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特务陈恭澍与小人物胡永荃

吴基民

一、重振旗鼓陈恭澍急赴上海滩

1939年8月初，陈恭澍接到戴笠亲自下达的命令，让他放下手中一切工作，即赴上海“考察”。不过一个星期，已在上海的陈恭澍又接到戴笠的密电，任命他担任军统上海区的区长。

1937年11月，历时3个多月的淞沪抗战失败，国民党军队损失惨重，紧接着从上海华界全部撤离，将其将上海留给了日本人。但同时它却在上海留下了一个庞大的特务组织军统上海区；
仅区本部就有3个办公处；
常设互不关联的电台3座；
接头联络站、秘密交通站22处；
专门执行暗杀汉奸特务日本人，以及搞破坏活动的行动大队有8个，每队成员三五十人；
如果加上在郊区活动的“忠义救国军”，军统上海区成员竟达上千人……

军统上海区第一任区长为翁光辉，继任者为黄埔一期生吴迺宪，淞沪抗战后为黄埔四期生周伟龙。周伟龙担任区长时建树颇多，最值得一提的是1938年9月30日他亲自筹划，派特务赵理君等在法租界刺杀了防范森严的国民党元老唐绍仪。继周伟龙担任区长的是大特务王天木。该人反复无常，心狠手辣，一上台便将上海区书记长（第二把手——笔者注）郑修元调为外勤，由自己的亲信陈明楚接任书记。这就引起了副区长赵理君的不满，状告到了戴笠那儿。王天木见势不妙，居然策动陈明楚等多人投向了日本人。戴笠经过反复思考，调赵理君到河南，同时急召在上海毫无亲朋故友的位列军统“四大杀手”之首的陈恭澍赴上海考察，继而任命他担任权力极大、任务极重的军统上海区区长。

陈恭澍火速上位，这与他的经历有关。30年代初叶，陈恭澍在天津担任军统站长时，领导暗杀了已投降日本人的旧军阀张敬尧，轰动一时。而真正让他一举成名的是他带领军统中最精干的一批杀手，赴越南河内刺杀汪精卫。虽然阴差阳错，由于汪精卫夫妇临时将自己寓所的大房間让给了刚从海外归来的汪精卫最信赖的助手曾仲鸣居住。汪躲过一劫，曾成了替死鬼。汪精卫夫妇发誓：一旦抓住陈恭澍一定要将其处死，为曾仲鸣报仇。因而在戴笠任命陈恭澍赴上海前，他再三向蒋介石保证：也许其他人均有投靠汪逆的可能，但陈恭澍决不会，因为他投汪无异于自杀！于是就有了本章节开头的那一幕。同时，随着陈恭澍赴上海，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胡永荃浮上了水面……

二、鼎力相助胡永荃初识陈恭澍

前已说过，陈恭澍在上海没什么故旧，在军统特务中唯一能说得上话的是在上海执行特别任务的军统驻上海总督察毛万里。接到戴笠下达的命令，陈恭澍于1939年8月从重庆坐飞机抵达香港，只住了一晚即乘坐法国邮轮前往上海。临上船前，军统香港站的负责人王新衡对他讲：已通知了毛万里，他应该会到码头接你的。

邮轮徐徐靠上了扬子江码头。陈恭澍从大菜间的玻璃窗里向外眺望：不见毛万里，却看到码头上站着他隐居在上海的夫人，夫人身旁站着一个一脸欢喜、风度翩翩的局外人胡永荃。

陈恭澍下了船，一脸惊讶，还没发问却被夫人拉了过去，顺手推进了胡永荃的小汽车。一直到汽车开出码头，夫人才告诉他：今天早晨接到毛先生的电话，说是你要来上海，因上海局势紧张，他不便露面，我一个女流之辈也不知怎么办，只好拖着胡三爷来帮个忙。

胡三爷就是胡永荃。据前几年出版的《军统对日战揭秘》一书罗列的对日作战牺牲的英烈中，就有胡永荃的小传。小传称：他是浙江宁波人，于1938年10月参加军统，后任军统天津站与上海站的通讯员。其实这几条都是错误的。

胡永荃是湖南人，他的父亲是湖南的米商，家境殷实。老父亲有3个儿子——胡永荃、胡永平与胡永安。胡永荃在上海经商，不仅米业，样样都做，收入颇丰。他热心爱国，为人豪爽，出手阔绰。应该是杜月笙介绍的吧，胡永荃30年代初就认识了戴笠，以后但凡是戴笠所求，他从不推诿。更重要的是，他口风很紧，帮了戴笠的忙却从不声张，因而深获戴笠的好感。胡永平主要负责将湖南产的大米走水路运到上海销售。不幸于1928年夏在押运途中，突遇狂风暴雨，船翻人亡，留下当时年仅8岁的儿子胡培德在上海。于是胡永荃便将胡培德当作自己的儿子照顾培养。1938年初秋，胡培德刚刚考入上海大同大学读工程机械（顺便提一下，胡培德以后成了笔者的岳父）。同样，小弟胡永安也在胡永荃身边，替他照料生意。

1932年至1937年间，陈恭澍先后担任军统天津站与北平站的站长。1933年5月7日，在他主持下，他的部下在北平六国饭店刺杀了张敬尧，全身而退，震动华北。1936年他又接到戴笠的命令，让他制裁担任汪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的头目殷汝耕。为了协助陈的行动，戴笠亲自找到胡永荃，请他帮忙。原来胡永荃的原配夫人久居湖南老家，他在上海的风月场里认识了一个号称“老四”的女子，便将其赎出当了自己的如夫人，外称“胡三奶奶”。这位“胡三奶奶”有个姐姐也在风月场里，俗称“老三”，被殷汝耕看中，很是得宠，一直被殷带在身边。不知怎么，这一层关系被戴笠知道了，他认为对制裁殷汝耕十分有用，便把胡永荃介绍给了陈恭澍。胡永荃对这件事十分上心，正好他在天津也有生意，便带上如夫人北上天津。他在天津租界租了一套三层楼的洋房，还买了一辆道奇车。他备下礼物，开车送自己的夫人到通州殷汝耕的办公场所兼住处探望“老三”，住了一天，将殷的住所及保安情况，以及日常生活起居摸了个清清楚楚，向陈恭澍作了报告。陈恭澍亲自到通州考察，觉得殷的住宅院墙很高，防范森严，很难下手，于是又恳请三奶奶帮忙，让她再入殷府策反自己的“姐姐”下手。胡三奶奶坚决不同意。她深知自己的“姐姐”胆儿特小。无论哪一种做法，万无成功的可能。但她听了胡永荃的劝说，还是赶到通州，又在“三姐”处住了一晚。其间，陈恭澍几次请示戴笠，想把胡永荃发展为自己组织里的人，但都被戴笠严辞驳回，说胡就是个商人，用他钱财可以，但绝不将他发展到组织里来。一个多月后，胡永荃带着夫人返沪，随手将道奇车送给了陈恭澍，两人也成了朋友。

这次陈恭澍奉命到上海考察，一时还未想好在哪落脚，便听了夫人与胡永荃的劝说，住进了新落成不久的国际饭店后面黄河路口的卡尔登公寓（现长江公寓）。这座公寓是李鸿章的私产，因张爱玲曾在此住过两年而闻名于世。

三、幕后金主爱国商人一腔热血

第二天上午，胡永荃开车送陈恭澍到法租界海格路（今华山路）去见毛万里。毛万里向他详细介绍了中统上海区的近况以及日伪方面的动态，并转述了戴笠的电报，任命陈恭澍为军统上海区的区长。毛万里问起陈抵沪后的情况，询问他是否要搬来与他同住，陈恭澍婉拒了。他想军统两个担负不同使命的领导住在一块，工作上肯定不方便，更要紧的是万一发生什么问题，两人一网打尽，方方面面均无法交代。

从毛万里家出来，陈恭澍便吩咐胡永荃，替他找一个居所。胡永荃回答，我已经安排永安去找了。两天后胡永全开车送陈恭澍到杜美路（今东湖路）上的一幢3层楼花园小洋房前。两人下了车，胡对他讲，这里的房东是一位宁波的富商蒋先生，这幢楼平时就住蒋先生与他夫人，再加上一个保姆，他同意将整个三楼以及二楼的亭子间租给你，厨房在楼下，两家合用。平时你可从后门进厨房上楼，与蒋先生不搭界。陈恭澍看了一看，这儿环境幽静，行人稀少，非常适合他居住，进屋后蒋先生十分客气。三楼住房宽敞，阳光明媚，再加上三楼的后阳台视野开阔，可以凭栏远眺。此外三楼卧房有独立的电话，对外联络十分方便。于是一拍即合。回卡尔登公寓的路上，胡永荃对陈恭澍讲：我已付了一年的租金，让永安添些居家的物件，你和太太就可搬来居住。以后陈恭澍在其回忆录《无名英雄：上海抗日敌后行动》一书中写道：这是他一生中住过的最豪华最舒适的地方。

谁知道好景不长。陈恭澍在杜美路居住了近一年后，一日他得空到离家不远的兰心剧场看第三場电影，散场已近晚上9点。他在蒲石路（今长乐路）上行走，突然碰到以前的部下范红曼。两人认了出来，陈知道他是做情报的一把好手。原先他还准备将范召过来。两次交谈，陈都觉得他吞吞吐吐，问起两人在重庆离别后的经历，范语焉不详。第二次谈话结束后，他还发现范红曼跟踪他，一直走到杜美路方才将他摆脱。于是陈电告胡永荃帮他急速搬家。胡永荃不问缘由，一口答应让胡永安找房，两天以后就帮陈恭澍搬到了西摩路（今陕西北路）新闸路附近一处幽静的高级公寓住了进去。

顺便说一下这两处私宅，除了胡氏兄弟，以及一位替陈与太太新生的孩子看病的儿科医生，连军统上海局的第二把手、书记长齐庆斌都不晓得地址，更别说上门。知道陈家电话号码的也仅齐庆斌、区会计长陈贤荣以及戴笠亲自安插在公共租界捕房的卧底、华人侦探刘俊卿等三五个人。

有了安稳的住所，陈恭澍立马展开行动。他不愧是军统的第一号杀手。他迅速请示戴笠，调齐庆斌来沪担任书记长，帮他处理上海区的日常事务。然后召集部下对日寇以及汪伪头面人物与打手特务展开霹雳行动，上任后的一年时间里（1939年10月至1940年10月），先后暗杀了日军大小头目上百人。被暗杀的汉奸特务头面人物中，有助敌为虐的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程海涛，上海滩大亨专门帮日本人搜刮钱财储备物资的俞叶封，汪伪特工总部第一处处长陈明楚，第三行动大队大队长赵刚义，汪伪反共救国军第二路军司令何行健等。这一系列行动振奋了上海市民的信心，同样增添了军统上海区各路人马的凝聚力与自信心。但这也引起了汪伪76号特务们的疯狂报复。史家学者称为“军统与汪伪特工混战、上海滩血雨腥风的岁月”的应该就是这一段时期。

但最让上海市民津津乐道的事有两件。其一是1940年8月14日中午，在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张啸林的住宅大院内，张啸林的保镖林怀部一枪射杀了附逆日寇准备担任伪浙江省长的上海三大亨之一的张啸林。其二是1940年10月11日凌晨，傅筱庵的仆人朱升连砍数刀刺杀了伪上海市长傅筱庵。这两次暗杀，轰动全国。

当时这一系列的行动都是要由金钱来支撑的，比如朱升砍杀傅筱庵，军统特务策反他时，朱升就提出要5万大洋。陈恭澍与齐庆斌电告戴笠，戴笠答应了。于是这笔钱就由重庆当局支付。但参与这项行动的各位特工的2万元奖金就要由上海区支付，一日陈恭澍到胡永荃处闲聊，谈到了上海区的经费十分紧张。言者无意，听者有心。过两天胡永荃放下手中杂务，专门到香港去了一趟，一周后归来上门找到了陈恭澍，给了他一本支票簿，说是他从香港募集了一笔钱。并对陈讲：数额由你自己填，但总额超过了50万要和我说一声。其实，胡除了找爱国人士中的亲朋好友募捐外，还卖掉了自己2个公司的股票。这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陈恭澍望着一脸诚恳的胡永荃犹豫了一下，收了下来。以后，陈恭澍在《无名英雄：上海抗日敌后行动》一书中写道：“此事我没报告戴笠，因为戴笠是严格禁止自己的部下，私自接受朋友在金钱上的帮助的。”事后他在历年来区本部不知从什么地方搞来的古玩中挑了几件给胡永荃，也就心安理得了。

除了金钱，军火物资更为紧缺，过了段时日，胡永荃从香港归来，专程来到西摩路陈恭澍的家里，带来了陈恭澍一位老友的信息：说是他有一批全新手枪及子弹藏在上海的一位德国人处。这位德国人胡永荃认识，于是这位老友便将提货凭证交给了胡，胡永荃特别交代说，这位老友讲：“这批枪与子弹是送给你的，不是送给你们老板的。”这句话，让陈恭澍犹豫起来。

第二天他找到了齐庆斌，与他商议是否接受“一位老友”的捐赠，但在关键的牵线人胡永荃一事上，他只字未提。齐庆斌沉思良久，回答说：“收下吧，不要告诉戴先生，先找个妥善的地方存起来。或者分开摆在两三个地方也可以，一定要到能用的地方再用。”于是又在胡永荃的住所，陈恭澍会见了德国人。那人出具了清单，共有崭新的驳壳枪140支，子弹夹200多个，子弹1.3万余发，价值超过10万。更重要的是，即便你有10万元钱，在枪支管控非常严格的租界及汪伪地区，你也无法买到这么一大批枪支弹药。

在上世纪80年代，陈恭澍在撰写回忆录《无名英雄》时，还未透露这“一位老友”的名姓，估计应该是一位港澳富商。但是，在抗战中，对于军统的抗日活动，胡永荃不仅牵线搭桥，还提供巨额金钱与物质支持。这位在轰轰烈烈大时代中的一个小人物，以爱国为己任，以支持抗日为己任，默默奉献，人们是不应该忘记他的。

四、知晓太多数十年生死茫茫

在陈恭澍晚年撰写的回忆录《无名英雄》中，尤其是《无名英雄：上海抗日敌后行动》一书里，提到胡永荃的地方，不下上百次，但胡永荃从不主动上门找陈恭澍，从不打听陈恭澍的任何行动。但唯有一次例外。

据《无名英雄：上海抗日敌后行动》一书中记载：1940年初，应该是在军统上海区策反朱升刺杀了傅筱庵后，陈恭澍个人的声望在整个军统也达到了顶点时，这一天陈恭澍心情大好，破天荒地到胡永荃家里喝茶闲聊，胡永荃对他讲：“上海终非久留之地，我看还是见好就收吧！”然后又补充了一句：“老马还有失蹄之时呢，万一……”他见陈恭澍脸上露出了不悦之色，不说了。

其实此刻陈恭澍心里并不想离开上海，他大权在握，得心应手，手下数百人，任由他调派，事业正处在巅峰，他居住舒适安逸，与太太还生了一个儿子，干吗要走？更要紧的是他心存侥幸，他调上海时就说过：上海对他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除了后来调来的副手齐庆斌，原来系统内的人他一个也不认识，那么他的敌人对他也是完全陌生，一无所知。而胡永荃只是一个普通的爱国商人。他也提及过想把胡永荃拉入军统，但胡永荃却一口回绝，说他只是一个商人，不加入任何组织。他请示过戴笠，戴笠更是直截了当地发来密电指示他说：“为山九仞，功亏一篑。永荃在沪对兄帮助若何？希即详复。永荃目光短小，终属不脱商人习气，吾人之高深，渠何能了解。”坚决不同意发展胡加入军统。这样此事就搁了下来……

但是要来的事终于来了。

1941年10月29日深夜，陈恭澍在西摩路公寓的家里，接连接到公共捕房的内线刘俊卿打来的电话，说是巡捕房接到上峰指令，联手法租界巡捕，不停地派出警员在租界各处抓抗日分子，抓来的几乎都是军统成员。陈恭澍大惊失色，连忙打齐庆斌家里的电话，但始终无人接听。他想上床安睡，始终静不下心来，于是决定到迈尔西爱路（今茂名南路）齐庆斌家里走一趟，看个究竟。他匆匆出門，打了个车来到迈尔西爱路，四处探望，见无异样，就迈上齐庆斌住的公寓，一推门就被蹲守的巡捕发现，他跳下楼去，拼命疾跑，但还是在兰心剧院门口被巡捕捉住，押到了卢家湾捕房。不久被人认出，随即叛变。汪精卫夫妇听说抓到了陈恭澍，一定要76号特工头目李士群将其处死。陈璧君为此还专门来了趟上海。但不知什么原因，日本人却不想让他死，甚至还将其押到日本，避开了一阵子，等汪氏夫妇怒火平息了再把他押回上海。陈恭澍被关在76号，李士群每天好酒好菜伺候，陈恭澍就与他们吹起自己跟随戴笠多年的经历。没多久，一本据说是陈恭澍写的《蓝衣社内幕》，竟在全国发行开来。在重庆的蒋介石看到此书，将戴笠叫来臭骂一顿不说，还下令一定要戴笠派人前往制裁。戴笠一心想救自己的爱将，故意把消息透露给他，陈恭澍不愧为军统大特务，不久他居然到出版社将原著手稿偷了出来。一看才知道是76号书记长傅某听了他在饭桌上的胡吹海说编写出来的。陈恭澍将手稿派人送到重庆交给戴笠，这才救了自己一命！

抗战胜利后，他被国民政府判处10年徒刑，以后逃到台湾。晚年撰写长篇回忆录《无名英雄》，共分《北国锄奸》《河内汪案始末》《上海抗日敌后行动》《抗日后期反间活动》《平津地区绥靖戡乱》共五卷，100多万字。书中除了大肆吹捧自己外，却也留下了不少珍贵的内幕史料。他自知杀人太多，仇人无数，一直躲躲闪闪。居无定处。他死于何年，无人知晓；
葬于何处，更无下落……

在《上海抗日敌后活动》一书中，他自述在1941年春夏之交去跑马厅买马票赚了大钱，便兴冲冲来到胡永荃寓所，想请他们夫妇俩吃上一顿，不料胡三奶奶告诉他，永荃到香港做生意去了。于是以后再也没见过胡永荃。上世纪末，笔者朋友从台湾带了一套《无名英雄》给我，胡永荃的侄子胡培德（即笔者岳父）细细看了一遍后对我讲，真是一派胡言！他说胡永荃是在1941年秋天，奉陈恭澍的指派坐飞机到青岛去，替他办事，谁想到竟一去不归，不知生死，下落不明的……他说：大伯外出做生意，从来不让人送。但这一次不知什么原因，竟让侄子送他去了龙华机场。临上飞机还对胡培德讲，如果一个星期不见他回来，就叫小叔（指胡永安）马上到外面避避风头，等他回来。以后，胡永安跑到国民党统治区淳安避风头，一直到抗战胜利才回来。家里的生意无人照应，很快就败了下来……

笔者问他是否见过陈恭澍。他回答，陈到上海两三年的时间，他仅在大伯家里，见过陈恭澍一面。笔者又问：印象如何？他沉思良久，回答了我12个字：个子较矮，人很壮硕，一脸阴沉……

这便是大特务陈恭澍与小人物胡永荃交往的故事。

（作者为文史学者）

责任编辑 周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