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脉的褶皱
时间：2020-04-25 07:56:4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一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我们自己——个体的自己。我们喜欢这种状态，认同个体价值，并尽量发挥个体价值。这里说的是自觉的“我们”——独立、有人文意识，不包括没有人文意识、只有生存没有生活的大多数人。然而，自我意识太强了，加之敏感，会滋生虚无感。虚无才是世界的本质，像大海，而我们个体不过是几个出水的岛礁。对虚无的意识是人的天赋，也是知识的告知。天赋表现在一种直觉，它是生命对自身的窥探；而知识告诉我们世界的局限与无限。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往往以探究自身的血源来对付虚无。从一片叶子开始，探究一棵树，描画一棵树，寻觅自身与这棵树的来龙去脉。这棵树开始是具体的，三代之内，根根底底清清楚楚，甚至五服之内也了然，但超过五服就很难搞清了，就是有名的大家族的家谱记录的也只是主线，没有人能弄清楚一个家族三百年的血脉。旁系不说，单是直系便弄不清楚。三代人呈现的是一棵小树，五服呈现的已是一棵稍壮的树了，三百年、八百年虽然还不至于变成虚无，但已经接近虚无了。
追溯血源也如同打电筒走夜路，能多追溯一代也是照亮。我从小便没爷爷，父母两边的爷爷均无，他们都死在我出生前二十年的民国。我对于他们的认识，只是从大人口中听到的一点传说。没有爷爷的家庭难免缺乏血脉的凝聚力，分崩离析是一回事，家庭氛围与教育也缺失了血脉的认同，冷漠、自私、残酷或一盘散沙是必然结果。失却了传统，便失却了温暖与安全，尽管有利于后人的个人奋斗，但也容易让后人变态，一代代恶性循环。这不能怪谁，这是一个家族的命运。在那个年代，以及之后的年代，中国的家族大都经历了这样的崩溃与变态。
从1980年代后期写诗开始，我便滋生了探究自身血脉的冲动。我在老家的老屋睡醒，看见太阳从泥窗照进来贴在壁笆上。屋里没有一个人，屋外、院墙外也没有一个人。我意识到我睡在老家老屋，意识到我是一个人。我感觉一切在慢慢划开，房子和物件，石墙、树木和整个村子，之后是河流和山脉，再后来便是靛蓝的天空……剩下我独自一人……虚无，我跟任何人任何地方都无关。我一头坐起，捶胸顿足，或号啕大哭，或者伤心落泪……我伸出手，想抓住一根稻草。面前没有稻草，这才想到看不见的血脉。在我看来，它是一棵树，是树的样子，枝枝丫丫，很好逮手。而树长在河畔，逆流而上，自我从未谋面的祖父，到曾祖、高祖……一直到宋朝、唐朝、秦汉……再到炎黄时候……我脑壳里走出一个唐人，浮现出他的面貌和生活情景；走出一个秦人，他在战乱中奔波，他的死……甚至走出一个刚刚走出森林的原始人，他在饱餐一顿之后擦拭嘴角血迹的样子，他的满足……对于我是不着边际的想象，对于他们却是实实在在的过往，是我遗传链上的一环，没有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就没有今天的我。他们有多少人？以二十五年为一代计算，在有文字记载的五千年中，他们有两百人。我想象两百人排一起，按先后顺序，从夏商周时代我的先祖到我的父亲，会是怎样一个阵容、怎样一个场景？秦时的那人长什么模样？唐时的那人又有何特长？《诗三百》里可有他的作品？宋时的那人填词吗？这样去想象，至少对付了五千年的虚无，血脉之树虽是凭空画的，总算若隐若现了。
二
在我的两个爷爷里，我感兴趣的不是父系一方，而是母系一方的。这有教化的过——我父亲十三岁就离开王家，进了母亲家随了我母亲的姓。我们自小没有王家的概念，也不曾沾过王家一点什么。
也有审美的过——我的外公死于绵阳监狱，之前已在平武监狱关了三年，他被人诬陷为两桩命案的凶犯。我婆婆是二房，生了我母亲一人。我外公的故事有情节有细节，我第一次听到就觉得像小说，有种审美的享受。听老一辈说，我的外公高大威猛，走哪儿都骑一匹白马，性格刚直，入狱后受了无数拷打都不认罪。他后来死得也蹊跷，案件重新侦查后真相大白，就要释放了，却暴病而亡。没有人去收尸，更沒有人去追查。时年我母亲和她同父异母的姐姐都只有几岁。
袁朝彦，我自小就记得这个名字。他留下的院子一直保留到1976年农业学大寨抬田改土才拆迁。土改后半边分给了贫农张清勇，半边住着他的大遗孀——我们的徐氏婆婆。不大的一个天井，水浸浸的，搁着口破水缸，石板砌的街沿，石板面的地，檐沟里长满水蕨子和萱麻。徐氏婆婆是个尖尖脚，女儿（我们的袁国华孃孃）跟人到江油成了家，她一人独居，自己种点园子，在生产队吃口粮，吃水自己提或者靠邻近的侄子挑，烧柴靠我们去砍、去背。她有柴林，我和二哥去砍得最多，就在她家房后不远的堰盖上。我那时太小，不会砍，二哥砍，我站在堰盖上看，砍够了再一起往回背。砍了柴，徐氏婆婆并没什么好吃的给我们，偶尔抓把花生、核桃，或者给一两毛钱，我们就很满足。我不记得我在那老房睡过，它着实不是我们的家，进到里面，看见那些老物件，就有些害怕，发霉的味道也一点不好闻。意识到是袁朝彦生活过的地方，房子已经拆了，没有留下照片。拆房子的情景我记得，除了少量木料留给了袁家侄子，大部分都让我父亲要了，修了我母亲现在仍住着的那两间虚角楼。
袁朝彦不是我婆婆的第一个男人。我婆婆的第一个男人叫李生荣，是胡家坝人，我婆婆是从长河湾枇杷树嫁到胡家坝的。算时间应该是民国二十三年（1935年）前一两年。民国二十三年过红军，我婆婆的前夫和她老子给红军当背夫回来打摆子死时，我婆婆尚无生养。偶然改变一个家族，包括一个家族的姓氏。1978年大哥当兵，接兵部队和武装部的人来调查，我父亲是这样说的：“袁朝彦找到我李家妈，是看起了李家的田产和水碾，再就是隔日过来睡个瞌睡。”父亲把一种社会关系简单化，当然是为了开脱阶级关系，不过他说的是真话，袁朝彦找我婆婆做二房，并未娶我婆婆过门，而是他上门来。他虽没改姓，但我母亲出生后也没姓袁，跟了我婆婆的前夫姓李。之后父亲入赘姓李，我们也都跟着改了这个与我们毫无血缘关系的李姓。我对我外公骑匹白马，擦黑边上从竹林盖过两里地来胡家坝的情景，始终充满不倦的想象。
我应该走访一下我江油的袁国华孃孃，她比我母亲大三岁，对袁朝彦，应该多一点记忆。2012年我和妹妹带母亲和她见过一面，可惜没涉及此类话题。孃孃长得跟我母亲并不很像，她寡居多年，吃斋念佛，走遍了川内的寺庙。我在江油读书时便帮她抄过佛经，那时她尚不到五十。她生有一女三男，与我母亲的生养一样，只是她生女在前，我母亲生女在后。曹姑父死了有二十年了，记忆中他个头不高，一脸麻子，骑一辆旧自行车。他是李白故里青莲人，我生平第一次去青莲便是跟他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