先出版的遗作是卡夫卡生前没有完成的三部长篇小说,但它们的出版并没有引起世人多大的关注,也没有给卡夫卡带来什么声誉。思维敏锐的布洛德意识到要使卡夫卡被世人接受将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为此,马克斯做了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他一方面继续整理卡夫卡的遗稿,另一方面不断地发表文学评论,阐释卡夫卡作品中的微言大义,甚至还以卡夫卡为原型创作了一部题为《爱情的欢喜王国》小说。
　　自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卡夫卡凭借其天才般的严肃作品,以及特有的生活经历与习性在西方现代文学史上汇聚成一门独特的“卡夫卡学”。自“卡夫卡学”生存之后,我们就困惑了,卡夫卡也变形,至今历史学上还存在多个卡夫卡。
　　一是宗教神学的卡夫卡,布洛德是这一形象的始作俑者,在《爱情的欢喜王国》中,卡夫卡被塑造成我们时代的一个圣人、一个宗教思想者。
　　在他的格言中,卡夫卡表达他的积极的话(DASPOSITIVE WORD),他的信仰,他要改变每个人的个人生活的严肃呼唤。
　　二是存在哲学的卡夫卡。“卡夫卡学”的学者们不倦地研究卡夫卡与克尔凯郭尔(基尔克果)、尼采的关系,这一研究立场本身就暗示了卡夫卡的哲学家身份。后来的萨特和加缪,便干脆把卡夫卡当作自家人了。
　　三是理论学的卡夫卡。在《沉重的肉身》一书中,刘小枫把卡夫卡看成是一个“人义论”的自由主义伦理批判者,这一结论是刘小枫从宗教哲学和伦理学角度精心提炼出来的结果,但从这个结论的反面,我们可以隐约地感觉到:卡夫卡似乎代表了另一种生存状态伦理学。刘小枫是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建构自己的伦理思想的,《沉重的肉身》一书应该算是刘小枫伦理思想的一个小结。在该书中,刘小枫从卡夫卡与女友的婚约问题和箴言的细读入手,分析了卡夫卡为克服私人痛苦,重返个人天堂所面临的身体悖论和道德困境,以及如何摆脱自身的不自信、虚弱、负罪的生存状态以达到真正救赎之目的,为此,卡夫卡经历了一次道德――宗教的变形。文中刘小枫似乎有意把伦理学的卡夫卡和宗教哲学的卡夫卡合二为一,因为“人义论”本身就是一个哲学论题,是宗教神学的“神义论”的另一面,而刘小枫本人对哲学、神学和伦理学又都有独到精深的研究。
　　四是小说家的卡夫卡。出于对现代某种特定小说艺术的守望,米兰・昆德拉还原了卡夫卡的作家身份,但昆德拉看中的不是卡夫卡的艺术风格(他也看不起卡夫卡最具意味的带宗教性和政治性的隐喻等艺术风格),而是色情想象。
　　卡夫卡是最早在自己的小说里发现性的人之一(还有乔伊斯,肯定是)。他不是把性当作为放荡者圈中人(十八世纪的作法)所设的游戏场地,而是作为每个人的平常和基本的生活现实。卡夫卡揭开了性与存在相关连的诸面貌:性与爱情相对立;爱情作为性的条件,性要求的奇特性;性的模棱两可;它使人亢奋,同时使人反感的方面;它的可怕的无意义,尽管丝毫不减其异常威力。
　　与昆德拉相比,加西亚・马尔克斯则相反,他读了卡夫卡的小说,大为震撼,知道了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超越真实的疆界)来写作。的确,卡夫卡的《猎人格拉胡斯》与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的吉卜赛人墨尔基阿德斯有惊人的相似。
　　谁是卡夫卡的卡夫卡?
　　谁是真正的卡夫卡并不重要,他们都是非此不可的关系,重要的是我们正在接近卡夫卡。当然,这首先应归功于布洛德,如果不是他的慧眼,我们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卡夫卡的存在。布洛德的慧眼看到了什么?众神退隐以后,时代贫乏,世界荒诞,人不再诗意地栖居,而是陷入绝望之中。绝望是一种生存状态,它构成了卡夫卡生命哲学(宗教哲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页。卡夫卡也深陷绝望之中?卡夫卡的绝望是一种形而上的精神状态,源于一种宗教神学上的罪和欠,正因为神学意识的欠负,卡夫卡渴望人生的救赎;正因为生存的绝望状态,卡夫卡憧憬着未来的希望。希望是拯救绝望最好之手段,拯救意味着救赎与献身,而要实现救赎的意愿就必须返回(潜入)罪恶的深渊,但返回到罪与恶的深渊中就一定能实现救与赎的意愿?在罪与恶的氛围中,就没有被吞噬被异化的可能性?这种事例还少吗?
　　
　　二、《变形记》的现代“变形”
　　
　　一夜醒来,格里高尔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壳虫,但他并没有歇斯底里狂吼与聒噪,而在梦想能再多睡一会儿,以好好地反思一下自己的工作:
　　我是选择了一个多么艰辛的职业啊!成天都在奔波。在外出差为业务的操心比在自己的店里做生意大多了。加上旅行的种种烦恼,为每次换车的操心,饮食又差,又不规律,打交道的人不断变换,没有一个保持长久往来,从来建立不起真正友情。
　　这是格里高尔生平第一次埋怨。这种近乎物化的存在方式,割断了他与他人正常的人伦人际关系,使他成了一个生意上只与人打交道不与人建立情谊的异在之物。工作性质决定生存状态。作为公司的一名外勤人员,格里高尔几乎整年不在公司,成年累月地在外漂泊漫游,即使回到公司得到的不是同事们应有的理解和宽慰而是一种令人寒心的误解和偏见,同事们一直以为他在外面赚大钱享福。公司里充斥着根本无法防备的闲言碎语和捕风捉影地责难,一旦出现危机,格里高尔将第一个充当替罪羊和牺牲品。作为长子,格里高尔为拯救陷入绝望中的家,一夜之间就从商店的一名小伙计变成了公司一位旅行推销员,他把自己工作业绩的现金几乎全部上交父母,自己只留几块钱零用,这让父母喜出望外,家人似乎在绝望中瞥见了希望的影子,但是:
　　无论是家人还是格里高尔,大家对此都习以为常,格里高尔乐意把钱交给家里,家人于此也很感激,不过如此而已,他们之间有什么特别的温馨却再也没有产生过。
　　就这样,家庭伦理亲情的灵光被冷漠的金钱物质转交的经济利益关系所取代,格里高尔完全成了父母手中一把赚钱的工具,这一行业也把他打磨着赚钱的机器,使他在工作中忘却了自我并失去了作为本真的自我。在这样一种异己的生存环境下,格里高尔的人性逐渐被扭曲吞噬,直至完全异化,当格里高尔一夜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壳虫时,不得不独自承担被离弃的恶果,他失去了工具的使用价值而成了一种累赘。从生意上的异在之物到公司的替罪羊到赚钱工具到甲克虫至被抛弃死亡,这是卡夫卡对格里高尔人生变化轨迹的描写,这也是卡夫卡对人类自身存在状况的描写和对未来发展趋势的预言。格里高尔是一个引喻,类似于他身上发生的事情,总有一天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而且,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格里高尔的异化是不争的事实,他的家人有没有异化?其依据是什么?作为自我的家人居然不接受一个已经异化为他者的儿子,这太匪夷所思了。如果格里高尔是一个毫不相干的外人,其家人这样做也许还说的过去。但他毕竟是这个家的唯一儿子,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即使父母再没有人性,也应该有血脉伦理观念,但就是这样一个由家族血缘伦理亲情组成起来的小家庭居然心安理得地离弃了自己的血脉,这样的家庭正常吗?它还保留着那份亲情伦理人性的天真吗?这样的人良心没有沦丧?人性没有遭到扭曲与异化?在《变形记》中,一切都是变形的,一切又都是异化的。
　　什么是“异化”?
　　作为一个现代哲学概念,“异化”(不是一个词语,而是一种理论思想)频频出现在一些大哲学家如马克思等人的笔下,“异化”几乎贯穿马克思主要著作,马克思还给“异化”下了一个蹩脚的定义:
　　物对人的统治,死的劳动对活的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
　　卡夫卡不是哲学出生,没有使用哲学术语的习惯,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对“异化”的思考。卡夫卡的“异化”是用“疏远”来替代的,“疏远”在本质涵义上跟“异化”是一回事。马克思的“异化”观是从劳动作为人的本质论方面加以构建。“异化”是一个存在论的本体问题。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是劳动,劳动在人之为人(人的起源)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没有劳动就没有人类自身。但马克思的劳动观是有所特指的,它是一种理想的劳动,是一种具有创造性和生产性的劳动,不带有否定性。如果劳动具有一种否定性的力量,那么它就会走向反面,成为一种“异化劳动”或“劳动异化”(青年马克思没有留意到这一方面)。自现代哲学思潮以后,仿佛人类所创造的一切都在朝自身的反方向发展,“异化”也从存在本体论变成了主观感受论(弗罗姆是这一论调的代表)。“异化”论的这一转变,使得“异化”呈现出多种形式:
　　概括起来看,表现在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中,要么人不能接受世界,要么世界不接受人;表现在人的自身矛盾中,是人的自我失落与迷惘。
　　人与世界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自我的失落与迷惘就是真我的焦虑与绝望、分裂与异化。就《变形记》的具体情景来看,按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来划分,格里高尔可以算作一个工人阶级,他从事旅行推销员工作,这本质上就是一种劳动,劳动曾给他带来希望,更为他带来死亡的异化。他为了这个家起早贪黑,到头来家人却不接受一个被劳动异化的儿子,以至“疏远”他。一个被他人(世界)疏远(离弃)的人注定是一个失落、孤独、异化、绝望之人的象征。格里高尔的异化和命运只是人类未来发展的一个缩影,他象征着一个被劳动异化的群体,这一象征意味深长,从人类社会进化史的角度来说,人类并没有因时代的发展而进化为更高一级的灵长,反而退化为物,死于绝望,人类的发展情景不容乐观;就格里高尔本人而言,它具有双面性。一方面是形体和语言的生理异化。形体的异化(格里高尔的身体变了,胃口也变了,喜欢吃腐烂恶臭的食物)必然导致神经中枢器官的语言的异化,格里高尔的语言掺和着一种叽叽喳喳的声音,不知所云。“语言乃存在之家”(海德格尔语)。语言的异化彻底剥夺了他作为人类同类的权利,并被抛出了人类的家园,因为语言是双向的,因相互沟通才有存在的意义,但现在他人已不知格里高尔所言了,尽管他能理解他人的谈话。另一方面是人性本质的异化,它属于情感心理的异化。所谓此异化,就是人的创造物如金钱、权力等对人性本质力量的剥夺,使人物化为一种机械化的存在,意识不到自身的真实存在。格里高尔为了这个家,不得已选择了旅行推销员,但当他全身心一头扎进这一行业浪潮中,他完全被赚钱、还债、养家的欲念所支配,即使躺在床上异化为虫,脑子里装的仍是业务,这不正是马克思异化观的体现吗?
　　
　　三、《变形记》的古老寓意:救赎
　　
　　《变形记》不仅涵盖了哲学话语,而且还涉及到一个宗教神学问题即“救赎”。“救赎”,西方文化中一个古老而沉重的话题,早在二千年前,圣子耶酥就给我们上了一次“救赎”课,但由于与生俱来的“原罪”以及自身的恶和缺乏耐心,我们始终处于一种失宠于上帝的负罪状态,需要重新弥合上帝与人之间断裂的链条――拯救。
　　1916年十月七日,卡夫卡在布拉格给女友菲莉斯・鲍威尔写了这样一封信:
　　……,上一期《新评论》提到了《变形记》,以理智的理由否定了它,然后说了诸如此类的话:“k[1]的小说艺术具有某种古老德意志的东西。”马克斯的文章则相反:“k的小说属于我们时代最具犹太属性的文献。”
　　什么是犹太属性?谁身上流淌着犹太属性的血液?根据《圣经》及其他文献,犹太人是上帝耶和华唯一的侯选子民,死后可以步入天堂而居上帝左右。若要重返天堂,就得遵守上帝为人类制定的戒律(俗称“摩西十诫”),这戒律当中有一条:
　　“当孝敬父母”(《圣经・出埃及记》)。
　　犹太血统出生的卡夫卡不精通此圣律?
　　自从五年前经营的商店倒闭以后,随之而来的商业灾难顿时使整个家庭陷入一片绝望之中,从那时起,格里高尔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没有微笑,变的沉默寡言。想当年,格里高尔在部队服兵役时却是一副无忧无虑,威风凛凛,令人一看见就肃然起敬的样子。为了“走出劫难的世界”(商业灾难)和心中那个送妹妹去音乐学院学习的秘密打算,格里高尔不得不独自选择“返回罪恶的深渊”(做推销员),这一善举预示了格里高尔拯救行动的开始,同时也宣告了他受难时代的降临。格里高尔每天天没亮就把自己送入黑暗(恶的具体象征)的怀抱,远离橘黄色灯光下家人温馨的交谈和轻松活泼的闲聊,而每当晚上格里高尔疲惫不堪地钻进旅店潮湿的被窝时,他就带着几分渴念回味这些神聊。它是深陷绝望中的格里高尔唯一的心灵抚慰,是格里高尔绝望中的希望,黑暗深渊中的一缕光线,但神聊毕竟是一种精神想象,它无法替代现实的冷漠,也不能抗拒现实社会对人性的挤压。既然商业灾难已经使格里高尔陷入绝望之中,那他为什么还要选择受难式的推销工作?这不是自讨苦吃,雪上加霜吗?
　　在卡夫卡的信念中:
　　受难是这个世界的积极因素,是的,它是这个世界和积极因素之间的唯一联系。
　　当格里高尔从军队一名令人敬畏的少尉,转业为商店的小伙计,再转行为旅行推销员,最后蜕变成一只令人恶心晕眩的甲壳虫时,他表现得异常平静,没有恐惧、没有绝望,而且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如何再变回人形,而是自己的业务,尽管旅行推销员这一职业早已
　　把从商学院毕业的他异化为一个没有脊骨也没有头脑的奴才。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母 亲被格里高尔的突变吓晕死了一次又一次;父亲则露出一脸的敌意,一次次用暴力摧残他;无辜的妹妹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也失去了照顾格里高尔的耐心。
　　其实,在小妹失去耐心之前,父母及其他人早就对格里高尔没有耐心了。尽管遭遇如此不幸,但格里高尔始终保持着一种基督意识,一直用耐心和体谅来减轻家人的难受心情(居然是他体谅家人,而不是家人体谅他,这太匪夷所思了。),他时而因给家人带来如此不幸而自责,时而因不能对妹妹的照顾表示歉意而心怀负疚感。但格里高尔的耐心、自责 和体谅并没有换来家人对他的宽容,反而遭到父母更加凶残的毒打和彻底地离弃。要抛弃一个人并把他从人类圈子中排除掉,理由可以很简单:以否定的方式理直气壮地对他的身份提出质疑或把他推上人民公敌的位置。妹妹格蕾特便如是向我们炮制:
　　我们一直以为它是格里高尔,这实在是我们的不幸。可是它怎么会是格里高尔呢?假如它是格里高尔,那它早就该明白,人和这样的动物是无法生活在一起的,早就自动跑掉了[14]。
　　听到妹妹这严密而又合逻辑的推理,格里高尔绝望了,他必须从家人面前消失这个观点在他身上比他妹妹还要坚定。尽管遭遇如此双重苦难,但格里高尔仍旧对家人怀有温情的回忆和浓浓的爱意,在死神降临的那一刹那,他谅解了所有人,有如圣子在十字架上的绝言:
　　上帝,原谅他们吧!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圣经・路加福音》)。
　　卡夫卡说:“受难是这个世界的积极因素。”何谓积极因素?积极因素是爱的综合体,是一种圣洁的爱――圣爱。爱是上帝的旨意,也是个体生命伦理之诉求,格里高尔用受难的方式沟通家人与世界的联系,但这种受难式的爱在上帝面前却是不平等不对称的,也是单向的。格里高尔谨遵上帝口授的圣律和缄言――“孝敬父母”,用上帝的旨意实现了人间伦理秩序,而家人却“反伦理”地离弃他,重演了十字架上那一幕:上帝为拯救罪恶、邪恶和绝望中的人类,派自己的独子通过圣灵受孕下凡成为圣子耶酥,在加利利传道,最后被人类抛弃钉死在各各他山上的十字架上,用自己的鲜血实现了对人类的救赎。同样,作为独子的格里高尔为拯救陷入商业灾难中的绝望家人,下海经商,成天在外出差,最后被家人离弃死于绝望,用自己的死亡换来了家人对新生活的希望。无怪乎,马克斯才在《新评论》中如此评说《变形记》,卡夫卡也如此欣赏马克斯这中肯的评介。以此来看,格里高尔不仅带有犹太属性的性质,似乎还具有圣子救赎的意味。
　　
　　四、《变形记》的小说艺术
　　
　　《变形记》毕竟不是哲学著作,也不是宗教神学文献经书,而是一个中篇小说,一部表现主义运动思潮下的文学作品。既然《变形记》是小说,那它就有小说的艺术。《变形记》的小说艺术是什么?
　　像表现主义作品风格追求的一样,《变形记》最大的艺术风格就是“荒诞”。“荒诞”(Absurd)是一个美学概念,在美学范畴上是与“崇高”相对的,意为“无意义”,具有无背景、反常规等特征;在文学范畴上,表现为变不可能之存在为可能性之发生。“荒诞”的意蕴隐藏的比较深,往往不能在直观中加以把握而须借助理性的思考。在《变形记》中,卡夫卡一开头就把格里高尔变成了一只大的吓人的甲壳虫,这一暗示性和象征性的怪诞手法,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强烈的审美期待,可谓语言革命。但卡夫卡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种反传统的表现手法?这种风格对格里高尔及其家人又意味着什么呢?在自身的创作中,卡夫卡强调的不是外在形象的真实,而是追求内在体验的真实。从外在来讲,人变成虫,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真实的,更是荒诞的;但从内在的体验和情感来说,这是可能的,人可以变成禽兽,甚至可以禽兽不如。这种由外向内转的变化是表现主义思潮的特征,也正是这种转变奠定了卡夫卡创作的艺术风格。为了在转向的过程中更好地表现出内在的真实,卡夫卡不得不借助“荒诞”来营造一种美学氛围。
　　荒诞是一个被疏离的世界。荒诞感就是在这个世界中体验到的一种不安全感和不可信任感,从而产生一种生存的恐惧。
　　这种生存的恐惧和不安全感不正是因见到格里高尔,母亲便晕死、父亲充满敌意的原因吗?
　　作为一名用德语写作的作家,卡夫卡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德意志语言的习惯用法,在文学的修辞学上使用了一种新的格式即“悖论”。“悖论”原本是哲学概念,意指一个事物在逻辑上前后矛盾,但在卡夫卡的笔下,它是一种文学修饰,是进行文学语言艺术革命的一种秘诀。“悖论”的使用,打破了传统文学的和谐,开拓了新的艺术表现视角。在卡夫卡的世界里,“悖论”无所不在,它不仅体现在《变形记》及其他作品中,也体现在卡夫卡的生活行为中。在《变形记》里,以前房门关着的时候,大家都想进去看格里高尔,当所有的门都敞开了,却没有一个人来看他;格里高尔为了能向各个方向爬行,渴望把他的房间腾空,但他又不愿意把这间温馨的、用祖传家具布置起来的房间变成一个一无所有的洞穴,把以往作为人的生活忘得一干二净。在生活中,卡夫卡一生视写作如生命,身上的一切都是为写作而准备的,临终前却要将他所写的一切毫不例外、不加阅读地付之一炬。作为一种修饰和语言艺术,“悖论”承担了美学义务和小说意蕴,同时也深刻地揭露了人性的复杂性和不可理解的一面。
　　在文学风格方面,卡夫卡取材于日常生活细节,大胆地运用象征、想象、夸张、寓言和悖论等修辞,融入哲理思考。在《变形记》中,卡夫卡巧妙地把“异化”、“荒诞”、“悖论”等现代哲学问题和“绝望”、“救赎”“受难”等神学问题引入文学领域,将哲学和神学提炼为文学的精髓,完美地实现了三位合一,形成了独特的“卡夫卡风格”,这是卡夫卡的天才之处,也是其作品魅力之所在。
　　
　　五、从《变形记》看卡夫卡
　　及学与哲学及神学之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变形记》只是一部属于具有哲学语境和神学属性的文学作品,卡夫卡也不是宗教神学家和哲学家,他没有用任何理论语言阐述过他的哲学观和神学观(更无这方面的专著),他只是一个富有现代哲学头脑和精通(古老)神学思想的小说家。他用小说语言所隐射的人类存在的异化、绝望、救赎及其相关的根本问题,与哲学家、神学家们通过理论语言来阐述的观点在本质是一回事,殊途同归。
　　但问题是,卡夫卡的文学何以能与现代哲学、(古老)神学同一?现代哲学问题可以和(古老)神学问题划等号?至于卡夫卡文学和现代哲学如何同一的关系,我们可以从存在主义哲学和表现主义思潮中找到答案,克尔凯郭尔和尼采都对卡夫卡产生过重要影响。但卡夫卡文学与神学的关系了?它们如何合一?
　　卡夫卡文学是欧洲文学的一部分,而欧洲文学的诞生则来源于希伯莱文学的影响和及其基督神学的催生,其直接表现为受犹太经典圣书《圣经》的影响,由此可见,欧洲文学与基督神学的源远流长的关系。《圣经》何以能启发欧洲文学?《圣经》之所以能对欧洲文学发生深广的影响,
　　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在欧洲许多民族,文字与文学的诞生和基督传教士的到来、《圣经》的翻译是大体同时发生的[16]。
　　既然欧洲文学是在这一古老传统背景下诞生的,文学与神学的同一,文学打上神学的烙印,也就不足为奇了。
　　既然卡夫卡不是哲学家、也不是神学家,他生前只是奥地利的一个业余作家,尽管卡夫卡的文学可以与哲学、神学殊途同归,但这是否就意味着卡夫卡的哲学与神学就可以和平共处?
　　在欧洲思想史上,神学与哲学的关系十分复杂,我们并没有搞清楚――其实好些西方学者也没有搞清楚,这种复杂关系究竟是怎样的。从思想史上我们仅大致可以看到,在古希腊时,起初并没有哲学,倒是有诗体神学(从荷马、赫西俄德、俄耳甫斯、品达到埃斯库洛斯和索福克勒斯),所谓苏格拉底之前的哲人与其说是自然哲人,不如说是自然神学家更恰当。真正的哲学出现,以智术师派兴起的雅典启蒙运动为标志,随之便有了哲学与神学(城邦宗教)的冲突(苏格拉底问题)――从此,随着世事的历史嬗变,哲学与各种宗教―神学(古希腊的城邦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冲突不断。
　　苏格拉底被控告的罪名是不信城邦诸神,引进新的神�,败坏青年,面对控告,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在陪审团面前用哲学进行了申辩,从而开启了哲学与神学的纷争。之后,身为苏格拉底的大弟子和得意门生的柏拉图,师承恩师衣钵,制造了一场千古官司――诗与哲学之争,更甚要把某类诗人逐出他的理想国。其实,柏拉图所谓的诗,不是一般诗学意义上的诗,而是一种城邦生活方式,代表了一种城邦宗教的神学秩序。柏拉图之所以要驱逐那些的诗人,不仅是因为那些诗人败坏城邦风气、毒害青年,而且对天道的神学秩序进行否定,引起城邦的混乱。柏拉图的诗与哲学之争无异于苏格拉底的哲学与神学(城邦宗教)之冲突。
　　在《变形记》中,格里高尔为拯救家人于绝望之中,不惜以身犯险,深入罪恶之中,最终却被“存在”(公司的业务以及恶劣的社会环境等)之恶所异化,倒在救赎之路上。如果没有这些“存在之物”(包括自身的欠缺和外在挤压等),格里高尔不仅可以避免异化变形,而且还会实现救赎之愿望,但由于这些“存在之物”存在着,格里高尔功亏一篑,可谓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格里高尔的异化,使全家人陷入双重绝望中)。
　　但这些“存在之物”仅仅是一些社会存在吗?难道它们不是“恶”的隐喻?什么是“恶”?人与自身,与他人关系的断裂就是“恶”,如格里高尔与同事的关系,充满偏见和误解;与家人的关系,充满恐惧、敌意和缺乏耐心。“恶”的问题不是一个哲学问题?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了“恶”,格里高尔的救赎愿望不就实现了吗?如此说来,是“存在之恶”(“存在”本身也是一个哲学问题)阻碍了格里高尔的救赎(救赎是神学永恒的主题)?难道犹太血统出身的卡夫卡会忽略对救赎问题的思考?卡夫卡对救赎问题的思考犹如对写作的思考,贯穿在他所有的作品中。如果真是“存在之恶”阻碍了救赎,那么,在《变形记》中,卡夫卡谈论的就不是具体的哲学和神学问题,而是再次挑起了哲人苏格拉底的哲学与神学之争的问题,不同的是,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用哲学发起了对神学的攻击,认为只有哲学才关心什么是美好的生活;而卡夫卡则用神学反击了哲学的局限,哲学只能认识到“恶”,并不能真正解决“恶”的问题(格里高尔意识到了“恶”,但却无能为力,他的爱太微弱了,最终被更大的“恶”变形了),能解决“恶”问题的只能是神学――上帝之爱,但是上帝之爱还没有降临,“恶”(哲学问题)就阻止了格里高尔的美好愿望――救赎,尽管卡夫卡的神学和苏格拉底的神学不是同一类型的神学。
　　在卡夫卡心中,存在哲学(“恶”)和神学(“救赎”)存在一种张力?这怎么可能?
　　卡夫卡与克尔凯郭尔、尼采的关系一直是卡夫卡学关注的一个焦点,我们也一直把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看作是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鼻祖和大家,的确,卡夫卡与克尔凯郭尔有着惊人的相似(卡夫卡的毕生精力都在为“救赎”而与“恶”作搏斗),以至于卡夫卡在1913年8月的日记中欣喜若狂地写到:
　　今天得到克尔恺郭尔的《法官手册》一书。不出所料,他的情况与我尽管有重要的区别,但十分相似,至少他与我都处于世界的同一边,他像一个朋友那样与我心心相印。
　　但这种心心相惜的神遇并没有持续多久,1918年3月初,卡夫卡在屈劳给挚友马克斯・布洛德写了一封讲述他与克尔凯郭尔关系变更的信:
　　在克尔恺郭尔身上我也许真的搞错了,当我读着你评论他的文字时,我惊讶地发现了这一点。……我读了那本小册子《克尔恺郭尔同“她”的关系》(英塞尔出版社――这本书就在此地,我将把它寄给你,但它谈不上有什么重要性,有待今后加以摧毁),之后觉得我与他有“身体上的”相似之处,这种感觉现在完全消失了,他从一个邻居变成了一颗明星,这里表达的既是我的钦佩,也是我产生同感时的某种寒冷。
　　什么样的寒冷?卡夫卡没有说,但可以肯定地是,卡夫卡与克尔凯郭尔已不在亲密,而是产生了某种身体上的“寒冷”。克尔凯郭尔是一颗比卡夫卡明亮的星星?如果真是这样,卡夫卡为什么还要表达自己的身体上“寒冷”?对卡夫卡来说,“身体上的”不正是 “哲学上的”吗?“寒冷”不就是来自身体感觉上的昼夜温度的差异吗?
　　1918年3月末,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卡夫卡在屈劳又给布洛德写了一封意思差不多的信,在信中再次重复了他与克尔凯郭尔关系的变更:
　　也许你同阿德勒也讨论过克尔恺郭尔?现在我对他已不再那么熟悉了,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读那些旧书了。
　　卡夫卡与克尔凯郭尔的关系从开始时的相似相印,一变为“寒冷”,再变为冷漠(“不再那么熟悉”),以至于连他的书(卡夫卡称之为“旧书”)也不读了,这种疏远,遑论精神神交。卡夫卡的心路历程何以变化如此之快?是“寒冷”的结果?从二者的身份来看,克尔凯郭尔是存在哲学的巨头(尽管这种定位对克尔凯郭尔来说,并不准确,但也没有错的离谱),而卡夫卡只是一个富有哲学和神学思想的业余作家,这本身就预示了他们的区别与不同,这一点卡夫卡在自己的日记中一开始也承认。卡夫卡对克尔凯郭尔的“疏远”仅仅是因为身份的差别?恐怕事情不会这么简单,况且这也不符合卡夫卡的思维习惯。
　　卡夫卡对克尔凯郭尔的疏远源于自己对克尔凯郭尔思想的分歧,在这种分歧中,卡夫卡隐约地感到存在哲学与神学思想之间的内在张力,而这种张力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哲学与神学的冲突,于是卡夫卡不得不在疏远克尔凯郭尔和自我救赎之间作出选择。要现实救赎,就不得不要面对“恶”,也就不能不作出自我牺牲,格里高尔的变形也就理所当然了。以此来看,布洛德说卡夫卡是一个宗教思想者,不无道理,而萨特先生则可能是看走眼了。
　　卡夫卡是说不尽的,理解卡夫卡是难的,《变形记》亦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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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曹顺庆.世界文学发展比较史(上)[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6]刘小枫.现代人及其敌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