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问题”本身
时间：2021-01-31 14:08:5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曾攀
一
如何寻根？ 寻何种根？一直是学界讨论甚至争论的所在。但我在这里关注的是其“提出‘问题”本身，也就是“问题”何以通过文学得以发抒和生成的过程，以及被发现与被指称的“问题”如何激发文学内部的力量。事实上，纵观百年中国文学发展史，“问题”的提出，始终贯穿着文学的发生和流变。二十世纪便是一个文学不断提出问题、结构问题、生产问题乃至试图处理问题的历史时间。
“五四”前后，随着西方问题小说尤其是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的流播，加之国内社会现实问题的积聚，文学开始将重心下移与扩散，自觉地正面回应社会积弊与现实命题，“问题小说”的创作蔚为大观，周作人、鲁迅、胡适、冰心等知识分子纷纷追及文学如何承载社会政治与时代历史之“问题”。冰心的《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罗家伦的《是爱情还是苦痛？》、叶绍钧的《这也是一个人？》、胡适的《一个问题》等 “问题小说”的出现，其中关乎“人”的文学以及“为人生”写作的强调，是启蒙时代的文学发抒，意味着现代中国以文学对焦“问题”的叙事探询。与此同时，胡适在《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开启了“问题与主义”之争，其中既关乎现实人生、性别阶级，同时也涉及宗教伦理、政治法律，等等，在具体实践与根本解决之间，新文化阵营内部的胡适、李大钊等人进行了激烈的论争，其间既有文学的呈现，又有理论的延伸，代表了二十世纪一以贯之的精神求索。
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五四”退潮，革命文学兴起，文学开始从主动聚焦社会人生与国民精神，到被社会历史和阶级政治所裹挟，在这个过程中，革命战争及其相关联的阶级、情感、生活，成了文学新的“问题”。及至延安时期，这样的问题形成了文学新的命题与困惑，“五四”所一度深入探究的文化精神难题于彼时发生了反转，其更是指向了原本生产和发明问题的知识主体。“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为了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的呢？我以为有这样一些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a在这里，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大众之间的关系产生了颠倒，形成了一种去神圣化的精神局面;而且，既定的“问题”成了文艺的“任务”，文艺从引领者成了跟随者和服从者，从发问者变成了被发问者与被质疑者。“文艺工作者们对自己描写的对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或者简直生疏得很，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们的干部。”b在新的审美政治与新的阶级关系到来之际，观照与生产“问题”的装置开始重设，在此境况下，文学如何面临自我的书写与转向问题，文学自身所形成的“问题”意识以及结构问题的能力是否还存在，又以何种方式留存，成了现代中国文学存续与发展的头等难题。
可以说，延安文艺所代表的新的政治文化及其支配下文学新的生产方式，对后来整个中国文艺的走向，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赵树理的出现，同时意味着“问题”的终结与另一种延续，其恰恰反映出现代中国文学对新的“问题”的映射和省思。赵树理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接续五四以来的问题倾向，回到人的自身以及人的觉醒和自我发现，另一方面遵循延安文学的问题导向，将旧的形态与新的境况勾连起来，包裹于小说之中，从而传达出了革命战争语境下文学面临与生产的“问题”的价值转移。这样的状况延续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在灵魂的摇摆中历经苦楚，心中之困惑喷薄而出：“一切有为的青年，不甘心堕落的青年将怎样生活下去呢？”从传统到现代，从旧式到新潮，从日常到革命，其中的转圜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内心之疑窦与言行之踟蹰所在颇多，这在对生命有所期冀的“有为青年”林道静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在她那里，人生的问题逐渐转化成了革命的问题，这也预示了1950-1970年代的历史转圜与伦理倾向。从为社会主义与工农兵服务，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提出与受困，再到“反右”与“文革”文学的遭际与困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走向了自身的曲折。
1976年，乍暖还寒之际，北岛在《回答》中发问：“冰川纪过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好望角发现了，/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然而，与20世纪的任何一个时刻文学所生发的问题不同，北岛在《回答》中的设问不期待任何答案，他向荒诞残酷的时代抛出了严峻的质疑，将巨大的问号悬置在暗浊朦胧的历史星空。随后，新时期文学在自我之背反中，仍旧肩负沉重的历史包袱和现实陈因，文学在“伤痕”“反思”的痛定思痛之后，开始寻向曾经被损坏而渐次消泯的民族之魂与文化之根，可以说，寻根思潮重新恢复了“五四”以来文学追寻民族问题与文化问题的内在功能。
二
如前所述，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以韩少功1985年发表《文学的根》为标志，中国新文学的秉性与品质得以再度延续。具体而言，韩少功在他的文学寻根主张与小说叙事中，恢复了“五四”以来小说直接发现、命名甚至结构“问题”的传统，这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多元化的中国文学写作状态中，是极为可贵的。寻根小说探询之“问题”，与“五四”一代的“问题小说”的衍变相接续，昭示着文化追索与精神启蒙的回归与发散。如果要重估韩少功及其寻根文学的意义的话，对“问题”本身的聚焦，重新探询“问题”在文学内部的涌动、周旋乃至悬置，是文学得以从中获致创造力与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文学寻根的意识、观念和思潮背后，蕴蓄着新时期文艺发展的蓬勃生机，然而，解冻后的中国，同样暗含着隐忧，产生着种种难以纾解的“问题”。1980年围绕“潘晓来信”引发的全国大讨论，八十年代初路遥的《人生》中投射的时代与人生难题、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兴起，再到九十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討论，女性主义文学的挣扎与突围，文学的通俗化与商业化讨论，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直至新世纪中西方的跨文化交错与冲突，网络文学与文化的勃兴，等等，都可以见出历史的问题与时代的困境往往被纳入文学的讨论中。不得不说，百年来的中国文学与文化，其中所涉及与彰显的“问题”的范畴极广，而文学如何通过“问题”的结构与生产，揭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困惑和处境，成了中国文学发展流变的当代性旨向，并且不断丰富着当下的文学表达。
1985年，韩少功发表中篇小说《爸爸爸》，作为他所提出的“文学寻根”概念的实践。一个封闭的村庄浮沉于浸淫着浓郁历史文化气息的语言中，向我们展开了它的朴素与神异、愤怒与祥和、野蛮与恐惧、死亡与新生。鸡头寨最终在一场与外村的械斗中战败，青壮男女在老弱自戕后，唱着祖先存留的“简”迁向了更深远的山林。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悲壮浩大的动乱中，包蕴着一种令人惊惧的强大生命力。
丙崽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了——他居然没有死，而且头上的脓疮也褪了红，结了壳。他赤条条地坐在一条墙基上，用树枝搅着半个坛子里的水，搅起了一道道旋转的太阳光流。他听着远方的歌，方位不准地拍了一下巴掌，用很轻很轻的声音，咕哝着向他从来不知道是什么模样的那个人：
“爸爸。”c
在小说的最后，丙崽见证了老人的死亡和青年的出走，那句“爸爸”是对前一阶段生命的送别，也是为新的生命轮回开启预言。这种根植于个体生命与群体经验的力量，源于一种久远的文化记忆，而在文化寻根的一连串“问题”中开启新的言说。《爸爸爸》以直面问题与困境的姿态，纲举文化和叙事，在两者之间进行平衡和斟酌。在这个过程中，文化因叙事的勾连求索而逐渐浮露久已沉落的质地;而叙事也因文化的驳杂深邃，寻获了自身的精神依托与内在品格。尽管其中不乏彼此之间的对话协商，甚至是龃龉对抗，但是文化与叙事在韩少功那里始终并行而不悖，且相得益彰。“‘寻根文学是中国文学‘开始了风格化时代后所出现的一种自觉的寻根意识，‘寻根文学正是文学‘寻找自我与寻找民族文化精神的自然融合。”d可以说，文化寻根一举击中了失神的地方精神与民族文化，释放出一种尖锐深刻的内力，穿透过往的精神虚空与文化壁垒，激活了文学中的“寻根”基因。而寻根文学的叙事探索，事实上正是溯及中国内部传统的当代表达，换言之，其所追索的是民族自身真正的问题与困惑，也即瑰丽而辉煌的文化何以为继，又何去何从。
更重要的是，如何理解当代意义中的“寻根”？也就是说，重要的不是寻根之途觅向何处，寻的是何种根，而是当下我们为何重提寻根，为何还要强调寻根，尤其在资本与政治的双重裹挟下，如何探寻极易被篡改被遮蔽的文化之“根”，如何“重铸和镀亮”民族的自我？“寻根”不仅是目的，更是问题与方法。通过“寻根”这一行为本身的操作，发掘“根”的生长脉络与内在活力，开启经验的累积与流转。尤其到了新世纪，小说的问题意识开始削弱甚至隐匿，面对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文学遭遇了新的价值危机：一方面，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不再承担社会批判功能，在“问题”丛生之时，却主动让位与隐身;另一方面，社会分工日益明显，文学的总体性功能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问题”被不断切割，以至无法重拾“问题与主义”之争中具体实践与根本解决的眼界。质言之，文学介入现实的欲望消减，有所针砭、有所批判以及有所反思的写作已经削弱，需要重整内部的精神强度以及囊括和吐纳的能力，因为文学在失去凝聚和概括问题的功能的同时，必定会遭遇自身难以纾解的困局。
在这种文学与历史语境中，文学寻根才显得尤为重要，文学之根不仅代表着文学探究文化传统与文明赓续的努力，更回到文学的表述组织与精神肌理，回到文化的观念创生与经验参与，最终由表及里、由内而外地达成文学对社会思潮的互动甚至引领，如是，才是当下重返文化寻根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
可以说，寻根文学一开始便携带着强烈的文化关切与问题意识，聚焦的是精神危机中的深层焦虑。韩少功的《文学的根》与《爸爸爸》 《女女女》，阿城的《文化制约着人类》与《棋王》 《树王》 《孩子王》，李杭育的《理一理我们的根》与《沙灶遗风》 《最后一个渔佬儿》 《人间一隅》 《葛川江上人家》，郑万隆的《我的根》与《老棒子酒馆》 《走出城市》，等等，在解冻之后的中国，形成了一种隐形而又显在文学派别。一方面寻根文学没有明确的纲领和组织，其文本表面上呈现出来的特征是一种累积式的发散;但另一方面，彼此的创作实践却劲儿往一处使，形成了相通的文化主张和精神旨向，在1980年代中后期的当代中国文坛掀起了一股文化热，其影响一直波及至今。更重要之处在于，整个“文学寻根”思潮中理论与创作的双重自觉，与“五四”时期“问题小说”中文学与问题相互生产的进程类似，兼具完整成熟的理论主张与丰富深刻的文艺作品，且两者集于一身的作者所在颇多，将问题的提出以及问题背后的时代隐痛、一代人的精神困惑与求索以及由此造就的社会文化变革充分加以展现，也因此达致了百年以来中国文学发展历程中极为可贵的从文学派别到文化观念，再到社会思潮的蔚为大观的历史演化逻辑。正如阿城所提出的文学之“问”：“文化的事，是民族的事，是国家的事，是几代人的事，想要达到先进水平，早烧火早吃饭，不烧火不吃饭。古今中外，不少人已在认真做中国文化的研究，文学家若只攀在社会学这根藤上，其后果可想而知，即使写改革，没有深广的文化背景，也只是头痛写头，痛点转移到脚，写头痛的就不如写脚痛的，文学安在？”e由此可见，文学的寻根意识在高度的自觉中不断累积，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文化观念，在1980年代不断蔓延，形成集群化的影响。不仅如此，文学派别与文化观念还不断演变为社会思潮，不仅在当时引发强烈的精神共享，而且时至今日，还一直影响着当代中国的文化进程，尤其是对文化之根的认同和追寻，成为文学实践与文化探索的一种元叙事。
在这个过程中，“根”所对应的是不可取消的时代“问题”，而“寻”则意味着在缺失与焦虑中处置问题的方式。“寻根”除了对“根”追溯与彰显外，更应该看到的还在于“根”的自身，也就是根的生长环境与存活状态，根所深系的土地以及所存活的土壤，其中无不隐现着乡土与城市的双重纠葛、传统与现代的博弈。其中之“问题”，一直延续到当下的文学与文化现场。在韩少功的《女女女》中，这两对矛盾被集中于幺姑一个人的身上，并在她单薄的生命中碰撞出了截然不同的轨迹。在城市生活中，作为传统女性形象的幺姑，社会身份与伦理身份被模糊甚至被擦除，丧失生命的主体性;在回归传统的乡土之后，幺姑生命经历更大的转圜，她开始野蛮生长，向兽性退化。“南橘北枳”的文化水土不服使得幺姑晚年的生命呈现出断崖式的巨变。纵观幺姑的一生，其身上所呈现出的长时间的压抑与瞬间的爆发，高密度的缺失与过量的找补，两种文化形態的碰撞深刻地投影于个体生命内部，而诸种力量的纠缠与搏斗所孕育而成的土壤，更成了其中难以释解的问题所在。而在莫言的《红高粱》中，通过善恶同体的土匪——我的爷爷余占鳌——追寻的是民族的血性与勇力哪里去了。在小说中，一个充满生命力的不屈不挠的民间，充满野性的生气勃勃的民族，被重新召唤出来，以对应当代中国的精神之问与文化之困。直至新世纪的当下，乡土观念的存与废、传统文化的扬与弃、民族精神的进与退等，依然是文学表达中不可取消的“问题”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