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与《东方红》
时间：2020-09-12 07:56:4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壮大和发展过程。周恩来极度关注此事，并主张在剧中回避南昌起义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其原因在于南昌起义在起又的旗帜、革命主力，战略决策等方面与中国革命道路的不一致。同时也与当时的政治气候有很大的关系。
关键词：东方红 周恩来 南昌起义
[中图分类号]：D4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0)-12-0203-01
1964年国庆15周年之际，北京文艺界隆重推出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这部有3000多人参加演出的大型史诗，被称作“中田当代革命历史形象教材的音乐舞蹈史诗”。1964年8月，周恩来主持编导《东方红》时，回避他亲自领导指挥的“八一”南昌起义。而突出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作为史诗性质的革命历史题材剧的《东方红》应该反映南昌起义。周恩来的谦虚，不想宣传自己可能是一方面的原因；但其中有深层次的原因，涉及了周恩来对中国革命路线的认识，对“八一”南昌起义路线的认识，更与1964年的政治气候有很大的关系。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的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南昌起义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领导的第一次武装革命，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和对农村包围城市革命理论的形成有巨大的贡献，但是不免带些旧民主主义的痕迹。主要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第一，南昌起义的旗帜是打的国民党左派的旗帜。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尽管是由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的，打的却是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在7月底筹备武装起义时，前委就决定成立有国民党左派参加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国民党的旗帜来反对蒋介石、汪精卫的倒行逆施，来唤起民众的热情。起义胜利后，召开了有中共党员及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区与海外党部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之后，任命了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理主席。虽然南昌起义以国民党左派的旗帜来组织武装起义，符合当时中央的政策和决议。但是对于当时武装起义的旗帜问题，毛泽东有不同的意见。他明确指出。不能再照“八七”会议提出的那样打国民党左派的旗帜。毛泽东在给中央的信中还提到，“国民党旗子已成为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
秋收起义就是高举共产党的旗子。后来中国革命的道路高举共产党的旗帜，成为中国革命的鲜明的特征，毛泽东在这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毛泽东思想成为党的指导思想。所以，南昌起义打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在当时有很多的有利的因素，但是总体战略上是错误的，这些是周恩来在编排《东方红》所顾忌的。
第二南昌起义的主力是革命军中的进步军人。南昌起义从规模上说是当时三大起义中最大的，是一次正规军的革命暴动。当时参加起义的部队有贺龙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有叶挺率领的第11军第24、25两个师，有蔡廷锴率领的第4军第10师，以及有朱德领导的第3军军官教导团部分学生，共计2万余人。起义部队的称谓及番号，仍然沿用国民革命军的名称及其序列。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工农阶层，而南昌起义的主力是国民革命军，是当时进步军人。所以《东方红》作为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的舞蹈剧，没有突出南昌起义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引起了部分军队人士的不满。
第三，南昌起义的组织策划和开始是成功的，但是在进一步的发展中遭了失败。当时驻扎在南京的部队，敌我力量之比为1：5，在这种形势下，起义很顺利，总共就几个小时的时间。但是南昌为四战之地，不宜久留，必须立刻转移。在转移南征的过程中失败。周恩来后来总结说“当时武装暴动的思想，不是马上就地深入农村，发动土地革命，武装农民”，“它用国民革命左派政府名义，南下广东，想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而没有直接到农村中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是基本政策的错误。”
周恩来这样编导《东方红》也于1964年的特殊背景有关。
1964年处于文革暴风雨开始的前夕，国内的政治气候紧张，左倾错误严重，毛泽东个人崇拜也出现苗头，毛泽东思想及毛泽东个人逐渐的神化。《东方红》正是这种条件下的产物。周恩来是在很谨慎的做这件事情，这也是作为总理亲自主持一场歌舞剧编导的原因。1927年的几次起义虽然不是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的开始，但却是这一过程中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的事情。所以在处理剧中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关系上，周恩来显得特别的小心，考虑到了毛泽东对此的看法。
综合以上几点，南昌起义在旗帜上打的国民党的旗帜，主要的力量为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国民革命军，南下夺取大城市的决策，投有与土地革命联系等等因素与后来的中国革命道路有很大的区别。在中国革命道路理论形成过程中，毛泽东的贡献最大。
《东方红》编排的目的是突出弘扬毛泽东思想。所以作为特定事情，有特定的目的一件艺术作品，在历史事件的取舍上这样处理是可以理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