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中的伦理两难
时间：2020-11-08 22:04:5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伦理两难一直是大难题，它存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和百姓的生活，国家的政治统治、社会风气的倾向性都存在着必然的联系。笔者在这里从伦理与法治、人性与政治、新旧道德的取舍三个方面做以粗略阐釋。
关键词：伦理两难 人性与政治 儒家伦理 家庭伦理
伦理两难问题一直是伦理学界的一大难题，这一问题不仅存在于理论和逻辑上，更存在于现实生活中。一个时代理论上的道德原则只要存在两个以上，就必然会出现伦理选择两难的可能性，正如伊格尔顿所说：
“在某些情形下，人不可能全身而退。只要情况足够极端，每一种道德原则都将在接缝中解体。”几千年来，道德两难一直存在，但伦理原则并未解体，而是不断的幻化成另一个模样，被人们重新定义，重新解释，用伦理的力量解决了众多的道德、法律、社会、宗教等问题，应对多变的生活，维系家庭和社会的稳定。
一、中国伦理与法治的两难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造就了根深蒂固的儒家伦理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几代人的生活，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从“重人情、重血缘”到“尊卑有序”、““君臣父子”、甚至“刑不上大夫”的特权理念，这种文化心理，千百年来催生了权力寻租，也助长了人治发达。古有“外戚专权”、“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对中国伦理文化的经典诠释，今有“拼爹” 现象“血缘圈”“同乡圈”“战友圈”“同学圈”，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伦理关系和伦理组织中，在情与法的冲突面前，常常陷于两难境地，所谓“忠孝不能两全。现实中就会出现很多“人情执法”。
孔子是知道道德谜底的。孔子深知，道德是基于普遍人情的普遍秩序。就是说，道德以人情为本，而把可以普遍化的人情化成普遍秩序（《礼记？礼运》：“圣人以人情为田而耕之”）。孔子并非支持以私废公，而是指出普遍人情是最大的公义。表面上看，普遍人情和法律都是公义，因此，两者的冲突似乎形成两难。“儒者为证，最重人情”，骨肉亲情正是儒家思想的一大基石，儒家理想中的国法可以说就是在血缘伦理上衍生出来的社会伦理，在儒家看来，至亲的爱胜过远亲的爱和陌生人的爱，这是天伦，维护仁爱不但是维护天伦，同样也是在维护首要的政治纲领。
楚昭王的宰相石奢是个刚直廉正的人，他的父亲杀了人，于是他放走了杀人犯父亲，把自己捆绑起来，派人通报楚昭王说：“杀人犯是我的父亲。如果我秉公执法，是对父亲不孝;如果我徇私枉法，是对国君不忠。我放走了父亲，甘愿自己认罪伏法。楚昭王虽然找个台阶赦免了石奢，但石奢没有接受楚昭王的宽赦，自刎而死。”中国伦理看来，一个连父亲都不能袒护的人显然是一个泯灭了基本人性的人，一个泯灭了基本人性的人怎么可能成为一个天子或者重臣呢？试问，以今天人们的观念，石奢之死可怜？可恨？可敬？
中国的司法在定罪量刑中是考虑了一些道德伦理因素的。
二、人性与政治的两难
先秦的“什伍制”非常厉害，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你和自己的邻居甚至家人，都有义务互相监视、互相救助;假如“什伍”中任何一人犯罪或者受到侵害，你却置之不理，都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即连坐制。邻居们互相监视，有可疑情况必须揭发检举，这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将各种犯罪与暴恐行为扼杀在萌芽状态。见义勇为甚至也不是美德，而是你应尽的义务。据史料记载，当时的秦国社会治安可以做到夜不闭户。
这是法家思想在治国，而儒家的伦理却对此种行为提出质疑，亲人、邻人互相监督和检举揭发，这使人们之间的亲情和信任荡然无存，此举为小人所为，以此作为打击报复、排除异己的手段。人性的丑恶在利益面前一展无遗，昨天还是一起喝茶饮酒聊天的挚友，明天就给你告了黑状，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人与人之间必须设防，没有了所谓君子之交，也就失去了社会和谐。因此，法家这套治国方法在中国不可能长久。
“五四”时期，一些“激进青年”在新思想的鼓动下，纷纷与所谓的旧家族决裂，六亲不认，以个人独立反抗家庭家族直至整个儒家伦理秩序;
文革期间，在当时的政治氛围影响下，大搞检举揭发，出卖朋友，出卖亲人，甚至为了所谓的政治前途，与自己的父母决裂。这些人最终的结果很相似，那就是得到的难以弥补失去的，在伦理上被社会所唾弃，自己也追悔莫及。
现代社会的“人肉搜索”对社会不法行为确实起到震慑、展示作用，但这种搜集信息的方式本身却存在非约束性、失范性的风险，同时也有违中国传统伦理的“善”与“恶”的标准，激化社会矛盾，引发人们内心世界劣根性，人性道德受到挑战，在全社会有着较大的争议。对人肉搜索引擎持反对意见的人指出，这种搜索模式游走在道德和法律、善与恶的边缘。有很大一部分搜索行为因为言论的过于开放性和不确定性带来网络暴力，甚至深陷伦理困境。看似维护社会正义，实质却超出正常的社会道德规范。侵犯他人权利。也使社会最终失去诚信，导致道德沦丧。
三、新道德与旧道德的两难选择
（一）中国人骨子里的“儒”性
胡适是中国近代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也是一个温和的政治改良派。有人评价他“谈政治不敢造反，谈恋爱不敢离婚。”其实在他身上却也深深烙刻着中国传统思想、儒家文化的印记，一袭长衫下抹不掉的那个“儒”字。每个人的内心世界总是有一些矛盾的价值取向，在胡适身上体现的就比较明显，他提倡新式婚姻，却固守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他对情感和婚姻“发乎情，止于礼仪（旧式儒家伦理）”，深于理智而薄于情感，与江冬秀这个小脚女人看似不相配的婚姻，守了一生的诺言，且尊重和理解自己的结发妻子。旧式的婚姻，旧式的妻子，本该是一个新派任务所排斥的，胡适却几乎没有什么反抗的接受了 ，这对夫妻也因各自的相应的包容和理解促成了这段佳话，成为相扶相持，直到终老的幸福伉俪。胡适也因此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和尊敬。
（二）中国式的家庭伦理与现代社会
中国家庭伦理在世界范围内可谓独树一帜。现代教育理念告诉我们要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不做啃老族，但是传统中国家庭伦理下的父母不仅为子女支付全部的大学费用，还节衣缩食供孩子出国留学，提供高昂的留学费用，孩子学成就业，又竭尽所有帮助子女购置婚房，甚至子女成婚后帮助子女料理家务，让子女衣食无忧。如此的教育与现实的矛盾，使现代教育理念沦为空谈。但这样的家庭伦理却对我国的社会管理和社会稳定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试问在没有家长支持下，有多少年轻人可以支付高额的留学费用，这个尚可选择，但有着“地主情结”的中国人对住房的拥有是无法选择的，试问多少年轻人可以支付房款？没有父母的资助买不起房子无法结婚的年轻人又会有多少？这些都会成为社会矛盾，影响正职的稳定，社会的和谐，自古以来政客都明白伦理就是政治，才有了儒家思想的绵延数千年，今天亦如此。
再看看我们的养老问题，如今中国已经提前进入老龄社会，养老问题成为社会大问题，在政府明显感到巨大压力的情况下，中国的传统伦理也为此伸出了 “援手”。养儿防老的理念下，家庭养老一直是中国养老方式的主流，并竭尽人力物力财力照顾老人，延长老年人的生命（即使卧床不起），很大程度上延长了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法律上也明确了子女对父母的养老义务（西方国家是没有类似相关法律的）。这样的伦理对生活压力极大的现代年轻人，尤其是独生子女，确实是不小的压力。但是却也帮助社会和政府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养老压力。
伦理中的两难问题一直存在，也是伦理学界争议最大的问题，如何评价和解决，道德的评价标准和所谓的“利益净余额”，都在政治和法律的两者之间徘徊。
参考文献：
[1]王海明注.伦理学原理[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李春城.行政伦理两难的深度案例分析[M].复旦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张晓丽，副教授，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