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佛关系与佛教中国化”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大学举行
时间：2020-11-26 14:03:1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班泰勇
2010年10月16日－18日，由山东大学佛教研究中心、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和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主办，山东长清义净寺协办的“儒佛关系与佛教中国化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大学召开。山东大学党委副书记方宏建出席研讨会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由山东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主任陈坚教授主持。
方宏建在致辞时对举办这次高水平、高规格的研讨会表示充分肯定，并相信这次研讨会将对山东大学的佛学研究产生深远影响。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院长刘杰教授对与会学者多年来对山东大学宗教学研究和佛教研究的关心和支持表示了衷心感谢。国务院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南京大学哲学系赖永海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杨曾文教授，著名佛教考古专家、洛阳龙门石窟研究所原所长温玉成研究员，世界宗教研究所黄夏年编审，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麻天祥教授，苏州大学中文系王继如教授，台湾华梵大学佛教学院院长熊琬教授，新加坡佛学院顾伟康教授，日本东洋大学伊吹敦教授等国内外佛学界共六十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盛大的研讨会，会议共收到论文53篇。
儒学与佛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核心，儒佛关系是中国佛学中的一个永恒主题，佛教与儒家在中国文化史上拒纳互动，为佛教中国化提供了巨大的张力。在两天的研讨会中，与会学者对儒佛关系及其对佛教中国化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
杨曾文教授以《弘明集》、《广弘明集》为突破口，再现了从魏晋至隋唐为止的儒佛道三教互动和交涉关系，彼此吸收和会通，汉魏西晋的佛教初传、东晋十六国的普及，南北朝的风行。促成各种佛教学派的成立，推进了佛教民族化的历程，到了隋唐以后，民族佛教得到持续传播和大发展。儒学的“仁义”，佛教的“慈悲”，道教的“无为清净”，从中概述了儒释道三种传统文化的交织融合，在历史中有平等的发展，也有激烈的碰撞。
赖永海教授从宗教与现实的层面上浅析，指出宗教是一种产品，无论禅宗的儒学化，还是儒学的佛教化，都是思想与社会需求，宗教与社会现实结合的不同程度造成的结果而已。原始印度佛教在保留佛教营养的情况下，越纯越感觉到发展的举步维艰，而吸收本地文化后，则得到了突飞猛进的提升。可见，佛教与儒学，只有以人为本，坚持本土化，佛性与人性的结合，才能实现水乳交融。
熊琬教授指出，最初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向东传至朝鲜、韩国、日本等诸国，现在佛教得到广泛弘扬。作为中国，特别是作为儒学思想的发源地山东，应该大力拓宽儒佛交流平台，抓回汉传佛教的发言权。以儒佛并学，为共同建构新的学术思维和佛学研究走出一条新路。
傅有德教授主张要把各种文化在开放的时代相容，从而导向现代社会中宗教多元主义与文化多样性的宽容与和谐，推动儒佛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扩大儒佛的正面影响，树立儒佛文化中积极向上的良好形象。
麻天祥教授强调，佛教的西方净土在来世，儒学思想关注的不在未来，也不是遥远的过去，而在当下最佳的生活状态。先秦诸子，汉以后传人并发展起来的佛家哲学，都是从“变”这条路上发展出来的，所有往圣先哲，若孔、老、墨子、佛都看到有个“大的自我”、“灵的自我”、和“小的自我”、“肉的自我”一体，致力于“因小通大”，“推肉合灵”的心性问题的思考。因此，近代新儒学的兴起也应继续儒佛关系的改造，换句话说，佛教哲学应该成为儒学新突破的基石。麻教授还指出，儒教哲学的改造不仅以古今中西思想为基础，而且依然表现即体即用，以此岸为超越追求，以心性为终极关怀的总体趋势。特别是康有为改造儒家思想开启了现代化诠释的先河，对现在新儒学的诞生不无影响，同时对佛教的进一步发展也起到影射作用。
顾伟康教授以《牟子理惑论》、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禅宗三个里程碑式的个案，带我们回顾佛教是如何一步步由被动到主动，由迎合到回应的过程以及如何处理儒佛意识形态的关系。最初，佛教来到中国，为求发展，不断的改变自身形态，佛教以其主动和灵活的姿态，促成了儒佛两家的双向文化交融与文化选择。佛教理论融入了儒学的思想，为佛教在中国的合法性提供了依据。佛性与人性的关系，继续了孟子的性善论道德伦理，儒学又把佛性归根于人性，再一次跳过了佛与人的鸿沟。
温玉成教授以“老子化胡”的传说开篇，通过实物的调查来诠释早期佛教塑像的发展历史，介绍了佛的起源、佛像的诞生、佛像产生的源地等有关仙佛造像问题的基本情况，简述了龙门石窟的形成原因。
黄夏年编审从中印佛教文化在早期关于“孝道”之冲突来分析，儒家的“宗以族得民”，批判佛教是“不孝之学”，而牟子用“德”的进退来构建佛家的伦理与儒家伦理之间的桥梁。也就是说，佛教传人中国伊始，就以融合这一手法为自己在中国生存的进路，开启了后来的融合佛教之路。其实，佛经中是有孝思想的，但是佛教的这个孝思想与儒家的孝思想只有部分重合，主要表现在尊老爱幼之社会伦理方面，而在事涉到血缘关系的家庭伦理方面，佛教的孝与儒家之孝就发生了冲突，这也是佛教的自身特点所决定的。表明了佛教的伦理之特殊性，有着自身的历史意义。
伊吹敦教授认为，在古代印度，佛教是超越国家政权的东西。在中国，儒教并没有追求超越现实社会的绝对性和普遍性。而佛教传人中国后，与儒学一样是被编人以皇权为中心的大一统国家，到了唐代，政府以道僧格、僧官制度、僧纲制度、试经度僧等制度管理佛教，佛教已成为国家体制的一部分。
释清净法师从现实视角人手，用佛教化思想把儒家文化的核心理念——孝道推广到“顶礼父母”的行动中去。强调孝悌是一切仁义道德的根本，已经得到国人的广泛认同与践履。佛教的孝并不狭隘，不仅不是抛弃父母长辈，反而更要报答今生的父母之恩，报答无量劫来四生六道中的一切父母之恩。孝行不仅停留在赡养承欢的世间善法层面，并且要提升到令父母出离生死轮回的出世法的高度。
陈坚教授则把“所言法者，谓众生心”作为佛教中国化的佛学依据。首先对佛教中国化现象进行了生动的素描，而后从佛教寺院位置的转移到佛教思想的本土化，再到佛教史理论的不断更迭。法华经中“火灾之喻”、“穷子之喻”两个故事揭示大乘佛教是如何重视“众生心”以及如何以“众生心”为导向来实施教化的。
最后在闭幕式上，陈坚教授对这次研讨会做了精湛的会议总结，希望以此为契机，继续推进儒佛关系和佛教中国化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