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亲情伦理思想对领导干部家风建设的启示

毛笛

摘 要：庄子亲情伦理思想包含“不可悬解”的真情论，“顺情守性”的无情说，以及“各得其所”的任情观与“群己和谐”的安情观。因传统伦理思想的束缚、血脉相连的自然天性以及身份交叉带来的伦理错位等原因，亲情腐败成为家风建设面临的巨大困境。庄子亲情伦理思想有异于传统的亲情伦理思想，可以帮助领导干部直面自然天性，消除腐败盲点;解放思想束缚，预防情感变局;明晰身份定位，坚守责任底线。

关键词：庄子;亲情伦理思想;领导干部;家风建设

中图分类号：B2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63（2020）03-00073-05

家风建设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家风建设在法制化的“硬件”方面，已卓有成效，但在伦理文化、思想道德的“软件”方面还需进一步深入探索。庄子的亲情伦理思想有异于传统的家庭伦理思想，可以为当下家风建设提供文化伦理支撑，弥补法律制度之外的缺失，并与之相辅相成。

一、庄子亲情伦理思想的内涵

对于亲情伦理，《庄子》文本中有大量相关论述说明庄子有着与儒家相似相通的立场，即庄子同样注重亲情伦理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只是对于亲情的具体实践有所不同，具体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不可悬解”的真情论

“悬”是庄子经常在文中描述到的一种精神状态，《外物》提及：“有甚忧两陷而无所逃，蜳不得成，心若悬于天地之间，慰暋沈屯。”林云铭对此解释道：“螴蜳，虫起蛰而甦之貌，屈伸俱难也，故其心若悬空而不能自主。”[1]即一种被束缚被牵制的状态，人会因为各种外界的事物或自身内心的欲望而被困住，如同被绳子绑住而悬浮于天地之间，身心不得安宁。庄子对于造成人陷于“悬”的状况的各种因素，如功名利禄、道德是非等，始终致力于将人从其中解放出来以达逍遥之境，这便是“解”。但是对于亲情，庄子却认为无法悬解，内篇《人间世》有云：“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对于其中的“命”林云铭注“其命相属，是以天和者。”[2]指出在庄子心中亲子关系是自然固结，亲情源自人的自然天性，于内心之中根本无法消除，即无论是为人子者对于亲上的孝，还是亲上对于子女的爱，都是一种自然命定，特别是为人子者所对应的孝，为人子者从投身于世，存活于世，无论是发端对于父母精血的秉承，或是成人之前父母的养育与教化都是自身无从选择的，即使日后成人独立也难以撇清自身应该面对和承担的分位和牵绊，也就是庄子所说的“无所逃于天地间”。颇值得注意的是，原文中庄子此段论述是借儒家圣人孔子之口说出，用以告诫叶公子高，可从侧面反映出庄子并不反对儒家一直以来对于亲情孝道的推行，并在《养生主》中将“养亲”与“保身”、“全生”、“尽年”一起作为养生悟道的终极目标，足见其对于亲情伦理的重视。但同时庄子天性谨慎，又借孔子之口将亲情作为“天下大戒”之一，引发人们的关注和警惕，庄子认为亲情虽无法悬解，但产生的伦理关系亦会引发诸多事端，需要引起人们的戒心。

（二）“顺情守性”的无情说

虽然庄子认为亲情是无法悬解的自然命定，但其并未如儒家一般着力为世人描绘“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理想天伦蓝图，甚至将其如何实践事无巨细地规定下来。庄子看到了这幅理性的天伦蓝图背后的隐患，正如其在《外物》中所说：“人亲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爱，故孝己忧而曾参悲。”林云铭对此有注：“忠孝为君亲之所欲，亦不必信其爱。其中有数存焉。”[3]即在亲情的双向互动关系中，孝与爱未必都是完美的对等关系，其中是有“变数”的，主体双方若有一方“失德”，便会打破另一方的心理平衡，陷入“孝未必爱”或是“爱未必孝”的紊乱关系中，失去心灵的平和，让悲痛忧伤的异化情绪充斥心中，影响自身或是他人。针对亲情互动中的“变数”庄子主张实践“无情”的用情原则，庄子的无情说源自其与惠施在《德充符》中的一段关于“情”的辩论：惠子询问庄子“人故无情乎？”，庄子回答：“然”。后世对于庄子逍遥无情的出世印象大多来源于此，但此中庄子所谓的无情并不是惠施理解的断情绝爱，而是“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即顺应情感的自然流动，不因“好恶”即过度的情感动荡而内伤其身，并且庄子亦有提到：“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于身。”此中所谓之“情”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因成心而产生的异化情感，例如过度的忧愤、哀乐等，是心灵的负累，而因亲情互动失衡产生的情感动荡亦属于此范畴，会对人的身心产生伤害，因此庄子提出了“无情说”来保持人的本真以预防情感变局带来的伤害。

（三）“各得其所”的任情观与“群己和谐”的安情观

对于亲情的牵绊，庄子同样注重个体生命自主性、自觉性以及创造性，因而在庄子的情感世界里，对于亲情的具体实践，并不拘泥于世俗成心的束缚，类似于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等行为规范与其而言并不是必须固守的真理。外篇《骈拇》庄子有提出：“吾所謂臧者，非所谓仁义之谓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即庄子认为当规矩、绳墨、仁义等已成为某种意义的标杆，便会成为负累，对“性者”、“德者”、“常然”有所妨害，最好的方法是任情，陈鼓应指出庄子的任情指向的是生命本真，其中有冲破世俗、顺人本性、个体力量的激发等多重含义。[4]于庄子而言亲情虽是不可悬解的人生羁绊，但却不能成为束缚生命性情发展的阻碍，它的表达与处理亦需在顺应性情发展的情况下进行。庄子的任情观旨在树立“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高远人生观，实现万物各得其所的最终目的。同时庄子也非常注重群己关系，亲情的互动亦是群己关系的一种，庄子的安情观便是其与世俗共处的方法，意在引导人们如何在群己关系中安身立命，处理好群体行动中个体生命的发展，既能保有个体生命的特质又能兼容多元的生命面貌。对此庄子的具体实践方法是“忘”，“忘”是庄子的特殊用语，内外篇皆有提到。例如《大宗师》中提到的“忘仁义、忘礼乐”，其中的“忘”意为安适而不执滞，即在生活实践中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并不执着于任何一方，主张从自得、自定、无牵制的互动来体现真正的亲情伦理。

二、家风建设面临的亲情困境

领导干部的家风建设需要注意的方面很多，亲情腐败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无法避免的自然天性

鲁迅先生曾说过父母对于子女的爱是“自然界的安排”，是一种“天性”，不但绝无利益心情，甚至可以牺牲自己成全后辈生命的长途发展。此种奉献无关任何利益纠葛，只是出于人类生命的本能。而子女对于父母亦有这方面的本能反应，如自然界中的“羔羊跪乳，乌鸦反哺”，亦是一种天然的习性，而非文明社会讲究的权利与义务相互交替的结果。人类最原始的天性，使亲情成为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最为纯粹亦是最难割舍的情感羁绊。但对于领导干部来说，特别是在抵抗腐败这条长远的道路上，“爱与孝”的自然天性则容易成为他们“人性堡垒”的弱点。领导干部亦是普通的人类个体，亦有本能的需要，但在“防腐”意识上，他们对最亲近的父母子女容易缺少戒心，甚至会出于本性盲目地信任和保护家人，而忽略了自身的责任与正气。

（二）傳统文化形成的思想束缚。

分析中国特有的人伦文化，从《尚书》五典：“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到《孟子》五伦中的：“父子有亲，长幼有序”，亲情互动关系都是其中的重点人伦关系。但某些传统的伦理文化传播，存在一个“开端——异化——普化”的过程，最典型的便是对后世影响巨大的儒家伦理文化。原始儒家主张“仁者爱人”，在强调伦理道德的同时，并未寂灭情的作用。但在后来的发展中出现了严重的偏颇，特别是宋明时期在尊性黜情基础上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主张，“将情性分离以致塞绝人情，将原始儒家关怀人群的德性伦理，转化为干枯闭塞的‘概念木乃伊”[5]，使得原本缘情制礼、情礼兼顾的道德伦理产生异化，失去了血肉支撑，而之后更严重的是这种“以性禁情”的异化思想逐渐成为主流，禁锢人们的伦理思维。反应在亲情伦理上，便是子女需要不顾一切地“为孝而孝”，如若不从，便为异类;而父母则需将光宗耀祖，蒙阴子女视为理所当然的责任。面对这种衍化了上千年的亲情伦理观，领导干部容易被所谓的亲情伦理规范绑架，而失去自身的正气与原则。

（三）身份交叉带来的伦理错位

在实际生活中，领导干部身兼私人家庭与公共行政两种伦理角色。在公共领域，领导干部是公共事务的参与者以及公共权力的受托者，需要遵守行政伦理规范，即在公共权力与资源的行使和分配中遵循相应的职业道德与伦理规范。在私人领域，领导干部又是为人父母或是为人子女，基于自然天性的亲情爱意以及中国特有的孝道文化，会更加注重私人家族的发展，甚至竭尽所能地为父母子女或其他亲族提供帮扶，以达到族人兴旺、延续家族荣耀的目的。J·S·奈曾分析腐败的实质是出于“私人利益的考虑而偏离公共角色的正常义务，获取金钱或地位又或是因为其他私人影响而违背规则，使得公共资源不恰当地为私人利益所用”[6]。而亲情腐败便是领导干部因为身份交叉，在生活实践中越过了行政伦理角色应当遵守的伦理规范与职业道德，让手中的职权为满足家庭伦理角色的义务而服务，此种行为又会因领导干部的公共伦理角色而被公众关注并且放大，不仅会严重损害国家利益，还会对党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产生极为恶劣的影响。

以上三个方面的原因，导致亲情腐败成为领导干部家风建设面临的巨大困境。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不断强调亲情腐败对领导干部家风建设造成的危害。2016年，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指出：“不少领导不仅在前台大搞权钱交易，还纵容家属在幕后收钱敛财，子女等利用父母影响经商谋利，大发不义之财。有的将自己从政多年累积的“人脉”和“面子”用在为子女非法牟利上，其危害不可低估。”[7]

三、庄子亲情伦理观对家风建设的启示

（一）直面血脉天性，消除腐败盲点

亲人之间的情感互动出自人类的自然天性，本身没有是非对错。父母对于子女的宠爱、子女对于父母的孝敬，在一定意义上是值得褒扬的，但对于身负一定职责的领导干部来说，“孝与爱”的天性情感有时会蒙蔽他们的“防腐”意识。

庄子对于亲情伦理的看法比较全面。他认为亲情是世人无法悬解的真情，无需“为解而解”，但同时又对亲情关系保持谨慎的态度。庄子视其亲情为“不可解于心”的“命”，并一再强调它是世人“不得已”和“无所逃”的自然羁绊。例如《外物》中提到：“孝未必爱，故孝己忧而曾参悲”，庄子认为曾参之孝在亲情的互动关系中实为一个负面例子。在“曾子耘瓜”的故事中，庄子谴责曾参只知一味地孝敬父母而伤害自身，因而用一个“悲”来总结他那令儒家称颂不已的孝行，但尽管如此庄子也只是表达了他对曾参行孝方式的不满，而从未建议或者劝说类似曾参之人完全放弃孝敬父母的举动。庄子深知亲情互动是人们原始的自然情感表达，即使给人带来羁绊也无需违背人性强制进行剔除。但同时庄子又将其作为“天下大戒”之一。戒，法也，《养生主》亦有“怵然为戒”之语，蕴含戒备警惕之意。庄子将亲情引以为戒，是因其看到了这种自然情感关系虽是自发产生，但其互动表达会与他人产生牵绊，这种牵绊是自身无法控制的。在一般的群己互动中，人心都会有所防备，但是面对血脉相连的亲人，亲情有时会让人丧失警惕之心，在亲情互动中若有一方失德，或是被他人利用而导致互动失衡，将会给毫无防备的另一方带来巨大的伤害，严重斫伤人的本真。

对于领导干部而言要解决当下家风建设中面临的亲情腐败问题，首先要做的便是全面认识亲情关系，在直面自然天性的同时警惕亲情互动中可能出现的偏差。领导干部与普通人一样都有自然情感互动的心理需求，但其职权在身又必须保持反腐意识。庄子关于亲情的真情论承认亲情是人类的自然牵绊，无法避免，可以帮助领导干部直面人的亲情互动需求，在生活中正常释放自我情感，无需过度避嫌;同时在工作中，领导干部应当警惕亲情互动带来的不良影响，消除防腐意识的盲点，谨慎对待潜在的腐败陷阱。

（二）解放思想束缚，预防情感变局

庄子对源自人类天性的亲情保持谨慎态度，是因为庄子认为亲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属于群己关系的范畴，存在变数。而当亲情的互动出现变局，若还是坚持采用传统的伦理方式去解决，会危害人的身心。对此庄子提出了“无情说”，以预防情感变局带来的身心动荡，保持人的本真不受其影响。

如何在亲情变局中顺情守性而保持本真，庄子在《应帝王》中提出了“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的用心原则，即心如明镜，任万物往来而不加迎送，真实反映一切而不做任何保留，去接受、去顺应亲情互动中的变数，不执着相聚，不抗拒别离，不沉溺伤痛。对于传统文化中构建的类似光宗耀祖、子贵父荣等亲情伦理规范，庄子并不反对，认为可以在亲情互动平衡的状态下顺心而为，但当互动失衡，出现“父不慈子不孝”等亲情变局时，便无须违心压抑内心的忧悲，一味地愚孝或是慈爱。因为当变局出现时，若依然固守外界所谓的孝道人伦，会使忧愤郁结于心无法释放，长期如此会导致心灵动荡，身心都会被悲愤等负面情绪绑架，从而悬于天地之间无法解脱，“于是乎有僓然而道尽”最终精神崩溃而玄理尽失，更甚至会落得如同孝己一般的悲惨下场。孝己，殷高宗之子。“殷高宗武丁有贤子孝己，其母早死。高宗惑后妻之言，放之而死，天下哀之。”[8]孝己事亲至孝，然其父听信后妻谗言而将孝己流放至死，为避免此类后果庄子主张以“无情”来应对亲情互动失衡的局面，视变为常，打破儒家理想的天伦蓝图，将亲情互动的双向性呈现给世人，并帮助世人顺应情感的自然流动，不因过度的情感动荡伤及心灵和生命的自然平和。

一些领导干部在家风建设中出现亲情腐败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异化传统伦理文化的浸染，并被由其衍生出来的一系列伦理规范所绑架，而失去自身正气与原则。庄子的亲情伦理观注重亲情互动的双向性，强调亲情变局的可能性，可以帮助领导干部摆脱单向的事亲道德规范，同时引导领导干部的情感自然释放，预防亲情变局带来的心灵动荡。

（三）明晰身份定位，坚守责任底线

庄子非常注重万物的各得其所与个体生命的自然发展，从内篇《大宗师》中“相濡以沫”的寓言故事可以得到印证，“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此则寓言被后世普遍用来指人与人之间的患难真情，比喻在困境之中，用微薄的力量互相帮助。庄子并不否认人们于困境之中培养起来的真挚情感，但相濡以沫的前提是“泉涸”，而“泉涸”实为一种隐喻，象征的是人们所处的一种不良的异化状态，并不是常态，因为“泉涸”所以才有魚儿们以唾沫湿润彼此生存下来的举动，此种患难之中相互扶持的强烈情感的确让人感动，但却“不如相忘于江湖”，因为“相忘于江湖”才是万物各得其所的自然良好状态，可以让个体生命自由独立发展，激发更多的个人力量。同时庄子也没有忽视群己关系的重要性，庄子明白人存活于世，不可能不与他人接触互动，更何况是身边的至亲之人，只是庄子的事亲之道注重在亲情互动中保持安适而不执滞，也就是“忘”，如《天下》篇中有：“使亲忘我难……兼忘天下难;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难。”其中将对父母的孝与个人以及天下的安适并列而谈，由此可见庄子理想中的亲情互动不仅要父母安适，自身安适也涉及天下人的安适，不能执滞于一方而忽略其他。

领导干部之所以会将公共角色与家庭角色混淆，利用职权之便为亲人谋取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亲情产生的自然牵绊让其潜意识里认为，血脉相连的亲人之间理应相互扶持，福祸相依，但却忽略了个体生命的独立自然发展才是世间常态。领导干部对于亲人的帮衬扶持，有可能让对方产生依赖而丧失独立自主的能力，更会葬送自身的发展前途，危害公共利益。庄子注重生命个体自然发展的任情论有利于领导干部在亲情互动关系中明晰身份定位，清除不必要的情感牵连。而兼顾亲人、自身、天下的安情说则能提醒领导干部自身的职责不仅限于家庭责任，尤其是主政一方的主要领导干部，手握人民赋予的权力，更要承担起相应的公共责任，坚守原则底线，不能顾此失彼。

参考文献：

[1][2][3] 林云铭.庄子因[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296，46，296.

[4][5] 陈鼓应.庄子论情：无情、任情与安情[J].哲学研究，2014（4）.

[6] 吴帅，杨文德.伦理错位下的“亲情腐败”及其预防[J].甘肃社会科学，2005（3）.

[7] 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2016（6）.

[8] 皇普谧.二十五别史（第一册）[M].山东：齐鲁书社，2000：32.

责任编辑：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