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守初心严格治军严以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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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崇实
我的父亲宋时轮将军原名宋际尧，1907年9月10日生于湖南醴陵北乡黄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父亲参加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一生历经坎坷，却始终对党忠心耿耿，无限热爱。无论是打仗、搞军事科学研究，还是对子女的教育，父亲都以严著称，处处体现出“严守初心、严格治军、严以修身”的优良作风。
严守初心——辗转三次入党
1921年，父亲进入醴陵县立中学读书，与左权是同学。在进步教师的影响下，他们发起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抨击时弊，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被学校开除了学籍。
1926年4月13日，父亲在广州市文明路国立广东大学参加黄埔军校入学考试，后经复试，顺利成为黄埔军校第五期学员。1927年1月，父亲由时任黄埔军校入伍生部政治教官张庆孚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父亲入党没多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父亲在广州被捕入狱，关了两年。1929年4月，经共产党员廖益通找保人担保，父亲被释放。出狱后，虽经多方努力，父亲始终未能与党组织取得联系。无奈之下，只好辗转回到家乡醴陵。
回到家乡后，父亲白天上山躲避敌人搜捕，晚上下山宣传、发动群众。他想，就算一时找不到党组织，也要拉起队伍闹革命。1930年初，父亲旧病发作，来到已成立苏区政权的江西省莲花县医治。因为出狱后一直未能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也没有党的关系介绍信，父亲经贺碧如介绍，重新入党，他领导的萍醴游击队编入红六军。
1934年初春，父亲到红军大学学习。学校组织学员在星期六帮助红军家属挖泥塘。父亲因为有旧伤，挑不了太重的东西，就对负责上泥的学员说：“以后能否少装些呢？”可没想到，他挑下一担的时候，装得更重。父亲说：“我是自愿来帮助红军家属的，又不是来罚做苦工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做？”结果，学校以“破坏苏维埃政府法令，组织观念薄弱，坚持错误”为由，给予父亲开除党籍3个月的处分。
说是3个月，但随后红军就开始长征了，父亲的党籍问题也被搁置。一直到了陕北，当毛泽东委派我父亲去红十五军团担任作战科长时，父亲才含着委屈说：“作战科是核心部门，这么重要的部门派一个被开除党籍一年多的非党员干部去，合适不？”毛泽东问：“怎么回事？”父亲如实陈述了事情的原委。毛泽东接着说：“用人之长是组织的事，恢复你的党籍也是组织的事，请你服从组织的安排，到红十五军团报到工作。”与毛泽东谈话后，被排斥在党组织外一年之久的父亲，由十五军团政治委员程子华和钱钧介绍，第三次入党。
严格要求——带出过硬队伍
父亲一贯坚持从严治军的原则，他带部队突出一个“严”字，严格管理，严格要求。
1947年2月，由渤海地方武装升级而成的华野第十纵队成立，父亲任司令员。对这支部队的建设，他花费了大量心血。纵队建立伊始，他就狠抓部队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培养，结合实际开展严格教育，拟定规章，严格管理。在父亲的带领下，十纵在解放战争中由小变大，由弱转强，成长为一支能打大仗、硬仗和恶仗的队伍。
在国民党军队精锐云集的华东战场上，父亲率领十纵屡战强敌，特别是在几次事关全局的战斗中，十纵在敌人的疯狂进攻面前浴血拼杀、所向披靡，以至于在国民党军队中有“排炮不动，必是十纵”的说法。
1948年，在淮海战场上，国民党区寿年兵团被我军团团围住，父亲奉命率领华野十纵在桃林岗阻击前来救援的邱清泉兵团。蒋介石和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乘飞机亲临战场上空督战。邱清泉使出浑身解数，下了“进攻不成，按级斩首”的死命令，飞机、大炮、坦克、毒气全都使用上了，多次组织部队反复进行集团冲击，想杀开一条血路。父亲要求部队“寸土不让，顽强死打，适时组织反击”。战士们与敌人展开了5个昼夜的血战，桃林岗阵地始终坚如磐石，敌人无法前进一步，眼睁睁看着10公里外的区寿年兵团被我军全歼。
1949年上海解放后，父亲任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淞沪警备区司令。在上海战役前，父亲就带领参谋看地图查资料，进行精确计算，将上海划分为五个警备区域，设置5000多处岗哨，任务下达给各军。因此，上海一解放，就迅速展开警戒保卫。部队进驻上海期间严守纪律。全军看管16处仓库，库房内各种物资堆积如山，官兵愣是没动过一件东西。解放军遵纪爱民，成为闻名于世的正义、文明之师。
严以修身——不搞特殊化
父亲要求我们子女要严以修身，夹着尾巴做人，不准搞特殊化，做个普通劳动者，自己去经风雨见世面。父亲从来不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和子女謀福利，我们姐妹没有一个做大官、发大财的，都在平凡岗位上作贡献。
我上幼儿园时，假期在家里吃饭，吃饱后碗里还剩了些饭菜，父亲让我吃完，我不肯，他就与我一起背诵“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讲农民种粮食不容易的道理。我拗不过父亲，最后不得不吃光了碗里的饭菜。从此，我养成了饭菜一定吃干净的习惯。
有一年暑假，父亲好不容易带全家去黄山。去的路上，我们非常高兴，有说有笑。但到了黄山，父亲却让我和堂兄宋志真先去附近的农村劳动一周，搞调查研究，我们只好乖乖地去了。一周下来，我俩累得腰酸背痛，但体验到了劳动的艰辛，了解了当时农村的情况，上了一堂生动的社会实践课。父亲对我们的表现比较满意，这才带我们去爬黄山。
我姐姐的大儿子顾振安在部队表现不错，准备提干，部队领导知道顾振安和宋时轮的关系后，要求他走外公的后门，为单位买一台彩色电视机。顾振安只好跟他外公说了，外公说：“我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给的，只能为党和人民办事，不能谋私利，你们单位也不能走我这个后门。”结果，顾振安不仅没有提干，不久还复员了。
我们家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只要有客人来吃饭，无论因公因私，都是父亲自己掏腰包。单位考虑这其中有一些是因公消费，要报销一部分，父亲不肯，说：“我请客自然是我出钱。”
我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后来在部队农场接受了两年再教育。1970年，组织分配我到学校当教师，2000年退休。和我一同学习、工作的人大都不知道我是宋时轮的女儿。我们向来都是低调做人，从没有依靠父母的关系，为自己谋个好出路。我们没有继承父亲任何物质财富，却得到了父亲珍贵的精神遗产。
（摘自七一网 七一客户端/《党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