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与中国增长奇迹：效应评估、贡献测算与机理研究

陈太明

[摘 要]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创造了举世公认的经济增长奇迹。文章基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的准自然实验，首次使用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改革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测算改革开放对增长奇迹的贡献份额，并深入挖掘改革开放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基于跨国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发现：改革开放的增长效应使得中国1979年以来的年均经济增长率提高了5个百分点，1979年前后经济增长率总体变化中的96%以上是由改革开放贡献的，十分可观。改革开放的增长效应主要是通过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增加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渠道传导的，人力资本的作用不显著，政府规模起反作用。上述结论意味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进程中，在继续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同时，应该更加重视教育投资及软环境建设，并且遏制政府规模不断扩张的强劲趋势。

[关键词]改革开放;经济增长;作用机制;双重差分

[中图分类号]F124;F2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20）12-0001-07

一、引 言

中国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是一场举世瞩目的伟大试验，这一场深刻的“摸着石头过河”和“走一步、看一步”的制度变迁过程，允许市场经济成分出现并成长，极大地调动了公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了社会活力，在经济社会发展、国际地位提升、经济体制构建等方面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1]。然而，迄今为止，从定量层面上对改革开放的政策效果进行科学的评价并挖掘其背后的作用机制仍然是一个开放性的重大问题。

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进程使得中国经济创造了举世公认的经济增长奇迹，但中国的学术界仍然需要从学术层面上讲好中国故事。2018年末，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做出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等一系列战略部署。既往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为中国未来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经验。站在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这一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新起点，通过评估改革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回顾改革开放的历程，通过机制分析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为了从定量层面上客观评价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在经济增长实践上的历史效果，在进一步改革开放实践中作出正确决策，如下最根本的问题尤为值得关注：改革开放是否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因果意义上的作用呢？改革开放究竟在中国增长奇迹中做出了多大份额的贡献呢？改革开放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效应净值究竟有多大呢？其背后的可能传导途径又是怎样的呢？这些对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有何启示？明确上述关键问题对于评估既往改革开放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因果效应、贡献份额及其传导途径，并合理引导现行改革开放政策的进一步调整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开展具体的研究。

二、文献回顾

针对始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開放的政策效果，大量文献都给予了积极评价。总体而言，这些研究主要是通过纵向比较中国宏观层面经济指标在1979年前后的变化来判断改革开放的政策效果，尤其是比较经济增长率的时序变化[2-10]。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是对其社会福利水平的部分测量，而且往往并不完善，但尽管如此，持续的经济增长仍然是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但是，从实证方法方面来讲，这些文献主要是使用描述性统计的分析方法，根本无法验证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或曰无法得到改革开放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净值和贡献份额，进而给所得结论存在质疑提供了巨大空间。

关于改革开放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多数文献只是进行初步的比较分析，相对严谨些的文献也主要是采用OLS法进行相关性分析。如Lin（1992）采用1978—1984年省份面板数据实证研究私有化、价格调整等因素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农业产出增长的贡献，结果表明私有化能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进而解释了50%左右的产出增长[11]。此外，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增长奇迹的显著特征之一是沿海地区比内陆地区经济发展更快，而对其背后的机制或原因，分析结论不一而足，主要包括：国家给予优惠和政策倾斜[12]、地理因素[13]、市场因素[14]、FDI[15]、技术[16]、人力资本[17]、交通基础设施[18]、金融发展程度[19]。能够发现，这些国内外文献充其量是基于不同层面经验数据进行简单回归分析，所得结论也只能体现相关关系，难以识别因果关系，仍有待基于更科学的方法继续加以更为精准的实证研究。

比上述国内外已有研究文献更进一步的是，本文以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为背景，采用1960—2014年宏观经济维度的跨国面板数据，在定量层面上深入地考察了改革开放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因果效应并揭示了背后的传导途径。为了有效地识别改革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因果性作用，本文把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的政策冲击视作一项准自然实验，把中国当作实验组，将东亚7个主要国家当作对照组，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法（DID）模型来进行实证分析。本文得到的主要结论为，中国改革开放使得1979年以来的经济增长率提高了5个百分点，对中国增长奇迹的贡献高达96%以上，相当可观。改革开放创造中国增长奇迹的传导途径主要是通过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增加和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的，人力资本没有发挥显著作用。

相对于以往研究文献，本文主要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贡献和差异：第一，在研究方法上，以中国实施改革开放这一宏伟的经济变革作为外生政策冲击，基于准自然实验框架，通过构造双重差分法模型严谨地识别出中国既往改革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因果效应，较好地解决了以往研究中可能潜藏的内生性问题，从而得到的定量结果是改革开放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净值。以往文献主要是基于纵向比较方法进行的粗略研究，无法识别因果关系，本文基于双重差分法的研究能够揭示因果关系，可以填补这一领域的空白。第二，在研究内容上，不仅测算既往改革开放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净值和贡献份额，而且还研究了既往改革开放影响经济增长背后的多维传导途径，这既拓展了有关改革开放政策效果的研究，又增进了我们对改革开放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途径的理解与认识，而鲜有的研究改革开放政策效果的相关文献却遗漏了针对传导途径的分析。传导途径分析结果将为中国未来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并且这些政策建议也将是中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宝贵尝试。

三、研究设计

（一）实证方法

本文主要关注改革开放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问题，为了剥离掉其他共时性因素的干扰，实证分析中使用了双重差分的方法。具体来讲，寻找到同一时间没有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东亚主要国家，其经济增长率变化体现了除改革开放政策之外的其他共时性因素的影响，将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国经济增长率变化和没有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东亚主要国家对应时间经济增长率变化相减，便可以得出剥离掉其他共时性因素影响以后的影响效应净值。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中国人民的热忱、能力和创造力从阶级斗争重新拉回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启动了中国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作为举世瞩目的伟大变革，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将改革开放形象地比喻为“摸着石头过河”，将改革开放视为一场冒险与试验，以实用主义的精神和试验的手段改革中国 [10]。确切来讲，中国在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之初并没有一个预先设计的蓝图 [20]，也就是说，决策层并没有预先规划好一系列改革方案，也并没有描述长期目标，而是采取渐进的改革开放模式，这种模式是以实践为准则的[21]，鉴于此，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的政策冲击完全可以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这使得我们可以使用双重差分法对其增长效应及其传导途径进行科学评估与实证分析。相比于任何其他国家的组合来讲，选择一些东亚主要国家作为对照组无疑是更加合适的，毕竟只有东亚主要国家才与中国有着更为相近的历史、文化等共性特征。退一步讲，即使这样的对照组选择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至少可以确信的一点是，选择东亚主要国家作为对照组进而展开双重差分法研究结果的科学性，一定会远胜未选择任何对照组而进行的简单差分法研究结果的科学性。正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所言：“粗略的正确比精确的错误要强。”为此本文认为，选取东亚主要国家作为参照提供了一个虽然粗略但却合理的基础。基于以上的考虑，作为对照组的东亚主要国家，本文选择了7个，具体包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韩国和日本。

虽然中国与这7个东亚主要国家之间的同质性程度要明显高于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同质性程度，但毕竟中国与这些东亚主要国家之间不是完全同质的，基于此，本文尝试通过引入一系列的控制变量来尽量控制中国与这些东亚主要国家之间的异质性问题。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本文在Barro（2000）[22]等典型的经济增长实证模型基础上，添加国家和时间虚拟变量的交叉项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使用双重差分法估计改革开放的增长效应，回归模型设定为：

grit=β0+β1Treat+β2Policy+β3Treat×Policy+γXit+ζit[JY]（1）

其中，i表示国家，t表示时间，grit是被解释变量，代表国家i在第t期的经济增长率，交替使用实际人均GDP增长率（growth）和实际GDP增长率（ggrowth）来加以度量，以增强所得结论的可信性。Policy表示时间虚拟变量，如果时间t是1979年及以后，那么Policy取值为1，其余均为0。Treat表示国家虚拟变量，如果国家i是中国，那么Treat取值为1，其余皆为0。Treat×Policy是本文重点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由国家虚拟变量和时间虚拟变量的交叉项构造而成，表示国家i在第t期是否实施改革开放，如果国家i在第t期实施了改革开放，那么Treat×Policy取值为1，其余都为0。Xit表示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国家层面的控制变量向量。ζit是随机扰动项。系数β3表示改革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因果效应估计值，为本文主要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系数。

在控制变量方面，依据以往相关研究[23-24]的通常做法，本文控制了一些可能會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具体包括：①物质资本（记为k），运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与GDP的比值来控制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②初始GDP（记为igdp），控制了初始年份的实际人均GDP来捕捉初始GDP对经济增长的影响。③政府规模（记为gov），采用政府消费占GDP的份额来厘清政府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④人力资本（记为hc），使用人均人力资本指数来控制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⑤产业结构（记为industry），控制了服务业增加值与GDP的比重来揭示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所有的回归分析都在国家层面进行聚类，同时采用稳健标准误进行估计。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使用的实证分析样本总共包括中国与东亚7个主要国家1960—2014年的面板数据。除了政府规模和人力资本两个变量的原始数据来自于PWT9.0之外，其余所有变量的原始数据均来源于世界银行的WDI数据库。此外，所有实际变量均以2011年为基期。

表1列出了模型中各个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东亚主要国家样本的统计显示：实际人均GDP增长率最小值为-[KG-*4]26.5%，最大值为16.1%，并且最大值与最小值均出现在中国，这说明中国有极个别年份为负增长的状态，而且经济增长率在不同年份之间的差异性比较大，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差距为42.6%。物质资本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依次是0.953和0.045，二者之间差距达到了21倍，这说明有些国家拥有较多的物质资本存量，而有些国家则拥有较少。初始GDP的最大值与最小值分别为8 607.657和191.791，两者之间的差异高达44倍多。政府规模和产业结构的平均值依次为15.4%和48.8%。人力资本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2.209和0.625，这表明东亚各个主要国家之间的人力资本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异性。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改革开放的增长效应

表2展示了改革开放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双重差分估计结果。从估计结果来看，对于模型（1）至模型（6），交叉项Treat×Policy的系数估计值都在1%的统计水平上高度显著。模型（1）和模型（4）显示，改革开放对经济增长率的效应净值高达6.7%和6.9%，当模型中逐渐加入了物质资本、初始GDP、政府规模、人力资本、产业结构这一系列国家级层面的控制变量之后，效应净值有所下降，控制变量最多的模型（3）和模型（6）显示，效应净值下降为5.2%和5.3%。就福利比较而言，以人均GDP为衡量尺度，经济增长才有意义[25]，为此，我们接下来的分析主要是基于模型（6）的估计结果。

基于WDI年度统计数据，经过算术平均值计算后的结果显示，中国实际人均经济增长率在1960—1978年間的平均值为3.2%，在1979—2014年间的平均值上升至8.7%，由此不难得到，样本期间内，1979年前后中国实际人均经济增长率总体提高了5.5%。进一步地，在1979年前后中国经济增长率的总体变动当中，改革开放的贡献高达97%以上（具体计算过程为：5.3%÷5.5%×100%=96.4%），可见，改革开放对中国增长奇迹的贡献是十分可观的。基于上述的实证结果及定量测算结果，我们能够有理有据地断言，改革开放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因果意义上的显著作用，创造中国增长奇迹的正是改革开放。

表2中控制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具有重要的经济学含义。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均对中国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面影响，其中，物质资本在所有模型中都能够通过1%的统计显著性检验，而人力资本则是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两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符合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直觉。初始GDP的系数估计值在全部模型中均显著为负，这说明中国和东亚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增长存在着条件β收敛，这与最新文献[26]的研究结论完全一致。对于这一结论也不难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是非常低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远远落后于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和日本等其他东亚主要国家，使得中国能够比较容易地利用这种后发优势，进行大幅度的结构调整 [8]。政府规模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是由于政府规模较大的国家通常意味着较为严重的政府行政干预，这会造成资源配置扭曲和效率损失[27-29]，而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妨碍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30-32]，最终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的升级对中国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推动作用，这是由于第三产业发展较好的国家产业结构更加合理，从而其生产效率也相对较高。

（二）作用机制分析

中国40年来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就，并且为全球经济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有相当多值得借鉴和学习的经验与特色，为此，需要更充分地理解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路径和渠道，以促进世界范围内对中国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的理解。鉴于此，探讨改革开放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传导途径就变得尤为重要。接下来，将使用双重差分法来实证考察改革开放对物质资本、政府规模、人力资本、产业结构的影响，以从这4个方面来厘清改革开放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具体传导途径。表3给出了上述4个控制变量的双重差分估计结果，我们重点关注的是两个虚拟变量交叉项的系数估计值（见表3最后一列）。

物质资本是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如表3所示，平均而言，中国在1960—1978年的物质资本为0.232，而在1979—2014年演变为0.350，增加了0.118。与此同时，东亚其他主要国家物质资本平均值在这个期间内却仅增加了0.053。中国的物质资本在改革开放之后出现了显著的增加。这揭示了物质资本的积累是中国增长奇迹的动力来源，这一结论与既有研究得出的主流结论完全一致。事实上，众多国内外学者均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生产要素尤其是物质资本的投入[33-34]，这样的增长方式具有明显的粗放特征[35-36]，并且政府部门强调多年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始终没有取得显著的成效 [28-37]。因此，为了最终能够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继续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必然的选择。

在东亚各主要国家的经济增长中，政府部门无疑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表3，样本期间内，1979年至今，中国和东亚其他主要国家的政府规模都有明显的增加，中国政府规模从17.4%增加为20.8%，平均每年增加3.4个百分点，东亚其他主要国家政府规模平均值从13.6%增至15.4%，平均每年增加1.8个百分点，中国比东亚其他主要国家增加得更多，所以改革开放扩张了中国的政府规模。另外，从表2能够看出，政府规模的扩张对经济增长存在负向影响。政府规模的扩张意味着政府干预更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进而阻碍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最终损害经济增长。因此，为了减缓政府规模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应该降低中国政府规模，也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决议应该落到实处，进而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以期建立现代市场体系。

产业结构差异也是导致东亚各主要国家之间经济增长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改革开放前，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导致中国产业结构偏离了比较优势，造成了数次经济负增长;改革开放后，资源配置逐渐向服务业等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倾斜，偏离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扭曲得到了一定的矫正 [38]，进而促进了经济增长。具体而言，服务业在改革开放前由于受到严格的压制而削弱，在改革开放后，这些压制明显放松，服务业显现了迅猛的扩张 [8]。表3的结果显示，中国和东亚其他主要国家的服务业增加值与GDP比重在1960—1978年依次是26.2%和46.9%，在1979—2014年分别是35.8%和53.3%。中国和东亚其他主要国家的这一比重均有所上升，但中国的上升幅度0.096高于东亚其他主要国家的上升幅度0.064。因此，改革开放明显推动了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人力资本积累能够提高劳动力的技能，也能够为研发提供充分的人力资源，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中国的人力资本指数平均值在1960—1978年为1.409，在1979—2014年上升为2.058，平均值上升了0.649。东亚其他主要国家的人力资本指数平均值在1960—1978年为1.755，在1979—2014年上升为2.531，平均值上升了0.776。无论是两个阶段各自的人力资本指数水平值，还是人力资本指数的变化值，中国都要小于东亚其他主要国家。为此，表3人力资本一行交叉项的估计系数为负，中国的人力资本在改革开放后并未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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