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日出》中的“有余”与“不足”]曹禺损不足以奉有余

　　摘要：曹禺的《日出》所集中表现的是整个社会的贫富差别和阶级对立，以及老子《道德经》中所描述的“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之道”与“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之间的天人对立、天谴天罚。按照剧作者曹禺的解释，该剧中存在着三个层面的戏剧角色及社会形态。其中“最重要的角色”，指的是只能合唱着“日出东来，满天大红!要想得吃饭，可得做工!”的《轴歌》“当做陪衬”的砸夯工人。他们所对应和象征的，是老子《道德经》中所谓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阳光天堂。第二个层面的次等重要的角色，是“无影无踪，却时时操纵场面”的既是绝对专制的“阎王”又是绝对有余的“财神”的金八。他所主宰操纵的，是把剧中所有的有余者和不足者一网打尽、天诛地灭的阴间地狱。第三个层面的最不重要、最为低等的“傀儡”角色，是剧中一个个活生生的出场人物，以及由他们构成的“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形态。把这三个层面的戏剧角色及社会形态整合在一起的，是直接根源于曹禺极其神秘混沌的“原始的情绪”和“蛮性的遗留”的“阴间地狱之黑暗+男女情爱之追求+男权家庭之反叛+专制社会之革命+舍身爱人之牺牲+替天行道之天谴+天诛地灭之天罚+天神救星之拯救+阳光天堂之超度”的密码模式。
　　关键词：戏剧艺术；曹禺；《日出》；艺术作品；艺术特点；成就；艺术精神
　　中图分类号：J801　文献标识码：A
　　
　　《日出》的剧情并不复杂。剧中的女主人公陈白露是一位聪明美丽的女学生，父亲去世之后没有了经济保障，只好依附于大丰银行经理潘月亭，被包养在某大都市的大旅馆里过着见不得阳光的“放荡，堕落”的“发疯的生活”。她从前的“朋友”或者说是初恋情人方达生，从乡下老家前来英雄救美，却在与她相处的几天里，逐渐认识到整个社会的不公与黑暗，最后一个人昂首走向由砸夯的工人们，以及他们高亢而宏壮地合唱着的“日出东来，满天大红!要想得吃饭，可得做工!”的《轴歌》所象征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阳光天堂。不愿意追随方达生离开大旅馆的陈白露，只好吟唱着她的诗人前夫的天堂神曲――“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而喝药自杀。剧中其他的出场人物，也面临着既是绝对专制的“阎王”又是绝对有余的“财神”的金八，主宰操纵的一场替天行道、天诛地灭的天谴天罚。
　　
　　一、既“奉有余”也“补不足”的陈白露
　　
　　第一幕中，方达生从遥远的乡下乘火车来到某大都市的大旅馆，想通过求婚的方式把已经改名为陈白露的旧情人竹筠，从见不得阳光的“放荡，堕落”的“发疯的生活”中拯救出来，去和他一起过“真正的自由的生活”。却遭到陈白露的坚决拒绝。在与方达生争吵的过程中，陈白露有这样一段“自报家门”：
　　“你要问我自己是谁么?你听着：出身，书香门第，陈小姐；教育，爱华女校的高材生；履历，一阵子的社交明星，几个大慈善游艺会的主办委员；……父亲死了，家里更穷了，做过电影明星，当过红舞女。”
　　到了第四幕，陈白露又向方达生介绍了自己曾经有过的一段“平淡无聊，并且想起来很可笑”的婚姻生活。她的前任丈夫是一位诗人，而且是与方达生一样的“傻子”：
　　“我爱他!他叫我离开这儿跟他结婚，我就离开这儿跟他结婚。他要我到乡下去，我就陪他到乡下去。他说‘你应该生个小孩!’我就为他生个小孩。结婚以后几个月，我们过的是天堂似的日子。他最喜欢看日出，每天早上他一天亮就爬起来，叫我陪他看太阳。他真像个小孩子，那么天真!那么高兴!有时候乐得在我面前直翻跟头，他总是说‘太阳出来了。黑暗就会过去的’。他永远是那么乐观，他写一本小说也叫《日出》，因为他相信一切是有希望的。”
　　对于陈白露来说，这种看似阳光天堂般神圣美好，实际上却“平淡，无聊，厌烦”的婚姻家庭生活，无论如何也不能令她满意。用曹禺写在舞台提示里面的话说，陈白露所憧憬的是“在情爱里伟大的牺牲(如小说电影中时常夸张地来叙述的)”。孩子的天折宣告了婚姻家庭的彻底破裂，再一次从家庭束缚中解放出来回到大都市的陈白露，依靠被她昵称为“我可怜的老爸爸”的潘月亭，在大旅馆里安置了一个被包养的家外之“家”。住在大旅馆里纵情纵欲的“放荡，堕落”生活，依然不能令她心满意足。潘月亭的破产又使她陷入债台高筑、走投无路的生活绝境。最后，她仿佛当真又仿佛演戏般从诗人前夫苍白空洞的天堂神曲――“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中，参透了自己“在情爱里伟大的牺牲”的人生宿命：
　　“可……可……可上哪里去呢?我这个人在热闹的时候总想着寂寞，寂寞了又常想起热闹。整天不知道自己怎么样才好。你叫我到哪里去呢?”
　　既为相对有余者潘月亭奉献过美丽的肉体，又对完全不足者小东西实施过救助的陈白露，最后怀着对于美丽青春和美好情爱的无限留恋。尤其是对于诗人前夫以及“朋友”方达生所歌颂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阳光天堂的无限神往，吞下了过量的安眠药，从而彻底实现了“在情爱里伟大的牺牲”。换句话说，曹禺所谓“在情爱里伟大的牺牲”，其实就是以“存天理，灭人欲”的自裁自赎，把陈白露美好的肉体和善良的灵魂，全部奉献给中国传统文化中形而下的天谴天罚加形而上的阳光天堂的神道祭坛。
　　被曹禺称之为“《日出》的心脏”的第三幕，是专门为下等妓院“宝和下处”的花翠喜、小东西这两个“可怜的动物”树牌坊、唱挽歌的。小东西是陈白露和方达生为一个“约莫有十五六岁的样子”的“瘦弱胆怯的小女孩子”起的代号；小翠是下等妓院“宝和下处”给她起的花名。她早年丧母，她的农民工父亲不久前在为潘月亭的银行大楼砸夯奠基时，被大铁桩子活活砸死，她自己流落到黑社会流氓头子黑三手里，被黑三奉献给了金八。小东西因为“实在是怕他”，就在金八施暴时“狠狠地在他那肥脸上打了一巴掌”。作为惩罚，黑三等人把小东西痛打一顿，还饿了她一天多不给饭吃。小东西从黑三那里逃出来之后躲进陈白露的房间，进而跪倒在陈白露面前乞求拯救。被陈白露认作干女儿又被方达生认作“小妹妹”之后，小东西一时间大为改观，变成一个“涂彩的泥娃娃”。不曾想转眼之间，她就被黑三一伙人抓走送到了“宝和下处”。
　　“大约有三十岁左右”，“已经为人欺凌蹂躏到几乎完全麻木”的老妓女花翠喜，与陈白露一样是既要把肉体奉献给有余者，同时也会对不足者实施一部分的救济补助的善良女性。只是陈白露美丽的肉体，相对固定地奉献给潘月亭一个人；花翠喜的肉体却要出卖给众多的男嫖客。陈白露补助的不足者是与她完全没有血亲关系的小东西；花翠喜通过卖淫换来的金钱，却全部补助给了自己家里染上性病的丈夫、瞎了眼睛的两个儿子和瘫在床上的婆婆。耐人寻味的是，曹禺通过自传性人物方达生，给予陈白露的是“放荡，堕落”、“一个钱也不值”的天谴诅咒；他自己在 《跋》中，却为老妓女花翠喜歌唱起了神圣礼赞：
　　“在这堆‘人类的渣滓’里，我怀着无限的惊异，发现一颗金子似的心，那就是叫做翠喜的妇人。她有一副好心肠，同时染有在那地狱下生活各种坏习惯。她认为那些买卖的勾当是当然的，她老老实实地做她的营生，‘一分钱买一分货’，即便在她那种生涯里，她也有她的公平。令人感动的是她那样狗似地效忠于她的老幼，和无意中流露出来对那更无告者的温暖的关心。……而落在地狱的小东西，如果活下去，也就成为‘人老珠黄不值钱’的翠喜，正如现在的翠喜也有过小东西一样的青春。”
　　由此可知，在曹禺的心目之中，是从来没有人人平等、公平公正的现代文明意识的。他所有的价值判断，几乎都随着自己喜怒哀乐的情绪变化而不断变化。这种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戏剧处理，本身就是前文明时代的专制表现。
　　
　　二、黄省三：“奉有余”而不可得的不足者
　　
　　黄省三是大丰银行的“书记”也就是抄写员。作为工商契约社会中依照用工合同上岗就业的现代职工，他做人的道德信条，依然是中国传统农耕社会中“上天不负苦心人”之类的“天地良心”。第二幕中，他刚一上场，就被旅馆茶房王福升揭穿了真实身份和本来面目：
　　“我知道，你从前是书记。你姓黄，你叫黄省三，你找李先生，潘经理，大丰银行的人你都找。你到处装孙子。要找事。你当我不知道。不认识你?”
　　“我在这旅馆看见你三次，你都不认识我，就凭你这点王八记性，你还找事呢!去你个蛋吧!”
　　面对王福升的揭发诅咒，黄省三既恼羞成怒又自欺欺人地呐喊出了反抗之声：“你为什么骂人?我，我知道我穷，可是你不能骂我是王八，我不是王八，我跟你讲，我不是。你，你为什么――”
　　然而，“活脱脱一个流氓”的王福升，仅仅以一句威胁话语――“你要敢骂我一句，敢动一下子手，我就打死你”――就轻松解除了黄省三的精神武装。泄了底气的黄省三，只好从王福升身边悄悄走开。
　　在大丰银行秘书李石清面前，“实在没有路走”的黄省三。终于说出了自己确实充当“王八”的家庭隐私：
　　“我没有家，我拉下脸跟你说吧，我的女人都跟我散了，没有饭吃，她一个人受不了这样的苦，她跟人跑了。家里有三个孩子，等着我要饭吃。我现在口袋里只有两毛钱，我身上又有病，(咳嗽)我整天地咳嗽!李先生，您叫我回到哪儿去?您叫我回到哪儿去?”
　　面对黄省三的乞怜求救，李石清冷酷无情地回答说：“怎么你连偷的胆量都没有，那你叫我怎么办?……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不是替你这样的人预备的。(指窗外)你看见窗户外面那所高楼么?那是新华百货公司，十三层高楼我看你走这一条路是最稳当的。”
　　黄省三并没有接受李石清的跳楼建议，而是在大丰银行经理潘月亭面前下跪乞求道：“(走到潘面前，哀痛地)经理，您行行好，您要裁人也不能裁我，我有三个小孩子，我不能没有事。经理，我跟您跪下，您得叫我活下去。”
　　像黄省三这样的下跪乞求，是从来都不可能感天动地的，当然也不大可能感动照章办事的潘月亭，以及他的秘书李石清。绝望之中的黄省三干脆摆出拼命架势，呐喊出了“人命关天关地”的天谴诅咒：
　　“我不是白拿你们的钱，我是拿命跟你们换哪!(苦笑)并且我就会死的。(愤恨地)你们真是没有良心哪，你们这样对待我，――是贼，是强盗，是鬼呀!你们的心简直比禽兽还不如――”
　　黄省三一边哭诉一边开始动手：“(哭着)我现在不怕你们啦!我不怕你们啦!(抓着潘经理的衣服)我太冤了，我非要杀了――”但是，不等他把话说完，潘月亭当胸一拳就把他打倒在地。李石清更是以传统戏曲舞台所常见的旁白点评，揭穿了黄省三阴柔胆怯的人性底蕴：
　　“经理。他是说他要杀他自己――他这样的人是不会动手害人的。”
　　到了第三幕，曹禺借助下等妓院“宝和下处”的哑巴报贩与方达生之间的读报交流，介绍了黄省三的家庭惨剧：
　　“一个书记怎么没有饭吃。怎样走头无路，只得买鸦片烟，把一家的小孩子自己亲手毒死。小孩子不肯吃，怎样买红糖搅在一起，逼小孩子喝下去。全家都死了，但是鸦片烟没有了，他自己就跑出去跳大河。但是不幸被警察捉住，把他带到局子里去，说他有罪，谋杀罪，不知是死是活。……”
　　到了第四幕，曹禺是用阴间地狱里的“鬼”来形容“非常神经质而胆小”的黄省三的：“他幽然地进来，如同吹来了一阵阴风。他叫人想起鬼，想起从坟墓里夜半爬出来的僵尸。”关于三个孩子被活活毒死以及自己的无罪释放，黄省三在李石清面前精神错乱地回忆说：
　　“庭长，您不要信我这些邻居的话，他们是胡说八道，我那时候很明白，我没有犯神经病。国家有法律，你们不能放我。庭长!(抓住李的手)庭长，我亲手毒死了人，毒死我的儿子，我的望望，我的小云，我的……(抱着李)我的庭长，您得要杀死我呀!”
　　对于这种没头没脑的大肆渲染。戏曲舞台上有一句专业行话叫做“洒狗血”。《日出》中最擅长“洒狗血”的。就是这个连自己的亲生儿女都养不活的黄省三。他正是在淋漓尽致“洒狗血”的变态表演中，呐喊出了奴性反抗的最强音：
　　“潘，潘经理，人不能这么待人呀，人不能这么待人呀!前些日子我孩子们在，我要活着，我求你们叫我活着。可是你们偏不要我活着。现在(涕哭)他们死了，我要死了，我要死，我求你们叫我死，可是你们又偏不要我死。潘经理，我们都是人，人不能这么待人呀!(衰弱地哭了起来)”
　　最为惨绝也最为难堪的是，黄省三除了扯开嗓子空喊天谴咒诅的道德高调之外，连寻死自杀的勇气都不具备，于是他只能一次又一次地求助于已经被他毒骂为“是贼，是强盗，是鬼”的阶级敌人潘月亭：
　　“不，我求您，潘经理，您行行好吧。我再也活不下去了，我跟您跪下，您可怜可怜我吧，您别再逼我了(跪下)您让我走一条痛快的路吧。”
　　对于这样一个“鬼”一般的空洞人物，曹禺再一次借着李石清的戏曲式旁白，给出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鞭尸式评点：“天啊!这个傻王八蛋，你为什么疯了?你为什么疯?你太便宜他了!”
　　
　　三、李石清：“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不足者
　　
　　积极主动地为潘月亭充当“损不足以奉有余”的帮凶打手的李石清，相对于黄省三等人来说是有余者；相对于潘月亭、陈白露、顾八奶奶等人来说，又是一个不足者。他为了讨好陈白露和潘月亭，不惜把典当皮大氅换来的钱款，交给妻子去打牌应酬。面对妻子“孩子生了病，没有钱找好医生治，还得应酬”的抱怨，他呐喊出的是对于整个社会的满腔仇恨：
　　“你看不出我自己总觉得我是个穷汉子吗?我恨，我恨我自己为什么没有一个好父亲，生来就有钱，叫我少低头，少受气吗?……我告诉你，这个社会没有公理，没有平等。什么道德服务，那是他们骗人。你按部 就班地干，做到老也是穷死。只有大胆地破釜沉舟地跟他们拼，还许有翻身的那一天。”
　　李石清通过讨好巴结被他贬斥为“舞女不是舞女，娼妓不是娼妓，姨太太又不是姨太太，这么一个贱货”的陈白露，被潘月亭破格提拔为秘书。然后又通过偷开潘月亭的抽屉窃取商业机密之类的违法行为而当上襄理。接下来，他一方面在弱势者面前炫耀自己高人一等的身份等级；另一方面以奴性的忠诚死心塌地替潘月亭出力卖命，以至于连重病住院的小儿子的死活都置之度外。令他意想不到的是，潘月亭根本不理会他的耿耿忠心，银行刚刚出现转机，就把他斥骂为“不学无术的三等货”一脚踢开。被解除职务的李石清只好像黄省三一样，在“洒狗血”式的呐喊抗议中彻底暴露自己甘受奴役的精神空虚：
　　“我为着你这点公债，我连家都忘了。孩子的病我都没有理，我花费自己的薪水来做排场，打听消息。现在你成了功赚了钱，忽然地，不要我了。(狞笑)不要我了……”
　　接下来，李石清接到报馆张先生打来的电话，获悉潘月亭的大丰银行并没有赚钱，而是在金八的主宰操纵之下面临着破产倒闭的命运。他的情绪因此亢奋起来，反过来抢占道德精神的制高点，向潘月亭发起天诛地灭的天谴诅咒：
　　“潘经理，你可怜可怜你自己吧。你还不及一个穷光蛋呢。我叫一个流氓耍了。我只是穷，你叫一个更大的流氓耍了，他要你的命。……明天早上我要亲眼看你的行里要挤兑，我亲眼看着付不出款来。我还亲眼看着那些十块八块的穷户头，(低声恶意地)也瞧不起你，侮辱你，挖苦你，骂你，咒你，――哦，他们要宰了你，吃了你呀!你害了他们!你害了他们!他们要剥你的皮。要挖你的眼睛!你现在只有死，只有死你才对得起他们，只有死，你才逃得了!”
　　正是在这种“洒狗血”式的情感爆发和煽情表演中，李石清充分暴露了自己的心理黑暗和精神空虚。剧作者曹禺先让潘月亭揪住李石清的脖子，逼迫他呐喊出黄省三式的丧气话――“你杀了我吧!你宰了我吧。可是金八不会饶了你……”――随后又让他接到妻子为小儿子报丧的电话，进一步堵住他的心窝，泄掉他的底气。泄了气的李石清只能像被他骂为“傻王八蛋”的黄省三一样，灰溜溜地不辞而别。
　　
　　四、潘月亭：“损不足以奉有余”的有余者
　　
　　大丰银行经理、人称“四爷”的潘月亭，是一个“短发已经斑白，行动很迟缓”的“庞然大物”；一个见到陈白露，“他的年纪、举动态度就突然来得如他自己的儿子一般年青”的性情中人。在《日出》所有的出场人物中，他是唯一可以与金八进行不平等谈判的重量级人物；同时也是最为直接地遭受金八的主宰操纵的一个傀儡。在第四幕中，像赌徒一样把大丰银行的命运抵押给金八的潘月亭，与陈白露之间有这样一番推心置腹的真情表白：
　　“我告诉你，公债到底还要涨，涨，大涨特涨。这一下子真把我救了!你知道，我今天早上忽然听说公债涨是金八在市面故意放空气，闹玄虚，故意造出谣言说他买了不少，叫大家也好买，其实他是自己在向外抛，造出好行市向外甩。那时候我真急了!我眼看我上了他的当，我买的公债眼看着要大落特落，我整个的钱都叫他这一下子弄得简直没有法子周转，你看我这一大堆事业，我一大家子的人，你看我这么大年纪，我要破产，我怎么不急?我告诉你，露露，我连手枪都预备好了，我放在身上，我――(咳嗽)”
　　潘月亭尽管在应对金融危机时夺走了黄省三等人的职业饭碗，同时又安插了像胡四那样拿干薪不做事的闲人，从而制造了《日出》中最为典型的“损不足以奉有余”的实证个案；基于现代工商契约社会所通行的文明规则和价值标准，他并没有像黄省三、李石清、金八、黑三等人那样，明显触犯相关的法律法规。潘月亭与陈白露之间年龄悬殊的男女关系，尽管没有履行合法的婚姻手续，却是建立在甲、乙双方两情相悦、两厢情愿的契约信用之上的。用陈白露的话说，“我没故意害过人，我没有把人家吃的饭硬抢到自己的碗里。我同他们一样爱钱，想法子弄钱，但我弄来的钱是我牺牲过我最宝贵的东西换来的。我没有费着脑子骗过人，我没有用着方法抢过人，我的生活是别人甘心愿意来维持，因为我牺牲过我自己。我对男人尽过女子最可怜的义务，我享着女人应该享的权利!”
　　在金八暗箱操纵的公债交易中，潘月亭像傀儡一样陷入一场金融骗局，以致于债台高筑、彻底破产，从而与黄省三、小东西等人一样，变成了被掠夺、被损害的完全不足者。难能可贵的是，即使在大难临头的情况下，他依然没有忘记让王福升给陈白露捎去一句贴心话：
　　“叫您好好保重，多多养自己的病，叫您以后凡事要小心点，爱护自己……”
　　随着潘月亭经营的大丰银行负债破产，包括顾八奶奶、胡四、张乔治、陈白露在内的依靠大丰银行讨生活的相对有余者，全部变成了赤贫如洗的完全不足者。该剧中唯一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绝对胜利者，就是一直躲藏在幕后从事暗箱操作的神秘人物、既是绝对专制的“阎王”又是绝对有余的“财神”的金八。
　　
　　五、金八：绝对专制的“阎王”与绝对有余的“财神”
　　
　　在《日出》第一幕中，由于“代表一种可怕的黑暗势力”的金八，一直躲藏在幕后为非作歹。曹禺只好通过陈白露与私自躲藏到她的房间里避难的小东西，以及旅馆茶房王福升之间的对话来予以介绍。
　　据王福升介绍：“金八爷!这个地方的大财神。又是钱，又是势，这一帮地痞都是他手下的，您难道没听见说过?”
　　陈白露听了，开始担心起小东西的命运：“(低声)金八，金八。(向小东西)你的命真苦，你怎么碰上这么个阎王。――小东西，你是打了他一巴掌?”
　　长期把陈白露包养在大旅馆里的潘月亭，对于金八的评价是：“这个家伙不大讲面子，这个东西有点太霸道。”
　　李石清在第二幕中对于金八化公为私、官商一体的特殊身份另有介绍：“本来公债等于金八自己家里的东西，操纵完全在他手里……”
　　在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民间宗教信仰里面，自古就有十地阎罗的观念。在每个俗称“阎王”的“黑脸的阎罗(地藏王)”手下，又有“活无常”、“死有分”，以及牛头、马面等许多鬼卒供它驱使、为它效劳。作为在阴间地狱里面专门负责替天行道、天谴天罚的地狱之王，“阎王”身上最为可贵的美德，就是铁面无私的公正严明。关于这一点，鲁迅在《无常》中介绍说：
　　“人是大抵自以为衔些冤抑的；活的‘正人君子’们只能骗鸟，若问愚民，他就可以不假思索地回答你，公正的裁判是在阴间!……无论贵贱，无论贫富，其时都是‘一双空手见阎王’，有冤的得伸，有罪的就得罚。”
　　比起《原野》中的“阎王”和《雷雨》中既是自然现象又是人格化的宗教神祗的“雷雨(雷公)”；《日出》中既是绝对专制的“阎王”又是绝对有余的“财神”的金八，因为在政教合一的替天行道、天谴天罚的神圣法权之外，又多了一份政商合一的主宰经济命 脉的神奇魔力，就越发显得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他以见不得阳光的暗箱操作方式所实现的，既不是老子《道德经》中“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之道”；也不是“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而是阴间地狱中更加公平均等也更加黑暗专制的既要损有余也要损不足的天谴天罚。
　　作为地狱之王金八的帮凶打手，以黑三为首的“穿黑衣服，歪戴着毡帽”的“一帮地痞们”，所扮演的正是鲁迅在《无常》中介绍的以勾魂摄魄、夺人性命为专职专责的“黑脸，黑衣”的“死有分”的角色。进一步说，也就是中国明朝的锦衣卫和东厂、西厂，以及清朝雍正皇帝的血滴子和蒋介石的蓝衣社之类的角色。
　　
　　六、方达生：既没有“补不足”也不能“损有余”的局外超人
　　
　　第一幕中，方达生刚一上场，就对在陈白露面前大发酒疯的张乔治发出天谴诅咒：“这简直是鬼!”
　　紧接着，他又对“放荡，堕落”、“一个钱也不值”的陈白露，展开“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感化：“你难道不知道金钱一迷了心，人生最可宝贵的爱情，就会像鸟儿似地从窗户飞了么?”
　　小东西的出现给方达生提供了新一轮作秀表演的机会，致使他高调承诺要带着小东西一起离开。小东西被黑三等人抓走之后，方达生一度找到下等妓院“宝和下处”，并且意外得到一份精神收获：他从卖报的哑巴那里，得知银行小职员黄省三的家庭惨剧，使他对于整个社会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从而萌发了普度众生的神圣觉悟。但是，拥有这份精神收获的方达生，并没有与近在咫尺的小东西见上一面，反而在“魔鬼般”的黑三的威胁敲诈之下，乖乖交钱后空手离去。
　　这是既没有“补不足”也不能“损有余”的方达生，在替陈白露预订过一张和自己一同离开的火车票之后，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奉献钱财。被西方戏剧视之为艺术生命的动作冲突和意志冲突，却因为方达生委曲求全地乖乖交钱而轻松化解。留在“宝和下处”的未成年妓女小东西，反而表现出坚决拒绝“奉有余”的斗争精神，从而通过上吊自杀的方式，把自己仅有的处女贞节，奉献给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形而下的天谴天罚加形而上的阳光天堂的神道祭坛；尤其是“存天理，灭人欲”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天谴天罚。
　　从“宝和下处”回到大旅馆，方达生再一次以替天行道、天谴诅咒的神圣姿态，向陈白露表白自己刚刚获得的新一轮的道德觉悟：
　　“现在我看清楚他们了，不过我还没有看清楚你，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跟他们混、你难道看不出他们是鬼，是一群禽兽。”
　　为了把自己从所谓“人生最可宝贵的爱情”中解脱出来，已经被陈白露拒婚的方达生，十分多情地为陈白露设计了另一种人生出路：由他替陈白露包办一位“一定很结实，很傻，整天地苦干，像这两天那些打夯的人一样”的“真正的男人”。“聪明”的陈白露当然不肯接受方达生的这种包办婚姻。方达生在自己的新方案遭到拒绝之后，像在“宝和下处”放弃被他称呼为“小妹妹”的小东西一样，丢下已经喝药自杀的初恋情人陈白露，迫不及待地以局外超人的神圣姿态，到窗外砸夯的工人身上去寻找“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阳光天堂：
　　“(敲门)你听!你听(狂喜地)太阳就在外面，太阳就在他们身上。你跟我来。我们要一齐做点事，跟金八拼一拼，我们还可以――(觉得里面不肯理他)竹筠，你为什么不理我?(低低敲着门)你为什么不说话?你――(他回转身，叹一口气)你太聪明，你不肯做我这样的傻事。(陡然振作起来)好了，我只好先走了，竹筠，我们再见。”
　　既没有“补不足”也不能“损有余”的局外超人方达生，是《日出》中调子最高却又奉献最少的出场人物。对于方达生见死不救的临阵脱逃，最为经典的解释是鲁迅写在《娜拉走后怎样》中的一段话：
　　“天下事尽有小作为比大作为更烦难的。譬如现在似的冬天，我们只有这一件棉袄，然而必须救助一个将要冻死的苦人，否则便须坐在菩提树下冥想普度一切人类的方法去。普度一切人类和救活一人，大小实在相去太远了，然而倘叫我挑选，我就立刻到菩提树下去坐着，因为免得脱下唯一的棉袄来冻杀自己。”
　　
　　七、耶稣基督的自我健全与现代文明
　　
　　就整个人类历史来看，第一个自我健全的现代个人，应该是基督教“新约”《圣经》中的耶稣基督。他的自我健全的个人选择与个人作为，主要表现在相辅相成的三个方面。
　　第一是自我担当的救赎意识和牺牲精神。也就是不惜以牺牲自己的肉体生命为代价，为全人类承担罪责，从而在上帝与人类之间缔结了新一轮的契约关系。《圣经》中的所谓“新约”，就是这样得名的。
　　第二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契约规则。也就是以上帝的名义，突破了游牧农耕社会里面等级森严的身份歧视和身份奴役，从而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呐喊出了人与人之间平等博爱的文明意识和契约规则。随着基督教作为世界性宗教的广泛普及，工商契约文明社会最为基本的甲、乙双方平等自愿的诚实信用，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普适公理，才得以确立奠定。
　　第三是公共领域内形而下的政府权力和国家权威，与形而上的信仰教育、道德精神以及灵魂追求之间政教分离的契约规则。也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2章中所说的“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
　　继耶稣基督之后，正是基于人人平等与政教分离的契约规则，拥有足够多的健全个人的西方社会，逐步制订完善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宪政民主制度，从而为每一个人最为基本的人身自由权、精神自由权和私有财产权提供了制度保障。
　　在《序》中公开以神道设教、替天行道的先知及诗人自居的曹禺，显然是不愿意像基督耶稣那样自我健全、承担罪责的一个人。关于《日出》中的戏剧人物，他在《跋》中解释说：
　　“在《日出》，也是一个最重要的角色我反而将他疏忽了，他原是《日出》唯一的生机，然而这却怪我，我不得已地故意把他漏了网。写《雷雨》，我不能如旧戏里用一个一手执铁钉，一手举着巨锤，青面红发的雷公，象征《雷雨》中渺茫不可知的神秘。那是技巧上的不允许。写《日出》，我不能使那象征着光明的人们出来，却因为一些有夜猫子眼睛的怪物无昼无夜，眈眈地守在一旁，是事实上的不可能。我曾经故意叫金八不露面，令他无影无踪，却时时操纵场面的人物，他代表一种可怕的黑暗势力，但把那些劳作的人们，那拥有光明和生机的，也硬闭在背后，当做陪衬，确实是最令人痛心的，一桩无可奈何的安排。”
　　由此可知，在曹禺的心目之中，《日出》里面是存在着三个层面的戏剧角色及社会形态的。其中“最重要的角色”，指的是“硬闭在背后”不能出场的、既“象征着光明”又自相矛盾地“拥有光明和生机”的“那些劳作的人们”。也就是只能合唱着“日出东来，满天大红!要想得吃饭，可得做工!”的《轴歌》“当做陪衬”的砸夯工人。他们所对应和象征的，是老子 《道德经》中所谓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阳光天堂。
　　第二个层面的次等重要的角色，是“无影无踪，却时时操纵场面”的既是绝对专制的“阎王”又是绝对有余的“财神”的金八。他所代表的是一种“可怕的黑暗势力”，他所主宰操纵的，是把剧中所有的有余者和不足者一网打尽、天诛地灭的阴间地狱。
　　第三个层面的最不重要、最为低等的“傀儡”角色，是剧中一个个活生生的出场人物，以及由他们构成的“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形态。用曹禺《跋》中的话说：“《日出》希望献与观众的，应是一个鲜血滴滴的印象，深深刻在人心里，也应为这‘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形态。”
　　曹禺创作《日出》时的职业身份，是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的英文教师。基督教的《圣经》，恰好是他给女学生讲课时采用的英文教材。熟读《圣经》的曹禺，在《日出》中展现了“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现实，以及由金八主宰的既损有余又损不足的阴间地狱，进而把自己的最高理想，寄托在从来都没有实现过而且也永远不可能真正实现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阳光天堂。对于欧美国家已经存在数百年的第四种社会形态，也就是既要“奉有余”也要“补不足”的宪政民主社会，曹禺的表现却是完全盲目和彻底无知。
　　在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不坏也最文明的宪政民主社会里，除了无法验证的超世俗的宗教上帝之外，是不承认任何世俗性质的绝对真理、绝对价值、绝对权威和绝对主宰的。在这样的社会里，解决贫富差别以及阶级斗争的最为有效的办法，首先是通过“奉有余”的方式，依法鼓励资本家进行扩大再生产，从而为最广大的不足者提供就业机会，以便最大限度地实现既要“奉有余”也要“补不足”的共同富裕。与此同时，各级政府还可以通过依法征税建立公开透明的公共财政和公共服务体系，从而为尽可能多的社会成员尤其是生存在贫困之下的不足者，提供最低限度的社会救济和福利保障。
　　
　　八、“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天谴诅咒
　　
　　《日出》剧本之前的八段引文，除了第一段出自中国本土的老子《道德经》之外，其余七段全部出自基督教的《圣经》。但是，贯穿于这七段《圣经》语录中的核心思想，并不是耶稣基督所展现出来的承担罪责、遵守契约、政教分离、平等博爱的高贵精神。而是老子《道德经》中所传达的最具中国特色的替天行道、天诛地灭的天谴天罚。关于这一点，曹禺在《(日出>跋》中介绍说：
　　“我想不出一条智慧的路，顾虑得万分周全。冲到我的口上，是我在书房里摇头晃脑背通本《书经》的时代，最使一个小孩子魄动心惊的一句切齿的誓言：‘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商书・汤誓》)索绕于心的，也是一种暴风雨来临之感。我恶毒地诅咒四周的不公平。除了去掉这群腐烂的人们，我看不出眼前有多少光明。诚如《旧约》那热情的耶利米所呼号的，‘我观看地，地是空虚混沌；我观看天，天也无光。’我感觉到大地震来临前那种‘烦躁不安’，我眼看着要地崩山惊，‘肥田变为荒地，城邑要被拆毁。’在这种心情下，‘我已经听见角声和打仗的喊声。’我要写一点东西，宣泄这一腔愤懑。我要喊‘你们的末日到了!’对这帮荒淫无耻，丢弃了太阳的人们。”
　　前面已经谈到过，当黄省三呐喊着要杀人时，李石清给出的旁白点评是：“他这样的人是不会动手害人的。”对于曹禺写在《跋》里面的这种天谴诅咒式的神道高调，鲁迅在1925年的《灯下漫笔》中，也给出过同样性质的泄气评论：
　　“‘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愤言而已，决心实行的不多见。实际上大概是群盗如麻，纷乱至极之后，就有一个较强，或较聪明，或较狡滑，或是外族的人物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规则：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而且这规则是不像现在那样朝三暮四的。于是便‘万姓胪欢’了；用成语来说，就叫作‘天下太平’”。
　　鲁迅所说的“较强，或较聪明，或较狡滑。或是外族的人物”，指的就是商汤王、周武王以及金八式的打着奉天承运、替天行道、天下为公、人类大同之类最为神圣美好的旗号，从事公天下、救天下、打天下、坐天下、治天下、私天下、家天下的改朝换代、暴力革命的政教合一加政商合一的真命天子和独裁皇帝。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曹禺最为著名的三部经典作品《雷雨》、《日出》、《原野》中，竟然没有出现一名身份明确的现职政府官员的影子。他在《跋》中谈到当年的文艺审查制度时，表现出的更是对于政府强权及政府官员的恐惧逃避：
　　“有一位好心的朋友责问我：‘你写得这么�唆，日头究竟怎么出来，你并没有提。’我只好用一副无赖的口吻告诉他：‘你来，一个人到我家里来，我将告诉你在这本戏里太阳是怎么出来的。’”
　　正是出于对政府强权的恐惧逃避，曹禺不仅没有勇气明确界定金八既政教合一又政商合一的官方身份，而且不敢明确界定《日出》剧情的发生地点。他在发表于《文季月刊》1936年第5期的《第三幕附记》中声明说：
　　“第一幕在方达生的口里有‘上海’字样，那是一时的笔误，忘记改掉，因为整个这一本戏并没有限定发生在中国某一处商埠里。”
　　用阶级论的观点来加以衡量，《日出》中的相对有余者潘月亭，属于大资产阶级的资本家。完全不足者黄省三和相对不足者李石清，属于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单就黄省三来说，这样一个犯下人命大案并且已经进入法律程序的刑事犯，与他此前曾经就业的大丰银行之间，已经不存在人身依附式的经济债务关系，应该对他承担依法管制或依法救济的社会责任的，是掌握并且行使公共权力的政府司法机关及政府民政部门。被法庭释放的“鬼”一般、“傀儡”一般的黄省三，完全没有理由撇开政府强权去欺软怕硬地向潘月亭表现自己的奴性反抗。曹禺在剧中把黄省三的个人及家庭悲剧完全归罪于阶级敌人潘月亭，显然是对于最应该承担社会责任的政府强权及政府官员欺软怕硬的偏袒开脱。这与其说是怕官仇富的戏剧人物黄省三的人生失败，不如说是比黄省三更加怕官仇富的剧作者曹禺的创作败笔。
　　比起西方社会的阶级斗争学说，真正能够解释《日出》中的“有余”与“不足”的，是鲁迅的《灯下漫笔》。剧中的完全不足者黄省三、小东西，显然是属于鲁迅所说的“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一类人；剧中的相对不足者潘月亭、陈白露、李石清、花翠喜等人，则属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一类人。曹禺自己在《跋》中所展现的精神面貌，其实是与黄省三和李石清如出一辙的比女人还要阴柔胆怯的可怜相：
　　“我总是悻悻地念着我这样情意殷殷，妇人般地爱恋着热望着人，而所得的是无尽的残酷的失望……我如一只负伤的狗扑在地上，啮着成丝丝的涩口的土壤，我觉得宇宙似乎缩成昏黑的一团，压得我喘不出一口气……”
　　对于像曹禺这样把自己的爱恨甚至于自己的命 运全部寄托在别人身上的一类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解释说：
　　“无论自愿的形式是受到保护，还是遭受践踏，奴役依旧是奴役。甘受奴役的现象发生于整个中世纪，在德国直到三十年战争后还可以看到。普鲁式在1806年战败之后，废除了依附关系，同时还取消了慈悲的领主们照顾贫、病和衰老的依附农的义务。当时农民曾向国王请愿，请求让他们继续处于受奴役的地位――否则在他们遭受不幸的时候谁来照顾他们呢?……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认定，平等是有例外的。对于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来说。平等是无效的。”
　　应该说，剧作者曹禺与他笔下几乎所有的戏剧人物一样，属于鲁迅所说的或者“暂时做稳了奴隶”或者“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既大同又小异的一类人；也就是恩格斯所形容的因为“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而“甘受奴役”的一类人。
　　
　　九、怕官仇富祭善人的天谴天罚
　　
　　纵观《日出》全剧，最不把别人当人对待的，既不是绝对专制的“阎王”加绝对有余的“财神”的神秘人物金八；也不是被黄省三控诉为“是贼，是强盗，是鬼”的大丰银行经理潘月亭；反而是一再把自己笔下的戏剧人物贬斥为“鬼”、“傀儡”、“可怜的动物”的剧作者曹禺，以及他在剧中的第一代言人、一再诅咒别人是“鬼”和“禽兽”的方达生。
　　在收入《准风月谈》的《“抄靶子”》一文中，鲁迅专门介绍过像曹禺、方达生这样的中国人，从来不把本国人当人的历史传统：
　　“中国究竟是文明最古的地方，也是素重人道的国度，对于人，一向是非常重视的。至于偶有凌辱诛戳，那是因为这些东西不是人的缘故。皇帝所诛者，‘逆’也，官军所剿者‘匪’也，刽子手所杀者‘犯’也，满州人‘入主中原’不久也就染就了这样的淳风，雍正皇帝要除掉他的弟兄，就先行御赐改称为‘阿其那’与‘塞思黑’，我不懂满州话，译不明白，大约是‘猪’和‘狗’罢。黄巢造反，以人为粮，但若说他吃人，是不对的，他所吃的物事。叫作‘两脚羊’。”
　　在曹禺的刻意安排下，《日出》中遭受天谴天罚’的第一目标，既不是相对有余者潘月亭，也不是早已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完全不足者黄省三、小东西；而是被方达生诅咒为“放荡，堕落”的初恋情人陈白露。早在第一幕的舞台提示中，曹禺已经为生活在所谓“狭之笼”的“桎梏”之中的陈白露，撒下了一个天诛地灭、在劫难逃的天罗地网：
　　“她只有等待，等待着有一天幸运会来叩她的门。她能意外地得一笔财富，使她能独立地生活着。然而也许有一天她所等待的叩门声突然在深夜响了，她走去打开门，发现那来客，是那穿着黑衣服的，不做一声地走进来。她也会毫无留恋地和他同去，为着她知道生活中意外的幸福或快乐毕竟总是意外，而平庸，痛苦，死亡永不会放开人的。”
　　与这段舞台提示相印证，第四幕在介绍“穿黑衣服，歪戴着毡帽”的黑三，奉金八之命守候在门口监视潘月亭的同时，还在王福升与陈白露之间安排了这样的对话：
　　“可是，小姐，今天的账是非还不可的，他们说闹到天也得还!一共两千五百元，少一个铜子也不行!您自己又好面子，不愿跟人家吵啊闹啊地打官司上堂。您说这钱现在不从四爷身上想法子，难道会从天上掉下来?”
　　紧接着跑上场的是刚刚从醉梦中醒来的张乔治，他对于陈白露的痴人说梦，所预示的正是由金八主宰操纵的天谴天罚和地狱审判：
　　“(摸着心)白露，我做了一个梦，Idreamed a dream。哦，可怕极了，啊，Terri-ble!Terrible!啊，我梦见这一楼满是鬼。乱跳乱蹦，楼梯，饭厅，床，沙发底下，桌子上面，一个个啃着活人的脑袋，活人的胳臂，活人的大腿，又笑又闹，拿着人的脑袋壳丢过来，扔过去，戛戛地乱叫。忽然轰以一声，地下起了一个雷，这个大楼塌了，你压在底下，我压在底下，许多许多人都压在底下……”
　　曹禺之所以要刻意对陈白露实施与其说是“损有余”，不如说是“存天理，灭人欲”的天谴天罚，最为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以神道设教、替天行道的先知及诗人自居，却偏偏怕官仇富祭善人尤其是善良美好的女性人物的男权自私和特权专制。早在南开中学时期的《今宵酒醒何处》、《杂感》、《中国人，你听着》等小说和杂文中，自称“呆子”的曹禺已经把“聪明人”尤其是女性“聪明人”，划定为天谴诅咒的首选对象。对于呐喊出“我对男人尽过女子最可怜的义务，我享着女人应该享的权利!”的女权人物陈白露，坚守自己的男权特权身份的曹禺，无论如何是不能容忍的。同样是出于这种怕官仇富祭善人尤其是善良美好的女性人物的男权特权意识，在既是绝对专制的“阎王”又是绝对有余的“财神”的金八都没有出手杀人的情况下，曹禺却让未成年的小东西为了捍卫她仅有的处女贞节而上吊自杀。
　　关于自传性人物方达生，曹禺在《跋》中解释说：“倒是白露看得穿，她知道太阳会升起来，黑暗也会留在后面，然而她清楚：‘太阳不是我们的’，长叹一声便‘睡’了。这个‘我们’有白露，算上方达生，包含了《日出》里所有在场人物。这是一个腐烂的阶层的崩溃，他们――不幸的黄省三、小东西、翠喜一类的人也做了无辜的牺牲――将沉沉地‘睡’下去，随着黑夜消逝，这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推演。”
　　单从这段话来看，方达生是应该与剧中像“鬼”、“傀儡”、“可怜的动物”一样的所有出场人物一起，遭受金八主宰操纵的替天行道、天诛地灭、一网打尽、同归于尽的天谴天罚的；而不是像剧中所展现的那样，仅仅对方达生网开一面，让他一个人独自走向“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阳光天堂。但是，曹禺在《跋》中刚刚表示过的“必然”，转眼之间就变成自相矛盾、自食其言的“茫茫然”：
　　“说老实话，《日出》未尾方达生说：‘我们要做一点事，要同金八拚一拚!’原是个讽刺，这讽刺藏在里面，(自然我也许根本没有把它弄显明，不过如果这个吉诃德真地依他所说的老实做下去，聪明的读者会料到他会碰着怎样大的钉子。)讽刺的对象是我自己，是与我有同样书呆子性格，空抱着一腔同情和理想，而实际无补于事的‘好心人’。……可怜的是这帮‘无组织无计划’。满心向善，而充满着一脑子的幻想的呆子。他们看出阳光早晚要照耀地面，并且能预测光明会落在谁的身上，(《日出》第331页，方达生：‘(狂喜地)太阳就在外面。太阳就在他们身上’。)却自己是否能为大家‘做一点事’，也为将来的阳光爱惜着，就有些茫茫然。”
　　在寻求自己“一个人”的“为将来的阳光爱惜着”的拯救与新生方面，自称“茫茫然”并且以“渺小的好心人”自许自恋的曹禺，其实是永远不会含糊的。他的女儿万方在发表于《文汇月刊》1990年第1期的《我的爸爸曹禺》中，为晚年曹禺提供了颇为经典的叙述分析：
　　“有时候在外人面前，他的真诚是用惯常的、虚伪的方式来表现的。这种说法不是 人人都能明白，这是我的说法。但，他的喜怒哀乐最后总是遮盖不了的。……我至今弄不清在他的思想深处，是否定自己多，还是肯定自己多，或者更多的是对自己的怜悯，他永远不能领悟‘自足常乐’和‘随遇而安’的欣然。”
　　比起万方所说的“用惯常的、虚伪的方式表现他的那种真诚”，鲁迅在《娘儿们也不行》中另有更为透彻也更加精辟的论述：
　　“孟夫子说过的：‘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唯送死可以当大事’。娘儿们只会‘养生’，不会‘送死’，如何可以叫她们来治天下!……懂得这层道理，才明白军缩会议。世界经济会议，废止内战同盟等等，都是一些男子汉骗骗娘儿们的玩意儿；他们自己・心里是雪亮的：只有‘送死’可以治国平天下，――送死者，送别人去为着自己死之谓也。”
　　《日出》中真正“送别人去为着自己死”的罪魁祸首，并不是“代表一种可怕的黑暗势力”的神秘人物金八，而是怕官仇富祭善人的剧作者曹禺以及自传性人物方达生。曹禺不仅精心安排了没有出场的小东西的农民工父亲、黄省三的三个儿女以及李石清的儿子的无辜死亡，而且通过出场人物陈白露和小东西自裁自赎的献祭牺牲，为自传性人物方达生一个人走向“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阳光天堂，提供了两个最为美好也最为善良的垫脚石和铺路石。怕官仇富祭善人的方达生，在剧中扮演的恰恰是与“代表一种可怕的黑暗势力”的金八主动合谋的角色。他不把别人当人的天谴诅咒，一方面为金八主宰操纵的既要损有余又要损不足的天谴天罚，提供了天诛地灭、一网打尽的神道理由；与此同时也为他自己一个人走向“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阳光天堂，提供了神圣美好的神道借口。
　　话又说回来，正是因为有了剧作者曹禺以及自传性人物方达生怕官仇富祭善人尤其是善良美好的女性人物的男权自私和特权专制，直接根源于曹禺极其神秘混沌的“原始的情绪”和“蛮性的遗留”的“阴间地狱之黑暗+男女情爱之追求+男权家庭之反叛+专制社会之革命+舍身爱人之牺牲+替天行道之天谴+天诛地灭之天罚+天神救星之拯救+阳光天堂之超度”的密码模式；才有可能继《雷雨》之后，再一次较为圆满地呈现在《日出》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集中表现中国社会的贫富差别和阶级对立，以及老子《道德经》中所描述的“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之道”与“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之间的天人对立、天谴天罚的《日出》，是曹禺继“绝子绝孙”的《雷雨》之后，所创作的又一部戏剧化的叙事诗和宗教化的戏剧诗。
　　
　　责任编辑：郭妍琳
　　①本文所依据的《日出》剧本及《跋》，是田本相(编)《曹禺文集》第1卷，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
　　②《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0页。
　　③《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1页。
　　④同上，第212页。
　　⑤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8、139页。
　　⑥《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5页。
　　⑦《鲁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