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文化的历史价值及其现代性转换

摘要：秦文化的文化时空指涉包括秦族文化、秦国文化和秦王朝文化，秦文化以法家思想为其理论基础，在推动中国封建社会建立及其封建国家政权组织方式的构建等方面起到了奠基式的“创生”作用。秦文化，法家文化和齐鲁文化，儒家文化一样，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互相联系、互为补充。时至今日，秦文化中勇于开拓、强毅果敢、不畏艰险、敢为人先、质直尚筒、崇法尚同等优秀的文化要素，仍然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优秀的文化之石。

关键词；秦文化；法家文化；封建制度；文化基石

文章编号：978-7-80712-402-3(2011)05-087-06

以法家思想为其理论基础的秦文化，在推动中国封建社会建立及其封建国家政权组织方式的构建等方面起到了奠基式的“创生”作用。然而，不但在自汉以来两千多年的史学评价中，秦人，秦史，秦文化被贴上了野蛮残酷的文化咒符，而且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兴起的“国学热”的文化浪潮中，秦文化，乃至法家文化对中国社会历史进步，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贡献，都被有意或者无意地淡化遮蔽。在某些学者文化心理的潜意识层面里，认为秦族、秦国、秦王朝没有文化，更谈不上有文化贡献，即便是有一点文化，也是以“严刑峻法”为特色的暴政文化，代表着野蛮暴力的落后文化。甚至在普通民众普遍的文化认知里，都认为秦政是暴政，秦文化是暴力文化，基本乏善可陈。一个普遍而恒定的基本认知是，秦国统一天下，只是武力战胜，而不是文化战胜。其实。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秦国统一天下，从军事角度来看，固然是武力战胜，但实质上真正起作用的是文化，是文化的力量。人是文化的动物，文化规范和决定着人的主观能动性。文化的先进与否，决定着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程度。秦国的发展史以及统一天下的实践再一次正明，秦文化并不是落后文化，落后国家也可以通过“创造性转换”吸纳先进社会的文化，跳跃既定阶段，赶超那些貌似繁荣，但实际发展已经濒临极限的国家。这就是文化进化的潜力法则——落伍者的特权。

中国封建社会的文明进程表明，历代封建王朝并未摈弃秦政治，以法家文化为理论核心的秦文化，“尊儒尚法”“儒法表里”一直为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所践行。毛泽东曾经一针见血地揭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统治的政治奥秘：百代犹行秦政法。(一说为“秦政事”)客观地讲，秦文化，法家文化和齐鲁文化，儒家文化一样，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互相联系、互为补充。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贯彻统治阶级的意志，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尊儒尚法”体现了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的融合统一。在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和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中国封建社会的盛衰周期也表明，大凡一个王朝如果只用法政(法治)，或者只用德政(人治)，并且将法政(法治)或者德政(人治)运用到极致的时候，那么国家政权就会有倾覆的危险。如果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态度，科学理性地研究秦文化，那么，我们就会发现，秦文化中勇于开拓、强毅果敢、不畏艰险、敢为人先，质直尚简，崇法尚同等优秀的文化要素，仍然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优秀的文化之石。我们认为，如果说中国文化是一座光辉灿烂的文化圣殿的话，那么构筑这座大殿的，就不仅仅是儒家这块文化之石，它同样需要法家、道家、兵家、农家等传统文化的优秀因子为其奠基之石。因此，全面系统地提炼和审视秦文化的文化特质，探索秦文化的现代性转换途径，开发秦文化文化资源，使之作用于西安的文化软实力建设，是一件极为迫切和极为有意义的文化工程。

一、秦文化的文化时空指涉及其涵含的内容

秦文化的文化时空指涉包括秦族文化、秦国文化和秦王朝文化。它是以秦部族文化为根系，以秦国文化为主干，以秦王朝文化为冠盖的中国传统文化。那么，秦族文化、秦国文化、秦王朝文化都有那些具体的文化内涵呢?

我们认为，所谓秦族文化，是指秦部族先后在东夷时期及其西垂时期所创造的文化，这一时期秦文化的主要特征是由游牧文化走向农耕文化，其中游牧文化比重很大，特征极为明显。秦人是崛起于东海之滨，以玄鸟为图腾的东夷族的一支，属于马背上的民族。在夏商周时代，以“调训鸟兽”，养马见长，秦的先祖伯益之所以被当时的部落联盟首领舜赐为赢姓，受封于“秦”(山东泰莱地区)，就是因为“调训鸟兽”有功。夏时，秦人远祖伯益因与夏启争位失败，秦部族被流徙到西垂(天水市礼县一带)，到商时，秦人的祖先蜚廉和恶来事纣，以武勇见幸，周穆王时秦赵的祖先造父为御，有功于周，受封赵城，为赵之先祖，周孝王时秦的祖先非子被为周之附庸国，都是因为秦人善于养马，“马大藩息”，所以说，这一时期的秦族文化，本质上是游牧文化。

正因为是游牧文化，所以秦部族的制度文化，部族管理模式，就与以农业文化为主体的中原文化有着质的不同，中原文化是农业文明，重农，轻商，不轻启战端。而秦部族是游牧文化，逐水而居，以战立族，视战为习常之事。所以，秦族的首领继承制，就不是宗法制度下的嫡长子继承制，而是“兄终弟及”，或者是“择勇猛者而立之”，秦的首领都是以勇以武见长的人物，而且大多都是死于战阵之上。新王都是“裂土而居”，重建新都。因此，秦族的精神文化，主要是尚武，“起居饮食所歌谣者，皆战也。”秦部族在西垂(甘肃礼县大地湾一带)，与同为游牧民族的戎狄为邻，为了争夺生存资源，经常性地发生战争，因此，秦族尚武、尚战，贵奋死(忘生轻死)，以战死为吉祥。秦族的风尚和习俗，重事功而轻伦理，崇厚利而少仁义。在物质文化方面呈现出的特质是，祟尚简朴实用，粗重厚实，尚大唯多。

现在我们再来看秦国文化的特征。秦国文化在文化本源上，属于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这一时期，由于秦襄公将兵救周，获得了周平王的诸侯之封，秦人受封于岐周之地，与西戎争战一百多年，最后收周余民，据周之地，所以农耕文化比重增大。至秦孝公时，商鞅变法，奖励耕战，移风易俗，重农重战，“上首功”，“无军功，虽富贵不得芬华”，从事农业生产做出贡献，亦可授于与军功相等的爵位，所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极高，农业文化开始渗入秦政治。与此相对应的是秦国的政治制度文化有了很大的改变：即由以战立族，以战立国，变为以法立国，以耕战立国，法为国体，农战为国本。其君位传承制度，也由兄终弟及渐变为兼以嫡长子继承制，从秦献公时起，郡县制，客卿制，官僚体制开始萌芽并且成为秦国的基本制度。在精神文化层面，秦国文化中的“尚法，尚战，尚农”，功利主义色彩极浓，如秦王政之于实施“疲秦计”的韩国间谍郑国，之于写《谏逐客书》客卿李斯等，不管国别身份，不管出身贵贱，只要你说的，你做

的对秦国有利，就可以破例任用。为了富国强兵，秦孝公不惜以裂土共治秦国为代价，招徕人才。秦国自秦穆公起以客为卿，只要对秦国有利，不惜招降纳叛，无论人品，以才为能。在文化教育上，也是急功近利的现实主义，以诗书为无用，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秦国文化的精神文化，轻理论，贪实利，好积物。因此，秦国的物质文化就具有了粗重质朴，多大实用的特点。如《阿房宫赋》里所描写的阿房宫，“西至成阳，东至临潼，离宫别馆，亭台楼阁连绵不绝，复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阿房官实际上是后继工程，前期是秦在咸阳一带“写放六国宫室”，炫耀战功，阿房宫里的美女娇娃，就是从六国俘虏来的原六国王室的嫔妃宫女。

现在我们再谈谈秦王朝文化。秦王朝文化当然是秦国文化的延续，属于以农业文化为主的耕战文化，但它又有新的特质，即属于帝国文化。关于帝国文化，孙皓晖先生认为，帝国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一个是地域辽阔，第二个是专制时代，第三个是军事扩张。这三个特征在大秦帝国表现得极为明鲜，尤其是军事扩张。易中天在谈到邦国和帝国的区别时说，邦国和帝国有三大区别：第一个区别是国家制度。邦国是封建制度，帝国是郡县制度；第二个区别是政治形态，邦国时代的政治是贵族政治，帝国时代的政治是官僚政治；第三个区别是统治阶级，邦国时代的统治阶级是贵族民主阶级，帝国时代的统治阶级是地主阶级。根据两位先生的分析，我们可以认定，秦帝国的政治制度文化，崇礼尚法，虽然接受了中原文化中的礼仪典章制度，但是也仍然保留着秦族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和制度文化，比如，小儿子胡亥的继承帝位，虽然有各种偶然因素，但与秦族“兄终弟及”的君位继承制传统有着莫大关系。此外，秦帝国统一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度量衡和货币统一，实行郡县制，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的确立，构成了千百年封建王朝政治制度的政治框架。秦帝国统一了中国的文明，开创了统一中国文明的正源。这是秦文化对中国文化，中国文明最杰出的贡献。秦帝国精神文化的特征是，以法治国的理念，也就是依法行政，唯法是依的法治精神。民，官，吏均以法为度。尚法，尚武，尚质，遵礼而不拘礼。物质文化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尚大唯多，唯精唯细，以“便”是以。所谓“便”，就是便于行事，有利事功，所以秦帝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很高，在管理上，实现了规模化，规范化，科学化，精细化。比如秦始皇陵附近发现的秦兵马俑、铜车马、弓弩的机键和箭簇，秦剑等等，都彰显了秦帝国物质文化及其生产方式的这一特征。

二、秦化的文化特质汲其文化缺失

和以儒家文化为核心价值体系的中原文化相比，秦文化具有极其鲜明的异质文化的特质，具体呈现为如下。

1.极为宏阔的开放性。和以农业文明为基石，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宗法伦理道德为准则，以保守中庸为特质的中原文化相比，秦文化具有极其鲜明的开放性。秦人来自于东海之滨的东夷族，是以“调训鸟兽”而见长的马背上的民族，由于逐水草而居的生存方式，所以它的文化起点，就与农耕民族不同；又由于这个部族有着东迁西来的族群迁徙经历，长期与西戎相争相战，为了族群的繁盛而不断地寻求生存之道，所以与超稳定的农耕部族相比，其文化视野比较开阔，文化心态也比较开放。我们认为，秦部族是一个苦难的民族，悲剧性的部族，也是一个英雄的部族。屡仆屡起，而且善于学习，勇于实践，对新鲜的与族群生存与发展有用的东西都善于主动拿来，是典型的拿来主义者的心态。比如对周文化的主动吸纳，秦武公对中原文化中的人殉制度，以及对郡县制度的吸纳，还有秦穆公的招降纳叛、尊贤敬老，秦献公初祖禾、令吏初带剑，秦孝公重用商鞅，实行变法，秦始皇接受儒家的礼乐文化等等，都可以看出秦人善于扬弃，主动吸纳中原文化和文明的开放进取精神。特别是秦人顺应历史潮流，统一天下，统一中华文明更显示了秦的天下情怀。应该指出，春秋战国时期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实际上围绕的主题就是“一天下”，和用什么方法“一天下”，走向统一，是天下人心所向。孟子的“定于一”，苟子“四海之内若一家”，韩非的专制集权思想，都是统一要求的表现。诸子百家争论的，主要是由谁统一，用什么方法统一。秦人是实用主义者，功利主义者，重实千，不争论。坚定不移地执行以法治国，不争论，不折腾，一心一意谋发展，提高综合国力。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对思想文化，对物质文化都奉行拿来主义。

2.重事功轻仁义的赤裸裸的功利性。功利性是春秋战国之际每个文化族群和邦国所共有的，这一时期“礼乐征伐白天子出”而改为“自诸侯出”，诸侯国都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打着各种仁义的旗帜，所谓出师有名，攻城掠地，兼并诸侯，损人肥己，称王称霸。秦部族在夏商周时期，都有着被逐放到“西垂”、与戎杂处的经历，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劣，与戎狄相处，高寒苦焦的西垂地区，对于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的占有，存在着有则生、无则死，强则生、弱则死的生存困境，所以秦人事事追求功利。《魏策三》中也记载有这样的话；“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而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积德也”。在睡虎地秦简《日书》中，根本找不到“德”、“仁”、“义”这一类表示道德伦理意义的字眼，而最多的是“吉”、“凶”“祸”、“福"、“利”“害”等与宗法伦理道德毫不相关的概念。对这个功利性，秦人并不避讳，公然自陈。公元前580年，秦桓公为了暂时与晋国和解，就与刚刚即位的晋厉公订立了以黄河为界的“令孤之盟”。但是，秦桓公回国后不久就背弃了盟约，鼓动狄人和楚人一起攻打晋国。他对楚国的国君说：“我虽然和晋国有交往，但‘唯利是图’，别的什么都不顾。”正是由于秦人急功近利，重事功，有时候未免利令智昏，如秦晋崤之战，就是秦穆公贪功，轻信间谍的话，不听蹇叔之言，以致孟明视等三个大将被俘。还有秦武王野心勃勃，欲“车通三川，以窥周室，死不恨矣!”及至到了周东都洛阳，问鼎周室，在东周宫庭内耀武扬威，举鼎受伤而死。

3.非中原宗法文化的异质性：从本质上讲，相对于中原文化而言，秦文化是一种异质文化。在古人的天下观念中，天圆地方，自己所在的地方是世界的中心，也是人类文明的中心，离自己这个中心越远的地方，文明程度越低，以至于“九服”(侯、甸、男、采、卫、蛮、夷、镇、藩)之外，就不是人住的“世界”，所谓“四海”之外，似乎是虚无飘渺，浮游着尘埃的荒漠，或者是生长着奇形怪异生物的“大荒”之地。按照这个观念，“中国”的南面是蛮，东边是夷，北边是狄，西边是戎。这些民族，都是化外之民，与野人相同。秦是东夷族，以鸟为图腾，擅长于弓箭和驭马的游牧民族，东来西迁，始终被摈弃于中原文化圈之外，即便是秦襄公将兵救周，护送周王室东迁有功。被封为诸侯，秦始立国，但是，由于山东六国都是与周王室有

着千丝万缕血缘关系的宗法之封，比如鲁国，晋国，燕国，都是周朝的同姓诸侯国，齐国是助周灭商的功臣吕尚(姜姓)的诸侯国，就连楚国的先祖鬻熊，也做过周文王的老师，鬻熊的孙子熊绎也是由周成王分封的。而秦是非血缘的因功而封，所以始终不为山东六国接纳，融不进中原文化圈。这就是秦孝公所谓的“诸侯卑秦”，不与秦国通“聘问”之礼的深层文化原因。简要地讲，秦族文化与中原文化异质有三：一是“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也就是一大家子男女老幼住在一问屋子里。无男女长幼，上下尊卑之分；二是尚贤不分亲疏贵贱。山东六国也变法，也“选贤与能”，但是，这种“贤能”之士，绝大多数都是和国君有着血缘关系的王室贵族，如齐桓公时的相管仲，虽然也是举于士，但他的祖先是姬姓的后代，与周王室同宗，父亲管庄是齐国的大夫。齐国的重要大臣，都与齐国国君有着“亲戚”关系；晋文公的相，狐偃，就是晋文公重耳之舅，与晋同祖；楚国的用人制度也是“昭旧族，爱亲戚”，所以吴起任楚令尹，实行变法，最后不得不身死法废。而秦国之尚贤，不分亲疏远近，秦国之王室贵族“无军功，虽富贵而不得芬华。”三是君位继承长期不分嫡庶。如前所述，秦人首领和国君之继承，始终没有丢掉“择勇猛者而立之”的传统，即便是在吸收了中原文化之后，也没有彻底改变这一君嗣习俗。秦孝公、秦庄襄王，秦二世，都是按这一传统而继承君位的。此外，秦人在吸收周文化的同时，大量吸收了游牧的戎狄民族的文化，并与各自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独立、质朴、尚武、剽悍、粗犷、坚韧的民族性格。秦俗与关东六国习俗差异很大，秦人墓葬多为东西向，葬式为卷屈特甚的屈肢葬，有别于六国流行的南北向仰身直肢葬。从秦兵马俑服饰中可以看出，秦人的服饰与胡服极为相似，尤其是骑兵的服饰，其靴属于皮革制作，窄袖短腰仍以带钩具带束腰，并取前开襟形式，甲衣也长及腹际，这种装束均便于乘骑作战。秦将军俑所戴曷冠，也是胡人习俗。

4.秦文化的军事性特点。秦文化可以看成是军国主义的扩张文化，其军事性特征极为明显。秦国军制，比别国完备。秦国实行了“军功爵”的政策，“连坐”法，“告奸”法，以军功升进，士兵出外作战，打胜的有赏。打败的有罚，所以人人奋勇，为求军功。《苟子?议兵》日“齐之技击不可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遇秦之锐士。”。而且秦国军事人才辈出，如吕不韦，商鞅，都不仅是安邦之文臣，更是治军之能将。商鞅、吕不韦都曾经多次领兵为将，攻略魏楚之地，张仪破六国之从约，范睢以远交蚕食韩魏；此外如白起、王翦、王贲等，皆一代名将，为秦统一作战，建立赫赫军功。尤其是商鞅变法，移风易俗之后，秦国民众普遍具有了好战、重战、乐战的心态与功利主义的价值观。正如《商君书》中所说的那样：“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也”，“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韩非子?初见秦》中也记载了当时秦人尚武尚战的精神，其中说秦人“出其父母怀衽之中，生未尝见寇耳，闻战，顿足徒裼，犯白刃，蹈炉炭，断死于前者，皆是也。”这种民众文化心理的变化，给秦国带来的勃勃生机，士兵力战于阵，农人力耕于田，妇女力织于室，人人畏法，个个尊令，数十年间，秦国的国力大大增强，铿锵崛起。

5.以客为卿的用人制度，具有很强的实用性。为我所用，不问出处，不咎既往。唯才是举，重才轻德。如郑国修渠，百里奚，尉缭子，赵高，范睢，姚贾等人，或为敌国间谍，或为奴隶罪徒，或为声名狼藉之平民。秦国由弱变强、取威定霸、统一海内的原因很多，其开放的、独树一帜的“客卿制度”是重要原因之一。对此，宋代学者洪迈有精辟之论：“七国虎争天下，莫不招致四方游士。然大国所用相，皆其宗族及国人，如齐之田忌、田婴、田文，韩之公仲、公叔，赵之奉阳、平原君，魏王至以太子为相。独秦不然，其始与之谋国以开霸业者，卫人公孙鞅也。其他若楼缓为赵人，张仪、魏冉、范睢皆魏人，蔡泽燕人，吕不韦韩人也，李斯楚人。皆委国而听之不疑，卒之兼并天下者，诸人之力也。”孔子谈到秦穆公时有这样一段话：“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身举五爵之大夫，起缧绁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从秦孝公以降迨至秦王政，秦国每世必有异国人执掌军政。每代都有宾客出将入相，异国人才已成为活跃在秦国政坛上的一支十分重要的群体。

秦文化的文化缺失，具体呈现为：

1.排他性。秦文化中价值观念定势，使得秦王朝奉行文化征服而不是文化融合，秦人的文化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没有改变和调整，导致了秦王朝的灭亡。任何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都应该是与时俱进的，都应该是“吐故纳新”，这样才能“日新日新日日新”。否则，就变得僵化，保守，变成历史前进的绊脚石。比如，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前，应该是“革命意识”，打破一个旧世界，这个时候，温良恭敬俭让是行不通的，因为没有人愿意把政权恭手相送的。革命胜利后，应该具有建设意识，应该是建设自己家园的建设者的心态，建设一个新世界，时代，任务·对象变了，相应的文化意识也应该有所变化。秦始皇和毛泽东犯的一个错误，就是继续革命，专制专政，把曾经支持过他的人民当成敌人，或者说用对敌人的态度方法对待人民。

2.内耗性。秦帝国的统一只是形式上的地域统一，统一了中华文明，而没有完成思想文化上的统一，秦王朝意识形态没有统一，社会各阶层的文化意识是分裂的，没有统一的全民意志，就形成不了统一的国家意志。这时秦始皇想统一，但方法不对，不是兼容并蓄，而是用野蛮的手段，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议论，即便是“偶语”也弃市。其实，秦王朝建立之前，秦国的丞相吕不韦组织门人写过一本书，叫做《吕氏春秋》，做的就是文化思想统一的工作，但后来因人而废书，(秦始皇与吕不韦的文化思想的冲突)因人废言，丧失了秦文化自我更新、更生的机会。

3.趋异性。本来是趋同。任何一个王朝建立之初，都有一个或长或短的文化趋同期，但秦却是趋异。由于秦王朝建立以后，秦的统治政策，政治文化，或者说统治者强力推行的社会核心价值，和人民群众的根本需求不一致，所以就产生文化离心力。就是秦文化缺少凝聚力，秦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集权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没有构建起大一统的全社会成员所共遵共享的核心价值观，统治者的意志，没有变成全体社会成员的意志，上下阻隔，离心离德。本来，秦王朝统一后，息兵罢战，休养生息，是社会大众的普遍要求，但是秦王朝没有及时调整统治思想，统治理念及统治方法，尽管有些举措是形势所迫，比如北上防胡，修长城，开发南岭等等，但是这种与社会大众心理预期目标相悖的举措，无疑是引起社会反抗的主要原因。这是秦文化当中先天性的缺陷，或者文化DNA复制的结果。

三、秦文化历史贡献及其现代性转换

1.秦文化的历史贡献。秦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

的最大贡献是封建政治制度及其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的确立。秦文化规定了中国社会两千多年的历史走向，深重而长久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构成了中华民族恒定的文化结构，尤其是其创造性地转换并将其改造为国家政权组织形态的中央集权和以郡县制为基础的官僚体制，构成了中国封建最有效的社会管理模式，更是在强化中华民族凝聚力、维护中华民族统一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文化贡献。

2.秦文化现代性转换的路径。秦文化的传承之道只有一条，即“创造的转换性”，其方法是“综合创新”。周有光老先生呼吁，文化传承不是要复古，而是要创新。温家宝总理说，如将不尽，与古为新。所谓创新，也不是一定要平地起高楼。世界上的新事物都是从旧事物里脱胎换骨而来的，所以，对秦文化的继承，也要走“承古开新”之路，综合创新。秦文化的承古开新，“转换性的创造”，有以下四点是值得关注的。

(1)法制精神；尚法，崇法，尊法，唯法是依

现代社会在本质上，应该是一个法治社会。我们应该弘扬秦文化的法治精神，尚法，崇法，尊法。在国家治理的日常实践中，唯法是依，依法行政，严格执法，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切实落实到制度上，用法来维护和实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起，我们党一直强调法治，以法治国，这是治国理念的一大转变，一大飞跃。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不矛盾，两者应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现在，我国的各项法律制度已经比较完备，通过法律确定各种具体社会管理的规范条例已经基本到位，但是执行不力，执法不严，有法不依的现象十分严重。因此，要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持之以恒地开展普法教育，营造良好的执法环境，让依法行政，严格执法成为各级政府和全体公务人员的行政理念和行为规范，促使全社会公民形成自觉遵法、守法、尚法、依法处理社会事务的良好风气。

(2)实用理性：尚质，唯实，去虚，拿来主义

在当代中国，全社会的实用理性不强。从总体上看，求真务实，还没有真正成为全社会认同并践行的社会主流意识，某些地方政府不惜以破坏政治生态和民族生存生态为代价，片面追求政绩，追求轰动效应，导致地方政治生态恶化，自然生态恶化。某些社会阶层穷奢极欲，肆意挥霍社会财富，践踏社会公德底线，以丑为美，以怪为新的畸形社会现象屡见不鲜。作为中华民族和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根本目标是为了实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从社会文明进步的角度来看，就是要保障人民群众通过诚实劳动，获得有尊严的体面的生活，要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实现全面自由的发展。为此，在政治体制改革层面，我们要对先进的政治制度，政治理念，政治伦理，像秦人那样以大无畏的自信心态，以追求事功的实用理性，大胆引进，主动拿来，加以改造，为我所用。现在我们对外的物质文化，拿来主义用得彻底，对外的精神文明成果吸纳和运用，就显得有些缩手缩脚。比如，公平正义，自由民主平等这些全人类创造的具有普世价值的文明成果，我们就要有主动吸纳，兼容并包的胸怀，有创造一个新政体的气魄，要有创造欲望，要弘扬创新精神。

(3)创新品格：吸纳，变革，创造，自主意识

创新是一个永恒的话题。秦人是一个创新意识最强的族群。秦文化的最大最重要的创新就是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治制度，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夏商周时代，就其统治模式来看，仍然是族群统治，靠的是血缘和族源关系。周王朝所封的公、侯、伯、子、男等各级诸侯国，都是“大宗”的拱卫。华夏民族的真正形成，并以国家形态呈现出来，这一统治模式由秦始皇开创。秦王朝创造了真正国家意义上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和统治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讲，秦人的创造欲望最强，是最善于吸纳，融汇，变革和创造的。在当代中国，我们应该继承秦文化中的这种创新精神和创新品格，走出文化自我封闭，唯我独好的误区，对于现行制度中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坚决予以剔除，激活文化创生力，继承传统文化，创造新文化。

(4)事功精神：开疆，改造，重建，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有其局限性，但它并不是坏的东西。儒家也讲功利主义。春秋时鲁国大夫叔孙豹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孔子也说过“宁为大人儒，不为小人儒”之类的话。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对功利的向往和追求是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人们的普遍心态和需要。社会主义追求富强，也即追求功利，必然要求坚持功利主义。毛泽东指出：“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功利主义者。”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功利主义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基础之上，而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革命功利主义”或“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的功利主义。无产队级的先锋队就是在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过程中，建功立业。秦文化中开疆拓土，改革求新，奋发图强的文化精神，无疑是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光大的。

(5)规范品格：科技，规范，标准，全面统一

科学理性，规范意识，民族责任，是秦物质文化生产最显著的一个特点。秦帝国建立以后，秦始皇多次颁布法令，统一衡器和量具。云梦睡虎地发现的秦墓竹简《工律》中规定，“为器同物者，其小、大、短、长、广亦必等。”其实，从商鞅变法开始，秦就开始了度量衡的标准化工作。其措施，一是度量衡统一进位，规定单位。秦规定度的单位是寸、尺、丈、引；量的单位是桶、斗、升、合；衡的单位是铢、两、斤、钧、石。二是制定统一的标准度量衡器，分发各地。1979年出土的四川青川秦田律木牍，定以240方步为亩，百步为顷，并就阡陌，封埒，畛制设置制定了具体的技术规范。秦王朝还制定了许多经济立法；例如在自然资源保护方面，秦朝制定了《田律》，在官营手工业方面，为了保证产品质量和数量，秦朝制定了《工律》、《均工律》、《工人程》等法律令，为了保证质量，还要求制作人在器物上刻上自己的名字与籍属，以保证官营手工业作坊各种手工业产品的质量。在市场贸易管理方面，为了维护正常的贸易，秦朝制定了有关商品价格、货币比价、度量衡误差限度等法令，如《金布律》、《关市律》等。秦人这种强烈的规范意识和质量意识，切实保证了产品的质量，比如从秦兵马俑坑中发现的弩机，其部件规格相同，可以互相拆用，修复后现在都可以用，每个箭簇的误差不超过一毫米。秦人的这种规范品格和规范意识以及责任意识，是我们今天需要继承的。

(责任编校：李亚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