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绿状元洪钧、陆润庠的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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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永康
摘 要：明清两朝状元产生最多的地方是江浙两省，苏州籍的状元数量为江浙之冠。洪钧和陆润庠是晚清时苏州地区比较出名的状元。洪钧出使四国，陆润庠有民办企业开拓之功。事业以外，二人雅好翰墨，洪钧以苏东坡为体柳公权为骨，陆润庠得欧阳询的神髓。
关键词：洪钧;陆润庠;科举;书法;民办企业
状元，是科举制度的产物，也是中国士人中的顶尖人物，是传统文化大家庭中的旗帜。从唐朝到清朝的1300多年间产生了590位状元，在这群队伍里，先后走出了无数名臣贤相、书坛巨子，演绎出一幕幕精彩的历史话剧。
从隋朝到清朝末年，中国的官僚队伍几乎全由科举考试产生的幸运者组成。柳公权、文天祥、王十朋、张孝祥、商辂、吴宽、杨升庵、申时行、翁同稣……犹如浩瀚天际里的明星，闪烁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之中有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无疑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兴盛起到了推动作用。尤其在明清两朝，朝廷形成了“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阁”的局面。国家的行政权力基本上掌握在这些人的手里。
在明清两朝，江浙两省文风盛行，是产生状元最多的地方，而人杰地灵的苏州又为江浙之冠。由于身处本地和对当地传统文化的了解，使我对状元书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上世纪90年代末，我开始确立了自己收藏和研究的方向：明清状元书画。从此苏州十全街、怡园、北寺塔，以及各地的文物商店、博物馆、书画拍卖会，是我去过最多的地方。寻觅走访，倾听操着依依吴语的老辈们讲述过去的故事，其中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老苏州们引以为傲的“红状元”和“绿状元”。
“红状元”“绿状元”讲的就是同治七年的状元洪钧和同治十三年的状元陆润庠， “红绿”在苏州方言中和“洪陆”为同音。
洪钧，字陶士，号文卿，原籍安徽休宁，先世经商，曾祖时迁居苏州。洪钧出生时已家道中落，父亲要他放弃儒业，学习经商。洪钧心有大志，执意恳请不从，才得以继续攻读。同治三年（1864年），洪钧考中江南乡试举人，同治七年（1868年），而立之年的洪钧终于大魁天下，以第一甲第一名状元及第，從此走上了仕途。洪钧先后出任湖北、江西学政，升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等职，参与编纂了《穆宗毅皇帝实录》。光绪十三年起，受命出使俄国、德国、奥地利、荷兰4国，以外交大臣身份搜集了西方史学方面的资料，佐证增补《元史》，撰成《元史译文证补》30卷，开中国学界利用外国资料研究元史的先河。他发明了使用地支（子、丑、寅、卯等12生肖）代替月份，用律诗“平水韵”中的韵目（东、冬、江等31字）代替日期的电报纪日法，改革了当时电报字码，使之与国外大致统一。这套记录日期的方法，从光绪、宣统、民国一直沿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整整使用了70多年。他善于思索，颇有政治预见，能敏锐地分析和观察国际政治形势。在出任外交大臣期间，他通过对西欧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研究分析，特别是国际形势的研究分析，预计欧洲将爆发战争，并及时向慈禧太后奏疏报告：
“看中、欧形势而言，欧洲多事，则中国稍安。有见识者以为不出十年将发生欧洲战事。”“英国则常为局外之观，惟俄（国）则有吞并之志，法（国）则复仇之心，德（国）则惟日孜孜以秣马厉兵为事，俄、奥两国现在甚有违言，调兵增戎。”因此，他向清廷建议：中国应当抓紧时机， “修明政事，讲究戒备”“时不可失”（洪钧日记，同治9年至同治19年）。后来，欧洲果真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验证了洪钧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洪钧在《清史稿》《清代七百名人传》《清碑传合集》等典籍都有立传。
古代士人，早年写一手好字只是为了适应考试的需要。当时士子们为了进身官场，除了一肚子的八股文外，还得写好考试规定的楷书，就是要“墨乌黑，字方整，笔光润”，达到“乌方光”的统一标准。这种书法，后人统称之为馆阁体。经过明清数百年的发展，这种字体到晚清已呈现出完全成熟的态势，其特点即圆熟精准。王文治尝称馆阁体：“端雅正宜书制诰。”[1]除此之外，乾嘉以后，碑学中兴，便有书法家、学者开始反思馆阁体的弊端，洪亮吉批评它“干手雷同”。先有金农、郑板桥在汉碑方面的创新隶笔，继之有钱沣在颜碑方面的拓展，其他如邓石如的秦篆，伊秉绶、何绍基的汉隶，赵之谦、张裕钊的魏碑，以及后来的包世臣、康有为鼓吹推崇北碑等。一时碑学盛行，风靡全国。
书法是洪钧政治生涯以外的业余爱好。在当时流行的碑学风气里，洪钧并没有被完全淹没，他略参北碑用笔，又保留了帖学的精准，使其书法呈现出一种特有的士人气象。
洪钧早年学苏轼、米芾、钟繇。我藏有其所书楹联、屏条、扇面多件。其书风洒脱，功力深厚，书写内容大都是前贤警句格言，如为韶臣三兄世大人所书行草立轴：
“画屧苍苔陌上踪，一春心事怨吴侬，晓风欲倩游丝馆，愁杀寒山寺里钟。”韶臣乃张景春，安徽肥西人，清咸丰年间入袁甲三部，参加镇压太平军，战功卓著。后加入淮军，官至记名提督，苏松镇总兵，统领一方。洪钧祖籍和张景春同属安徽，具同乡之谊，且张景春时任苏松镇总兵（负责苏州、松江地区军事防务），驻军崇明，和苏州相距百里。此幅所作虽未署年款，从书风看应是洪钧高中状元后的作品。整幅作品姿意挥洒，收放自如，无一笔馆阁习气，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春风得意之感。从中可以窥见此时洪钧的书风受到了李邕、《张猛龙碑》的影响。《清代七百名人传》载：
“其中年后专工碑版，喜作擘窠大字，字字都入碑意，苍润雄劲，质朴高古，为世人所重。”苏州博物馆内有块“鹤与琴书之室”匾，系洪钧传世墨迹。又见洪钧为拙政园补园所书的行楷题匾“三十六鸳鸯馆”，取势开张、线条稳健，与所谓金石名家们相比亦有锵锵金石味，而潇洒的用笔则是他们绝无的。
洪钧无意于成为书法界引领风尚的人物，但于当时的书法革新是有充分认知的，并为此付诸实践。在清末同光时期，洪钧是一位颇有创新意识和艺术造诣的书法家，在书法史上应有其历史地位。
让洪钧名声口口相传，名扬海内的却不是他的书法造诣，也不是他的政绩才学，而是因为一本小说《孽海花》。每逢洪钧传纪中总会有一句：
“有妾名赛金花也！”赛金花，其名赵彩云，安徽黔县人，幼年被卖到苏州的花船上为妓。光绪1887年，洪钧丁忧在家，对彩云一见倾心，加之彩云聪明伶俐，遂纳为妾。不久洪钧奉旨为俄、德、奥、荷四国公使，其原配夫人畏惧华洋异俗，遂使彩云陪同洪钧出洋。出使期间，彩云以公使夫人名义周旋于上流社会，见多识广。回国后，洪钧任兵部左侍郎，居京城。光绪十九年（1 893年）洪钧因病去世。赵彩云在护送洪钧棺柩南返苏州途中，被迫离开洪家，而洪钧给彩云留下的五万大洋又给族入侵吞。彩云一时生活无着，只得重操旧业。先后改名曹梦兰、傅彩云、赛金花。赛金花在上海公然挂出状元夫人牌子接客，引起了苏州士绅的强烈不满。洪钧的儿女亲家状元陆润庠面上挂不住了，觉得赛金花有损状元脸面，遂致电松江知府将其逐出上海。赛金花只得北上到天津、北京挂牌营业，这才有了后来的赛金花与瓦德西意外相逢。金松岑、曾朴根据洪钧和赛金花的经历前后写出了长篇谴责小说《孽海花》，在当时引起轰动，连印15版，一时洛阳纸贵。
陆润庠，字凤石，号云洒，同治十三年状元，是苏州科举历史上的最后一位状元。历任山东学政，国子监祭酒。后以母疾归苏州侍奉，奉旨总办苏州商务局，后任工部、吏部尚书，官至太保、东阁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宣统三年，任弼德院院长。辛亥后仍留清宫，任溥仪的老师。陆润庠精于书法，擅行楷，方正光洁、清华朗润，意近欧阳询、虞世南。洪钧的书法，在当时颇有名气，死后却受到书法史的忽略，寂寂无闻甚是可惜。而陆润庠的名字是确确实实被写进了书法史，马宗霍称：
“凤石楷书，清华朗润。”[2]
清朝满人人关后都承明制，官员中亦有很多亡明故吏，清初顺治皇帝承明台阁体之绪。对楷法的重视也体现在状元试卷的选取上，王士祯《分甘余话》中有“清代状元多选书法优者”一条：
世祖皇帝喜欧阳询书，而壬辰状元邹忠倚、戊戌状元孙承恩、皆法欧书也，康熙以来，上喜二王书，而己未状元归允肃、壬戌状元蔡升元、庚辰状元汪绎皆法《黄庭经》《乐毅论》者也。
清代笔记《水窗春呓》卷下（欧阳兆熊、金安清撰）也载：
馆阁书逐时而变，皆窥上意所在。国初，圣祖喜董书，一时文臣皆从之，雍正、乾隆皆以颜字为根底，而赵米兼之，俗语所谓墨、圆、光、方是也。然福泽气息无不雄厚。嘉庆一变而为欧，道光再变而为柳。咸丰以后则不欧、不柳不颜，近且多学北碑，取径愈高，成家愈难，易流于怪险。
可见皇权书法审美无疑是科举状元必须遵循的最高标准，陆润庠的书法正是顺应了当时的要求，以拥有一笔“高秀圆润之致”的书法，才得以蟾宫折桂，大魁天下。
陆润庠的书法亦和他为人一样，工稳端庄，雍容有度。《中国美术全集》录有他“名花异果雕栏护，古款新铭小篆镌”行书联（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运笔婉丽劲健，庄妍流美，有平稳舒缓之韵味。字如其人，字者，心画也！我们可以从陆润庠的书法中，一窥陆润庠的为人。纵观陆润庠的人生轨迹，我们可以想象，陆润庠以正统的觀念立场、正统的学问系统，在任上作讲授或出题试卷时，他应该是满口仁义道德。至于经典阐述，更是每日必修之课。以这样的为人处世推之书法，则应该是步步以正宗为归。点画结构，动不失矩，行必有则。处江南之秀，又事儒学之传，陆润庠书法结体伟岸、行笔凝劲，有内力外溢，徐收徐纵之妙。他注重笔势的运笔发力，亦善于控制行笔的轻重缓急，变化繁多的点划就着这力和势，得到了有机的统一。以娴熟的技巧和对古典的深邃理解，在清末的书法领域里，成为喧胚一方的名家，虽然并不算开宗立派的大家，但他有幸得以名列金榜之首，才高名大，使后人对之书法特别注目。
其实，书法在现代人眼里是一门艺术，但在古代，尤其是在科举考试中，书法的艺术性必须完全服从于文字的实用性。士人们写的楷书看起来几乎大同小异，遵守的是“馆阁”法则。当写行草书时他们便是挥洒自如，各擅胜场了。在苏州园林名胜中至今还较多保留着陆润庠的墨迹，如为拙政园所写的“十八曼陀罗花馆”擘窠行楷匾额，笔圆体方，外柔内刚，无刻意雕饰之气，却有锋芒内敛之含蓄。诚如叶昌炽所说，他虽“不以书翰名”，但其“三真六草，为天下宝”。陆润庠翰墨之余亦精于书画鉴赏，光绪年间曾奉敕审定内府书画金石，钤有“凤石眼福”“甲戌状元”“臣润庠奉敕审定内府经籍金石书画”等印章。现在北京、上海等各大拍卖会上，也时有陆润庠的书翰真迹展拍，北京保利2013年的秋季拍卖会上，见陆润庠所书“藏珍”擘窠大字，写得雍容大度，“藏珍”二字取意于《易传·系辞》篇：“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书意相得益彰，亦引来了诸多藏家的关注，拍卖时以2万元起拍，几路藏家各不相让，价格一路上扬，我亦心仪已久，志在必得，最后以12万元的价格竞下，至今仍悬之室中。
我藏有陆润庠致沈昂青等人信札70页。为陆润庠在苏州创办苏纶纱厂和苏经纱厂时期所写联络文书，内容包括陆润庠主持和分配公司人事、工厂的选址、运营以及公司连年亏损后，由官转民对外承包事务及义善源、达源庄等票号交易等公司事务。涉及张之洞、沈昂青、朱莘耕、子约、薰生、王勉夫、洋人汤纳等人，所言具细。创办苏纶纱厂前后的危机、矛盾均在信中有所反映，此外还提及京城周边的水患、陆氏由西安归京后的身体状况等事。书写以行草为主，其书婉丽劲健、意态潇洒，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及艺术价值。
清光绪二十一年（1 895年），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张之洞，移用清政府向苏州等五府商民借银54.76万两（原拟用作中日甲午战争军费），成立苏州商务局办苏经苏纶股份有限公司，由丁忧在籍的国子监祭酒陆润庠为公司总董进行筹建。选择盘门外官荒地营建厂房，于光绪二十三年（ 1897年）七月投产，有工人2200名，年产粗纱约1.4万件，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兴起做出了重大贡献。
清末民国初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作为封建士大夫的陆润庠，其思想和行为是为了“巩固君权”，其宗旨是“成规固不可墨守，而新法亦须斟酌行之。若不研求国内之历史以为变通，则必有窒碍、难行之处，或且变本加厉之害”（吴郁生《东阁大学士陆文瑞公行状》），看似稳妥，实际是保守护旧，对新法与民国持反对态度。留恋旧的封建儒学和旧式教育，反对教育的更新，所以在政治路线上他是迂腐落后的。
陆润庠高中状元后一路荣华，连慈禧太后的御笔也大都有陆润庠代为题跋，备受恩宠。但他却始终如初，不摆半点官架子，“当官处事，务循准绳”。其从政之余，艺友众多，徐部、吴荫培、叶昌炽、潘遵祁、陆增祥等时有往来，常论诗文或作书画，一时群贤毕至。陆润庠自始至终以蕴藉中和的儒家形象，出现在苏州市民的记忆里。在“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年代，成为当时人们的励志偶像。
从同治十三年（1873年）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31年间，苏州再也没有出过状元，人们都以能有状元公的寸楮尺素为荣。留园、狮子林、网师园至今仍留有陆润庠的书联。
时过境迁，风华不再，科举制度也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状元公成了过眼云烟，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苏州人心目中引以为傲的“红状元，绿状元”也渐渐地被淡忘。
新年伊始，当我又一次走进拙政园补园，静静仰望着北厅的三十六鸳鸯馆。门口池塘里，对对鸳鸯戏水依旧，疏离疏影。对面的南厅里，十八曼陀罗花馆门前早已无人度曲，只有微微吹来的阵阵清风，似乎还在向游人轻轻诉说着“红状元，绿状元”往日的荣耀。
注释：
[1]王文治论书绝句三十首[M]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54
[2]马宗霍书林鉴藻书林纪事·卷十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