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武林?快活林
时间：2020-08-28 04:13:3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儒林外史》中的凤鸣岐是作品探索士人生活道路、寻找“理想人物”的转折点。凤四老爹以“金刚不坏”的躯体为“道理”，伸张正义、反抗官府权威，与手无缚鸡之力的士人形成鲜明对照，具有强烈的象征和讽刺意味。这个以“只是我一时高兴”为行事原则的仗义之士，为如萧浩父子一类力求做“报国忠臣”、“名留青史”的武士提供了一条出路，也为“市井四奇人”的出现做了铺垫。在凤鸣岐身上，作者进行了不依附封建政权以维护社会正义的探索，也寄托了舒张性情、自信而强有力的“人”的理想。凤四老爹是作者对原型甘凤池的美化，也是《儒林外史》“理想人物”中独具特色的一个。
关键词：凤鸣岐;理想人物;士人出路;转折点
作者简介：宫健子（1996-），女，汉族，安徽合肥人，暨南大学中文系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21-0-03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通过形象的描绘，明确地表示出八股科举不能培养和选拔人才而只能造就庸才和奴才的同时，也在冷静地思考，不断地探索读书人应该走怎样的生活道路。”在这一探索的过程中，吴敬梓笔下的正面人物形象不断更替，从“楔子”中“隐括全文”的王冕，到虞育德、庄绍光等四贤士，再到“述往思来”的市井四客，“三类人物走马灯式的转换正表明作家认识的不断深化和思想的日趋先进。”
实际上不仅仅是“读书人”，《儒林外史》通过对一切处在封建制度笼罩之下的个人命运的反思，探索“人”的出路。作者不断提出改良方案，同时“社会理想在现实生活的冲突下不断幻灭、不断发展。”其中，“义士”“武士”“奇人”凤鸣岐的形象值得关注。那么，凤鸣岐这一人物形象具有怎样的特质？作家在他的身上寄托了怎样的理想，又存在什么样的局限性？与此后“市井奇人”的形塑具有什么样的关系？本文拟从“理想人物”的角度重新审视凤鸣岐的形象，并对《儒林外史》的“士人理想”进行思考。
一、“我自有道理”的义士与“金刚不坏”的隐喻
凤鸣岐首先是一个灰色时代的“英雄”范本，武艺高强，有勇有谋，通晓官场关窍、周转腾挪，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同时被众人视作有“神通”“邪术”的奇人，恍惚若武神，有强烈的理想化色彩。万中书一事，凤四老爹俨然众人的主心骨，处处有把握以至料事如神，他虽不是官场庙堂中人，却对官场规则、人情十分熟稔。在“拔刀相助”的过程中，“我自有道理”是凤四老爹的口头禅，这“道理”是官场规则，如凤四笃定万中书能“弄假成真”，全凭一句“有了钱，就是官！”这“道理”是凤四老爹在江宁一带广为人知、备受尊敬的壮士声名，如台州府承行的赵勤“听见南京凤四老爹同了来，吃了一惊，说道：‘那是个仗义的豪杰……这个就造化了！当下即同差人到万家来。会着，彼此竟像老相与一般。”这“道理”也是凤鸣岐所掌握的正义、公理立场：固然万中书买官、丝客人风月、陈正公求财心切各有各的不堪，但在局面中皆处于不利地位，是科场、官场的失败者、生意场上的受骗者。
更重要的，凤鸣岐的“道理”是他不畏官刑的铁打身軀。凤鸣岐以义士身份闻名，但最令众人折服的是他“神通”“邪术”，力大无比、内有真气，并且常常是他的武力震慑最终解决问题。在审问万中书的公堂上，凤四老爹由内而外地成为了一个官府权威、制度暴力的反抗者。首先以“强辩”的姿态，拒绝承认“做诗送人”是一件犯法之事。在判官企图用夹棍大刑让他屈打成招时，却被连着三副夹棍“足足地迸为十八段，散了一地”的“邪术”吓得目瞪口呆，只得退堂。“一场焰腾腾的官事，却被凤四老爹一瓢冷水浇息。”万中书一事如同一场闹剧，制度规则被凤鸣岐这一“江湖人士”玩弄于股掌之间，凤四老爹金刚不坏的身躯更是构成了对封建权威彻底的戏谑和反抗。
凤鸣岐的“金刚不坏”也成为对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的讽刺。第五十二回中凤四老爹与胡八公子比武，“踢肾囊”一节令人大惊失色：“那胡八乱子想了一想，看看凤四老爹又不是个金刚、巨毋霸，怕他怎的。便说道：‘凤四哥，果然如此，我就得罪了。凤四老爹把前襟提起，露出袴子来。他便使尽平生力气，飞起右脚，向他裆里一脚踢去。那知这一脚并不像踢到肉上，好像踢到一块生铁上，把五个脚指头几乎碰断，那一痛直痛到心里去。顷刻之间，那一只腿提也提不起了。凤四老爹上前道：‘得罪，得罪。众人看了，又好惊，又好笑。闹了一会，道谢告辞。主人一瘸一簸，把客送了回来，那一只靴再也脱不下来，足足肿疼了七八日。”
以“公心”讽刺儒林乱象是《儒林外史》的重要主题。儒林众生魑魅魍魉丑态丛生的原因，小说在第五十六回中归结为“资格所限”以至于“沉冤抑塞”之气充斥，这种压抑对于以男性为主体的士人而言无疑是一种精神以至于身体上的阉割：“夫萃天下之人才而限制于资格，则得之者少，失之者多。其不得者，抱其沉冤抑塞之气，嘘吸于宇宙之间。其生也，或为佯狂，或为迂怪，甚而为幽僻诡异之行;其死也，皆能为妖、为厉、为灾，为祲，上薄乎日星，下彻乎渊泉，以为百姓之害。此虽诸臣不能自冶其性情，自深于学问，亦不得谓非资格之有限制有以激之使然也。”由此，凤鸣岐 “内有真气”“金刚不坏”的特点也因此有了强烈的象征和隐喻意味。如万中书初见时所叹，“这个品貌，原是个奇人，不是那手无缚鸡之力的。凤鸣岐的男性阳刚气质对众文弱书生来说不能不是一种嘲讽。
综上而言，凤四老爹的形象体现了作者对社会从制度到人的整体思考，揭示“读书-做官”的科场尘网对人本性的抑制和扭曲。一方面，凤鸣岐是“局中人”，与官场中人多有交游、通晓关窍，另一方面士人世界与其利益无直接关系，他可以在万中书遭难众“老爷”故作事不关己时“一个人坐在远远的，望着他们冷笑”，向儒林投来一束批判的目光。在凤鸣岐身上作家作出了跳出、破坏既定秩序和原则的探索，凤四老爹“舒张性情”的特质，为“武夫”、“读书人”人生道路的选择提供参考，也为“市井奇人”的形塑作了铺垫。
二、确立“快活”原则，从“大我”到“小我”
凤鸣岐身为布衣，乃无业游侠，前文中的小人物以及普通文人，丑怪、迂腐、畏缩者多，为功名疯狂者如范进，堕落者如匡迥等。且无论大名士还是小人物，最终都免不了或黯然堕落或重归尘网或萧然避世的灰色结局。而凤鸣岐赫然而出，一扫沉抑的格调，成为全文中少有的可以大展拳脚、舒张性情，酣畅淋漓之人。
不仅在文人丛中，在《儒林外史》的武林中凤四老爹也是独特的“一个”。对于行侠仗义的动机，凤四老爹自陈“不过是一时高兴”。与此前为行孝千里寻父的郭孝子，恪守忠孝、报效朝廷、力求青史留名的武将萧昊轩、萧云仙父子相比，凤鸣岐并无“大义”，更无为生民立命，报国尽忠的远大抱负，“只图自己快活”，完全从自身的意愿、性情出发行事，逍遥而来、逍遥而去。本来与凤四老爹一样“游荡”在山野的萧云仙听从父亲的劝告，投军立功，平定青枫城，广农田、修水利、兴文教，实践“礼乐兵农”的社会理想，但最终被工部一纸核算赔光了家产、失去了父亲，不仅功业不被朝廷认可，甚至并无资格“载入史册”，忠臣寒心。如果说武士萧云仙选择了皈依，凤鸣岐恰恰是作者对萧氏父子悲剧进行反思之后的产物，选择了一条叛逃庙堂的道路，不再依赖既有的制度和价值准则，而是出于“个人”“自我”的性情承担社会责任。从作者的行文来看，对郭孝子、萧氏父子等为代表的“武夫”而言朝廷已非建功立业之地，尚不如走向江湖如凤四老爹一般施展拳脚，寻找实现个人价值的“出路”。
显然在追求个性的舒展畅快上，凤四老爹与市井奇人们是一致的。他们一起构成了《儒林外史》新的社会理想：要实现个人人格的舒张，必须跳出士人、武将的制度性身份，同时要放下“大义”，持有“为了自己快活”的心态。从凤四老爹和市井奇人“顺遂本性”的处世态度上，可以窥见人本主义的思想色彩以及作者对“人”理想生命状态的设计。由此，作者探索的不仅仅是“理想的士人”，更是一种具有全然不同的生命力和价值观的“新人”。总体而言，凤鸣岐在作者理想的人的探索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承上启下的作用，无论是武林还是士林中人，最终都需要扬弃既有的君臣纲纪、离开“儒林”的束缚才能走向解放。这是一种理想化的富有浪漫色彩的设想，也为从思想意义上审视《儒林外史》的价值提供了空间和角度。
有趣的是，凤四老爹有一本“炼气粗劲”的秘籍——《易筋经》，“托名梁僧达摩作的一部讲武术的书”。他有着与读四书五经的儒林中人有着不同的思想资源，这一细节也可以视为作者主张离开“儒林”的佐证。仅就凤鸣岐这一人物而言，作家尚未真正抛弃“经世”的理想，只是更换了承担社会责任的方式。凤四老爹以一个“义士”“游侠”的身份维护社会正义，可以视为“民间力量”对社会管理公权力的补充，但他使用的并非儒家的思想资源，难以真正纳入“亦侠亦士”的范畴，或者说与传统的“儒侠”不同，如黄侃《释儒》中对“侠”的阐释：“侠之名，在昔恒与儒似，儒行所言，因侠之模略……随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非大侠其孰能与斯於……古之圣哲，悲世之沈沦，哀烝民之失职，穷厄不变其救天下之心，此侠之操也。”
那么从《儒林外史》“侠”的群像来看，吴敬梓对于“侠”之精神抱有怎样的理解和态度？作品中的“侠”与“士”具有什么样的关系？以下将结合目前已有的观点进行简要讨论。
三、“侠气”作为提振人心的一根稻草
除了凤四老爹，《儒林外史》中具有侠客气质的人物还有郭孝子、萧昊轩、萧云仙父子，以及紧接着凤四出现的刚直女性沈琼枝。在围绕《儒林外史》中豪侠形象、侠义精神的讨论中，一部分研究者认为《儒林外史》解构了唐人传奇以及《水浒传》以来塑造的豪侠形象与精神，吴敬梓对武侠精神持批判态度，“不但嘲讽了‘儒林，也嘲讽了‘武林，它不但是一部大的《儒林外史》，也是一部小的《武林外史》。”（刘洪强 2013）对于凤四老爹等形象，正如天目山樵评语所说：“所谓豪杰者，必其人身被奇冤，覆盆难雪，为之排难解纷，斯为义士。下而至于丝客、陈正公之被骗，稍助一力犹之可也。如万中书者，冒官撞骗，本非佳士，特高翰林旧交，秦中书乡愚，慕势因亲及友……乃为之出死力以救之，何义之有？”吴敬梓仅仅“赋予了凤四老爹以豪侠的仗义和某些形迹，但却没有将豪侠的正义感也赋予他”，凤四老爹对“大义”的抛弃，恰恰取消了侠义精神最根本的内核。而郭孝子对萧云仙所说，当今四海一家之世，“任你荆轲、聂政，也只好叫做乱民”，“大致代表了吴敬梓对侠的认识。”
如果将《儒林外史》中的侠客置于传统的“侠”的书写脉络中，郭孝子、萧云仙、凤四老爹乃至沈琼枝等人的确不太符合“铁肩担道义”的传统豪侠形象，他们的确少了传奇色彩和英雄气质，却多了市井气和烟火味，成为《儒林外史》 “世情小说”现实主义风格的一部分。在小说中，无论文人还是武士吴敬梓都将其作为“活生生的人”来书写，从而组成了作品的人间世相，对日常生活和琐碎人情细致而深刻的捕捉与描绘，成为了作品長久的生命力之所在，甚至可以说提供了一个书写国民性的范本。因此笔者认为，从《儒林外史》本身的书写风格出发，以现实主义的目光对作品中的侠客加以审视是更为客观公允的态度。
结合此前的论述以及各家观点，笔者认为在吴敬梓眼中“侠气”犹在，刚直勇武之举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正义，只是大义难寻。传统的侠义精神的确是失落了，在制度的压制和“现实的龌龊”中变得萎缩（如萧氏父子），令人痛惜也亟需批判。但对于普遍流于萧索萎靡、沉沦为小市民的士人群体以及真正的市井小民而言，侠客们的勇武刚强、潇洒不羁的气质，依然是提振人心、世情的重要资源。如果将市井奇人的“快活原则”视为“我一时高兴”的残存，或许可以将其视为《儒林外史》对“侠”的另一种诠释：大义难寻时，保留“仰天大笑出门去”的绝决与不羁，亦是一种骨气与坚守，不至于本心全失。此举也许有不甘与无奈，正如五十五回开头所言，南京的名士都渐渐销磨之后，“论出处，不过得手的就是才能，失意的就是愚拙;论豪侠，不过有余的就会奢华，不足的就见萧索。”就连凤四老爹这样的人物，最终也成了幽榜上的“陈迹”。总体而言，“侠”之精神可以视为拯救世道人心的一根稻草，即便徒有其表，亦是不可放弃的精神资源。人的本性没有坍塌，“义”就还有复活的可能。需要重塑的不仅仅是士人精神，更是人间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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