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开路先锋胡适的翻译思想光芒
时间：2020-09-29 07:53:1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内容摘要：胡适是近现代著名文人，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开路先锋，他在翻译领域亦是成就卓著。他主张用白话文翻译西方作品，致力于以翻译促进思想解放，引导了众多译者在译坛辛勤耕耘。
关键词：胡适 翻译 新文化
胡适（1891年-1962年），是近现代中国学术史上一位核心人物，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路先锋和领袖之一。在文史哲方面，因学术思想光芒四射，掩盖了他在翻译领域的成就。数十年来，关于胡适翻译理论与实践的论述并不多见。实际上，胡适在中国民族文化嬗变和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开展了丰富的翻译活动，在中国译坛备受称道。[1]18-19
一.弃文言文、用白话文
在五四运动期间，胡适极力主张以白话文作为推动新文化的工具，其中就包括用白话文翻译西方文学作品。他明确意识到文学的达意功能，认为文学翻译同样也要具备达意的功能。严复、林纾等人用文言文翻译，只能让少数人理解译文，而没有普及大众，因而文言文译文的社会流传与影响颇为受限。胡适适应时代变迁步伐，不仅用白话文翻译西方小说、戏剧，还用白话文翻译西方诗歌。用白话文译诗在当时可谓前无古人之事，因为用白话文作诗都引起了极大争议，更何况用白话文译诗。对此，胡适晚年时曾说：“新文学运动乃至新文化运动都是从新诗运动开始的，所以新文学问题的实质就是新诗问题，而诗的问题就是文字的问题，有些文字适合写诗，有些则不适合。”胡适选择的适合写诗的文字就是白话文。仅在五四运动那几年，胡适以白话文翻译的西方诗歌就有十多篇。例如《月光里》、《关不住了》、《老洛伯》等，这些白话文译诗读起来令人耳目一新，散发出一股扑面的清新气息，同时也鼓舞了越来越多的人用白话文创作诗歌。
与白话文译诗相比，胡适在白话文翻译西方小说方面的成就与影响更大。在胡适看来，西方文学创作者创作的长篇小说大多陈词滥调、冗长无物，特别出名的小说大多是短篇小说。他说：“如果要将文学与经济挂钩的话，短篇小说无疑是最经济的一种文学，它能以最少的文字表达事实中最重要、最精彩的片段，是世界文学发展的大趋势。”[2]235-236所以胡适通过精心挑选，翻译了十多篇英国、美国、法国短篇小说，匯集在两集本的《短篇小说》中，分别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在1919年与1933年出版。这部翻译，有莫泊桑、亨利、哈特、契科夫、高尔基等名家名篇，流畅的文字、新颖的风格和积极的内容，对众多致力于中国小说创作革新的人们而言，是一部教科书般的译著汇编。据不完全统计，仅1919年出版的《短篇小说》第一集就在20年时间内再版发行了21次。《短篇小说》在中国译坛和文坛的巨大成功，让胡适更加坚信：“翻译其实并不难，就是要将原文文字化成流畅、明白的本国文字；文学类著作创作的初衷是供人娱乐的，而不是专门用于宣传或教训；翻译也是要让人们从中享受的娱乐最大化。”
二.翻译纠偏，影响后世
“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是各种翻译理论中最基本的三个问题，回答好了这三个问题才可能构建好翻译理论体系。早年在美国留学时，胡适寄给陈独秀的一封信函中说：“要为祖国创作新文学，最好先为祖国输入西方名著，使中国知识分子可以从中有所观摩、提炼、总结、借鉴。之后才可能有新文学创作之主张可言。”这句话揭示了胡适心中的翻译宗旨问题，即“为什么”的问题。他还说：“前人总结了诸多翻译原则，但我总结的只有一条，那就是仔细体会原文作者的意图，将它通过译文传达出来，所以就要忠实传达原文的文字、风格等。”这就解决了翻译的“是什么”和“怎么办”的问题。事实上，翻译都或多或少不可避免烙有译者印记，因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总会不知不觉参与到创作中去。所以有不少译者认为，胡适关于翻译的三个问题似乎过于简单，也过于严苛，抹煞了译者在翻译中的主体特性。但也有不同声音指出，译者的主体特性不能过分强调，胡适对翻译原则的总体看法其实就是一种纠偏的尝试。
为翻译纠偏、为中国文化发展纠偏，是胡适一生的追求。这种近乎文艺复兴式的主张一方面强调革新工具，一方面强调完善方法。前文中提到的白话文就是文字革新的工具。至于方法的完善，胡适眼中只有一法，即用最快的速度翻译最多的西方著作，并使其成为中国文学创作的典范。因为，西方的文学创作方法总比中国的高明、完备、完善得多。[3]47-49无论是西方的史论、自传、传记，还是戏曲、小说、杂文等，都有掘之不竭的宝贵文学财富，其中更是隐藏着文化大千世界。这也成为胡适以西方作品翻译建设中国新文化的主要动力。但西方各式各样的文学作品浩如烟海，在翻译选择上，胡适并非漫无目的，而是主张以“以我为主”为原则，根据中国社会需要决定翻译什么、先译什么、重点译什么。在给陈独秀的其他信函中，胡适提到：“译书必须选择那些与国人心理比较接近的作品先译。”也就是说，翻译要有目的性，要分缓急轻重，否则耗费了译者的心血也得不到国人的重视。正是在这种翻译理念的支配下，胡适早期翻译的几部短篇小说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无论是出自莫泊桑之手的《二渔夫》，还是出自都德之手的《柏林之围》、《割地》，都是深刻反映爱国主义思想的名作。将它们列为翻译首选，充分表明了胡适以此激发国人爱国主义情怀的良苦用心。
三.解放个性，鼓励后生
胡适的翻译生涯缘起于他在上海和美国求学期间，而翻译的目的既不在于卖文，也不在于糊口，而是在新文学革命的浪潮中自觉将翻译视为一项重要工作。作为一场文明再造运动、文化革新运动和个性解放运动，五四运动深受“易卜生主义”影响，而在易卜生的戏剧文学作品翻译方面，胡适从来是不遗余力的。他不仅找好友罗家伦一起翻译了易卜生的代表作《娜拉》，还撰写了《易卜生主义》，重点介绍了易卜生的创作和思想，并有意识地将他的作品与思想个性解放相结合，诠释自由主义的真谛。这不啻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一次时代变革。有意思的是，胡适还用英文创作了一部模仿易卜生风格的戏剧《终身大事》。这是中国文坛第一部白话文独幕戏剧，该剧上演后轰动了整个文艺界。胡适翻译《娜拉》等易卜生作品，一方面是为了引领国人学习西方戏剧创作、改良中国戏剧，另一方面是为了传播新思想、改善社会组织方式。后来事实也证明，胡适的戏剧翻译没有白费心血，对封建藩篱的倒下、独立人格的培养起到了积极作用，成为五四运动时期文坛最为精彩的一笔。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级人物，胡适对译坛的动向非常关注，经常提出有关翻译创作的主张。[4]2-3在胡适的文章和来往书信中，涉及翻译论述的有1916年《论译书寄陈独秀》、1919年《论译戏剧》、1924年《翻译之难》、1928年《与曾孟朴先生书》、1928年《寄梁实秋评张友松先生》、1933年《<短篇小说>译者自序》等。除此之外，没有公开的诸多胡适书信、札记、文章中也偶尔论及了翻译问题。胡适在其中或规范翻译发展方向，或明确翻译原则、宗旨，或批评他人翻译思想，为中国译坛留下了丰厚的思想遗产。1930年夏，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聘请胡适担任编译委员会委员，负责该基金会承担的所有翻译工作，实现了他系统从事翻译工作的梦想。主持翻译工作之初，胡适就制定了基金会的翻译宗旨、选译原则、编译程序、译者招募等事宜，也明确了翻译费、校对费、审查费等详细账目。关于翻译宗旨，胡适指出：无论在哪一个时代，无论在哪一个国家，都有代表那个时代或那个国家的优秀文艺作品，所以要了解那个时代、那个国家，只有将这些优秀文艺作品翻译出来。正当胡适准备在翻译领域大展拳脚时，历史给他开了一个无情的玩笑。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逼迫胡适改变了翻译计划，造成了胡适的终身遗憾，也造成了中国译坛、文坛、文化的不幸。
尽管如此，胡适领导下的基金会在五年时间内还是翻译出版了大量作品。梁实秋曾回忆说：“在胡适的推动下，罗念生翻译了多部欧洲戏剧，关其桐翻译了培根的《新工具》，张谷若翻译了哈代的多部小说，陈绵翻译了多位法国文学家的作品，连我都是在胡适的督促下才翻译了几部莎士比亚作品。”此外，胡适还为周作人提供了十元每千字的最高译酬，请周作人翻译《希腊拟曲》，不仅成就了周作人的译名，也极大改善了周作人的生活状况。直到晚年，胡适的恩德一直被周作人挂在嘴边。他经常说：“如果不是胡适的激励，《希腊拟曲》的翻译怕是要搁浅的。”胡适还曾以基金会之名拟定了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计划，请来闻一多、徐志摩、叶公超、梁实秋、陈源五人，组成翻译小组，计划五到十年内完成莎士比亚全集翻译。但这五人平日各种事务十分繁忙，只有梁实秋一人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坚持帮胡适完成计划。而胡适也一直以各种方式鼓励支持梁实秋，还亲自审校梁实秋的译稿。待梁实秋的翻译任务取得阶段性成果后，胡适还特意为他举行了一次盛大庆功酒会。此后，梁实秋用了三十個春秋终于完成胡适的翻译夙愿，只可惜大功告成时胡适已经辞世。在纪念胡适的文章中，梁实秋写道：“三十年来，激励我克服各种困难完成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一共有三个人，排第一位的就是胡适。”[5]162-164
参考文献
[1]姜义华.胡适学术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3：18-19.
[2]仲伟合.西方翻译理论[M].广州：广州外语音像出版社，2001：235-236.
[3]胡适.胡适留学日记[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4：47-49.
[4]冯晓凌.论胡适短篇小说的翻译[M].济南：山东大学，2007：2-3.
[5]张经浩.名家名论名译[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162-164.
（作者介绍：申田，本科，重庆警察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学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