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迁之夜话十年
时间：2020-11-17 02:02:5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1946年5月2日夜，重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灯火通明，人来人往，一片繁忙。工作人员正在纷纷收拾文件、衣物、行李等，准备明天飞赴南京。
1946年12月，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17号
这是周恩来离渝东迁的前夜，“窗外是如丝的春雨，嘉陵江上烟景迷蒙”。面对此情此情，周恩来凭窗远眺，沉思良久。重庆，对周恩来来说，印象太深刻了。“他曾经在这里签下几个历史文献，他曾经在这里经历了许多困惑而又悲哀的境遇，直到最近他还痛悼与他并肩奋斗二十年的战友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等为和平事业，由重庆出发去延安请示而在中途遇难永不回来的损失。而现在，他要离开这个地方了”。往事历历在目，怎能不百感交集，怎能不思绪万千呢！
回顾艰辛的谈判生涯
同样在1946年5月2日夜晚，周恩来接受了《大公报》青年记者曾敏之的采访，并亲切与之交谈。
“在此时，在此地，你对这多雾的城市一定怀有一种惆怅的感情。千万的人却很想知道你创造历史的经历，以及你最初从事共产主义革命时思想生活转变的形态。”曾敏之问道。
1940年夏，为解决国共摩擦周恩来回延安向中央汇报国共谈判事宜，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前来送行
周恩来听了，笑一笑，说道：“那是平凡的经历，也是平凡的转变。”周恩来慢慢地讲述自己的少年时代和青年经历，经过新文化新思想的洗礼和大革命的历练，被著名记者斯诺认为是“抛弃了中国旧哲学的中庸和爱面子，具有耐劳忍苦的能力，绝对忠于思想，始终不屈不挠，这一切造成他这样的人物”。
其中，周恩来谈到了自己的“谈判十年”。从1936年西安事变到此时，周恩来已经历了10年谈判生涯。尤其在全面抗战8年中，他经常来往于重庆和延安之间，成为中共与国民党政府惟一的桥梁。皖南事变爆发后，国共合作抗战大局濒于破裂，那时周恩来苦恼地困在重庆。他曾回忆说：“最无聊也在那个时候，朋友互访，常多闲谈一个整天。”
对于重庆，周恩来更是寄托了太多的情感。他对记者感慨道：“重庆真是一个谈判的城市，（从西安事变到现在）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为团结谈商而奔走渝延之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多少为民主事业努力的朋友却在这样长期的谈判中走向监狱，走向放逐，走向死亡……民主事业的进程是多么艰难啊！我虽然将近五十之年了，但不敢自馁，我们一定要走完这最后而又最艰苦的一段路！”
周恩来的思绪回到了1938年12月中旬，他风尘仆仆，辗转西迁，第一次来到重庆。行装未卸，旅途劳顿的他就与蒋介石开始了谈判工作。这次谈判的中心，仍然是全面抗战以来先后在武汉和桂林多次商谈的把共产党合并入国民党为一个大党的问题。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
到达重庆后，蒋介石更是迫不及待。他对周恩来提出：一、不赞成中共提出的“跨党”办法，国共两党最好还是合并成一个组织;二、如此点可行，拟约毛泽东面谈;三、如全体共产党员合并入国民党暂时办不到，可否以一部分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跨党。对此，周恩来回复：一、国共两党信仰不同，奋斗的最终目标不同，终究还是两个党，合并之事不可能;二、跨党方法如认为时机未到，可采用其它变通方法;三、中共党员因加入国民党而退出共产党亦不可能;四、少数人退出共产党而加入国民党，这是失节失信仰，于国家有害无益。
国共两党关于“一个大党”的谈判刚刚结束，1939年6月11日和12日，又先后发生了国民党军队包围袭击和杀害八路军、新四军指战员的河北冲突和湖南平江惨案。周恩来立即与蒋介石会谈，指出：河北问题尚未解决，陕甘宁、晋察冀边区四周又起摩擦，八路军已让无可让，只能起而自卫。并要求更换河北省政府主席，维持晋察冀边区现状，国民党军队退出侵占的陕甘宁边区各县。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关于“合理与公正”解决两党冲突的3点建议交陈诚转蒋介石。
6月16日，周恩来同叶剑英再度与蒋介石商谈解决边区问题，希望蒋介石能够承认边区，按现有的18个县划界，并撤退包围边区的国民党军队。在周恩来和叶剑英列举的大量事实和据理力争下，蒋介石才答应由国共双方派员调查解决边区问题。
6月18日，周恩來返回延安。在此期间，他数次致函致电程潜、朱绍良、何应钦、徐永昌、陈诚和蒋介石等人，揭露国民党军队的反共摩擦真相，驳斥其诬蔑不实之词，对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出台的《防制异党活动办法》提出抗议，对愈演愈烈的国共冲突提出解决办法。
两个月后，因周恩来在延安坠马受伤，不得不赴苏联莫斯科治疗，他与国民党的谈判交涉才暂告一段落。
13轮谈判无一役不参与
1940年5月，从苏联归国的周恩来赶回重庆，又加入了划分八路军与新四军作战区域的谈判。
皖南事变前后，周恩来就新四军的北移路线、时间、饷弹等问题和中共中央提出的12条善后办法多次与蒋介石、张冲等人商谈。事变后的蒋介石受到中外舆论的强烈谴责，3月中下旬的前后10天里，蒋介石两次约周恩来会谈，濒临破裂的国共关系才开始逐渐缓和。
1942年10月，国共双方在重庆又开展了一轮新的谈判。这次中共方面的谈判代表是周恩来和林彪，谈判的焦点还是党派、军队、边区和作战地区问题。此后，历时近一年，但始终没有达成协议。
1944年全面抗战进入了第七个年头，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争取抗战早日胜利，周恩来于这年11月10日至12月7日和次年1月24日至2月16日，两次从延安飞赴重庆，同国民党和美国方面进行了反复多次的商讨并作出了最大限度的让步。终因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抱定“党派会议等于分赃会议，联合政府无异于推翻政府”的强硬态度，不愿意在中国实现真正的政治民主化和党派合法化，使周恩来的两次谈判均无“功”而返。
抗战胜利后，周恩来继续作为中共代表奔波于国共谈判中。1945年8月，他和王若飞作为中共方面的谈判代表，陪同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赴重庆共商国是。这是一次事关战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谈判。尽管毛泽东亲赴重庆，但具体谈判的重任还是落在周恩来肩上。从最初的谈判提案到最后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初稿，都是由周恩来亲自草拟。43天里，经过10余次短兵相接，唇舌交锋，终于达成了于国于民有利的《双十协定》，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赢得了极大的主动和人心。这当中，周恩来功不可没。
国共《停战协定》签字处——重庆怡园（马歇尔住地）
重庆谈判结束后，周恩来留在重庆继续与国民党代表张群、王世杰、邵力子等商谈如何执行《双十协定》与其中未解决的问题，还包括之后国共两党之间关于政协会议的召开，释放叶挺、廖承志、张学良、杨虎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和恢复交通，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军事三人小组，以及东北问题等等的交涉、磋商与谈判。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9年到1946年，国共两党在重庆进行了13轮谈判，周恩来几乎无一役不参与，乃至数十次奔波往返渝延之间。就在曾敏之采访的前几天，即4月28日下午，周恩来还同美国马歇尔将军在重庆牛角沱怡园进行长达3个小时的商谈。尽管周恩来因“马歇尔将军为了切望中国民主团结和平而奔走调停东北冲突的热诚”而动容，但还是“近乎僵持的难过”。
在采访中，周恩来总结了“谈判十年”所获得的教训，沉痛地说：“明天我要去南京继续为东北和平续与国民党政府谈判了。但过去的教训却使我深怀戒心，我最怕两面做法，因为两面做法只有增加新纠纷，而不是诚意地解决问题。”
艰辛的谈判生涯，伴随周恩来度过了整整8年的重庆岁月。谈判生涯老了周恩来，让他增添了些许华发，也让他更加步履坚定。他深刻认识到：“中国人民已经起来，在我们这一生中还可以把艱苦途程走完而达到胜利。不过走最后这一段路是更艰苦更困难，需要我们克服就是了。”
最后，周恩来热情地为曾敏之题字，作为他离渝去宁前的临别赠言：“人是应该有理想的，没有理想的生活会变成盲目。到人民中去生活，才能取得经验，学习到本事，这就是生活实践的意义。”
1946年5月3日，周恩来携邓颖超、陆定一、廖承志等人前往南京，住进梅园新村。随后，新一轮谈判开始，周恩来又不知疲倦地斡旋在谈判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