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越族青铜器人面纹饰与农业祭礼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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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上古越族的青铜器人面纹饰与祭先祖、禾神的礼俗有关，此俗可追溯到先秦两汉时代，实为原始农业血祭在装饰艺术形式上的反映；越族人面纹饰与南方民族的盘古化生神话皆为农业祭礼文化中的不同表现形式之一。
【关键词】越族青铜文化；人面纹饰；农业祭礼
【作 者】谢崇安，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南宁，530006
【中图分类号】K8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7)03-0168-005
Discussing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Yue People’s Bronze Vessel with Human Facial Stripe Decorating and the Agricultural Worship
——Analyzing concurrently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Pan Gu Incarnation Myth
Xie Chongan
Abstract：This article considers that the yue people’s bronze vessel with human facial stripe decorating in the ancient times was concerned to the tradition of the ancestor and grain god worship，this tradition could be traced down the epoch before the Qin Dynasty and the Han period . Actually it is the style reflection of the decorating art，which was concerned to the blood sacrifice in the primitive agriculture. The yue people’s bronze vessel with human facial stripe decorating and the Pan Gu incarnation myth are also the different forms of the agricultural sacrifice culture.
Key words：bronze culture of the yue people；human facial stripe decorating ；agricultural sacrifice
上古越族青铜器的装饰纹样中习见人面纹装饰主题，它究竟起源于何时，能反映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与含义，笔者就此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方家学人。
一、越族青铜器人面纹饰的源流
越族青铜器中首见人面纹饰，可追溯到晚商青铜礼器，即著名的《大禾人面方鼎》，出土于湖南宁乡寨子山，器壁内有“大、禾”二字铭文①。
过去，学者们多认为它与所谓的“宁乡铜器群”都是由中原内地输入湘江流域的商代典型青铜礼器，但据铜器的合金成份分析，表明这些铜器为当地所产②。近年湖南宁乡“炭河里文化”的发现证明：商末周初，中原的华夏族已融合到湘江流域的越人之中。
“炭河里文化”的青铜礼兵器既有商周文化的特点，又具有地方的独特风格，其输入可能性的排除就意味着，远在商代中晚期，长江以南地区的古越族，就已能熟练地掌握青铜冶炼技术了。
宁乡“炭河里文化”的内涵较为丰富，属商末周初——西周晚期的城址，规模较大，内外都有壕沟，城内有几个时期的大型宫殿建筑基址，有铸铜作坊，其产生于本地的青铜器与过去发现的著名“宁乡铜器群”属同一类型，可定为殷周式青铜器的地方类型。
耐人寻味的是，宁乡“炭河里文化”的陶器群与越系陶器之间也存在着许多共性。例如，为数不少的几何印纹陶就属于南方系统，其中的釜形器，如敞口束颈、鼓腹圜底绳纹陶釜；敞口束颈、折腹圜底釜；敞口束颈、圆鼓腹圜底釜等器类③，都可以在广西的大化北景崖洞葬④、那坡感驮岩⑤、武鸣马头元龙坡⑥等地遗存中见到。这表明分布于湖南湘江流域的炭河里文化，是殷周式文化与百越系土著文化的融合类型。
长期以来，华南地区先后出土过大量的殷周式青铜礼器。最著名的就有湖南“宁乡铜器群”，其中有虎食人卣、兽面纹卣、《戈卣》、兽面纹瓿及铜斧、兽面纹大铜铙等等。再如，还有安徽嘉山、阜南等地出土的龙虎尊、觚、爵、等殷商器。此皆表明，远在商代中期，商文化已渗透到五岭以北的许多地区。
《吕氏春秋·恃君篇》载：“扬汉之南，百越之际”，这指的是长江中下游以南的许多地区为古代百越族群故地，这些地区自夏商周以来就不断接触华夏文明，因此，至迟在商代中期以后，越人的许多地区先后进入了青铜时代。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江西清江吴城文化及江西新干大洋洲青铜文化遗存。多数学者认为：“吴城文化”是先秦时代百越支系——“干越”的青铜文化遗迹。
用人面纹主题作装饰，一直都习见于岭南等地的越族文化遗存。对此，罗坤馨诸先生都先后作过专题论述⑦。其代表性的器物有以下例子。
1.湖南资兴旧市金井干圹坳出土，春秋越式扁茎一字格人面纹短剑⑧。
2.广西贺州市马东村周墓出土，越式人面纹短剑⑨。
3.广西灵山石塘乡出土，越式人面纹弓形格短剑⑩。
4.广西柳江木罗乡出土，越式人面纹短剑[11]。
5.越南清化东山出土，人面纹铜短剑[12]。
6.广东四会鸟旦山战国一号墓出土，人首柱形铜器[13]。
7.广西贵县罗泊湾西汉早期墓出土，人面纹羊角钮铜钟[14]。
8.越南中部茶邱遗址出土的汉代人面纹瓦当[15]。
从上述例子可见，它们与晚商的《大禾人面方鼎》，都一并构成了上古越族人面纹饰的文化源流关系。就此，蒋廷瑜[16]、覃彩銮[17]、李龙章[18]诸先生都曾先后指出过，岭南越族上古青铜文化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来自于岭北内地中原的殷周式青铜器。例如，宁乡“炭河里文化”的兽面纹铜卣，就与广西武鸣马头勉岭所出的兽面纹卣如出一辙。
二、越族人面纹饰考释
1.《大禾人面方鼎》是为祈祝农业丰饶而祀的礼器
2.原型：与农业血祭有关的头颅崇拜和猎头风俗
属“宁乡铜器群”的晚商《大禾人面方鼎》，它的造型纹饰是殷商式的，但人面纹主题及铜器铭文所反映的礼俗却是古越族文化的特点。因此，该器实为华夏族与越族文化融合的象征物。
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大”字本义为大人之象，也有广大、尊大之意。“禾”字为禾苗之象形字，也有嘉谷之意。商代见有“壬申贞禾于河”的卜辞，是祈求之意，音近拜，禾是为谷物获得好收成而作的祈求之祭[19]，这是商代有“禾”祭礼的确证。
此外，甲骨文和金文中，还有一个用来表示谷物成熟和时间概念的名词叫“年”，作从“禾”从“人”之象。它是用具有季节变换特征的栽培谷物来指事、象征流逝轮回的时间周期。“年”字作从“禾”从“人”之象，也意味深长地表达了人与自然不可分割的关系。《大禾人面方鼎》的“大禾”徽铭，“大”即为人形的正立之象，所以“大禾”铭文合体实为“年”字[20]。因为在甲骨文、金文中，出于书写的随意性，其构字的偏旁部首是不固定的，如著名的“司母戊方鼎”，唐兰先生认为其当改称为“后母戊方鼎”就是一例。在商代卜辞中，屡见有“求年”、“受年”的祈、报祭祀的记载，《大禾人面方鼎》也应与其相类似。
上述表明，宁乡《大禾人面方鼎》应当是为祈祝农业丰饶而祀的礼器。
事实上，“禾”在古汉语中是水稻的专称，据水稻专家丁颖、语言学家游汝杰等人的考证，古汉语的“禾”是来自原始壮侗语的借词，也就是说，中国最早的种稻民族是侗台语族先民，“禾”一词是随稻作农业的向北传播才植入古汉语当中的[21]。同时，“禾”在古汉语中也泛指人工栽培的各种谷物，所以汉语中许多栽培谷物的名词都从“禾”(如黍、稷等)。由此一来，农业民族文化中也派生出各种相关的农业祭礼。所不同的是，北方民族的农业主祭对象是“稷”(小米)神，其多见于《礼记·祭法》等记载，故《说文》称“稷”为“五谷之长”。与此相对，南方则不宜栽培耐旱的小米，所以古往今来之南方民族，其农业主祭对象都是“禾”神。宁乡《大禾人面方鼎》的发现，表明南方越族主祭“禾”神的农业礼俗真可谓源远流长。
那么，《大禾人面方鼎》的装饰主题“人面纹”与“禾”祭礼有何关系呢?笔者认为它应当是南方侗台语族先民——越族“禾”神与始祖神的象征，这就如同姬周民族将其始祖神——“弃”，视为农业“稷”神一样。《礼记·祭法》云：“是故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孔颖达疏：“故祀以为‘稷’者，谓‘农’及‘弃’皆祀之以配‘稷’之神。”就此，徐旭生先生曾指出，直到现代，陕西渭水附近地方还供奉有农神后稷的偶像，它是在一小屋里面塑一高约四五尺的大人头像，无身躯，俗称“大头爷”或“后稷头”[22]。其例子就如爱德华·泰勒所说，偶像崇拜源于万物有灵观，其本质是象征的，是人们用来作为某种精灵或神物的造像。而且，在地方性的祭祀、神喻等记述中，神和偶像是彼此的混合物，崇拜者大部分想像神生活在偶像之中[23]。
徐中舒诸先生认为，甲骨文的“年”字，是“会年谷丰熟之意”。又据刘源诸先生考证，在甲骨文中，祈求丰年之祭的主要对象也往往是同高祖先公、先王联系在一起的[24]，如商代卜辞载：“贞于王亥騧年”，“王亥”即是商人高祖。这表明，考古与民族志资料与《礼记·祭法》的记载是相可印证的，也足证《大禾人面方鼎》的装饰主题“人面纹”当与“禾”祭有关。
为何人面、人首纹主题能作为祖神的象征?这与汉民族和许多少数民族一度盛行的头颅崇拜——万物有灵信仰有关。
在甲骨文中，“页”字为人之头颅的象形字，故古汉语的“颁”、“颂”等字皆从“页”。《说文》云：“颁，大头也”；“颂，騨(騨同貌)也。从页，公声”。段玉裁注：“騨下曰：‘颂，仪也。’古作颂騨，今作容騨(貌)，古今字之异也。”故古文中“颂”也作“仪容”解[25]。
由于祭祖神之时需用人头偶像，故《诗经》之祭祖的庙堂乐歌又称为“颂”。《礼记·檀弓下》云：“君子谓之善颂善祷”；孔颖达疏：“颂者，美盛德之形容；祷者，求福以自辅也。”
百越系民族中一直有盛行祖先头颅崇拜的习俗，其艺术表现就是常见有人首偶像。对此，陈国强诸先生早有论述[26]。中国史前时代的仰韶文化宝鸡北首岭、红山文化的石祭坛等遗址也曾出土过神人的面具偶像。事实上，南方民族志中所见众多的诸神面具就是上古偶像崇拜习俗的孓遗。
人牲祭祀、头颅崇拜的习俗首先是源自原始民族万物有灵的观念。许多古民族都认为人之躯体、头颅皆具有神力。例如，在阿斯马特文化中，人们通过割下敌人的头颅寻求力量，认为这样做能把储藏在敌人头颅中的性能量传递给胜利者和他们的孩子[27]。
东亚南部多民族源远流长的“人祀”、“猎头”风俗也是因此观念演变而来。如《楚辞·招魂》载：“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题黑齿，得人肉以祀，以其骨为醢些。……雄虺九首，往来倏、忽，吞人以益其心些。”(注：倏、忽，是庄子寓言的两个神名，《庄子·应帝王》曰：“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
“猎头”民族皆认为，猎获人头后所举行的祭头典礼都是以促进谷物生产为直接目的(如华南之佤族、高山族人)，故《南州异物志》说：“交广之界，民曰乌浒……春月方田，尤好出索人。贪得之以祭田神也。”(转引自《粤西丛载》卷24)
这里，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农业祭礼的人牺牲也同样包括部族的首领。而且，古今民族志中屡见不鲜的为了部族共同福利而自为牺牲的神灵、圣王或祭司王典故，都与农业的祭礼有关。
例如，在古代埃及，农神奥西里斯的崇拜仪式便是以该神被阉的阳物为中心而展开的。神话说奥西里斯死后，其尸体被分解为碎块遍埋于全国各地，农业的好收成即取决于奥西里斯生殖力的传播。孟加拉的达罗毗荼人的农业祭礼，则是将人牺牲被肢解或焚化的每一部分散分到田地、谷仓等处，形成为一种共同分享的社群活动[28]，与云南近代佤族的“猎头农业祭礼”颇为相似。
中国古代商王成汤祷雨于桑林的故事，就是象征性的献身祈雨。如《尸子》(辑本)卷上载：“汤之救旱也……以身为牲，祷于桑林之野。”《帝王世纪集校》第四载：“汤自伐桀后，大旱七年，殷史卜曰：‘当以人祷。’汤曰：‘吾所请雨者民也，若必以人祷，吾请自当。’”《文选·思玄赋》注引《淮南子》云：“汤之时，大旱七年，卜，用人祀天。汤……乃使人积薪，剪发及爪，自洁，居柴上，将自焚以祭天。火将燃，即降大雨。”
叶舒宪先生指出，圣王、神尸、人牺三者本为一体，这是原始农耕祭典的一个世界性原型，其信仰根源是：圣王作为植物神或谷物神的替身，象征性地演出农作物生命的年周期的循环运动，藉此确保和促进大自然生殖力的更新与旺盛，求得生产的丰收与社会的繁荣。西方人类学家弗雷泽等人认为，这种仪式性的杀死圣王的礼俗在西亚地区形成了农业宗教的基本节庆，从中又派生出基督教思想核心的“死而复活”(耶稣复活)的主题。同样，在中国农业文明中，也留下了以“死而复生”为中心的农神稷的神话及相关祭典[29]。
三、越族人面纹饰与盘古化身神话的关系
根据上述人类学家的论述，它自然就使我们联想到南方民族流传已久的盘古化身的神话。郑超雄诸先生认为，在南方壮侗语诸民族中有关盘古的神话之一，就有所谓的“碎胎化生创世”传说，它与徐整的“垂死化生创世”说可谓相似乃尔，说明两者之间必有密切关系，或者说，“垂死化生创世”型就是从“碎胎化生创世”类型演变而来；而“碎胎化生创世”神话类型很可能是从古代越人吃人肉而葬人骨习俗中演变而来[30]。
笔者认为郑氏诸说有较大的合理性，但论证还没有涉及到我们前述有关原始农耕祭典的这一世界性神话原型，以及产生这一创世化生神话的认识论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