抉择片尾曲1998年版【１２年前的那次抉择】
时间：2019-02-07 04:28:4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毕竟生存第一 人须活着 一切才有所附丽 那是12年前。 当时，我即将研究生毕业。横在我面前的路有两条：一边，是特招入伍去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文书参谋；一边是去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报社作编辑记者。
有必要交代一下我所读的这个研究生班。它是北师大研究生院与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合办的，号称中国第二届作家研究生班，正式学籍在北师大，授课在鲁迅文学院，学员大都是部队和各省市文联、作家协会推荐的作家，算是委托培养性质，人事关系还在原单位。第一届中比较有名气的作家有莫言、毕淑敏、刘震云、余华等，第二届也就是我们班里最有名气的，就是写过《突出重围》、《石破天惊》等电视连续剧并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柳建伟老兄了。
虽然人事关系还在原单位，但研究生毕业毕竟给大家提供了重新选择更为合适的职业和工作岗位的条件和机会。和班里那些来自部队和各省市文联、作协的大多数同学相比，这个条件和机会对我来说更为重要，因为我来自中国最基层的农村，在一个县文教局作县志教育志的编纂工作。在县城，没有哪个部门的工作人员是研究生，县邮局全年收订的诗歌报刊曾都是我一个人的。
我渴望走出来，在更为宽大的人生舞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最好从事跟写作有关的杂志编辑、新闻记者等新闻出版类工作。当然，因为自己当时不过26岁，如果是更有发展的其他行业，考虑转行也来得及。毕竟生存第一，“人须活着，一切才有所附丽”。
但我没有门路，当时研究生国家已不包分配，委培的原则上更是要回原单位，除非自己能找到新的工作单位且原单位同意放行。原单位放行问题不大，因为两万元的巨额学费是自己写文卖字交上的，难的在于找新单位。在别的同学要么找好了新单位要么决定回原单位，都已尘埃落定时，压力愈大的我抱着不得不试试的心情，写了一封信，打了一个电话。
一个看似
如此简单的选择题
让我大伤脑筋
信是写给天津市一个长辈亲戚的，某事业单位负责人，我和他那时还未见过面，地址是父亲早就给我的。我之所以一直没用是不想依赖父辈，但现实好像行不通。我在信中希望长辈能帮忙联系工作，并说，哪怕是作临时工也不想回县城了。
电话是打给一个老乡的，总参的团级干部，我与他素昧平生，电话是老家一个哥们儿的父亲给我的，他们是发小。我在电话中说，我是您的小老乡，听说您很能干，能不能帮忙联系一下工作。他很爽快地说，你过来吧，咱们谈谈。
那天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放下电话是上午9点，我从北京东八里庄赶到万寿路，整整用去两个小时。进入老乡的办公室，他先让秘书给我去食堂订中午的盒饭，然后才拿起我堆在他桌上的简历、证书，发表过作品的杂志、出版的著述等资料翻看。我拿出自己花4元5角专门买的黑猫香烟递上，他说太呛不抽，打开桌上当时刚推出的硬盖红塔山抽起来。资料看了没一支烟时间，他转身拨通了放在窗台的电话：处长吗?我有个老乡研究生毕业，你给安排一下吧。对方应该是说指标怎么回事。他说你先让他进来，指标后补嘛。
一周之后，老乡派车拉我回老家用商调函将我的人事档案直接从县城提到了总参，又一周过去，他在电话中让我找某参谋去拿特招入伍的正式调令。
这应是当时同学中最好的去向了，我的同班同学开始都不相信这个事实，直到他们亲眼目睹了大红字头大红印章的部队调令，才从不屑转为羡慕，就连身为部队专业作家的同学也是如此：哥们儿，花多少钱?我说没花钱，买盒黑猫烟人家还不抽。不可能!就你这事，关系再近，也离不了一万块钱!
我没有一万块钱，我当时每月3百多元的工资在原单位已是高的了，但用它在北京求学依然捉襟见肘，哪有钱送礼?我当时也的确不懂也不知道还有送礼一说。社会经验的缺乏，人生履历的单薄，有时会带来一生都无法弥补的失误，就连这个道理，我当时也不明白。拿着轻而易举到手的总参的调令，想着一周后就要去报到，就要变成一个军人，走人自己毫不了解的军队，心底反而升起一种茫然和忐忑。
就在这一周内，我写给天津的信也有回音了，长辈也让我过去谈谈。
12年前的天津开发区和今天作为滨海新区核心区的开发区还不可同日而语，那时人们对它的向往追逐和今天相比同样大打折扣。我按图索骥找到长辈的办公室，他又专门给我引见了一位主管领导。我拿出总参的调令请长辈和领导参谋，他们说，到这边来吧，这边好安排。
从天津回来，一个看似如此简单的选择题让我大伤脑筋。怎么办?A还是B?咨询吧!自以为聪明的我开始找自以为亲近的、自以为他们什么都懂的同学老师悄悄地咨询。
我所崇拜的《诗刊》的老师说部队可能思想比较束缚一些，地方要是能有好的安排，应该可能要好一些。我同宿舍的也在总参的军龄比我年龄还长的同学说，最好别到部队来，你看，到我这把年纪，转地方哪都不乐意接收，复员回老家复员费还不够买套房子。我不知道总参有没有创作室，别人说没有我就信了。其实莫言当时就在总参创作室。我的一个军校毕业在西藏服役的初中同学说，我做梦都想转业回家，可是我还得在这里坚守10多年。另一个已经从部队复员的哥们儿说，部队有部队的好处，尤其你们搞文的，并没有那么多束缚。我原单位的领导对我说，你这是“欺祖”了啊，我参军最高也才在总参下属的西安的一个部队。就这样，有的说天津好，有的说总参好。有的说地方没保障，有的说部队到点儿上不去就得转业……
周末回老家，乡亲们随父亲来到我在县城的家，对我变得无比热情：你要去总参了，以后别忘了我们啊!的确，北京，部队，还是总参，在乡亲们朴素的直觉中，那是“最高级”的地方了。或许，朴素的直觉和缜密的思考都能抵达事物的本质，而我一直徘徊在中间。
我决定去部队。不是因为乡亲的热情，仅是因为面对的选择已经让我感到过于繁乱失去耐心。这种时刻，我往往取第一个选择，也就是当理性推理过于繁琐又没有头绪，就相信直觉。
但是，当我从老家打电话给天津的长辈，告诉他自己的决定时，他几句话就让我的决定来了个180度转弯这边领导不都答应你“好安排”了嘛，你还说临时工都干，现在不是临时工，怎么能说话不算数呢?把档案拿过来吧。“好安排”就是有好的职位，这点社会知识我当时已经知道。“不算数”怎么行呢?年轻人更应该“说话算数”。
一点诱惑，一点意气，一点亲情的信任，加起来，让我又做出了放弃总参的选择，而且没再与任何人商量。
长辈一句话
让我从三伏天
一下掉进了冰窟窿
放弃也不那么容易。
档案都进去了，怎么拿出来?当时正值部队院校招生分配的高峰，机关忙得不可开交。一切仿佛天定，部队的老乡正好出差了，打电话打不通。他要在家，相信绝不会让我拿走档案，也一定能有留下我的充分理由。鬼使神差的我从老家一路赶到北京已经晚上6点，只好直接去食堂里找正在参 加晚宴的管档案的参谋。他问我老乡同意了吗，我撒谎说同意了。他就回办公室找。正是三伏，心火加炎热，他一句“找不着了”，差点让我晕倒在地。
总算拿到了档案，我粒米未进，顶着酷暑连夜乘车赶到天津，马上找公用电话给长辈打电话，兴奋地告诉他把档案“偷”了出来。长辈却淡淡地说，你明天早晨在前广场等我吧，就挂了电话。
问了问车站附近的旅馆，最便宜也要38块钱一个床位，囊中羞涩，1块钱买了三张旧报纸学着别人在广场一铺，幕天席地，枕着自己的档案袋，憧憬着美好的新生活，抵挡着蚊子的进攻，一会儿天就亮了。
见到长辈，我把档案递上，同时说明总参的调令也就作废了。长辈一句话让我从三伏天一下掉进了冰窟窿：我不敢保证百分百办成，你先回去吧。
不能保证?那我岂不还要再回到县城?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返回老家，说明原委，正在喝水的父亲气得一下子把茶杯摔到地上。父亲的震怒让我的担忧更加沉重，我下意识找到院内一家校办工厂办公室，给北京部队的老乡打电话，诚惶诚恐的问能否再回去，对方生气地说：你爱去哪儿去哪吧儿!随即放了电话。我一下感到无边的愧疚和绝望。
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天津的长辈能“百分百”办成。那段时间，我陷入无尽的彷徨中，一面时常在电话里催促着，一面也试图寻拢新的机会，但是连个影子也没有。
回到学校，部分还未离校的同学说，你怎么没去总参呢?电视里报道总参大学生军训，我们都在里面找你，没找着。一个同学痛惜地说，你不去，把指标给我呀!我无言以对。
一个月后，天津的长辈说，你先来上班吧。就这样，1995年7月22日，我到了天津开发区。到了单位我才知道，原来这家区级报纸还没有正式刊号，不是公开出版的报纸。可我也没有办法，就这样的报社，我也只能是临时工。除了临时工的工资，奖金、福利什么都没有，连选先进投票都要退避出去，那种低人一等的滋味着实不好受。这不是自找的吗?半年多“临时工”干过来，在长辈的积极努力下，我的编制才正式批下来，我又拿着天津开发区的调令回老家办了一次人事关系。原来，只把档案拿来没用，你不去总参，人事关系等于又回到县里。
没有回到县里，我就应该谢天谢地，哪里还敢奢求“好安排”。况且，编辑记者的工作自己本也向往，和自己的专业也贴近，于是，在这个岗位，我一干就是12年。
不能说没有遗憾
但失之桑隅，得之东篱
我认可
岁月更迭，从《开放报》、《泰达时报》、《滨海时报》到《北方经济时报》，我所在的报纸有过三次更名改制。12年编辑记者下来，虽然并未有“好安排”，但早年打下的文字基础，文学创作辅助的文字营养，使我不仅胜任自己的工作，甚至游刃有余。而对于天津这座城市，多年走来，自己也已经融入其中。尤其我所工作的天津开发区，有着经济前沿的地位，有着开发开放的人文环境，有着和自己一样来自全国各地的“新开发”、“老开发”，正成为很多有识之士越来越向往加盟的地方，这，也为自己的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富而新颖的素材。
我一直坚持文学创作，我认为它与我的新闻职业相辅相成。除了本职工作，在天津这个新的生存空间，12年中，我又出版了三本诗集，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新闻作品选，与人合作完成了一部电视连续剧并在央视播出。1999年，天津作协和开发区有关部门举办了我的作品研讨会。2C00年，我顺利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成为当时天津最年轻的全国作协会员。
回首当年与总参擦肩而过的那份工作，不能说没有遗憾，从上尉副营干到现在，或许也上校大校了吧。但失之桑隅，得之东篱。如若从军，还能否找到文字工作的快乐和成绩呢?我不敢说。鱼和熊掌不能兼得，舍鱼而取熊掌。但对于人生来说，哪是鱼，哪是熊掌呢?人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是选择过期的熊掌，还是选择新鲜的鱼呢?
一位高人在得知我的这段故事以后，非常理性地祝福我。他说，当然要舍过期的熊掌，取新鲜的鱼呀，一个是眼前的利益，一个是长远的发展，――对于一个骨子里喜爱舞文弄墨搞创作的人来说，你的选择很成功。
我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