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陕西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与终点
时间：2021-01-09 04:25:0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李丹 赵沛
2013年，党中央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伟大倡议，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自豪地宣布“我的家乡，中国陕西省，就位于古丝绸之路的起点”。这便揭示了一个重大的历史性命题，即陕西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论证这一命题，对于揭示陕西在古丝绸之路發展中的起点与终点的历史地位，认识陕西在古丝绸之路贸易中的作用，增强陕西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自觉性和使命感具有理论和现实的意义。
陕西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
在人类历史上，丝绸是由中国妇女发现并被中国妇女生产出来的，这是中国劳动妇女对世界历史做出的最重要贡献之一。在传统精耕农业生产方式下，性别和年龄的自然分工，使男耕女织成为家内劳动分配的主要方式，妇女成为采集、纺织，解决衣着的主要力量。史前时期秦岭阻挡了西伯利亚的寒流，使陕西保持了温润的气候，遍布温带和亚温带的植被，聪慧的陕西先民从春蚕吐丝中灵动了剥茧抽丝，缫丝制衣的心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黄帝夫人嫘氏，率领陕西先民，兴蚕缫丝，创造和发展了丝织技术。《史记·五帝本纪》载：“嫘祖为黄帝正妃。”淮南王《蚕经》中说，黄帝命元妃“为室养蚕，煮茧缫丝”，是为衣冠文物之祖。
周代以后，周族人居住在豳（今陕西旬邑一带），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十分注重蚕桑的养殖，使豳地成为当时中国蚕桑的主要产地之一。《诗经·豳风》中就记载了大量的关于陕西妇女伺蚕缫丝的情形。如《豳风·七月》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秦汉时期，中国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已趋于成熟，蚕桑丝织已经成为小农经济基本的家内劳动组合方式，伺蚕织丝已经成为关中妇女的基本劳动技能。而且冬天的夜里妇女都不能休息，要采取集约劳动的方式“相从夜绩”，[1]以增加纺织品的供应。
唐代关中蚕桑丝织得到进一步发展。唐代陕西关中的一些地区，如岐州（今凤翔）、华州（今华县）、同州（今大荔）是我国蚕桑的主产地。“据《唐会典》、杜氏《通典》、《元和郡县图志》以及《新唐书地理志》诸书所载，关内道的泾、渭河中下游一带，每年政府征的‘调依然是锦绢等类。”[2]唐代关中蚕桑的普遍，从诗篇中可以反映展现。白居易感叹“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杜甫发出“自断此生休问天，杜曲幸有桑麻田”的感慨，可见长安附近蚕桑很普遍。
汉唐时期，关中盛产的丝绸产品数量巨大。元封年间，在汉武帝的一次巡狩中，仅“赏赐用帛百余万匹，而大司农桑弘羊每年要从各地输帛五百多万匹”。[3]唐代长安是国都所在，各地的丝绸都源源不断的运往长安。
这些都说明，陕西自古是蚕桑之地，是丝绸产品的主要生产地之一。中国丝绸不仅满足了中国人民的衣裳需求，并为丝绸之路走向世界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秦商是古丝绸之路贸易的开拓者和主要经营者
丝绸之路是由汉代的张骞凿通的。但丝绸之路是以丝绸为主的东西方商品贸易之路，其贸易的主体一定不是官员，而应当是商人。事实上，最早发现丝绸交换的就是陕西的一位商人，叫乌氏裸。《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秦代在上郡畜牧的乌氏部族青年裸，从生产丝绸的关中贩取了一批丝绸织品，用它和部族的酋长交换牛羊，部族的酋长们又用这些丝绸织品与盘踞在河西走廊的塞人、大月氏人交换，塞人、大月氏人再拿丝绸织品与罗马人交换，从而得到罗马人的黄金。乌氏裸因此而发财致富。公元前226年秦始皇视察上郡，当地官员向秦始皇报告了这一新的贸易形式，得到了秦始皇的肯定，并将乌氏裸封为贵族，可以定期到咸阳觐见皇帝。从此，丝绸贸易得到了国家的重视。
到汉代，国家更加重视丝绸贸易的畅通，利用国家的军事力量疏通盘踞在丝绸之路上的匈奴，设立西域都护府，用来保护丝绸之路的畅通。而秦汉时期，从事丝路贸易的主要还是长安的秦地商人。司马迁在他写的《货殖列传》中对此有清晰的记载，汉代关中的商业形式是“秦文、德、缪居雍（今凤翔），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徙栎邑（今临潼），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幅湊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而这些集中在长安的秦商，有很多人是从事丝绸贸易而发财致富的，如《汉书》载，长安“诸田、田音、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万”等，陇上巨富王宗汉，靠丝路贸易赚钱致富，家里的牛羊多的用山谷量。
唐代长安城更成为丝绸贸易的国际市场，大唐西市里集中了大量从事丝绸贸易的商人。从扶风来长安的商人窦乂，在西市开贩卖丝绸的窦家店，在当时很有名。长安的大商人邹风炽，从卖炊饼转产到卖丝绸，家累千金，家中积累的丝绸可以挂遍秦岭的每一棵树。汉唐时期，长安还聚集了大量从事丝绸贸易的波斯商人，也叫“胡商”。长安丝商窦乂就与胡商米亮之间结成了友好的情谊。窦乂见米亮生意破产而流落街头，就救助米亮“五千文”，帮助他渡过难关。后来米亮利用他从事丝绸和玉石贸易的经验，给窦乂出了不少赚钱的好主意，使窦乂在从事房地产和丝绸经营中，成为大唐西市的首富。
宋元以后，经济中心东移，长江流域逐渐取代了黄河流域成为新的经济中心，陕西被边缘化为边疆地区。但陕西作为农耕经济与畜牧经济的结合部，依然是交换发展的高端地区。由于当时的南部商人不习惯西部严酷的贸易环境，不愿意将贸易的脚步深入到西部的巨涧大漠，致使纵横驰骋在西部苍茫天地里的陕西商帮，成为古老丝绸之路上主要的贸易力量。明清时期的陕西商帮，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设店立廛，将贸易深入到西部的通都大邑、穷乡僻壤，沿着丝绸之路设立“陕西会馆”，作为他们进行贸易的“交易之所”和社区保障。
进入清代之后，陕西商人将贸易深入到新疆各地，他们以奇台（古城）为中心，分南北两路从事丝绸和其他货品的交易。在北疆，他们沿着丝绸之路深入到伊宁，又沿着伊犁河贸易到北海，进入俄罗斯境内。在南疆，他们通过喀什，将贸易的触角深入到尼泊尔等西亚各地，使丝绸之路焕发着新的青春。
陕西是古丝绸之路的终点
丝绸之路作为丝绸与黄金对流，使大量中国丝绸流向罗马，而罗马的黄金则大量流向中国的长安，使陕西成为了古丝绸之路的终点。
公元前一世纪西方的罗马帝国由于贵族的统治而趋于腐朽和衰落。罗马的贵族尤其是罗马的妇人与少女，穿衣服要體现人体的线条美，罗马的亚麻土布不能满足贵妇人的需要，而来自中国的丝绸，像“东方绚丽的彩霞”，引起了罗马妇女疯狂的追求，使中国丝绸成为罗马的“第一奢侈品”，人们以穿着丝绸为富有和时尚。但由于罗马与中国路途遥远，又有波斯人从中转手，使中国丝绸在罗马一直保持着坚挺的价格。古罗马市场上每磅丝绸的价格曾高达12两黄金。而在中国一种叫作“缣”的粗厚织物，在国内被用来制作口袋杂物，每匹的价格是400到600个铜钱，但这种粗厚织物贩运到罗马后却与黄金同价，即一两黄金一两缣。就是今天，中国丝绸在意大利依然保持着一条丝巾价值1000欧元的价格。由于中国丝绸在罗马的昂贵价格，造成罗马黄金的大量外流。罗马的史学家认为罗马购买中国的丝绸是导致罗马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甚至罗马的长老院曾一度发布政令，禁止用黄金交换中国的丝绸。这就说明，古丝绸之路事实上是中国的丝绸与罗马黄金之间的辗转贸易，形成那一漫长历史时期国际贸易的货币基本流向。
这种国际贸易货币的基本流向，也可以在中国得到佐证。秦汉时期是中国货币史上使用黄金最盛的时期。秦汉是复本位制，“金为上币，钱为下币”，[4]大宗贸易的支付手段主要使用黄金。而中国是产金并不丰富的国家。大量罗马黄金的流入补充了中国黄金供应的不足，使黄金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到处闪现着金光灿灿的身影。如皇室对大臣的尝赐大量使用黄金。据清代赵翼《二十二史札记》记载，“汉以来金银皆以斤计，如汉高祖赐陈平金十万斤，赐田肯金五百斤，文帝赐周勃金五百斤，陈平、灌婴金二千斤”。[5]到汉武帝时，为了驱赶匈奴，依然用黄金作为刺激将士勇敢作战的物质手段。武帝时，卫青反击匈奴，斩首俘虏首级万九千，赐黄金二十万斤。同时，黄金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都得到广泛使用。楚汉战争期间，陈平使用反间计一次就花费黄金四万斤。汉武帝为了求取长生不老之药，一次性给方士十万斤黄金。王莽结婚时，一次给聘礼就达三万斤。
而那一历史时期，由于中国商品经济还不够发达，加之安全上的考虑，大量黄金还是被储藏了起来。封建皇室储藏黄金数量就很大，如汉武帝时期仅少府就藏金五十万斤，梁孝王刘武府中藏金四十万斤。王莽时代，私藏黄金以“匮”计，一万两黄金为一匮，王莽藏有黄金就高达“六十匮”，“府中尚方处，处各有数匮”。有人粗略计算，当时国内仅私藏黄金总量至少在500吨以上。东汉时很多人窖藏黄金。如董卓“筑坞于眉，坞中珍藏有金二三万斤，银八九万斤”。[6]这都说明，随着丝绸贸易大量流入中国，极大的增加了中国的贵金属供应，培植了中国的经济实力。
陕西是建设“一带一路”的中心地区
历史是惊人的相似。今天陕西际遇了与当年几乎完全相同的历史环境和发展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是中国在新的历史时期又一次“西向求富”运动。在这场伟大运动中，陕西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中心地区。
秦汉以来所开辟的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的“西向求富”运动。在古丝绸之路上，通过以中国丝绸为主要商品的中外贸易，中国的丝绸和以丝绸为载体的科技、文化走向世界，宣示了中国的富有和强大，而罗马和西域各国的大量黄金流向中国，增强了中国的经济实力，使中国成为数千年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和“黄金之国”，并以“汉唐盛世”显露了中华民族的强势与雄浑。今天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中华民族又一次新的“西向求富”运动。因为，我们这个民族是在西北乾卦方位上诞生的，也只有向西走才有希望。当年的汉唐王朝雄踞中原，向西拓展，经略西域，才迎来了我们民族的“汉唐盛世”;当年红军长征，北上抗日，来到陕北，才使我们这个民族绝地逢生，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今天我国制定的“西部大开发新格局”国家战略，更是中华民族又一次振兴于世界的历史必由之路。
在此期间，陕西获得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会，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陕西是“中心地区”;陕西西安还是西部地区惟一的“国家中心城市”;又是“临空经济示范区”和“军地融合示范区”;还是中国惟一的“内陆港口”城市;是秦巴山区连片扶贫重点地区和南水北调工程的水源区。在这一系列历史机遇的带动下，陕西汇聚了巨大的历史发展能量和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正在以“厚德载物”的文化强势和科技教育、装备制造的产业优势，蓄势待发，在新一轮城际经济竞赛追赶超越中显示自己的力量。与此相应，陕西商人更会乘势而为，参与到这一场伟大的斗争和伟大的实践中来。通过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使陕西依靠先进的科技、教育和装配制造优势，在整合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资源的基础上，实现抱团发展，经济互补，必将极大增加陕西的经济实力，同时在互惠互利的平等交换基础上，实现与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同步发展，进一步显示新陕商的新面貌，展示新陕商的新力量，在中华民族新一轮“西向求富”运动中做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新贡献。
参考文献
[1]（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1121，3694，4188.
[2]王宏昌.论清代前期陕西蚕桑业的发展[J].北方蚕业，1983（2）：15.
[3]陈浮.复兴豳原遗风发展关中蚕桑[J].农业考古，1983（7）：284.
[4]郑家度.广西近百年货币史[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1：12.
[5]（清）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622.
[6]（南朝宋）范晔.后汉书（董卓列传第六十二）[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6：527.
作者简介
李 丹 空军工程大学军政系政治理论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
赵 沛 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