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神酿下的高粱酒
时间：2021-02-12 06:01:0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陈佳莹
【摘 要】20世纪80年代莫言独创的美学风格，让《红高粱家族》成为当代中国文坛上一颗耀眼的明星，中国第五代导演张艺谋拍摄的电影《红高粱》，更是将莫言小说中张扬的生命意识发挥到了极致，每个人物敢生敢死的性格、生命原欲的狂放、血性挥洒的民族情怀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关键词】个体意识;酒神精神;审美意象;反理性;审丑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20）25-0133-02
一、小说《红高粱家族》独创的“红高粱美学”
小说集《红高粱家族》让“红高粱”这一普通的北方农作物成为当代每一个文学爱好者痴迷的审美意象——一种蓬勃生命力、血性民族精神的象征，作者通过小说所创造的“红高粱美学”，开辟了当代文学的新篇章。20世纪80年代，我国人民对于文学的鉴赏仍局限在18世纪、19世纪的欧洲文学以及中国古典文学中，对于文学审美仍旧只是停留在壮美、和谐、优美这一层面，当《红高粱家族》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时，它所具有的蓬勃真实的生命力、滚烫的民族血性，让人们对这样一部与当时和谐优美之风背道而驰的作品情有独钟。莫言借用希腊神话中狄俄尼索斯的形象为我们解读了酒神精神的理论内涵。
艺术的突围需要美学和大众审美心理的转换，人们对于《红高粱家族》这种创新美学风格的接受，也代表着人们综合审美意识的觉醒。国人对于当时整个文学环境下的和谐优美产生了疲倦，开始追求文学作品对于真实痛苦的展现。以《红高粱家族》为代表的小说创作美学呈现出了崭新的面貌，莫言将中国古代民族集体无意识下的酒文化与酒神精神相结合，面对曾经那段惨痛的历史，他跳脱出当时哀伤、反思的状态，通过对在红高粱地上这群恣意展现本我、具有雄强生命力的人物进行塑造，展现一段热腾腾的、具有血性的民族历史;通过对泯灭人性恶行的直接揭露，让人们在审丑过程中直接审视民族之痛，产生对民族精神、对人性的检视。
中国第五代导演张艺谋，通过镜头、色彩等电影艺术手段，为全世界观众塑造了一个漫天遍野高粱红的神秘影像世界，在这个导演所营造的原始、粗砺的土地上，观众更直观地认识到了充满原始男性魅力的“我爷爷”、敢爱敢恨敢于反叛的“我奶奶”。镜头影像的塑造将莫言《红高粱家族》中张扬的生命意识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每个人物敢生敢死的性格、真实情爱的生命冲动、血性挥洒的民族情怀，更是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本文通过对电影《红高粱》中的酒文化、酒神精神以及审丑文化的解读，深度品味这中国民族文化酝酿的“高粱酒”。
二、高粱酒——电影的审美意象
在电影《红高粱》中，导演浓墨重彩地表现了北方土地上那高高摞起的高粱酒坛、大碗里盛满的高粱酒，塑造了独一无二、最富有魅力的“高粱酒”这一审美意象。酒在电影中，是视觉的“情绪符号”，是人物情绪、电影思想的表现媒介与表现形式;它是《红高粱》中最重要的审美意象，导演将祖先积淀在中国大地上的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原始意象与特殊历史时期下的人物相结合，让“酒”构成了电影“有意味的形式”。
当导演将“酒”作为电影的“情绪符号”时，它便作用于艺术表现对象的精神领域或心理机制中，以激起人的一种感性冲动，表现人的冲动、疯狂、哀号等。导演正是借助于此，着力突出人的内在表达，展现每个人物自身的蓬勃生命力，这种力量是真实的、不加控制的，生命本能的力量可以感染到每一位观众，触发他们的同理心，使观众沉浸在电影人物的直接情绪当中，产生了和电影人物共同的精神诉求。
荣格说过：“每个意向中都凝聚着一些人心理和人类命运的因素，渗透着我们祖先历史中大致按照同样的方式无数次重复产生的欢乐与悲伤的残留物。” 酒文化，既是一种社会文化，也是一种政治文化。导演将“酒”这一沉积于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原始意象与电影中的人物产生关系，让“酒的方法”构成电影中有意味的形式，创造了电影独特的美学方法。
高粱酒融合了民族鲜血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追求自由生命意识的热忱，它代表着那些涌动在电影人物身上的反抗压迫的民族血性、敢生敢死的生命冲动、对于爱情欲望本能的真实追求。此时，酒已经衍生为影片人物的心理物质，升格为一种感性情绪与文化表達的艺术符号。
正如苏珊朗格在《艺术问题》中所说：“运用符号的方式，把情感转变成诉诸人的知觉的东西。”《红高粱》中的高粱酒成为承载人物情感、民族文化、土地精神的艺术符号，它与影片中的人物同样具有美学意义和欣赏价值。
三、酒神精神——生命原欲实现的狂放
在电影《红高粱》中，在神秘、蛮荒的高粱地里，导演创造出了一群红高粱般的纯种的生命——他们大胆真实，遵从自己内心发出呼唤，“我爷爷”面对爱情，毫不掩饰、赤诚热烈地追求，“我奶奶”面对情欲真实直接地表达，他们在这片高粱地上遵循着最原始的自然生命原则，敢爱敢恨、敢生敢死，展现着直指人心的自由奔放的生命强力。
从宋明时期开始，礼学思想对人们精神、行为的束缚，中国人更倾向于情感、行动上“发乎情，止乎礼”的表达。但在这片高粱地里，导演则借助酒神精神，打破一切社会规则对生命的束缚，让人物真实地展现“本我”，打破传统电影美学的戒律，充分表现人物感性的、反理性的行为，注重对于个体意识的自我表达、人性内在追求与生理本能的直接表述。
《红高粱》最大的美学特色，就是描写了人的感性冲动对于理性冲动的超越，打造出一部中国电影史上罕见的“狄俄尼索斯”式的电影作品。
在电影《红高粱》中，有些行为可能是非理性的、暴烈的，这就是酒神精神中生命原欲实现的狂放，却是不悖于生命本身的蓬勃、健康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人的自我生命意识得到了充分体现，“电影中的人物不再是蜷伏在强大的传统规范下，做痛苦的挣扎，而是无所羁绊的实现生命意志。”①电影中的每个人物不再是时代背景下的小缩影，他们开始追求自由意识、表现个体生命力，从而创造出《红高粱》极具生命力的美学性格，因为，自由、艺术和美是三位一体的，因自由而艺术，因艺术而产生美。
总体来看，《红高粱》的成功不仅是作者和导演对于以道家哲学为源头的中国酒神精神的沿用，更重要的是，汲取了西方尼采的酒神精神，且笔者认为，它是一个典型的受古希腊悲剧影响的作品——对于英雄人物的塑造。导演想表达那个时代血性的民族精神，塑造每一個“有人气”的人物。“有人气”指的是他们有自我情爱的表达、有对现实痛苦的号喊、有本我欲望的追求，他们肆意挥洒自由奔放的生命强力，却并不妨碍他们成为“英雄人物”——在粗砺的高粱地里，他们端着滚烫的高粱酒冲向日军的装甲车。对于生命本能欲望的追求，并不能阻碍一个人走向自己的辉煌，他们有痛苦的号喊、有选择的动摇，还有普通人所具有的犹豫不决与情爱羁绊。尽管他们迷惘、他们哀号，但是他们仍坚定地完成了那个战争年代下的历史使命，这才是笔者认为的艺术所能创造出的最高对象。
四、审丑——电影艺术独特的表现手段
随着人们艺术鉴赏能力的提升，对于“美”的理解，不再以外在的形体美为唯一标准，人们更注重内在所呈现出的丰富、生动的内容，人们对于“美”的接受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可以从荒诞、丑陋的艺术行为表现中发现其蕴含的内在美。
正如同德索在《美与艺术理论》中所说的“丑是能够被欣赏，能被艺术加以利用的。”现代艺术不再以美为艺术造型的最高法则，而是混合了丑、荒诞的综合型艺术，“它更偏重于表现丑，揭露其意义，它糅合了多种艺术，更趋向对丑的表现，给人以深层次的间接美感。”②
《红高粱》上映之初，其对于“丑”（剥人皮、撒尿、污浊的皮肤等）的直接表现，也是接受了众多非议，当时的观众并不能接受其对于很多恐怖、隐晦画面直接大胆的呈现。但是笔者认为，《红高粱》对于这些行为的艺术表达并不过分，导演将这些“丑”与电影观念、历史背景、民族文化相结合，使“丑”变成电影的艺术语言，它不再是单纯行为的自然模仿，而是导演的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段，“丑”被赋予内容，被人们所接受;同时这些不同于“美”的行为表现，又相对独立，给观众留下特别的观感，使人反复思索、反复回味。
导演为了表现敌人的兽性、战争的残酷，并没有省去对于“剥人皮”这一情节的刻画，在这个残酷、野蛮、变态的画面中，看到同胞受到如此折磨，会直接刺激我们思考人性的湮灭、民族的尊严，“丑”化作一把利剑直接戳在了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头——这就达到了导演的创作目的。不去回避“丑”，让恐怖、荒诞、残酷的画面作为刺激观众审美感官的手段，给人以生活意志破裂的疼痛感，进而去进行审“丑”的内在反思。笔者认为，我们的生活中需要这样的艺术家，去描写丑，揭露丑，直击痛，刺激我们对历史、对现实进行批判、进行反思。
概括而言，“丑”文化是等同于“美”的存在，其也有着丰富的内在意蕴、自身生动的生命力，存在的差异只是外在表现形式的荒诞与夸张。但是“审丑”是一种全新的审美感受，相较于传统审美基于理性的分析和判断，“审丑”则更多依赖于艺术家与观者之间感性的联系，以及自身感性的判断，刺激观众思考其外在荒诞、恐怖形式下的精神力量和生命底蕴，这超越了单纯“美”的事物所带给人的视觉愉悦，“审丑“给人带来的审美情感更强烈持久、难以抹平。就像电影中的高粱酒，品起来是烈的，却让人唇齿留香、回味无穷。
注释：
①邓芳.从生命意识到酒神精神——论<红高粱家族>在文学史上的独特价值[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25（11）.
②颜翔林.<红高粱>美学性格论[J].电影艺术，1988，（10）：38-4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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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洪岳.红高粱美学：从小说到电影到电视剧[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5）：636-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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