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万物皆非，唯有人是”

张生

每个作家都有重述历史的冲动，尤其是重述自己青少年时期所经历过的历史的冲动，对于生于五十年代的作家来说，这点尤为明显。他们可谓是共和国的同龄人，而共和国建立后的跌宕起伏的歷史，恰与其青春岁月重叠，由此这段历史也成为其创作的不竭的源泉，而随着时间推移，这曲难忘的“青春之歌”逐渐变成永远的“怀旧金曲”，令他们挥之不去，欲唱还休。而王安忆于2018年写就的长篇小说《考工记》可以说就是她吟唱的这样一支历久弥新的“怀旧金曲”。在这部小说里，王安忆以“上海小开”也是世家子弟的陈书玉为主要人物，以他和三个“小开”朋友奚子、朱朱、大虞之间的交往为主线，讲述了他们从三十年代末上海滩的抗日烽烟到解放，反右，“文革”，直到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坎坷经历，演绎了他们在这段难忘的岁月中如何由二十岁左右的“四个少不更事人”变为历经沧桑的老人的悲欢离合的故事，从中折射出他们对待友谊和生活的态度。

而这样的人物设置和故事架构让人不免想起王安忆之前的《长恨歌》中的“上海小姐”王琦瑶的传奇，所以有人称《考工记》为男版《长恨歌》，所不同的是把主人公由“上海小姐”换成了“上海小开”而已。但这部小说却不同于《长恨歌》，而王安忆之所以刻意“重述”那段上海的历史，显然不仅为的是试图再次走进那段岁月的深处，重新获得创作的力量和精神的提升，更为重要的是从中开掘出他们那代人的隐秘的心灵世界，并以此来提示今天的人们以生活的态度和方向。

或许因为这是一次旧梦重温之旅，王安忆显得驾轻就熟，她在这部小说里充分显示了自己作为一个成熟作家的魅力，小说的叙事收发自如，游刃有余，人物性格自成一体，进退有致，故事展开有条不紊，既大开大阖，又细腻入微，情节的转换也于自然流畅中奇峰迭起，一波未平一浪又起。与此同时，又行不言之教，让人在这四个上海“小开”的不可分割的命运之中，看到国家的顿挫与转折，人生的随行与持存，以及她所属意的上海的普通人的生命的底色和人生的感悟。下面就从这部小说叙事的特点，人物与故事的离合，以及王安忆在这部小说里所凸显的人生的“经济学”等几个方面来谈谈这部小说的特色。

一、“慢”下来的“从前”

王安忆的《考工记》这部小说在叙事上最大的特点就是“慢”。这种“慢”，显然是作者的刻意为之，不仅体现在小说开始的叙事基调的精心设置上，也体现在叙事语言的巧妙的配置上。

小说的叙事基调决定小说整体的叙事节奏，也决定了读者对小说所演绎的世界的感知。而《考工记》的这种“慢”，从小说开始作者细致地描述主人公陈书玉的出场这一幕就淋漓尽致的表现了出来。1942年，陈书玉这个曾就读交通大学铁道系的学生因受朋友奚子的感召，懵里懵懂与其从事地下工作的“弟弟”及其朋友穿越万水千山，从上海辗转到已经在西南大后方重庆重开门户的交大继续求学。但他却并未能像那些怀抱热血奔赴大后方的成千上万的青年一样融入那里的生活，所以，蹉跎两年之后，在1944年的秋末，他历经了两个月的辛苦奔波终于又从大后方重庆重新回到了日思夜想的故乡上海。可是归家心切的陈书玉却是以一种“慢”得惊人的方式重返上海的，因为他到了上海的远郊松江后就钱财耗尽，所以他只能一步一步用双脚走回上海。而他步行回去的上海又是个什么样的上海呢？那是一个盘桓着电车轨道的上海，是一个有着比步行的速度要“快”很多的惊人的上海。作者从小说开头这一刻起，就有意让上海这座城市的“快”与陈书玉的“慢”形成了对比，这似乎也成为他一生与时代潮流总是“慢半拍”而无法“共振”的隐喻。

如果说作者让陈书玉走路而不是乘车回到上海的“慢”是对他的人生的隐喻的话，那么，作者随后对他回到老宅后的一举一动的耐心而细致的描述，更是让人感觉到有一种叙事节奏上的有意为之的“慢”。在作者的笔下，陈书玉的那些本应一气呵成的日常生活中的平常的举动似乎都变成了“慢动作”。他是如何在暮色里精疲力竭地走到自家那幢百年老宅前的，又是如何在老宅门前的柳树的树洞里寻找存放的门钥匙的，又是如何打开房门的，再到他如何一步一步走进这座空无一人的木结构的宅院，最后在祖父屋子里的床上躺下的，都交代得清清楚楚。甚至，在这个过程中，陈书玉的每一个动作，所看到的每一样东西，听到的每一种声音，闻到的每一种味道，作者也都一点一滴地将其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而正是在这种犹如电影慢镜头一般的缓慢而细致的叙述中，让人不知不觉中身临其境，慢慢跟着陈书玉穿越岁月的风烟回到了那个久远的时代的上海，带着我们走进了陈家的那个飘溢着书香有着八仙雕镂的古老的宅子，使得我们得以和陈书玉一起去听那“静夜的声音，老房子的低语”。a

而这种叙事的“慢”，不仅是作者从小说开始即由通过细致描摹主人公陈书玉的行为方式所奠定“慢”的叙事基调，还有对叙事语言的精心选择所造成的读者阅读速度的“慢”。作者在这部第三人称叙事的小说里，对叙事语言的使用十分考究，句子大多略去主语，很少使用长句，多用短语，有意改变了习用的句式，因此让叙事的节奏慢了下来。如当陈书玉终于从遥远的郊区走回了上海城里，接着向自己家的那幢老宅走去时的那段描写就很典型。

迈过电车路轨，路轨陈寂地躺在路面，眼前仿佛电车的影，那影里明晃晃的窗格子，闪烁了一下，又灭了。脚下的柏油地，渐渐换成卵石，硌着薄薄的胶鞋底。他穿一双元宝口的胶鞋，在多雨的西南可是个宝，到上海却变得奇怪了。b

因为句子去掉了主语，使得读者在阅读时产生了一种带入感，很容易以自己的眼光而不仅仅是人物的视角来进入文本。而这种代入感，又让读者不得不注意每个句子的展开及其渐次提示的情境，又因为多用短句，使得叙事节奏变慢的同时，也使得读者不知不觉降慢了阅读速度，从而可以更好地进入小说所构建的那个世界。而这种对于小说叙事语言风格的刻意建构，显然是王安忆《考工记》独具一格的原因。王德威早先在那篇有名的《海派作家，又见传人》的文章中对王安忆继承张爱玲的海派文学的传统予以褒扬的同时，也特别提到她的小说语言并不见佳，文体也比较粗糙，“王安忆这一海派的、市民的寄托，可以附会到她的修辞风格上。大抵而言，王安忆并不是出色的文体家。她的句法冗长杂沓，不够精谨”。c实际上，对于自己小说语言的缺陷，王安忆自己也深有体会，2014年，她在台湾高雄大学与余光中等人座谈时，就谈到了这一点：“我在想，大陆的环境，强调普通话、口语化，浅俗的表达。我三十多年的写作里，越来越觉得自己的文字平淡如水。我也不知道原因在哪里。我们这一代生长的环境，在五四以后，吸取来的小说形式、文字是潜移化的状态，粗鄙化的状态。我们的文字，我很苦恼，我找不到好的词，越来越觉得文字不够用。”d王安忆虽然把自己的文字的“平淡如水”归之于社会环境及时代的影响，但也认为自己的“文字”确实存在很多问题。而在《考工记》里，就可以看到她在这方面所做的有意识的变化和追求，由于她对小说的语言的精雕细琢，句式的刻意求新，使得这部小说的“文体”为之一变，不仅句法不“冗长杂沓”，而且写人状物也非常“精谨”。当然，王安忆自己对在《考工记》里的语言的经营也有心得，“写《长恨歌》的时候，文字追求旖丽繁复，所以才能写‘弄堂‘流言等那么多字，还不进入故事，之后文字不断精简，精简到《考工记》，恨不能一个字当一句话用，弃‘文归‘朴;对汉语言的认识在加深，我想，这大约是两者的最大不同吧”。e但《考工记》语言的“弃文归朴”只是文体的一个特色，还有另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其所造成的“慢”的效果。

当然，也可以说，这个“慢”就是《考工记》这部小说的最为突出的“形式”特征，这也是王安忆在这部小说里刻意表现出来的叙事上的特点。康德曾对艺术的“形式”的功能进行过剖析，认为“形式”首先有“区隔”的作用，使得艺术世界与现实拉开距离，让其摆脱现实功利的价值观的裁制，其次它又有“构型”的作用，能够赋予事物以美的样式。就《考工记》来说，这种“慢”就是这部小说的叙事的特有的“形式”，它既使得小说的故事与当下的生活拉开了距离，使得读者得以进入一个昔日不无传奇色彩的老上海，同时这种“慢”也给予了小说以一种犹如泛黄的老照片或者黑白电影般的美感。而也正是通过这种“慢”，方才使我们得以跟着陈书玉一起回到上海的那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之中，这段被王安忆“做旧”的时光也因此变得更加迷人且充满诱惑力。因为“从前慢”不是因为“从前”真的“慢”，而是因为只有让一切“慢”下来，才可以让作者和读者更好地回到“从前”。

二、 “上海往事”里的“新上海人”

不过，王安忆在《考工记》里，通过“慢”下来后的叙事节奏，像电影倒带一样重新回到“从前”的目的，却不是要展现那段难以尽言的波澜起伏的一场又一场的历史巨变，而是要透过陈书玉及其他三个“上海小开”的命运讲一出“上海往事”。这部小说的四个朋友的关系难免让人想起意大利导演赛尔乔·莱昂内的《美国往事》 （Once Upon a Time in America，1984），这部电影以纽约的犹太街区一起长大的几个黑帮小伙伴的人生经历为主线，尤其是麦克斯和面条两个情同手足的黑帮兄弟之间的情谊的变化，展现了美国从二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末的历史变迁。但与《美国往事》中领头的麦克斯为了金钱利益和“面条”等几个伙伴兄弟相残不同的是，在《考工记》里，陈书玉四个人虽然命运迥异，却并未反目成仇。因为他们都是家境中产的“上海小开”，既有着良好的家庭背景，也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日后的人生际遇虽然各个不同，身份地位也随之变化，但彼此之间却始终保持着一种友谊的温情，所以，在他们中间有人遭遇劫难时，他们之间也不仅不相互背叛和遗弃，相反还在对方危难之际尽力帮助和支援，让人有一种渡尽劫波兄弟在的感喟。不过，王安忆在这部小说里所要描述的不仅是这种普通人之间的温情，她还有更深的追求，那就是试图通过这四个朋友的不同的經历，勾画出大变革时代普通上海人的灵魂和人生的态度。而为了完成这一目标，作者在小说里，首先对上海进行了“去魅”化的处理，其次就是塑造了陈书玉这个独特的“新上海人”的形象。

《考工记》是一部以上海为舞台的小说。可是小说的焦点既不是十里洋场的流光溢彩的马路和证券交易所，也不是衣香鬓影的舞厅和咖啡馆，而是那些西式的高楼大厦后面寻常的街道和安静的院落，因此小说的人物也不是舞台上那些在时代的聚光灯下光芒四射的人物，而是那在聚光灯的光晕之外的黑压压的观众席上的观众。这一点，从小说开始不久，当四个上海小开陆续登场亮相之后，王安忆就挑明了。她先借讲述陈书玉和朋友朱朱两个家族之间渊源来谈论了上海给人的一般印象或者那个人们所熟悉的“高光”的上海。她谈到陈家从乾隆时期从台湾来上海经营船号，开码头，搞海运，而曾在陈家开设的船号里担任通事的朱朱的祖宗被小刀会杀死，又谈到陈家后来在同治年间把船号卖给官办的轮船招商局这些时代的“大事件”，而且，因为“每一桩事都有年号”，都和时代的关键节点联系在一起，很容易给人一种感觉，似乎上海就是由这一个个“大事件”和在其中活动的一个个风云人物构成，而只有类似的这样喧嚣的政治革命和火热的商业金融活动才是上海之所以为上海的“实体性”，也正是这些东西构成了有关上海的“历史书”的主要内容。可是王安忆在写完这一节后，忽然宕开一笔，指出这样的“宏大叙事”其实只是“别人家的故事”，“上海的正史，隔着十万八千里，是别人家的故事，故事中的人，也浑然不觉”。f显然，在王安忆看来，这样“大事件”构成的“正史”故事其实离上海自己人的故事相距甚远，就是上海人自己也觉得不是自己的故事，而她在这部小说里准备讲述的上海的真正的历史却并不是这种“别人”眼里的上海故事，她想要讲的是上海人“自家”的历史，虽然在外人看来，这样的历史距离“正史”相距“十万八千里”。

正是有这样的考虑，王安忆不仅把《考工记》的舞台从人们所熟悉的洋装的租界上海搬到了一座有着百年历史的南市的中式院落之内，同时也塑造了她觉得可以代表上海“自家”人的四个上海小开的形象，这几个人里，尤其是陈书玉这个“新上海人”的形象更是用力最深，也是这篇小说的核心人物。陈书玉生长于一个破落的官僚世家，从小耳濡目染，身上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可那个曾经精美异常的中式老宅给予他的除了家族的衰败的痕迹和风流的余韵外，并没有给予他在汹涌的时代大潮中弄潮的资本，他又受过交通大学这样的西式大学的现代教育，受到欧风美雨的影响，可他只是学习两年后就肄业了，并没有因此就把自己完全改变为一个纯粹的现代人，所以，他只是个半旧半新的人，或者说是个不中不西同时却又中又西的人。而这正是上海这座城市的特点，也是很多上海人的特点。而陈书玉就像那个年代被时代大潮裹挟的无数的上海人一样，在随波逐流的同时也随遇而安。可是，对于人生，他却有着一种难得的清醒态度，那就是知道什么是“别人家的故事”，什么才是自己的故事，因此，他也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上海这座大舞台上的抛头露面的主人公，而总是把自己摆在观众的位置。所以，当新中国成立后，他听到老友朱朱、大虞，还有朱朱太太讲述自己家族的辉煌往事时，他却觉得“就像听别人家的故事，一点触动也没有”。不仅如此，甚至当他看到昔日好友同为四小开之一的奚子出现在新政府的公告上，做了大官之后，他也毫无羡慕之情，只是对奚子当年鼓动自己去重庆却又临阵换将叫自己的“弟弟”和他奔赴重庆一事感到困惑。

陈书玉看过几本新旧小说，上海是小说的销场，读书人看，没读书的人当识字本也看。他不入迷，是冷静的读者，晓得是假，假戏真做，亦有动人之处。此时，对着公告上的名字，觉得像一出戏，一出写实的戏剧。g

而陈书玉的这种“局外人”意识，这种把时代的风潮看作是一场“写实的戏剧”或“左翼戏剧”的人，既表现出了对时代主流的疏离，也表现出了一种把生活看作“小说”的超脱感，和一种过尽千帆皆不是的现实感。正是因为陈书玉有这种独特的姿态，才可以让他在卷入这出“写实的戏剧”的同时，超越这种戏剧生活给人带来的戏剧性的苦难，而不被其所伤害。因为陈书玉知道，“别人家的故事”是呼啸的历史的宏大叙事，而不是他这样的“城市平民”的生活，对此，用上海话来讲，他是“拎得清”的。

当然，王安忆在《考工记》里所塑造的陈书玉这个“新上海人”形象，并非踽踽独行，他只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而已。像他这样“身份不确定”和“暧昧不明”的人，还有很多，如与他一起相濡以沫的四小开之一的好友大虞也是如此。开红木家具店的大虞父亲因为不小心收购了国民党大员从日本人手中搞的一套明式家具而获罪，后来陈书玉陪大虞找到已是军管会处长的奚子暗地里予以通融，方才得到宽大处理，在所有的财产充公后，大虞和父亲及全家人都迁回到乡下的原籍川沙去生活，自己也一夜之间由一个小开变成了个乡下人，但他并未因此而沮丧，反而安之若素，坦然接受命运的变故。而当年受奚子的“弟弟”之托把陈书玉招进弄堂小学教书的小学校长王钧志也很早就辞退公职，靠自己在家里教人学英语维生，并因此躲过了时代的狂风暴雨。

但是，陈书玉虽然是时代的“冷静的读者”，在生活中却并非是个“薄情”的人，相反，他“无比地重情”，他在朋友遇难时，虽然自己心里也有过软弱和彷徨，却从不袖手旁观，最后总是毅然向朋友伸出援手。当大虞的父亲遇难时，他陪大虞去军管会找奚子递交求助信，当朱朱被关进提篮桥监狱时，他又陪着朱朱的夫人冉蕴珍在大雨天带着三个孩子去探监。所以，为了感激他当年的帮助，在历史进入新时代后，在朱朱出狱后即已经出走到香港的冉太太邀请他去香港时在信里忍不住说，“阿陈你依然如故，只帮人，不让人帮你”。h对于陈书玉这样的人，王安忆深情有加，因为在她看来，只有在上海这个中西文化与文明荟萃的所在，才能培养出这样的人。

（陈书玉）虽然生性喜欢简明，但手艺活却让他迷恋细节，从远处讲，受教于文艺复兴里的世俗心，近处来说，生在上海，一个美丽的物质世界，无论精神多么旷远，现实都是结实和饱满。i

这其实不仅仅是陈书玉的内心世界，也是他的几个朋友乃至上海普通人的内心世界。陈书玉也好，大虞也好，朱朱也好，甚至就是新中国成立后身居高位的奚子也好，在朋友遇到困难时都未束手旁观，他借“弟弟”之手帮助过陈书玉，也帮助过大虞，还帮助过朱朱，当朱朱從监狱里出来，他们一家申请离开上海移居香港时，他也曾暗中予以帮助。而大虞也在奚子在“文革”中落难后冒着危险把他隐藏在家里。而他们四个小开之所以没有因为时代的转变，身份的变化而彼此抛弃，并且始终维持着对彼此的友谊的信任，就是因为他们既受到西方文化里重视世俗生活的精神的影响，也受到上海这个“美丽的物质世界”的熏陶和滋养，因而变成了陈书玉这样对现实的“戏剧”既“不入迷”也“不入戏”的人，而他们的立足人世的基点就是那个“结实和饱满”的现实生活本身。

三、 人生“经济学”背后的生存哲学

如果说，王安忆之所以能在同代作家里独具特色，不仅始终保持创作的激情，且成为同代作家中为数不多的“这一个”，除了她的勤于思考和坚持不懈的工作之外，还与她自己对人生的认识有关，这就是建立在她所执着的人生“经济学”之上的思想。而她的这种人生“经济学”的思想在《考工记》里不仅通过人物的命运展现出来，并且进一步上升为一种生存哲学。因为王安忆认为，这种人生“经济学”既是人们交往的基础，也是人们立足世界的根本，更是人们生存的意义。

在小说开篇，王安忆介绍陈书玉等四个小开虽然因为家庭背景不同，性格相异，但却成为好友的原因时，直言他们产生友谊并能成为朋友的“基础”就是彼此的“经济”相差无几，“四个人所以结缘，除兴趣爱好相投，更重要的一项，就是经济。经济是一切的基础，他们不是极富，又绝不是寒素”。j而王安忆所言的“经济”并不是经国济世的韬略，只是普普通通的“吃饭穿衣”的人生“经济学”而已，它实际上是一种人们对待人生的态度，那就是不管世事如何变迁，谁都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吃饭穿衣”。因此为了谋生，陈书玉从重庆回来后曾到朱朱的画报社打工，后来又到大虞的木器店里租了个门面修钟表，再后来，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去弄堂小学立志小学当老师，为的不过都是“吃饭穿衣”。因此，和他一起在大虞的木器店开绒线社的谭小姐也才会说出“金盆银盆抵不上一只米饭碗”，以及“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的话来。

但在简单的“吃饭穿衣”的人生“经济学”后面，王安忆试图挖掘出陈书玉这样的上海人的更深一层的生存哲学，把它上升为一种“寻常道”来看待。“这上海实在是个奇异的地方，一方面，处在历史的风口浪尖……另一方面呢，又在柴米油盐寻常道里。”k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朱朱太太冉蕴珍原来虽然锦衣玉食，可是在朱朱被关进监狱后，她虽然处于落魄之中可也从容应对，努力却又自然地生活着，带着三个孩子一切如常，“一家人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没有一点落拓相”，以保持自己人格和生活的尊严。

她身穿一件蓝布旗袍，脚上一双黑布鞋，看装束形容，自然已无佣仆差遣，毋庸说，家道处于拮据。但腰背挺直，举手顿足间，并无一丝屈抑委顿。……锦衣玉食长起来的人，应对大变故，竟能够从容不迫，实在让人又敬又怜。l

而在食不果腹的饥荒年代，冉蕴珍从香港寄给陈书玉的各种食物让他深深的感动，“都是吃食，供口腹之欲，多少的体谅与同情”。m这时的“吃食”已经不只是“供口腹之欲”的普通的食物了，而是有着强烈的情感和精神意义的生存之“道”的载体了。

其实，这种独特的生存哲学可以用小说里的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仿佛万物皆非，唯有人是”。这句话是1958年底，经历了人生巨变之后，“形容完全是乡下人”的昔日的小开朋友大虞和陈书玉见面后对人生的感悟。大虞在旧历年来临之际，从乡下前来看陈书玉时，发现陈家老宅大部已经被改作做瓶盖的工厂，以为走错地方的他在天井里试着喊了一声陈书玉的名字后，发现楼上露出头来的老友时，“两人一上一下，都是一惊，仿佛万物皆非，唯有人是”。n而就在两人这“一惊”之中，参悟了这一生存之“道”，那就是不管天翻地覆，只有人的日常的生存才是真理。对此，王德威在评价王安忆之前写的《天香》时就已有知觉，“《天香》其实是反写了《红楼梦》以降世情小说的写实观。《天香》的结局没有《红楼梦》般的大痛苦、大悲悯;有的是大家闺秀洗尽铅华后的安稳与平凡。传奇不奇，过日子才是硬道理。这是王安忆努力的目标了”。o现在看来，《考工记》可谓王安忆让“传奇不奇”的代表作了。

而且，王安忆在《考工记》里精心设计的陈家老宅“煮书亭”同样寄寓了她对这种人生哲学的思考。在她的笔下，这座百多年的中式老宅就像人一样默默地在上海艰难的生存着，它也和陈书玉一起历尽了时代的剧烈的变迁，经历了历史的风风雨雨。而这座中式院落似乎也是中国百多年来变迁的缩影，从小说开始时的陈旧破落，似乎与上海的摩登西化格格不入，到后来大炼钢铁时，几乎成为一座“废园”，乃至于让陈书玉感到惊惶，因为“煌煌日下，竟还有这么一个所在，出了时间和空间，兀自生存”，p再到这座古老的庭院在大炼钢铁之后变成热闹的街道工厂，直至在小说最后重新成为危楼，乃至成为文物，可谓历尽沧桑。所以，在小说即将接近尾声之际，王安忆借这座已成为陋室的辉煌不再的老宅既深情又深沉地抒发了自己对于人生的情感和思想：

大时代的洪波中，他们这一间陋屋，好像《圣经》故事里的方舟，既随波逐流，又自给自足，等待彼岸临近，终有临近的时刻吧！他们是自私的人，只顾自己，不关心外面的大事情;他们也都是盲目的人，看不远去，只看着每一分，每一秒。可是，谁料得到呢？说不定，就是这些自私者，济人济世，也就是这些盲目者，领时代之先，新晋历史。q

这当然是这部小说的点睛之笔。因为王安忆《考工记》中给予人物活动的主要舞台就是陈书玉家的这座百年老宅，但它不仅人物活动的舞台，更是与人物性命攸关的存在，它就像人一样在时代的动荡中遭受创伤与毁坏，而陈书玉与它相依为命，在其历经摧残而即将倾颓时，他就像医生救护病人一样试图拯救它，修葺它，想让它恢复健康和生机。这也是这部小说之所以命名为“考工记”的原因，因为先秦时的《考工记》所记载的不仅是各种工艺的制作方法，如车骑、兵甲、乐器、建筑等，还在工艺的制作中蕴含了人们的情感、思想，和对生活的认识和理解。王安忆在谈到自己为何会把这个小说取名《考工记》時说，“我将小说题作‘考工记，顾名思义，围绕修葺房屋展开的故事，又以《考工记》官书的身份，反讽小说稗史的性质，同时还因为房屋里的人——这个人的一生时间，倘若只是奔走修房，未免太托实了，也太简单，世事往往就是简单，小说可不是，小说应该有另一种人生，在个体中隐喻着更多数。这个人，在上世纪最为动荡的中国社会，磨砺和修炼自身，使之纳入穿越时间的空间，也许算得上一部小小的营造史”。r由此也可以看出，在王安忆笔下，不仅关注的是这座老宅所经历的风风雨雨的“修房”史，还意在借此体现出陈书玉以及他的一帮朋友的“修身”史，以实现“在个体中隐喻着更多数”的目的。

而从王安忆的人生“经济学”的思想里也依稀可以看到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中“兵荒马乱”的时代里“自私”的范柳原和上海“自家”人白流苏的影子，当各自怀着“自私”的念头的白流苏和范柳原因为香港突如其来的战争而最终不得不走到了一起时，张爱玲借着白流苏之口抒发了自己对变动不居的世界的看法：

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她突然爬到柳原身边，隔着他的棉被，拥抱着他。他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握住她的手。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

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s

而在《考工记》里，王安忆似乎一直在默默地与写《倾城之恋》时的张爱玲对话，但是与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所描写的只是白流苏和范柳原这一男一女两个“自私”的人不同，王安忆在《考工记》里以陈书玉为主塑造了一群“自私”的人，也即他的几个“小开”朋友和更多的普通的上海人，她似乎意在将其提升和扩展为“上海人”的共同的精神底色。同时，像张爱玲一样，王安忆对自己笔下的这些“自私”的人也给予了更多的同情，并且对这种“自私”给予了更高的期许，同时赋予他们更多的哲学上的生存意义，或者说是把这种“自私”上升到了上海人的生存哲学的高度予以赞许和欣赏。这也许是《考工记》真正耐人寻味的地方。

结语

最后，作为一个读者，再来谈谈这部小说的遗憾之处。当然，这里所说的遗憾，并不一定是作者的遗憾，而是我个人对这部小说的一点不满足。这个不满足，主要是从写作的角度考虑的，主要集中在作者对主人公陈书玉的精神世界的建构和人物形象的处理的完善问题的思考上。首先就是小说对支配陈书玉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内在的精神设置和挖掘的层次稍欠丰富，其次就是小说对陈书玉这个人的自我意识实现过程的完成度略显不足。

在小说里，作者显然把陈书玉抗战时期在重庆交大小龙坎时期的生活看作是陈书玉认识人生和世界真相的原型来设置的，因为这里面涉及了他身边人的死亡，让他直面到了人生的“实在界”。他的一个女同学因误食蘑菇汤而中毒，可这个有着“苍白的小脸，蓝布衣裙”的女生，竟然在赶赴医院抢救的途中死亡。她躺在树木枝条扎的担架上，“青藤里开着小花”，让陈书玉联想起了莎士比亚笔下的“俄菲利亚”。而这个女生的死亡对他内心深处的影响显然是重要的，因为他在之后的人生中总是会回忆起这个女生的突然的死亡。但是，小说对这个几乎影响了陈书玉一生的“事件”的挖掘的层次却不够丰富，因为死亡是人的自我意识觉醒的标志，也是让人认识到了人生的“实在”也即人生真相并思考人生意义的唯一的通道。如果小说中这个“俄菲利亚”的死亡是作者有意让陈书玉认识到生命的脆弱和美的脆弱而设置的，那么，这是不是让陈书玉不仅对生命的延展本身采取随遇而安的态度，并且对世界的流变和人生的意义也不再看重了呢？还是仅仅让陈书玉认识到男女之间爱情的短暂和不可靠，所以使得他在未来的岁月里不能拥有一个女性伴侣一起生活？但这些问题都未能得到作者的深化，这显然是个遗憾。

或许，作者这样处理是因为小说试图把陈家的老宅作为陈书玉的人生的镜像来参悟的，所以，赋予陈家老宅以类似的生命，让其与主人公的命运一致，不仅一起经历历史的风风雨雨，还一起依然幸存了下来，寓意了生命本身的不可摧毁。但这并不能给予陈书玉的精神世界更大的力量和支撑，因为老宅毕竟没有生命，也不能像“俄菲利亚”的死亡那么直接和深刻地触动陈书玉的精神世界，并且启示他对人生进行深入的观照。

也正是因为作者对主人公的这个最初面对人生真相或者人生的“实在”的震撼处理不够充分，所以，作者在小说写到陈书玉在“文革”中参加大串联准备外出时戛然而止，如果可以让陈书玉在这个乱糟糟的时代重新回到自己人生的出发点重庆小龙坎，重新回忆他的那位女同学“俄菲利亚”当年的死亡，并借此重新访问自己的心灵世界的隐痛的话，这个小说的深度就会变得更深。黑格尔曾指出，自我意识外化后只有重返自我才能成为真正的自我意识，才能成为活生生的生命。作者没有让陈书玉再度访问小龙坎以实现自我认知之旅，显然是个比较大的遗憾。

但是这只是我作为读者的不成熟的甚至可能是偏颇的看法，也许作者真的补足我所说的遗憾，反而是画蛇添足，因为长篇小说就像人生一样，永远是一门遗憾的艺术。也许，就是因为有了这些遗憾，才使得这篇小说让人欲说还休，却又喋喋不休。

【注释】

abfghijklmnpq王安忆：《考工记》，花城出版社2018年版，第7页、4页、14页、50页、229页、37页、14页、39页、91页、147页、128页、118页、231页。

c王德威：《海派作家，又见传人：王安忆论》，《读书》1996年6期。

d王安忆：《长篇小说对写作的伤害已经非常严重》，“澎湃新闻”2014年5月7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45855。

e行超、王安忆：《弃“文”归“朴”的写作历程》，《文艺报》2019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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