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如何学做人？]读书人一味学古人
时间：2019-02-06 04:34:0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作者简介: 1983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学士,先后就职于《北京晚报》、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1995年～1997年就读于耶鲁大学东亚研究硕士课程,1997年进入该校历史系博士课程。现任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
大学是学本事的地方，更是学做人的地方。你大学毕业时，就应该成为一个君子，不管处在什么环境，都坚持自己的原则和理想，有改变社会的能力。不培养这种君子而只教技能的大学，所给你的是训练，而不是教育。
《论语・子罕第九》有这么一段：“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这段话向有多解，非常复杂。比如，“九夷”在哪里？是不是在今天的朝鲜？“君子居之”是孔子的自许，还是指已经有君子（即商纣王的叔父箕子）在那里住过，留下了文化传统，所以孔子也想前往？
不过，这些歧解并非本文讨论的主题。我想到这段话，是因为最近不时收到大学生们的来信。他们因我对中国大学的批判而产生共鸣，说自己在学校受到了垃圾般的教育，纯属浪费青春，问我上大学还有什么意义。这使我突然意识到：这几年，我在教育方面出的几本书中，讨论体制方面的内容很多；但从人生的角度，从大学生的角度讨论如何渡过这四年时光的文字很少。我原初的目的之一，本是让我们的大学教育更公平，更有想象力和创造力，并不想让大家绝望，更不是鼓励自暴自弃。孔子这段话，正好帮助我回答了这些牢骚满腹的大学生们。只是理解孔子的话，需要一些生活的经历和体验，需要一些对教育的领悟。这是我要细谈的。
大学之“陋”
简单归纳，这些大学生对自己学校的抱怨其实就是：“陋。如之何？”――我们的学校太垃圾，太不象个学校了。我们还怎么样享受教育？若是孔子则会回答：“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你要是个君子，你在哪里读书，哪里就不垃圾了。是人改变境遇，而不是境遇限制人。
无疑，我这里对这段话采取的是最“通俗版”的解释：即孔子以君子自许，自信自己的人格能够改变环境。
这一通俗解法，也素有传统。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我们中学读到过的唐人刘禹锡的《陋室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这段传世美文，无疑是《论语》的读书笔记。不过，其文辞虽然华丽，比起《论语》中那粗朴的二十一个字来，还是显得肤浅了。刘禹锡的所谓“陋室”，其实是“苔痕上阶绿 ，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看见他过得相当舒适风雅，优越而不自知。这也透露出，刘氏的时代，读书人已经形成了圈子，颇受优遇，即使没有官当，“陋室”中照样高朋满坐，生活颇为精致，显然没有经过孔子那样的灵魂考验。在《论语》中，孔子对物质上的困顿从不以为意，让他哀叹和绝望的，是很难碰到仁者和君子，梦不到周公，甚至连自己最好的学生，能引以为知己的颜回，也不幸早逝。孔子心灵的孤绝已达极点，哪里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派对动物”所能领会！然而也正是在这种孤绝中，孔子豪迈地说“何陋之有！”，根本不介意到蛮夷之地去生活，彰显了一个超凡绝俗的独立的文化和道德人格。也难怪颜渊对他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论语・子罕第九》）了。刘禹锡家里鸿儒满座，全无寂寞，却引这四个字以孔子自比，未免轻浮了些。如果现在的大学生们有刘禹锡那种“陋室”的环境，他们中大部分也许就不抱怨了。他们的牢骚是：我们哪里去找那些鸿儒来侃大山？我们的教授是个白痴，一天到晚就想着赚钱，甚至赶着我们帮他们做生意，根本无心上课。这还叫大学吗？
这样的状态，当然可哀。我写一系列大学教育的书，也是希望改变这样的现实。但是，一个人不能等到大学都改革好了以后再接受高等教育。况且完美的高等教育永远也不会有。那么，我们能不能秉承孔子那样的精神，在孤绝的环境中，依然保持自己的志向，自己教育自己？在这方面，我希望和后辈分享自己的经验。
当年的北大之“陋”
我1979年进的北大。之后的四年是我人生最美好的时段之一，大概仅次于后来在耶鲁的九年吧。上名校，听起来浪漫。其实，无论从物质上还是学术上，1979年时大学之简陋，很难为现在的大学生所体会。但是，我们很快乐。
今年春节除夕哈佛费正清中心宴请当地研究东亚的学者，我有幸和哈佛燕京图书馆的馆长郑炯文先生邻席。他听说我二十多年前在北大读书，马上翘起大拇指：“你们北大还是一流。”我赶忙说：“哪里，哪里，北大最大的问题，就是老觉得自己是一流。”他马上反驳说：“那时我去你们学校，晚上图书馆和教室都占满了，路灯底下到处是专心致志地读书的学生。一看这场面我就服了。我当时别的名校也走了不少，见不到在路灯下看书的。这种事情，可只有在你们北大才看得见。就凭这个，你们就是一流。”
听了这话，我两眼竟有些发热。当年北大的情景，顿时活灵活现地浮出来。那时图书馆才让借五本书；而且除了教科书外，基本上是从1949到1965年这十七年出版的。因为以后十年文革几乎没有出过书。1949年以前的书，学生基本上借不出来。记得当时有位人品不佳的学生，鬼使神差地借出一本1949年前出版的《爱情心理学》，如获至宝，立即决定不还了。他声称，按当时的制度，怎么罚也抵不上这本书的市场价值。也不知这老兄日后是否成了书商。
我所在的中文系是个热门系，作家和未来的作家乃至高考状元云集。不过，教授们许多是刚刚恢复工作，知识结构已经很陈旧。“马列文论”，“文艺理论”，再加上三大部头“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还是铺天盖地。古文课本来应该是实打实的，教授也颇为出色。但他发现文学青年们喜欢赶时髦后，就频频从《左传》《史记》跳跃到别林斯基和批判现实主义上来，上课成了个“秀”。俄罗斯文学课的教授搞来个内部的苏联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大家已经如醉如痴了。
那时的宿舍，六个人十几平米一小间。三张双层床和两张小桌子再加两个简陋的书架摆上，几无立锥之地，就象一个火车的卧铺车厢，全无隐私。一个宿舍能分到一张图书馆座位证，凭证到图书馆在固定的座位上看书，六个人轮流。平时没有证的五个人，一个人留守，剩下的则多是打游击到教室碰运气。但教室也非常拥挤，经常找不到座位，于是有了郑先生所说的路灯底下用功的情景。
我从来没有那样用功过，不过夏天宿舍的酷热还记得真切。有时热得实在睡不着，就跑到厕所外的洗手间一桶一桶地往身上浇凉水，全身冷透后赶紧回房间睡觉。可惜有时还没睡着，热劲儿又返上来了，于是又得重新开始浇冷水。当然，每日还要到食堂三次，吃我们所谓的“猪食”。那时早晨进食堂先到一个大桶那里舀一碗玉米粥，情景如同喂猪，并在边上放一分钱饭票。玉米粥不时撒到身上，许多学生（主要是男生），一天到晚高高兴兴地挂着一身粥干巴走来走去，人们戏称是校徽。我便是一直带这种校徽的人之一。
这就是我们的乐园。以今天的标准，也许可以用一个“陋”字概括。但是，当时大家都有一种“何陋之有”的心态。这倒不是因为以孔子自居（当然北大人的自负也是有名的），而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是我们所能有的最好条件。同时，从大学里也真正学到了东西。这些东西，对帮助现在的一代理解什么是大学教育很有关系。
大学更是学做人的地方
我说从北大学到了东西，并不是说当时北大的学术比现在强。老实说，除了旁听张广达教授的通史和朱龙华教授的古希腊史外，北大在学术上并没有给我什么。不过，在我看来，大学对学生最大的训练是教他或她怎么当一个“君子”。在这方面，我至少是碰到了皮毛。这也恰恰是被现在的大学教育所遗忘的一个最根本的使命。
我对这里讲的“君子”，有一个自己的定义，那就是well-rounded person（饱满的人格）。我用英文来定义，是因为中文世界的教育早忘了这一点，没有相应的现代词汇；美国人则天天把这个well-rounded person挂在嘴边。这样的君子所指的，其实就是一种人生的品格：有独立的道德判断和意志，有自己对生活和世界的理解，知道怎么应付挑战，怎么自我发展，怎么创造自己生命的价值。
这样说也许还是太抽象。我不妨举个例子。我最大的幸运，是因为文革中断了高等教育，等恢复高考招生后，一些在文革中下过乡的大龄学生成了我的同学。比如我们宿舍六个学生，老大老二都姓吴。入学那年“大老吴”三十二，“二老吴”二十八，我则是十八岁，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大老吴”的经历最奇。他文革前就考上北大，但因为才气太冒，马克思的书读得太多，对当时批判“毒草”电影《北国江南》的运动看不过去，于是参照着自己熟读的马恩选集给上海的《解放日报》投稿进行辩论。结果，不但没有给人家马列一场，反而被定为反革命，北大的录取资格被取消，并被告之永远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根据他的事后回忆，听到消息后，从没有碰过酒的他，跑到一家小酒店，买了一杯最便宜的烈性白干儿，一饮而尽。酒如一团火从喉头坠到胃里，象个小炸弹一样翻腾起来，忽地一下顶到了头上――他就这么下乡了。生活失去了任何希望。记得一次我们室友几人出去吃饭，有个要饭的跑到桌子边来。好容易打发走后，我嘟囔一句：“这种人很多都是装的。”谁知“大老吴”一下子火了：“你不想给钱可以，别这么说。告诉你，我要是不被及时平反，说不定就变成这个要饭的了！”我看着他自感羞愧万分，说不出一句话，也上了人生最大的一课。
不过，他们这些人的故事，给我带来的最大的东西还是敬佩后的恐惧。当他们被踢到乡下时，人们做梦也想不到文革会结束，想不到他们还有机会上大学。大部分人都丧失了希望，过一天算一天。但是，还是有许多人，要死要活地干完农活后，饿着肚子继续看书！也正是这些人最后抓住机会回来上大学了。看看他们，再掂量掂量自己，我心里比谁都明白：我要是到了那种环境，肯定完了。我的人格中，根本不具备他们身上有的那种东西。我现在在北大，和他们这些老知青在北大完全不同。他们是凭自己的人格战胜了环境进了北大。我则是靠好运气（即高中毕业正好赶上恢复高考）进了北大。我完全是被环境塑造的。环境可以成就我，也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我毁掉。我无法知道以后将碰到什么样的厄运，当然也对自己的生活丧失了控制。
怎么才能主宰自己的生活？我在这种心理的危机和焦虑中，给自己提出了一个根本的教育目标：培养这些大龄同学所具有的品性，无论在任何环境中，都要做到不放弃。我甚至庆幸地想，我算是幸中大幸：命运放了我一马，文革和上山下乡与我交臂而过（再早生几年就赶上了）。好在如今我觉醒了，要事先把自己的品格打造好，准备应付各种挑战。以后可以倒霉，但不会被生活给摧毁。记得“大老吴”在毕业留言时写道：“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一个人的命运。要把握自己的命运，就必须塑造自己的性格。”老实说，刚刚进北大时，我是一个没有坚强性格也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人，一切跟着环境走。毕业时，则至少有了把握命运的性格和自信。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孔子所谓的“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中的“君子”，就是这种能够自主自立的个人。大学是学本事的地方，更是学做人的地方。你大学毕业时，就应该成为一个君子，不管处在什么环境，都坚持自己的原则和理想，有改变社会的能力。不培养这种君子而只教技能的大学，所给你的是训练，而不是教育。我在北大，也许没有学到什么实际本事，但是懂得了君子是什么。这是我的大学生涯最大的成功。
培养君子，是所谓“通识教育”的基本理想和目标。我主张大学生多读文史和基础科学，追寻自己心灵的声音，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毕竟，大学这四年，是要干自己最想干的事情，并看看在自己最想干的事情上能作得多出色的时期。你要从为追求自己的理想所付出的最大努力和奉献中，获得人格的训练。而实现自己的理想的过程，包括克服一切外在的阻碍，在恶劣的环境中享受自己心灵的成长。
现在的大学生，大概没有我当年和三十几岁下过乡的“反革命”当同屋的运气。但是，现在社会毕竟开放多了，大学也开放多了，学习人生经验的地方和途径有的是。大学里固然世风日下，教授们有许多草包，但是，毕竟资讯发达了，书也多得多了。自己的大学“陋”也许不假，但如果自己的心不“陋“的话，我实在想不出一个人为什么不能自己教育自己。孔子赞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人永远不可能对自己的环境感到满足。但如果在别人“不堪其忧”的时候，你能居陋而不改其乐，你就会享受真正属于你的高等教育，你也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君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