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缟”“蜀布”：《史记》所见纺织业地方品牌

李斯《谏逐客书》中说到战国时期各地交往的密切及物产的流通，使得“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史记·秦本纪》）的秦国君王热切追求各地高等级生活消费品的情形。其中可见“宛珠”“阿缟”等标志地方优势的商品品牌。作为纺织业产品，战国秦汉时期还有“鲁缟”“齐纨”“蜀锦”“襄絮”等名闻天下。《史记》所见“蜀布”远销至西域的情形，是丝绸之路史研究者应当珍视的重要信息。地方品牌较为密集地出现，可以理解为生产史、交通史、商业史进入较成熟阶段的标志。在新的交通条件和文化背景下，地方名牌产品的经济作用和民生影响，值得秦汉史及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者瞩目。所有关心中国历史文化的人，也应该对这种现象有所注意。而《史记》保留了反映相关历史变化的重要文化信息，体现出太史公对经济与民生的关心;《史记》从多方位反映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史学价值和文化意义，也因此而有所体现。

一、李斯《谏逐客书》所谓“阿缟”

以记述秦名相李斯事迹为主题的《史记·李斯列传》，对于秦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明代学者茅坤曾评价“此是太史公极用意文，极得大体处”（《史记钞》卷五五）。其中李斯所作名篇《谏逐客书》，或有“先秦文章”第一，“绝工之文也”的赞誉（[明]陈仁锡：《陈评史记》卷八七）。此文收入《古文观止》，成为历代散文写作的标范。清人方溶颐感叹其“善于辞令，援古证今，竟能歆动祖龙”（《书李斯（谏逐客书）后》，《二知轩文存》卷三）。

据司马迁记述，李斯至秦，任为客卿。因韩国人郑国策动秦发起郑国渠工程的阴谋败露，也受到即将被驱逐的威胁。“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日：‘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于是上书提出异议，言“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指出“使秦成帝业者”，“皆以客之功”。其中一段生动的文字，说到物质消费方面秦王对“不产于秦”者的需求：“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昭》《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李斯随即批评“逐客”决策的不合理。他指出：“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以为如此将影响秦强国克敌、制胜“海内”的大业。

除去“色乐”，则言“珠玉”，都是秦国君王直接的物质消费需求。秦王“快意当前”之“宝”，“翠凤之旗”“灵鼍之鼓”“犀象之器”等，应出自南国;“纤离之马”“骏良駃騠”等，则应出自北边;“昆山之玉”“江南金锡”“西蜀丹青”等矿业资源，虽明示产地，但地域指向比较宽广。而“随、和之宝”之“随”，是具体的出产地点。所谓“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形成了堪称“绝工”的对仗语式。后者“阿缟之衣，锦绣之饰”，则体现了东方丝绸纺织生产的杰出成就。

关于“阿缟”的理解，古来就有不同的意见。裴驷《集解》引徐广的解说，认为“阿缟”因出自“东阿”而得名：“齐之东阿县，缯帛所出。”然而另一种意见，则将“阿”解释为细缯。王念孙《读书杂志·史记杂志》发表了这样的判断：“徐以上文云‘江南金锡、西蜀丹青，故以‘阿缟为‘东阿所出之‘缟也。今按：‘阿缟之衣与‘锦绣之饰相对为文，则‘阿为‘细缯之名，非谓‘东阿也。”他认为，“阿”可能指“练”。“‘阿字或作‘系阿，《广雅》日：‘系阿，练也。”《读书杂志·余编》又写道：“阿，细缯也。”后来也有学者指出，王夫之《楚辞通释》卷九写道：“阿锡，轻毅也。”断定“‘阿缟之衣的‘阿字，不是指‘东阿，而是指‘细缯”（严修：《释‘阿缟之衣和‘越葛钱绢》，《学术月刊》1984年第10期）。

《水经注》卷五《河水》说到“东阿县”的地理人文条件：“河水又东北与邓里渠合，水上承大河于东阿县西，东径东阿县故城北，故卫邑也。应仲瑗日：有西，故称东。魏封曹植为王国。大城北门内西侧，皋上有大井，其巨若轮，深六七丈，岁尝煮胶，以贡天府。《本草》所谓阿胶也。故世俗有阿井之名。县出佳缯缣，故《史记》云：秦昭王服太阿之剑，阿缟之衣也。”通过“阿胶”名义的理解，则“阿”即“东阿”是当然的判定。郦道元同时说“（东阿）县出佳缯缣”，并且明确联系到“《史记》云：秦昭王服太阿之剑，阿缟之衣也”，以为“阿缟”之“阿”即“东阿”，这个态度是非常明朗的。

二、“‘阿缟为‘东阿所出”的可信度

对于李斯《谏逐客书》所谓“阿缟”究竟是否与“东阿”有关，肯定的意见似乎是占上风的。如《太平御览》卷一六0引《图经》日：“东阿，春秋时齐之柯地也。”又引《郡国志》日：“其地出缯缣，故秦王服阿缟。”

李斯《谏逐客书》，《文选》卷三九载录，题“李斯《上书秦始皇》”。注家就其中的“阿缟之衣”有不同解释。张铣注是这样说的：“以宛珠饰簪，傅玑饰珥。珥，珰也。缟，缯帛也，出阿县。”李善则写道：“徐广日：‘齐之东阿县，缯帛所出者也。此解‘阿义，与《子虚》不同。各依其说而留之，旧注既少不足称。臣以别之，他皆类此。”所谓“《子虚》”所说，即《文选》卷七司马相如《子虚赋》：“被阿緆，揄纻缟。”李善注：“张揖日：‘阿，细缯也。緆，细布也。揄，曳也。司马彪日：‘缟，细缯也。善日：‘《列子》日：鄭卫之处子衣阿锡。《战国策》：鲁连日：君后宫皆衣纻缟。緆与锡古字通。”张铣日：“阿緆，细布投空引也。纻缟，缯也。”看来，将“阿缟”之“阿”作地名理解或作织品理解，两种意见的分歧很早就已存在。或许可以存异，“各依其说而留之”的态度是正确的。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齐之东阿县”确实是“缯帛所出者也”。简单地判定“‘阿缟之衣与‘锦绣之饰相对为文，则‘阿为‘细缯之名，非谓‘东阿也”，似显生硬。如以为李斯前句“宛珠之簪，傅玑之珥”亦“相对为文”，也是缺乏说服力的。如理解“宛珠”与“阿缟”是“相对为文”，或许合理。则“阿”适宜解释为地名。

此外，《金匮要略》“阿胶”一词凡24见，《伤寒论》“阿胶”6见，作为著名药材品牌的“阿胶”已经为社会所熟知，也说明当时是可以用“阿”字作为标识符号代表“东阿”地名的。

前引王夫之解释《楚辞》“阿锡”，有“阿锡，轻毅也”的说法，也许可以参考《列子·周穆王》“衣阿锡，曳齐纨”，杨伯峻所谓“阿锡与齐纨对文”，“阿确指东阿”的意见。也就是说，“阿緆”的“阿”和“齐纨”的“齐”，都是质量优异的丝织品的出产地点。

三、“阿缟”作为纺织业名牌的意义

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史记》记录的李斯《谏逐客书》中的“阿缟”，是较早出现的明确标识地方纺织业生产优势的商品名号。

将“阿缟”理解为“东阿”地方出产“缯帛”的代号，是有其合理性，也具备一定说服力的。“阿缟”作为纺织业品牌，于民生尤其体现出重要意义，可以看作战国晚期手工业生产、交通效能与商品流通达到较高水准的标志。

“阿缟”作为“东阿”纺织品的影响，与齐地盛产丝绸的地方经济优势有密切关系。《汉书·元帝纪》记载罢“齐三服官”事，颜师古注引如淳日：“《地理志》日齐冠带天下。胡公日服官主作文绣，以给衮龙之服。”《汉书·哀帝纪》说“齐三服官、诸官织绮绣，难成，害女红之物，皆止，无作输”，如淳注引胡公日“服官主作文绣，以给衮龙之服”，也记录了同样的事实。从《后汉书·章帝纪》中“诏齐相省冰纨、方空毅、吹纶毅”可见，到了东汉，齐地长期是高等级丝织业生产的重心（王子今：《西汉“齐三服官”辨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3期）。如淳所谓“《地理志》日齐冠带天下”，见于《汉书·地理志下》：“（齐地）号为冠带衣履天下。”颜师古注：“言天下之人冠带衣履，皆仰齐地。”说“齐地”纺织业产品流通“天下”，可以全面满足各地“冠带衣履”的需求。其实，这一说法在《史记》中已经出现。《史记·货殖列传》写道：“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司马贞《索隐》：“言齐既富饶，能冠带天下，丰厚被于他邦，故海岱之间敛衽而朝齐，言趋利者也。”指出齐地“冠带衣履”生产，以“趋利”文化，改变了礼俗传统，也强化了区域经济实力，同时能够“丰厚被于他邦”，带动了其他地方消费生活水准的提升。

《史记》中11次出现“冠带”一语，密度是不低的。在司马迁笔下，“冠带”有时象征中原地方较高的文明程度，如《史记·天官书》“内冠带，外夷狄”。“冠带”有时又指代东方国家较为发达的经济、文化，如《史记·秦楚之际月表》说秦史：“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

战国时期显现社会进步的“交通的发达”与“市场的扩展”（吴慧主编：《中国商业通史》第1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第203—207页），成为促进统一的历史条件。而统一局面的实现，又进一步开拓了经济发展的路径。《史记》记录了相关重要的经济史动向。《史记》的这一特点，体现了太史公细致的经济观察眼光和先进的史学学术理念。

四、大一统条件下经济流通的形势

实现统一后，在所谓“天下和平”，“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各安其宇”的政治格局中，交通建设行为如“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度量衡管理所谓“器械一量”，更有益于真正实现“远迩同度”这种有利于经济流通的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条件。

秦帝国的执政集团本来应当像自己公开的政治宣传所表示的那样，限制行政干扰，发展社会经济，培育民间产业，切实爱护民生，如秦始皇《泰山刻石》所谓“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琅邪刻石》所谓“兴利致福”，“节事以时，诸产繁殖”;《碣石刻石》所谓“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史记·秦始皇本纪》）。然而，秦王朝以极权推行暴政，推行严刑酷法，特别是频繁地大规模调发劳役，致使正常的经济秩序受到严重冲击，所谓“惠被诸产”如同空话，所谓“诸产得宜”“诸产繁殖”也成为梦想。秦时的历史记忆告诉人们，当时社会生产力所受到的摧残性破坏在交通中有显著表现，即《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所谓“使天下蜚刍挽粟，起于黄、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锺而致一石”，“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路死者相望”，“使蒙恬将兵以北攻胡，辟地进境，戍于北河，蜚刍挽粟以随其后，又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行十余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高等级的交通条件，没有实现服务商品经济的基本效能。

秦代空前完备的交通体系因秦政严苛与秦祚短暂，没有来得及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积极作用。汉初“复驰商贾之律”，“网疏而民富”，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史记·平准书》）。比较完善的交通设施，比较高效的运输能力，集中服务于民间商运，促成了空前繁荣的物资流通。富商之家“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俛有拾，仰有取，贳贷行贾遍郡国”，“连车骑，交守相”，“起富数千万”，“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一时形成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的风尚（《史记·货殖列传》）。

汉代大一统背景下经济流通可以作为时代推进的标志，重要原因是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丝绸产品成为汉文化面向世界的代表性物质生产成就。实际上，在以“汉”为标志的经济实体中，纺织生产成就了异常繁荣的产业，也对社会生活形成了全面的积极影响。

五、“强弩”“鲁缟”比喻

区域生产的优势，因“重装富贾，周流天下，道无不通”（《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史记·货殖列传》）的作用，使纺织业的若干著名品牌得以形成并产生明显的社会文化影响。如“阿锡”“鲁缟”“齐纨”“蜀锦”等，均在历史文献中反复出现。

“鲁缟”，见于《史记·韩长孺列传》的记载。匈奴请求和亲，汉武帝让群臣商议对策。王恢主张“勿许”，建议“兴兵击之”。韩安国则赞同与匈奴和亲。他说：“千里而战，兵不获利。今匈奴负戎马之足，怀禽兽之心，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为广"有其众不足以为强，自上古不属为人。汉数千里争利，则人马罢，虏以全制其敝。且强弩之极，矢不能穿鲁缟;冲风之末，力不能漂鸿毛。非初不劲，末力衰也。击之不便，不如和亲。”对于“强弩之极，矢不能穿鲁缟”，裴驷《集解》：“许慎日：‘鲁之缟尤薄。”

韩安国口中“强弩”“鲁缟”的比喻，《汉书·韩安国传》写作“强弩之末，力不能人鲁缟”，颜师古解释说：“缟，素也。曲阜之地，俗善作之，尤为轻细，故以取喻也。”

“尤薄”“尤为轻细”，是“鲁”地出产的“缟”的质量特点。与《史记》成书时代大致相近的《淮南子》中，也两次出现矢‘‘人鲁缟”的比喻形式。《淮南子·说山训》有“矢之于十步贯兕甲，于三百步不能人鲁缟”的说法，而《淮南子·说林训》则写作：“矢之于十步贯兕甲，及其极不能人鲁缟。”高诱解释说：“言势有极。”所谓“及其极不能人鲁缟”的“极”，对应《淮南子·说山训》的“矢之于……三百步”。是说到了射程之末，离弦之初可以击穿兕革制成的甲衣的“矢”，其飞行速度已经减慢到极限，竟然连“鲁缟”都不能穿透了。

年代稍晚的一些文献，仍然继承了《史记》的语言风格。《新序·善谋》也说：“夫冲风之衰也，不能起毛羽;强弩之末，力不能人鲁缟。盛之有衰也，犹朝之必暮也。”《论衡·效力》又写道：“干将之刃，人不推顿，苽瓠不能伤;筱簵之箭，机不能动发，鲁缟不能穿。非无干将、筱簵之才也，无推顿、发动之主，蒇瓠、鲁缟不穿伤，焉望斩旗穿革之功乎？”《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记载诸葛亮对军事形势的分析：“曹操之众，远来疲弊，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日‘必蹶上将军。”这里“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可以看作《史记·韩长孺列传》记载韩安国“强弩之极，矢不能穿鲁缟”之说的沿袭。

关于“鲁缟”，《太平御览》卷六八引班固《与窦宪笺》又有这样的说法：“以鲁缟之质，被服鸾凤之彩饰。”所谓“鲁缟之质”，通常理解包括这种织品“尤薄”“尤为轻细”的特征。

以箭、矢“穿鲁缟”是一种比喻，而《北堂书钞》卷一一七引曹洪《与魏文帝书》“若骇鲸之突细网，奔兕之触鲁缟也”，则是另一种借用“鲁缟”的比喻。

看来，鲁缟之质“尤薄”“尤为轻细”，已是秦汉社会的通行知识。《史记》记录这些语言，保留了珍贵的纺织业史和商品流通史的信息。

汉代还有“齐纨”“蜀锦”“惤布”“襄絮”等反映纺织业发展的地方商品名牌信息（王子今：《宛珠·齐纨·穰橙·邓橘：战国秦汉商品地方品牌的经济史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3期;《试说居延简文“鲁絮”“襄絮”“堵絮”“彭城糸絮”——汉代衣装史与纺织品消费史的考察》，《东西人文》第12号，庆北大学校人文学术院2019年版）。《淮南子·修务训》说“齐纨”是美人美服：‘冷夫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衔腐鼠，蒙猬皮，衣豹裘，带死蛇，则布衣韦带之人，过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但如果‘‘尝试使之”美妆华饰，“衣阿锡，曳齐纨”，“粉白黛黑，佩玉环，揄步，杂芝若，笼蒙目视，冶由笑，目流眺，口曾挠，奇牙出，靥面甫摇，则虽王公大人，有严志颉颃之行者，无不惮馀痒心而悦其色矣。”高诱注解释“齐纨”：“纨，素，齐所出。”这样的文字，记录了与《史记》成书大致同时的和纺织史密切相关的社会生活史知识。

六、“蜀布”与丝绸之路史

司马迁笔下还出现了另一种“布”的名称，这就是“蜀布”。有关“蜀布”的记述，涉及丝绸之路史。

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说到张骞开通西域道路时的意外发现：“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日：‘從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据张骞在大夏国的见闻，“蜀布”是“蜀贾人市”经身毒国转售至大夏国的织品。张骞西域考察的报告，启动了汉武帝发起的对另一条西域通道的探索（王子今：《汉武帝“西夷西”道路与向家坝汉文化遗存》，《四川文物》2014年第5期）。“蜀布”名号，显示出这种“布”的产地在“蜀”。“蜀布”这种名称由于并非形成于国内市场，应当说与“鲁缟”“齐纨”“蜀锦”有所不同。

此外，《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记述“大秦国”国情，说到当地也出产质量精美的纺织品：“国出细絺。”“有织成细布，言用水羊毳，名日海西布。此国六畜皆出水，或云非独用羊毛也，亦用木皮或野茧丝作，织成氍毹、毾毷、罽帐之属皆好，其色又鲜于海东诸国所作也。又常利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故数与安息诸国交市于海中。”这里所谓“海西布”“中国丝”和“胡绫”，语词形式与“鲁缟”“齐纨”“蜀布”颇为近似，然而具体情形并不相同。汉代时，与“胡绫”类似，即标识族名字样以指示纺织品出产地的著名品牌，还有“賓布”（《后汉书·南蛮传》）。

由“海西布”等称谓，可知提示出产地的名称，似乎已经成为当时重要商品名号的生成惯例。这一社会习俗的形成，在《史记》中留下了历史记忆。

《史记》中以地名作为商品标识的情形，又体现于“筰马、焚僮”“焚婢”等称谓的通行。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汉代初期，西南方向交通形势出现了新的局面：“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焚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司马贞《索隐》：“韦昭云：‘焚属犍为，音蒲北反。服虔云：‘旧京师有焚婢。”张守节《正义》：“今益州南戎州北临大江，古焚国。”《史记·货殖列传》：“南御滇焚，焚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僮”与“马”“牛”同样可以买卖，在当时的社会意识中，是将其看作商品的。出自“古焚国”的“焚僮”“焚婢”等被奴役之人，在奴隶市场上也是以出身地方标识其身份的。《史记·货殖列传》中“僮手指千”与“马蹄踬千，牛千足，羊彘千双”并说，可知在那个时代，“僮”与“马”“牛”“羊”及其他多种物质产品形成了地位大致同等的关系。

秦汉时期大一统政治格局为商业的发展和民生的进步提供了比较好的基础。交通建设对经济流通的积极作用尤其显著。但秦代行政管理的方式未能促成民间商业物流的畅通。汉代因“以富乐民为功”（贾谊《新书·大政上》），“为富安天下”（贾谊《新书·无蓄》，《汉书·食货志上》）政策的影响，使得经济生活中流通的意义显现出空前的推进力。商品的地方名牌较多出现，领域覆盖愈益广泛，甚至庶人的生活消费品也出现了“广汉八稷布”这样的地方织品品牌（王子今：《汉代河西的蜀地织品——以“广汉八稷布”为标本的丝绸之路史考察》，《四川文物》2017年第3期）。这些现象，都应当看作经济与民生进步的表现。《史记》中存留的信息，体现出在适宜的条件下，民间经济生活与民生条件发展之自然和自由的风格对推进生产与流通的作用，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