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下海”的法官们
时间：2020-10-09 08:01:3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目前，中国每年约有1000名法官辞职，在整个法官群体中占比约0.5%。由于这些人大多是业务骨干，他们辞职所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
7月2日晚，“辞职法官”王磊发出一条微博：“一个孙军工‘为五斗米而皱眉头’不碍事，但N个孙军工的离开就是大问题。”
孙军工曾被称为“中国法院系统最大的吹鼓手”。在6月下旬，48岁的他，被证实已卸任最高法新闻发言人、新闻局副局长、副厅级审判员等一系列职务，转投阿里巴巴，任公共事务部副总裁。
发出上述微博的王磊，曾是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三庭的一名死刑复核法官，法学博士。今年2月24日，这名“审死官”结束了15年的法官生涯，现为西安瑞森律所合伙人、刑辩律师。
多位受访者认为，在案多人少压力大、待遇低、晋升慢、终身追责制等多重因素下，近年来，上至最高法、下至基层法院，大量法官走上了离职道路。法官辞职人数大约从2013年开始逐渐增多，年龄主要集中在35-45岁，且呈现出逐渐增多的趋势。
“守望的距离”是北京法官辞职微信群的名字。该群一名辞职法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只有符合两个条件才能加入该群：一、是北京法院或最高法的辞职法官;二、需群内人员引荐。
上述辞职法官称，该群成立于2012年。他2013年加入时，该群成员还不足百人，2014年就过了300人，今年6月已满员（500人）了。群成员现在有做律师的，也有在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等做法务工作的，还有进入司法局、政法委等继续保留在体制内的，“律师约占了半数左右”。
尽管辞职法官进入律所后，终身不得担任原任职法院办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辩护人，还要面临1年实习期、2年竞业禁止期等规定，但做律师，仍是他们离职后最热门的选择。
“再丰满的理想，
也抵挡不住现实的骨感”
梁溯是北京人，读高中时，他被何家劲主演的一部香港电影吸引。片中一位检察官克服重重阻力，把违法的警察送上了被告席。那时，他便觉得法律从业者非常神圣。
1998年高考时，他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专业。2002年毕业后，他考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当了6年书记员;2008年正式走上审判岗位，先后在申诉、信访、立案窗口、二审审理等岗位做过助理审判员。
梁溯称，他当法官时，每年要办理300-600个案子。加班到晚上十一二点是家常便饭，但是待遇却很低。
2002年，梁溯剛进入北京一中院时，当时他的基本工资是1500多元，加上各种补助津贴，月均收入有4000元左右。那时，北京四环附近的房价每平米四五千元，10元钱就可以吃一天饭，2.4元能给汽车加一升油。
2004年，北京公务员开始实行阳光工资后，梁溯基本工资提到了2400元。有了加班费，但三个月才发一次。另外，津贴没有了。没有加班费时，他一个月只有2400元收入。“那时平均下来每个月还不如原来多，但是房价、物价各项生活成本却在直线上涨。”
2009年，梁溯行政级别由科员晋升为副科，基本工资涨到了3200元，再加上加班费等，每个月平均也就是4000多元。
晋升慢，是很多法官面临的另一个问题。这一现实，曾让很多法官一度对职业前景充满迷茫。
一位不愿具名的某中院干部处处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他所在的法院，一个审判庭人数有数十人，有的庭甚至超过百人，而很多政府部门的一个处室仅有几个人。
“我们的一个庭和他们的一个处室，处级干部都是一正两副的配置。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法官的升迁竞争就太激烈了。这种现象，主要是职数限制造成的，与法官能力大小关系不大。”
梁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晋升慢，是促使他下定决心离职的直接原因。
2011年，梁溯被选调去北京团市委挂职。去团市委后，他发现很多别的单位过去挂职的，只有20多岁，但行政级别很多都是副处或正科了，且“仕途前景一片坦荡”。
“我那时已经30多岁了，还是副科。何况北京一中院还是个正局级单位。别的很多单位解决干部职级问题都很利索，我们单位就很难，因此那时感到特别失落。”
曾任上海市二中院执行局助理审判员的朱晓芳，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也提到了待遇低、晋升慢的苦恼。
1998年，23岁的朱晓芳大学毕业后，进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工作。她称这份工作也是其“职业初恋”。进入法院后，她先后在刑庭、民庭工作过，离职前在上海二中院执行局工作了12年。
尽管已经提升为正科好几年了，但她仍是助理审判员。她说，在中级法院要晋升为审判员很难。因为中院受到行政级别影响，只要职称上晋升为审判员，就必须在行政级别上也提升到副处。而一个法院处级干部的比例受到严格限制。
朱晓芳称，院里和她一样具备升任审判员资格的人大有人在，资历深、能力强的人也很多。但是每年晋升时，为了争夺那屈指可数的几个副处名额，往往是七八十个人挤独木桥，“竞争激烈程度胜过高考”。
朱晓芳在上海二中院熬了17年，最终也没有晋升副处级审判员。不过，她心态还算平和，没有想过要跟其他同事去争个你死我活。甚至，有几年她基本上是“认清形势”，主动弃权，放弃了晋升考试机会。
在待遇方面，朱晓芳也感到与付出不成正比。
朱晓芳记得，在2007年前后，自己的月收入是七八千元，到了2014-2015年，每个月到手的有9000多元。而在这些年间，房价已经上涨了好几倍。
王磊，陕西西安人。2001年，23岁的他从西北政法大学法律系毕业。那年，陕西高院破格从高校选聘法官，王磊等15人从3000多名竞争者中胜出。做了5年书记员后，他成为陕西省高院刑三庭的一名死刑复核法官。死刑复核法官的职责，是对中院呈报上来的死刑案件判决进行复核，得出重审、改判或者维持原判的结论，死刑复核官也被称为“审死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