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楼拜埃及之旅前后
时间：2021-01-29 06:02:2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余凤高
多数文人都喜欢旅行，像许多人通常所信的，旅行有利于健康，甚至能够治病。古罗马演说家马尔库斯·西塞罗20岁那年生了“痨病”，“细瘦得像一根竹竿”。于是，他听从医生的建议，去希腊和埃及作了一次长时间的海上漫游；
回来后，果真病就好了，说明更换环境的确有利于病体的康复。另外，对作家、艺术家来说，旅行还有助于他们扩大视野，获得新的创作灵感。当年，堪称巴黎文学界领袖之一的法国作家和文学院院士夏尔·诺迪埃（Jean Charles Emmanuel Nodier，1780—1844）就鼓励法国浪漫主义者到国外去寻求灵感，激励了诸多作家。像法国的梅里美，去了西班牙后创作出《卡门》，美国的亨利·詹姆斯从1880年开始的在“意大利天堂”的几年，被认为是他一生中创造力最旺盛的“意大利时期”。此类事例，在世界文学史上，比比皆是。
法国的居斯塔夫·福楼拜（1821—1880）也喜欢旅行，他甚至还算得上是一位旅行家。有研究者曾绘制出一幅福楼拜的旅行线路图，标出他旅行的时间和地点，还计算出，他一生重要的旅行有五六次，零星的次数更多。不过对作家福楼拜来说，他旅行的最大受益是在于对他创作的帮助。
1848年9月，在完成了不被文友看好的《圣安东尼的诱惑》初稿之后，福楼拜决定又要外出去寻求灵感了。10月22日星期一早晨，他在友人马克西姆·迪康和仆人的伴随下，离开他位于鲁昂附近的克鲁瓦塞的家，前去被当时欧洲人看成是神秘“东方”的古國——北非的埃及。经历漫漫旅途，他们于1849年11月中到达埃及第二大城市亚历山大港，在这里待了两个月；
年底和1850年初，福楼拜来到非洲最大的城市，埃及的首都开罗；
1850年2月到达尼罗河。他们自然也外出游览。他们漫步亚历山大港、开罗和底比斯，他们骑在驼背上跋涉穿越沙漠，他们乘船观赏尼罗河两岸的风光，他们还参观吉萨金字塔，甚至进入金字塔的内部，他们细看狮身人面像，他们试图阅读象形文字……此外，他们去了一家土耳其浴室，还逛了好多家妓院，见过不同类型的妓女。其中最使他难忘的是尼罗河西岸卢克索以南50公里尼罗河湾口埃斯纳的那家。约克大学法语教师杰弗里·沃克在《福楼拜传》（Geoffrey Wall：Flaubert A Life，2002）中说：“当年大多数的欧洲人都听说过埃斯纳。它真是臭名昭著。1834年以来，开罗所有著名的职业妓女都按禁令被遣送到这里。”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个叫库楚克—哈内姆的“索价甚高的”高等妓女。
库楚克—哈内姆其实并不是这个女子的名字，在土耳其语里，Kuchuk—Hanem是“小公主”或“舞后”的意思。
1850年3月6日，星期三，早上9点。福楼拜和迪康被带到库楚克—哈内姆的小房子里。福楼拜在《旅行笔记》中这样描写这个女人：
库楚克—哈内姆是一个身材高挑、非同寻常的美人，化妆得比一个阿拉伯人亮丽。她的出生地是大马士革，她的皮肤，特别是她的躯体，是淡淡的咖啡色。看她弯腰的时候，她的肌肤像是一道道波动的古铜色的山脊。她的大眼睛是黑色的，眉毛也是黑色的，鼻孔张得很大；
她两肩坚实，苹果似的双乳十分丰满。她戴一顶宽大的土耳其帽，帽子顶上有一个金黄色凸面的圆盘子，盘子中间有一颗小小的仿祖母绿的绿色宝石。帽子的蓝色流苏散开成扇形，垂到两肩之上，帽子的边缘，从左耳到右耳，正好紧贴着她的发际。她的乌黑的头发，卷曲蓬松，从前额中间分向两边，直拖到脑后……
库楚克—哈内姆习惯在奉献她的肉体之前，先要展示她的舞艺，尤其是她那著名的“蜂舞”：在一老一少两个乐师的伴奏下，她先是站立片刻，陷入抑郁的沉思之中。突然，一只昆虫带着嗡嗡声飞进她的内衣，于是她惊恐地逃跑，在快速的舞步中，她以脱衣舞的派式挑逗地将衣服一件件脱下……看着这舞，迪康想到古希腊罗马酒神节中的狂欢，福楼拜则觉得库楚克—哈内姆的美有如古希腊瓷瓶中的女子。
福楼拜在库楚克—哈内姆那里待了两个晚上，一是1850年3月6日—7日，周三至周四的晚上；
另一次是在7个星期之后的4月26日—27日，即周五—周六那晚。福楼拜1850年3月13日给他的文友，诗人和剧作家路易·布耶的信中说：库楚克—哈内姆“是一位气质极其高雅的娘们，她乳房高耸，浑身是肉，鼻孔宽阔，双目特大，膝部美妙至极，跳起舞来腹部现出一些强有力的皱褶。她的胸部散发出一种甜甜的松脂味……我猛烈地吸着这种气味……至于性交，那是妙极了。尤其是第三次特别的猛烈……”（杨剑译文）
福楼拜后来在信中还告诉布耶，说“我已经和三个女人发生了关系，出现了四次性高潮”等等。
福楼拜从埃及和库楚克—哈内姆那里确实吸取了灵感。他后来创作《圣安东尼的诱惑》（1874年）和《三故事》（1877年）里的《希罗迪娅》时，便是以库楚克—哈内姆和库楚克—哈内姆的舞蹈来描写作品中的示巴女王和莎乐美的。特别是《希罗迪娅》中的莎乐美，“涂着唇膏，乌黑的眉毛衬着一对大得惊人的眼睛”，就像这个库楚克—哈内姆。莎乐美跳“七层纱巾舞”，忽而“轻扭腰肢，波浪般摆动腹部，颤悠悠抖动乳房”；
忽而将腿“披倒挂着垂过双肩，在离地一尺处，像一道彩虹烘托着她的脸蛋”；
忽而又“双手支地，两脚举起，像一只巨大的甲虫”（刘益庾译文），也是模仿库楚克—哈内姆跳的“蜂舞”。
但是与此同时，福楼拜也从那些妓女那里带回一件特殊的“礼物”——传染了梅毒。1850年11月14日，福楼拜在君士坦丁堡给路易·布耶的信中写道：
我想告诉你，亲爱的先生，我在贝鲁特已经有七个下疳了（我第一次注意到它们是在罗德岛），最后融合成两个，然后成一个。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从（土耳其的）马尔马里斯骑马到士卖那。每天早晚，我都给我可怜的鸡巴清洗和敷裹伤口。最后它自己好了。两三天内，伤疤会愈合。我现在正尽力照看它。我怀疑是一个摩洛哥的女人，或者一个土耳其的女人给我的礼物。是土耳其人还是基督徒？哪一个？真是一个问题！那是《两世界评论》（杂志）所想不到的“东方问题”的一个方面。……上周，马克西姆（迪康）虽然已有六个星期没有私通了，还是发现有两处伤口，我觉得很像是一个双头下疳。如果是的话，那就是我们出发以来他第三次得的痘疱（梅毒）。那还像什么为健康而旅行啊。
在旅途中过了一年多之后，福楼拜感到疲惫不堪，十分劳累。梅毒的后遗症更明显了：他的头发开始掉落，牙齿也开始松脱。他思念起他的母亲和此前在鲁昂的生活了，他渴望回家。
在福楼拜那个时候，人们对性病的知识普遍都很缺乏。起初，福楼拜还确定不了他患的是什么病，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他说：“我的体内一直出现不正常现象，一定有隐秘的原因造成我沮丧。我觉得苍老、疲惫、厌恶一切”，“可能是脑部受伤。我很想知道，脑是不是开始软化了？”后来才想到梅毒。当时，汞即水银疗法被认为是医治梅毒的标准药物，主要就是用汞制作的碘化汞油膏涂抹创口。只是水银疗法治愈之后，病体仍会复发，所以必须长期使用，即所谓“与维纳斯（Venus）共度一宵，就得与墨丘利（Mercury，汞）厮守一世”。
几年下来，梅毒把福楼拜折磨得痛苦万分、烦恼不断。他夜不能寐，1853年10月的一个晚上，還做了一个可怕的噩梦，福楼拜告诉布耶说，在梦中，他全身都长出了脓疱，脓疱变成一条条绿色的蛇，“涌向我躯体全身，有如礁石上面的海藻”。这梦境所隐含着的预感不久就实现了。1854年8月，福楼拜出现严重的健康危机：在《包法利夫人》将近完成的时候，福楼拜在给布耶的信中这样描述他的疾病和治疗状况：
通便、清洗、排汗、水蛭、发热、腹痛，不眠的三个晚上，大量讨厌的事，我的一周就是这样过的，亲爱的先生。从周六晚以来，我就什么都不能吃了。简单说吧，周六夜里，我的舌头突然肿得使我以为它要变成公牛的舌头了。它从我嘴里凸出，我不得不死死撑开下颚。我可以告诉你，我是太痛苦了。不过从昨天开始，我就好一些了，多亏水蛭（放血治疗）和冰。
你该是收到我周六早晨发出的一封信的——它一定已经丢失了。一个星期我都患这令人厌恶的病。多可怕的水银唾液呀，我的先生，不能让我说话和吃东西，还有糟糕透顶的发烧，等等。最后，多亏通便、水蛭和灌肠（！！！），和我“强壮的身体素质”，才使我得以摆脱。我不会奇怪我这肿瘤和随之出现的炎症都会消失，因为它如今已经减少一半了。尽管这样……六周内我不会去咨询伟大的（巴黎著名的梅毒专家菲利普·）里科尔。在此期间，我一直涂抹碘化汞。
患了梅毒并应用这种水银疗法，使福楼拜无可奈何，甚至涂得下身全变成蓝灰色，他感到非常难看，羞愧之极。他只好以戏剧性的勇气接受这一侮辱，开玩笑似的哀叹说：“啊，我为什么不让自己一个人快乐独处呢！”
福楼拜没有找里科尔，但是几年都不消除的病患让他十分痛苦，他终于去找了他巴黎的朋友，杰出的医生、医学科学院成员茹尔·克洛凯。在避开旁人向克洛凯“展露他身体的那个部位”之后，克洛凯作出诊断：福楼拜患的确是梅毒。他给他开出的处方是碘化汞，伴糖浆服用。直至1870年左右，碘化汞传统上都被认为是医治梅毒最有效的药物。
虽然在文艺复兴时代都不把养情妇、患梅毒当一回事，但是到了18、19世纪，此病已经被认为是具有社会性的羞耻了。1863年10月，福楼拜给迪康写信，诉说性病的疼痛把他紧闭在克鲁瓦塞这个小村庄里，不能外出。他膝盖疼痛，眼睛和阴部都出现溃疡。他不肯完全承认发病的原因，只说对于此病，“维纳斯无疑要负一部分责任，但我认为主要的还是因为我那过度神经质性格的缘故”。汞剂的应用使福楼拜的嘴呈现出黑色，是明显的令人鄙视的梅毒征象，于是他只好像历来梅毒病人所采取的态度，躲藏了起来。此外，梅毒明显损耗了福楼拜的体质，他的健康状况不可阻挡地在下降。他一直在发胖，又少锻炼。他越来越多地感冒，一发就是好几天，冬天更糟。1865年，他“风湿病、神经痛和讨厌的忧郁症”也同时一起出现。他身上生出很多疖子，1866年，他这疖子一个个“像母鸡的蛋那么大”。他立刻觉得他无法行走甚至无法站立。“我唯一的娱乐就是坐到我的桌子上面看大街上的行人”。这些慢性疾病，加上文学创作造成的身心劳顿，使福楼拜渐渐地陷于疲惫不堪和厌世的狂怒状态。长期的病患把福楼拜拖上了死亡的道路。
不过比起来，福楼拜还算是幸运的。他的几个朋友，茹尔·龚古尔（1830—1870）、夏尔·波德莱尔（1821—1867）和盖伊·德·莫泊桑（1850—1897）最后都由梅毒发展到麻痹性痴呆，死于40岁到50岁之间。他居然能活到60岁，比规规矩矩的埃米尔·左拉（1840—1902）只差两岁。茹尔的哥哥埃德蒙·龚古尔（1822—1896）对他兄弟的病发出无限的感叹：“这类可恨的疾病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不仅影响智力，而且渐渐地无声无息地使病人失去人性，毁灭了他的同情心、温情、情感，使他失去心灵。”（吕永贞译文）梅毒对福楼拜体质、智力和心灵的损伤无疑很大。不过杰弗里·沃尔在《福楼拜传》中还是颇为含蓄却又意味深长地写道：“福楼拜的确切死因仍不得而知……是颅内出血？是癫痫发作？或者多半是因为与年轻的女仆苏珊娜的不谨慎的性行为造成的心脏病突发？”不免让人觉得，说得有点儿遮遮掩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