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俗字略》 [日本汉籍古写本俗字研究与敦煌俗字研究的一致性]

　　摘 要:在日本和朝鲜半岛等汉字文化圈的广大地区保存至今的汉籍写本,对于汉字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将敦煌写本研究延伸到东亚汉籍写本研究,建立两者的良性互动,有助于敦煌学的纵深发展。运用敦煌俗字研究的成果,分析日本国宝大念佛寺本《毛诗郑笺残卷》中的俗字,可以证明日本古写本与六朝初唐俗字的一致性。打通敦煌写本与域外汉籍写本研究,并推进此方面的国际合作,是迫在眉睫的工作。
　　关键词:日本国宝;大念佛寺本《毛诗郑笺残卷》;敦煌俗字;写本;敦煌学;东亚写本学
　　中图分类号:H121文献标识码:A
　　
　　汉字文化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在历史上,许多非汉民族的学人在推进汉字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也起到过重要作用。太田次男在《日本汉籍旧钞本的版本价值――从〈白氏文集〉说起》一文中曾经谈到,在日本,有许多中国很早就已佚失,并且也未见于敦煌遗本的汉籍旧钞本至今还被保存着。江户时代以来,有不少学者十分重视这些书籍,特别是幕府时代末期的狩谷掖斋及其同仁,对日本遗存的这些旧钞本以及在中国已失传的宋本非常珍重,尽力收集,撰写解题,一有机会就宣扬其珍贵价值。①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日本,在朝鲜半岛以及其他汉字文化圈的广大地区,都曾经留下了汗牛充栋的汉文写本,其中就包括着中国国内散佚的文化信息。在过去百余年汉字文化遭受打压的岁月中,也有许多域外学人致力于这些写本的保护,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依据。由于写本的脆弱性和保存的难度,今天它们正处于一日少于一日的危机之中,加强对这些写本的研究,不仅是这些国家学者的事情,也是中国学者迫在眉睫的任务。
　　所幸敦煌写卷研究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说这些成果打开了域外汉籍写本研究的崭新境界也不为过。借用这些成果和经验,大大有益于域外汉籍写本的释读和整理,而域外写本中保存的众多历史文化信息,也必将丰富对国内所藏写本的研究。两者互补的可能性,就在于它们不仅同样属于相近时代的汉字文化,而且在于这种文化拥有共同的佛道佛融合的思想基础。本文拟将以日本国宝汉籍抄本《毛诗郑笺残卷》(以下简称大念佛寺本)的俗字为例,探索一下两者研究的一致性问题。
　　大念佛寺本今藏大阪大念佛寺。每日新闻社《国宝•汉籍》定为平安后期写本,存《周南关雎故训传第一》全十一篇和《召南鹊巢故训传第二》前半部分九篇。该写本1942年6月作为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景印抄本第十集发行,题作“《毛诗二南》”。②大念佛寺在今大阪府大阪市平野区平野上町。此寺乃1127年根据鸟羽上皇的敕愿创建,曾被焚毁而后重建,至今仍是融通念佛宗的总本山。该写本为该寺院所藏秘籍之一。由于其既无序跋,又无解说,关于这个写本的研究论文也很少见到。所以我们关于它底本的情况、抄写的年代、通过何种途径藏于大念佛寺等都无从知道,更不用说了解它是经过怎样的途径入藏京都大学文学部的了。
　　然而,当我们把它和敦煌《诗经》残卷放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发现,它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通过对比研究,大体可以确定这个写本的底本产生的年代。这个抄本可以和敦煌写本以及日本所藏其他抄本相互补充对照,使我们对六朝到初唐时期《诗经》的原貌和传播情况获得完整的印象。所谓日本抄本,主要指静嘉堂本《毛诗郑笺》、《群书治要•诗》、足利本、京大本、龙谷大学本等《毛诗》抄本。不过,上述抄本从书写年代来看,都比大念佛寺本为晚,相同部分相比较,使用俗字的场合要比大念佛寺本少得多。大念佛寺本可以说保存六朝初唐俗字最多的日本平安时代写本之一,很适于与敦煌写本展开比较研究。
　　
　　一、大念佛寺本所属系统
　　
　　该抄本为和装本,黑色封皮,白色丝线缝,是所谓“绫本墨书”,长754.5厘米,宽26.5厘米。京都大学文学部以和纸影印,影印共24页。首页首行书“周南关雎故训传第一•毛诗国风•郑氏�”,接书“诗大序”,《周南》之《关雎》、《葛蕈》、《卷耳》、《�木》、《螽斯》、《桃夭》、《兔�》、《�苡》、《汉广》、《汝坟》、《麟趾》十一篇,《召南》之《鹊巢》、《采蘩》、《草虫》、《采�》、《甘棠》、《行露》、《羔羊》、《殷其雷》、《�有梅》九篇,计二十篇。字体优雅,堪称书法珍品。旁注有《释文》音义,并多有训读标记,为日本抄本无疑。文中插入校勘文字,当为重抄时用当时见到的别的本子校勘的结果,旁注“本”、“无本”、“本无”等皆是。至于这里的“本”,到底何指,则无从考证。
　　从日本抄本的书写的一般情况来看,其为重抄本的可能性最大。因而需要将其底本的年代和抄写的年代分别予以考察。该抄本文字多有六朝俗字,且俗字正字并存,其经文或与《释文》本合,或与《释文》所引或本或一俗本合。《传》、《�》中文字,或与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合,或有《考文》未录者。
　　将这些因素综合考虑,大体可以断定,其底本原出中唐以前,而抄写则是日本平安时代前期至中期。我们将它放在8世纪和9世纪中日文化交流的背景中来考察,其与敦煌《诗经》残卷一并观之,两者虽相隔万里之遥,而相近之处何其多也。古代《诗经》在东亚文化传递之中的历史,实耐今人寻味。
　　由于残卷中没有题跋,不能由此辩明写本的传承、书写年代,吉川幸次郎说:“寺传称菅公(平安时代杰出学者菅原道真)之笔,是否出自菅公之手另当别论,其为平安朝写本无疑。”明确断定其为平安时代。③小川环树认为,根据以下事实,不难确定其所属系统。④即其旁训中数处书写着“清”字,表明所注乃清原家读法,这正与清原家传本书“江”字表明所注乃大江家读法是一样的。这让人想到其为大江家系统的本子;然而,其中又有一处旁注,书写着“江”字,表明所注为大江家读法,而若是大江家的本子,那就不会自注这个“江”字的,所以其为江家本的说法,就难以成立。清家本作为江家训点之处,还恰好与此本所载者相合,这说明此本恐怕是纪传道系统的本子。小川环树说:“若允许稍微想像一下的话,其出于与大江家并驾齐驱的纪传道菅家,亦未必不可能。相传此本为菅原道真亲笔书写,恐怕亦事出有因。” ⑤
　　小川环树还注意到,大念佛寺本没有清家本上常见的“亻”(“传”字之“亻”旁,以指毛传之说)、“ケ”(“笺”字“竹”头之省,以指郑笺之说)这样的标记。也就是说,所有训读,均根据《毛传》,而没有根据《郑笺》做的训读,即便清家本表明《传》、《笺》不同读法之处,此本亦仅表一种训读。如《召南•羔羊》中的“退食自公”,三章反复“退食自公”,清家本每章皆加“亻”点和“ケ”点,即标注《传》、《笺》不同读法。《传》曰:“公,公门也。”《笺》云:“退食,谓减膳也。自,从也。从于公,谓正直顺于事也。”其解不同,而大念佛寺本则只有一种训读,不似清家本两种皆注。对《传》、《笺》之异同,不予在意,即非全然不顾,亦是于训读时不予严格区分。
　　日本学者内野熊一郎曾撰《大念佛寺本钞写毛诗传私考》一文。⑥根据分析,他得出的结论是,这个本子不是清原、大江家本,但仍是一家相传的一家说本,而且从文献上看日本平安时代初期这个系统的《毛诗》本,一定已在流通。
　　通过这样的对照,内野得出的结论是,大念佛寺本《毛传》残卷,恐怕是传存以《释文》一本系、特别是以六朝通俗本(《毛诗正义》所谓俗本)系统为原本的古老形态的一个本子,因而也可以认为是与《释文》正本、《毛诗正义》本等别一系统的传本,其中可以看到与《毛诗正义》本、《释文》正本不同的古老形态的字句,这些对于《诗》义解释也会有不小的贡献。至今日本学者有关大念佛寺本的研究主要还是侧重在训点方面,如西崎亨发表了《关于大念佛寺藏〈毛诗二南〉残卷的训点》,⑦而对于其文字的研究尚不充分。
　　
　　二、大念佛寺本俗字与敦煌俗字互通性
　　
　　南北朝时期,文字书写紊乱的情况和发展经过,在颜之推《颜氏家训•杂艺篇》中讲得很清楚。据他说,“晋宋以来,多能书者,故其时俗递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观。不无俗字,非为大损。至梁天监之间,斯风未变:大同之末,讹替滋生。萧子云改易字体,邵陵王颇行伪字,前上为草,能旁作长之类是也。朝野翕然,以为楷式,画虎不成,多所伤败。尔后故籍,略不可看。北朝丧乱之余,书籍鄙陋,加以专辄造字,猥拙甚于江南。”
　　产生这一时期的敦煌卷子本,变体、简写、俗字、错字相当可观,完全符合颜之推所说的情况,而大念佛寺本中的异体字、简体字、假借字、错别字,也不让敦煌《诗经》残卷。唐初颜师古考定《五经定本》,其从孙颜元孙编《干禄字书》、张参编《五经文字》、唐元度编《九经字样》,做的都是考定俗字、归于楷书的工作。这些书也都传入日本。随着中国正楷文字的确立,日本流通的汉字也接受了这一次统一文字的成果。
　　不过,日本汉字仍然保留了不少六朝初唐流传的俗字。至今日本公布的通用汉字中,还有不少是旧日的俗字,如“�”、“�”、“�”、“�”等,数目还不少。有些学习日语的中国人,不知道这一段文字交流史,反而以为那些字都是日本创造的汉字。失于此,存于彼,这类现象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绝不是个别的。
　　回过头来看大念佛寺本,里面有很多俗字。其中很多是与敦煌《诗经》残卷相同的。《干禄字书》选字1599个,分俗、通、正三体。这三体,按照该书序言的说法是:“所谓俗者,例皆浅近,唯籍帐、文案、券契、药方,非涉雅言,用亦无爽,倘能改革,善不可加。”“所谓通者,相承久远,可以施表奏、�启、尺�、判状,固免��。(若须作文,言及选曹�试,兼择正体用之尤佳。)”“所谓正者,并有凭据,可以施著述、文章、对策、碑碣,将为允当。进士考试,理宜必遵正体。明经对策,贵合经注本文,碑书多作八分,任别询旧则。” ⑧
　　这里就按照《干禄字书》的顺序,将敦煌《诗经》残卷和大念佛寺本共有的俗字举例于下。
　　1.“�、�、�,上中通,下正,诸从�者并同,他皆放此。”伯2529《羔羊》:“素丝五�”,则当改为“�”大念佛寺本《羔羊》:“素丝五�”,同。伯2529《兔爰》:“尚寐无�”,当改“�”。
　　2.“�、於,上通下正。”伯斯2516《鱼丽序》:“始�忧�,终�逸乐。”伯斯2570《鱼丽序》:“始�忧勤,终�逸乐。”大念佛寺本《大序》:“以其成功告�神明者也。”
　　3.“�、�,上通下正。”伯2529《��》:“�昏姻也”。 大念佛寺本《卷耳》:“维以不永�”。
　　4.“�、�,上�记字,必遥反;下�梅字,频小反。”《�有梅》,念佛寺本“�”字作“�”。大念佛寺本多“木”、“扌”旁互换字。《南有�木》“�”字作“�”。
　　5.“�,�,尚通下正。”伯斯2506《采芑》传:“言周室之强,车服之美也。”2506《车攻》:“弓矢既调”《笺》:“调谓弓�弱”。大念佛寺本《行露》《序》:“兴�暴之男不能侵陵贞女也。”
　　6.“�、�,上通下正。”《熹平石经•抑》:“子孙��”,当为“��”。大念佛寺本《螽斯》:“宜�子孙��兮”。以上1-6例皆为平声。
　　7.“�、土,上通下正。”伯2529《日月》:“照临下�”。大念佛寺本《�木》:“南有�木”《传》:“南,南�也。”大念佛寺本“土”旁皆作“�”。大念佛寺本《大序》:“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基”字“其”下作“�”。
　　8.“,夭,上通下正。”甘博004―4《贤愚经》:“所生之处,命不中”。大念佛寺本《桃夭》:“桃之夭夭”,“夭”字作“”。
　　9.“�,�,上俗下正。”伯2529《相鼠》:“相鼠有�”,“�”当为“�”。大念佛寺本《桃夭》:“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传》:“有色有德,形�至盛也。”“�”,当改为“�”。
　　10.“�、礼,并正,多行上字。”伯2629《相鼠》:“人而无礼”,“礼”当改为“�”。大念佛寺本《麟趾》《序》:“则天下无犯非礼”。
　　11.“�,采,上通下正。”大念佛寺本《关雎》:“左右�之”。《�苡》:“薄言采之”。
　　12.“�、整,上俗下正。”伯2506《六月》:“�居�获”。大念佛寺本《葛蕈笺》:“服,�也。”
　　13.“旧,臼,上俗下正,诸字从臼者并准此。”伯2514《南陔序》:“非孔子之�也”,“旧”下字作“旧”,不作“臼”。大念佛寺本《大序》:“足之蹈之”,“蹈”字右下作“旧”,不作“臼”。至今日本汉字中“臼”旁仍有作“旧”者,如“�”不写作“稻”。以上7―13例皆为上声。
　　14.“�、�,上妨�,下�疾。”伯斯2506《六月序》:“鹿鸣�则和乐缺也。”大念佛寺本《大序》:“伤人伦之�。”“王道衰,礼义�”。
　　15.“乱、�,上俗下正。”伯斯2514《常棣》:“丧乱既平,既安且宁。”大念佛寺本《大序》:“�世之音,怨以怒。”
　　16.“�、�、貌,上俗中通下正。”伯斯2514《采芑》《传》:“翼翼,壮健之�也。”大念佛寺本《葛蕈》:“维叶莫莫”。《传》:“莫莫,成就之�也。”亦作“�”。上文“�”字旁注:“�,本”,即古本有作“�”者。念佛寺本《传》:“赳赳,武�也。”
　　17.“�、�,上俗下正。”伯2529《泉水》:“兹之永�”。大念佛寺本《大序》:“言之不足,故嗟�之。”
　　18.“�、�,上通下正。”伯2514《伐木》:“神之�之”。大念佛寺本《行露》《传》:“召伯�讼也。”以上13―18皆为去声。
　　19.“�、�,上俗下正。”伯2514《吉日》:“�彼五�”。 大念佛寺本《大序》:“�言为诗”。
　　20.“�、�,上俗下正,或上通下正。”伯2506《六月》:“戎车既�”,当作�。大念佛寺本《葛蕈》:“薄�我衣”。《传》:“妇人有副�盛�以朝事舅姑。”“�”当为“饰”。
　　21.“�、稷……,并上俗下正。”伯斯2570,伯斯2514《华黍序》:“时和岁丰,宜黍�也。”大念佛寺本《采�•笺》“盖黍�云”。
　　22.“�、�……并上俗下正。”伯斯2514《常棣》《传》:“朋友以义相切��然”,“�”字写正字。大念佛寺本《殷其雷序》:“皆�俭正直”。
　　23.“,革。上通下正。“《羔羊》:“羔羊之革”,大念佛寺本“革”字作“”。伯3742《二教论》:“略引张氏数条妄说,用惩未闻。”其中“革”字作“”。以上19―23皆为入声。
　　除这些见于《干禄字书》的字以外,在大念佛寺本中还可以找到不少与敦煌写卷写法完全相同的俗字,它们可以作为敦煌俗字的旁证材料,也可以放在一起来探讨俗字滋生传衍的规律。
　　1.《关雎》:“寤寐思服”,“寤寐”,大念佛寺本作“”,甘博078《维摩诘所说经》卷中“观众生品第七》:“如梦所见已�”,“�”字作“”。斯2965《佛说生经》:“饮酒过多,皆共醉寐。”“寐”字作“”。见《敦煌俗字典》。�⑨
　　2.《关雎》:“优哉游哉”,大念佛寺本“悠”字作“”。“”为“悠”的增笔字,不见于《干禄字书》、《龙龛手镜》(高丽本),斯298《太上灵宝洞玄灭度五练生尸经》:“其并悠远”,又“此之近事,非复悠远之传”,其中的“悠”字写法与此同。见《敦煌俗字典》。⑩
　　3.《卷耳》:“陟彼高冈”,大念佛寺本“冈”字作“”,为“罡”字的省笔字。斯2524《语对》:“陟罡(冈):《诗》云:‘陟彼罡(冈)兮!瞻望兄兮!”
　　4.《螽斯》:“螽斯羽,薨薨兮”,大念佛寺本“螽”字作“”。斯114《诗经?豳风?七月》:“五月斯动股,六月莎鸡振羽。”“螽”字正作“”。见《敦煌俗字典》,第559页。
　　5.《行露》《序》:“兴强暴之男不能侵陵贞女也”。大念佛寺本“暴”字作“”,上作“田”不作“日”。《干禄字书》:“曝,暴,上通下正。”《龙龛手镜》日部:“(�)、、,三俗;暴,正,备木、蒲报二反,日乾也。”“”为“暴”的增笔字。斯10《诗经》:“终风且暴”,斯318《洞渊神咒经•斩鬼品》:“子孙暴死”,其“暴”字上亦作“田”。见《敦煌俗字典》。B11
　　“陵”,大念佛寺本作“”。在日本奈良。平安时代的写本中“陵”多写作“”或者“”,如《东大寺讽诵文稿》第5行“迦”说法,“”即为“陵”B12字。B13第89行“毕寺侧作舍”,“”字亦为“陵”。敦煌俗字多此写法,见《敦煌俗字典》。B14
　　6.《甘棠》:“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大念佛寺本作“”。
　　7.《采蘩》:“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笺》云:“言夫人于君祭祀而�此豆也。”“�”,大念佛寺本作“”。《采�》:“谁其尸之,有齐季女。”《笺》云:“盖母�之,无祭事也。”“�”大念佛寺本亦作“”。此本凡“�”字皆写作“”、“”盖为“�”字之讹变。“�”为“�”的通假字。上博简二《昔者君老》:“之必敬,女(如)宾客之事也。君曰:‘�(�)�(�)。’”B15
　　
　　三、大念佛寺本俗字研究为敦煌俗字研究提供参照补充
　　
　　在大念佛寺本中,也有一些不见于《干禄字书》、《龙龛手镜》(高丽本)的写法。这里有些是属于讹变,有些是增笔俗字。例如,其中的“州”字都写作“”。《关雎》中“在河之洲”的“洲”,写作“”,《卷耳》:“维以不永伤”《笺》中的“旅酬”的“酬”,作“”。“豕”旁则增笔作“”。《兔�》:“�之丁丁”之“�”,大念佛寺本作“”,《行露》:“何以速我狱”,《笺》云:“不以角,乃以�”一句,大念佛寺本作“不以角,乃以”。《龙龛手镜》(高丽本)口部:“,许卫反,口也。”“”,今作“喙”。
　　下略举数例,以供与敦煌俗字比较研究参考。
　　1.《卷耳》:“我姑酌彼兕觥。”大念佛寺本“兕”作“咣”。《干禄字书》:“, ,兕,上俗中通下正。”“咣”或为俗字“”的误写。又,《龙龛手镜》杂部:“,俗;,古;兕,正,徐死反,《山海经》:似牛,苍黑色。郭璞云,一角,重千斤也。今作兕。《说文》云:象形字。”
　　2.《�木》序:“后妃逮下也。”“逮”字大念佛寺本作“”,“”字或为“逮”字的俗字“逯”的讹变。《龙龛手镜》辶部:“、、逯,三俗;逮,正,徒爱反,及也,兴也,行及前也;又徒帝反。”敦煌写本中多作“逯”。
　　3.《桃夭》:“灼灼其华”,“灼”字大念佛寺本作“”,为“灼”字的讹变。
　　4.《兔�》:“�之丁丁”,大念佛寺本“�”字作“掾”。《龙龛手镜》扌部:“,音卓,击也,推也;又俗音掾。”
　　5.《兔�》:“赳赳武夫”,“赳”字大念佛寺本作“”。《龙龛手镜》(高丽本)走部:“,音�,式也。”
　　6.《汝坟》:“王室如�”,“�”,大念佛寺本作“”,为“�”的增笔字。
　　7.《采繁》:“采”作“菜”。“菜”为“采”的增笔字。
　　8.《采繁》:“被之祁祁”。祁,大念佛寺本左作禾。为“示”旁与“禾”旁相乱。
　　9.《殷其雷》:“殷其雷,在南山之阳”《传》:“雷出地奋,震惊百里”。大念佛寺本“奋”字作“”。《干禄字书》:“、�,上通下正。”《龙龛手镜》大部:“、、,三俗,�,正;方问反。进也,动也,振也,起也。又武�也,又鸟呼欲飞先�也。”“”或为“”字之讹变。“”又为“夺”的俗字“”的增笔字。《干禄字书》:“,�,上俗下正。”《龙龛手镜》大部:“,俗;、�,二正,徒活反,失也。”
　　10.《��》《传》:“��,马舄。马舄,车前也,宜怀任焉。”大念佛寺本作“罘故马=舄=车前草也”。“�”有作“罘”者。“罘”为“�”字的讹变。
　　11.《麟之趾》《序》“趾”有作“止”者,右旁注“趾”,而诗中“麟之趾,振振公子”则作“趾”。
　　大念佛寺本有些明显属于讹字,却无校正标记。正如内野熊一郎所说,很多都是原本如此,书写者格外看重自己原有的底本,而没有根据《毛诗正义》改正过来。太田次男也十分强调日本写本对底本的忠实。他说:“当时,日本人尽量忠实地保持唐钞本原状的心理作用很强,但有意识地改变本文的事情是绝对没有的。”这一点固然可以从很多钞本德文字得到证实,然而在我们对其进行具体研究的时候,却不能不考虑到这些钞本在形成过程中的域外因素。比如,日本书写者对于自己所持原本的偏爱会使很多明显的讹误得不到及时纠正,周围精通汉文的学者毕竟人数有限,切磋琢磨的机会较少,以及本民族思维习惯对书写产生某种干扰,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增加文字讹误的几率。然而,辨明哪些讹误又是相当困难的,我们仍然不能不从与敦煌写本等形近时代的资料的对比中入手,以便逐步深入到探讨传播中的演变的层面中去。
　　大念佛寺本中的下面字的俗化、类化和相混相乱现象,在魏晋南北朝碑文和敦煌写本中都很常见。
　　1.《大序》:“皆谓譬喻,不斥言也。”“斥”,大念佛寺本作“”,为增笔俗字。斯2536《春秋谷梁经传》:“斥言桓公以恶�也。”其中“斥”字作“”。 “”乃“”之增笔。“”也增笔写作“”。《大序》:“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传》:“先王,斥大王、王季。”大念佛寺本“斥”字作“”。
　　2.《关雎》:“参差荇采,左右流之。”《笺》云:“言后妃将共荇菜之�,必有助而求之者。”“�”,大念佛寺本作“”。“辗转反侧”,“辗”,大念佛寺本作“”。
　　3.《卷耳》:“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大念佛寺本“顷”误作“领”。又作“倾”。斯789《毛诗诂训传?�有梅》:“�有梅,倾筐�之“,”顷”亦作“倾”。B16“我马虺�”,大念佛寺本“虺”写作“”,“虫”、“由”形近而讹。
　　4.《�木》序:“�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无嫉妒之心也。”两“逮”字,大念佛寺本皆作“”
　　5.《葛覃》:“为�为�”,大念佛寺本“�”误作“络”,形近而讹;《葛覃》:“薄污我私,薄�我衣。”大念佛寺本“薄”误作“”。“是刈是�”,“�”字大念佛寺本作“�”
　　6.《螽斯》,大念佛寺本“螽”写作“�”,“�”为“蚊”字的俗字。《龙龛手镜》虫部:“�,俗;�、�,二正;蚊,今音文,蠓�之属也。”“螽斯羽”,“螽”又作“�”,旁注“螽本”,而不予改正。
　　7.《桃夭》序:“国无鳏民”,大念佛寺本“鳏”写作“”,“�”、“角”形近而讹。
　　8.《甘棠》,“棠”有作“堂”者。
　　9.《汉广》:“不可休息”,“休”作“”。乃在“休”之别字“�”之上再�一点。“休”之作“�”,见北魏《贾思伯碑》、《司马�墓志》。“休”乃会意字,指人在树下,字下赘加横画,起指事作用,“一”又改写为“灬”。“言秣其驹”,“驹”作“”。
　　10.《采�》之“�”,有作“”者。同篇“维筐及�”,“�”作“莒”,为竹、艹相混之例。
　　11.《羔羊》序:“皆节俭正直”,“皆”作“”,《大序》:“皆谓譬喻,不斥言也。”“皆”亦作“”。
　　12.《�有梅》:“�有梅,顷筐�之。”“�”,大念佛寺本作“”,盖“概”字的左右位移俗字,而《传》文中又作“�”。写本中这种情况颇多,反映了辗转传抄中的文字混乱。
　　这些大体是照抄底本,或者是在抄写时无意识写错。这说明,大念佛寺庙本并没有照《毛诗正义》刊本作细致的校勘。
　　以上所举,不过是大念佛寺本俗字的很少一部分,就此也可以看出,它们既可以与我国国内所保存的《诗经》异文相比较,B17也可以与敦煌等地保存的俗字相对照,B18以搞清楚俗字的流布情况,特别是作为围绕文字的文化交流的一部分,更有必要深入探讨。近年来我国关于中古俗字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古代字书如《龙龛手镜》(高丽本)等尽管可以说收字可观,但对当时的俗字也不可能网罗无遗,域外保存的汉籍写本将使我们的眼界更为开阔,使这方面的研究更为充实。
　　
　　四、结语
　　
　　21年前,日本学者太田次男撰文正确指出:“唐代以及唐之前,曾有过以钞本为中心的时代,当时钞本的数量当然是现存钞本所不能相比的,想用现存的极少部分残存资料来从整体上把握作品本文的正确性,无疑是极其困难的。”明确这一点,不仅对于研究中国文化本身十分重要,而且对于研究唐代前后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也十分重要,因为那个时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从文本来说,也是赖写本才得以实现的。中日文学、文字交流的许多现象,都不能置其中的写本因素而不顾。然而,我们却远远没有将写本传达给今人的信息全部解读出来。因而,太田次男对中国学界对日本汉籍旧钞本的冷漠颇为不满,曾批评说:“从总体看,由于宋以后中国学者一直是靠刻本作学问的,所以,惟有刻本才可以信赖,这种认识在中国人心中是根深蒂固的。”B19其实,写本的不稳定性和非权威性,也是许多学者轻视它的一个因素。但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学术交流不够,许多写本比刻本更难进入研究者的视线。加强对域外写本的介绍和研究,扩大对这一领域的国际合作和交流,逐步积累这方面的成果,就会使“东亚写本学”形成牢固的基础。
　　中国学者对域外汉籍写本的关注由来已久。明治初年发现的古抄本《新译华严经音义私记》中保存了许多南北朝时代的古字和武周新字,这不仅令当时的日本学者惊叹,而且也引起了有幸见到的中国学者的高度关注。何如璋、张斯桂皆为之撰写题跋,其中一位名曰金祁的学者的三次题字,对其学术价值的评介尤为中肯。他说:“此书与玄应《众经音义》,近世极重之,以其不仅解释经,而中所引多古书之亡佚,并世传刻本之误谬,皆可以资博览考证。”B20他深惜其沉霾释藏,读者无人,而多闻者不知,即便自己只能借留于几案数日的机会,时时展玩,也感到深爱精彩艳发,奇古无前。在他第三次撰写的题跋中更专门谈到这一写本对于考辨六朝古字的意义:
　　
　　北朝造别体字一千有余,皆破汉魏以来之法,而增捐移易为之,亦滥�于汉分书也。当时盛行,故碑板之传于今者,皆一同,至隋而衰,至唐而尽,以太宗好右军书故也。故唐写经无北朝别体,而日本则沿旧式,源流可考见云。B21
　　
　　当年杨守敬、罗振玉等人都曾热衷于介绍包括写本在内的日藏汉籍。从那时起,对这些写本的研究也不绝如缕。特别是在整理相关文献时,近年来由不少学者相当自觉地利用域外写本资料。今后的工作,可以从编写域外写本汉籍目录、影印和出版相关写本、开展释读和比较研究等方面入手,趁那些写本尚存、未被损毁之际,抢救过来,为汉文化的学术发展尽力。
　　打开一扇窗,又见一片天。读罗振玉、王国维和日本学者狩野直喜、内藤湖南当年撰写的写本影印题跋,可以明显感觉到他们对写本的热情是相互感染的。《古逸丛书》等的编辑出版从客观上说对于敦煌文献的研究也是一种激励。
　　21世纪不论是从研究手段和工具的现代化来说,还是从国家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来说,都会远远超过过去的世纪,很有可能让敦煌写本和域外汉籍写本研究更紧密地携起手来。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责任编辑:楚小庆)
　　
　　① [日]太田次男(著),隽雪艳(译)《日本汉籍旧钞本的版本价值――从〈白氏文集〉说起》,《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2期,第80―91页。译文中所谓“旧钞本”,实指“古钞本”,日语中“古字有“旧’”与“古”两义。另,译文中将“狩谷掖斋”误作“狩谷掖齐”,盖日文中“斋”、“齐”形近,且时有相乱故也。
　　② [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藏版《毛诗二南》,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景印抄本,第十集,1942年版。
　　③ 吉川幸次郎《毛诗正义校定资料解说》,《东方学报》,京都,第13册第2分册。《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0卷,筑摩书房,1986年版,第459页。
　　④ [日]小川环树《清原宣贤の毛�抄について》,《小川环树著作集》第5卷,筑摩书房,1997年版,第43-44页。
　　⑤ [日]小川环树《清原宣贤の毛�抄について》,《小川环树著作集》第5�,筑摩书房,1997年版,第44页。
　　⑥ [日]内野熊一郎《大念佛寺本钞写毛诗�私考》,《汉文学会会报》,东京教育大学,16,1955年版,第1-11页。
　　⑦ [日]西崎亨《大念佛寺藏〈毛诗二南〉残卷の训点について》,《训点资料の基础的研究》,思文阁出版,1999年版。
　　⑧ [唐]颜元孙《干禄字书》,收入《异体字研究资料集成》一期别卷,东京雄山阁出版株式会社,1995年版。
　　⑨ 黄征《敦煌俗字典》,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分别见第434页,第270页。
　　⑩ 黄征《敦煌俗字典》,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509页。
　　B11 黄征《敦煌俗字典》,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B12 陆明君《魏晋南北朝碑�字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59�。
　　B13 [日]中田祝夫(解说)《东大寺讽诵文稿》,东京勉诚社,1966年版,第5页。
　　B14 黄征《敦煌俗字典》,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49页。
　　B15 白于蓝(编著)《简牍帛书通假字字典》,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2页。
　　B16 郝春文、金滢坤(编著)《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79页。
　　B17 陆锡兴《诗经异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9-236页。
　　B18 黄征《敦煌俗字种类考辨》,《古文献研究集刊》第一辑,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27-43页。
　　B19 [日]太田次男(著),隽雪艳(译)《日本汉籍旧钞本的版本价值――从〈白氏文集〉说起》,《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2期,第80页。
　　B20 [日]小林芳规(解题)《新译华严经音义私记》,汲古书院,1978年版,第153页。
　　B21 [日]小林芳规(解题)《新译华严经音义私记》,汲古书院,1978年版,第154-155页。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Vernacular-Character Studies
　　in Ancient Chinese Books in Japan and in Dunhuang: Japanese National
　　Treasure Maoshizhengjian Remains as Its Center
　　WANG Xiao-pi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Abstract:Ancient Chinese books now kept in the Chinese-character-zone such as Japan and Korean Peninsula is of great value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character culture. The extension of Dunhuang script study to East Asian Chinese script stud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are helpful to the development of Dunhuang study. Applying the results of Dunhuang vernacular-character-study to analyze the vernacular characters in Japanese National Treasure Maoshizhengjian Remains can prove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vernacular characters in ancient Japanese scripts and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It is an urgent task to integrate Dunhuang script study and foreign Chinese script study and to improve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Key Words:Japanese National Treasure, Adashinonenbutuji version of Maoshizhengjian; Dunhuang vernacular character; script; Dunhuang study; East Asian script stu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