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档案的分类与遗存研究

摘 要本文论述了宗族档案的概念，通过对古代遗存下来的宗族档案进行分类研究，深入分析了宗族档案遗存的方式，促进了宗族文化的开发与传播。

关键词宗族 宗族档案 历史档案遗存

宗族是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流布最普遍的社会组织，拥有的民众之广泛为其他任何社会群体所不能比拟，很长一段时期内宗族关系是人们最主要的社会关系，它作为民众自己的组织，于内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于外为君主专制政治服务、维护统治者利益。宗族在漫长的历史活动中形成了大量有关宗族事务的档案，是历史悠久、数量浩繁的私家档案。

一、宗族档案的概念

有关宗族档案的概念暂时还没有确切的提法，刘倩倩在《宗族制度影响下徽州文书的留存机制探析》一文中提到了“宗族档案”一词，但并未对宗族档案的定义进行界定。宗族组织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族谱、族产、宗祠和族规，宗族的活动围绕这些内容展开。宗族档案的产生正是这些宗族活动的结果。“族产（义田、学田等）”：是支撑宗族组织存在的物质基础，是立身之本的客观物质资产；“族谱”：是对宗族共同祖先的确定、集结宗族成员及确立世系关系的必要手段，是宗族组织形成在文本上的界定和记录；“宗祠”：是为祭祀整个宗族的共同祖先而建造的建筑物，是宗族结合得以实质性强化的特征[1]30-40；“族规”：是对宗族成员道德和生活行为的教育和规范，是宗族组织得以有序运行、不断发展的制度保障。以上的四要素共同支撑宗族的存在和发展，因此宗族档案的形成也主要围绕这四个要素形成并遗存。刘旭光在《孟子家族的记忆——孟府档案管理研究》中提出：家族档案是家族及其成员在族务管理、排行分辈、制定家规族训、祭祀祖先、续修家谱等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历史记录，包括日记、书信、手稿、契约、单据、碑刻、照片、遗嘱、家谱和家族图书等等。这个概念更接近于本文笔者要提出的宗族档案的概念，从以上对宗族的概念及宗族组织活动内容两方面出发，将宗族档案归纳为：宗族档案是指宗族及宗族成员在宗族制度制约下参加族内活动或社会实践活动所形成的保存在族内或族外的各种载体的原始活动记录。

二、宗族档案的分类

1.按内容不同分为：

（1）谱牒档案。编修族谱是宗族活动的一项基本内容，也是最重要的内容。宗族组织在成立之初，其必要的手续之一，就是对宗族共同祖先的确定、需要集结的宗族成员及其他们之间的世系关系等一些初始条件进行文本上的界定和记录，族谱的编纂由此成为宗族形成初期阶段的一项不可或缺的事业。族谱较之宗祠的建设，其制作成本十分低廉，且非常容易制作，它出现的时间点应该最接近宗族组织成立的时间点。它经历了从先秦的官修到宋元以降私修、体例由简到详的发展过程，见证了宗族从王族化、贵族化到民间化、大众化的形态转换，它是宗族档案中遗存数量最多的档案材料，是研究宗族档案不可或缺的重要第一手历史材料。族谱档案不仅指遗存下来的宗族所修的世系图表，还包括因修谱活动所引起的有關纠纷和诉讼活动的相关记录。

（2）宗祠档案。祭祀是祖先崇拜的一种表现，亦是行孝观念的一种表现形式。建设祠堂，作为祭祖的场所，以实现孝思。祠本是祭祀祖先的一种祭祀名称，祠堂则是祭祀所用的建筑。民间祭祖的场所一般是祠堂，官员之家也称家庙。经历过家庙、墓祠、“家祠堂”后才演变成后世的祠堂，祠堂的建设是宗族制度变化的产物。据历史记载，早在宋代，徽州宗族就有建造祠堂，明嘉靖年间的礼制改革，规定士民可以与官僚一起祭四代祖先，并且官民都可以祭始祖和先祖，民间宗族开始普遍建立祠堂。依照宗法观念和制度，祭祖是一件神圣又烦琐的宗族大事，不仅是实践孝道，更是对宗法伦理的传播，对族人的礼法教育。祭祀按场所不同分为家祭、祠祭和墓祭，按时间不同分为春祠、夏禴、秋尝、冬烝。祭祀场所不同、时节不同，那么祭祀的礼仪、规程、内容和形式也不同，由此形成了许多有关宗族祭祀的档案。

（3）族产档案。族产的置办，是宗族经济基础的建设，是宗族的公共财产，它包括土地、山林、房产、商铺等。族产的来源，一是族人的捐赠，北宋参知政事范仲淹建设义庄，首创宗族赡养族人的新方式，建庄时舍出田地1000多亩，称作“义田”，收入作为族人的生活费；二是宗族的购买；三是族内产业的流动，宋以后特别在明清时期，徽州的不动产流动频率非常之大，但因各宗族族规规定，禁止家族内部产业流向族外，大多的不动产最终流入了宗族的祠堂，成为宗族的共同族产。《窦山公家议校注》中提到：“各房如有不肖子孙妄将众共田地、山场、祠墓等件盗卖外人者，管理者访之，告各房家长会众即行理治追复，或告官治罪，以不孝论。”[2]13-14

（4）族规档案。族规亦是宗族制度，又可称作“家法”、“家规”、“家训”、“宗规”、“祠规”等，是一个宗族的族规家法，是对族人思想道德的教育和生活行为的规范。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宗族族长要想维护宗族统治，促进宗族的和谐和发展，没有制度的约束是无法达到管理的目的的。以族长为核心的房长、乡绅是族规家法的制定者，也是执行者。宗族制度是对宗族成员道德、生活行为的教育和规范，目的就是为了巩固宗族的统治，维护宗族的繁荣和发展。因其是整个宗族的制度约束，承载着先人对子孙后代的教化和训诫，因此，被各个宗族以档案形式保存和传承。

2.按载体不同分为：

（1）纸质档案。孟府的纸质档案，有明清时期共六种家谱传世：明成化十八年《孔颜孟三氏志》、明嘉靖三十一年《三迁》、明万历三十九年《孟志》、明天启《三迁志》、清雍正元年《三迁志》、清光绪十三年《重纂三迁志》，有政府与孟府之间的来往文书，也有内部管理形成的往来账目、田亩清册、职员手册、考勤表、祭祀筹备会议记录及奉祀官的训令、手谕等档案文书。

（2）石刻档案。石刻档案是以石为载体的书史铭文。曾广泛产生于古代东方各奴隶制国家。大凡纪功颂德、颁布宪令、誓盟立约以及一切重大事件，都要刻石述事，昭示未来。中国收存年代最早的石刻档案是石鼓文，是公元前770年秦襄公送周平王东迁后的记功石刻。此外，大量的墓志也是中国古代石刻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族档案中也不乏石刻档案的存在。

①石坊、牌坊。孔庙和孔林中共有石坊和牌坊大约六座，分别是孔庙中的“金声玉振”坊，赞颂孔子思想的“太和元气”坊和“至圣”庙坊，孔林神道中的“长春”坊，圣林门西辇路上的“洙水桥”石坊以及为清朝皇帝乾隆之女立的纪念牌坊——“于氏”坊等，雕刻精美，纹饰生动，气势宏伟，文人墨客的题字更让这些石坊、牌坊不仅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书法价值，更具有史料价值。

歙县棠樾鲍氏宗族，地处歙县西乡，在棠樾村东的大路上有七座牌坊，按东西走向排列，巍巍壮观，令人瞩目。牌坊的排列别具匠心，从东向西，第一座是“忠”字坊，第二座是“孝”字坊，第三座是“节”字坊，第四座是“义”字坊（即“乐善好施”坊），构成忠、孝、节、义序列；从西向东，同样第一座也是“忠”字坊，第二座是“孝”字坊，第三座是“節”字坊，第四座是“义”字坊（即“乐善好施”坊），构成忠、孝、节、义序列。清代中叶以来，棠樾鲍氏宗族忠、孝、节、义牌坊群成为闻名遐迩的人文景观[3]11-12。

②碑刻。黟县西递明经胡氏宗族建造最精美的“本始堂”虽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其耗资情况却在其遗址现存《乐输建造宗祠》石碑上留有记载：包括其买祠基地到建造祠堂所需物料及工费所需银两共计26项[3]287。

孟府碑刻共有27块，时间从唐景云元年到民国十九年；孟林共存碑刻14块，时间从宋景祐五年到民国二十四年；孟庙的碑刻共有250块，时间从北宋元丰六年到民国二十九年，大部分保存完整。这些石刻档案记录了从孟庙的初建到孟子后裔的社会生活，是研究孟子及孟子宗族的第一手原始史料和档案[4]46-47。石刻档案中，真、行、草、隶、篆各种书体应有尽有，展示了自秦、汉、魏晋直至明清的书法演变过程[4]46-47。

（3）照片档案。孟庙现存十四帧照片档案，有确切时间的一帧是1924年拍摄。首次公布了四帧孟府主人与日本侵略者的合影，其余大部分因保存不当发黄、模糊，人像难以辨认。但这也掩盖不了这批照片档案的价值[5]14。

另外也可以按照宗族的涉外的相关活动来划分，如宗族政务档案、宗族经济档案、宗族司法档案等。

三、宗族档案的遗存形式

1.大部分的宗族档案都载录到谱牒中，作为谱牒档案的一部分，随宗族谱牒装帧成册一起遗存下来。宋元时期徽州谱牒当中，还没有族规家法这一内容。明代中期以后，徽州宗族编纂谱牒时，为了贯彻宣扬封建道德，厘正社会风气，巩固宗族统治，在谱牒中增添了族规家法这一重要内容[6]。

2.作为宗族祠堂的一部分，同整个祠堂建筑一同遗存下来。

（1）绩溪《华阳邵氏宗谱》卷首《新增祠规》记载：“爰集族众，将祠规共同核定，缮列粉牌，悬挂祠内，俾有遵循，用垂久远。”黄山市徽州区呈坎贞靖罗东舒先生祠（俗称“宝纶阁”），今天还完整地保存着上书《新祠八则》的八块粉牌。月潭朱氏宗祠“紫阳世家”大厅，左右各有一块大粉牌。上书月潭朱氏宗族族规家法纲要。左粉牌写着：“不孝、不弟、不忠、不信，勿许入祠”；右粉牌写着：“无礼、无义、无廉、无耻，勿许入祠”[3]197。

（2）歙县棠樾鲍氏宗族为了管理人员有法可依，采用制度化、法制化的管理方法，制定了《公文体源户规条》和《公议敦本户规条》。这两个规条不仅都收编在《棠樾鲍氏宣忠堂支谱》之中，而且还镌刻于敦本堂墙壁的石碑之上。

《慈孝厅》石刻有关鲍氏宗族祖训的记载：“宋朝造竖以来，至今重修，规例于在，立义条规，为愿世世子孙遵守，以保永远。如有不肖支丁，不守遵规，立即逐出公厅，一家大小，永远不得入厅。如再行凶霸道，厅中閤门，立即照棍徒禀官惩办，此乃不孝之辈，均此公议。”

（3）绩溪县城关周氏宗族板书《宗祠条规》共计15条[7]207。

3.刻于石碑上用于长期保存。孟府中石刻家谱尚存的原石有：元延祐元年（1314）所立《先师亚圣邹国公续世系图》，元至顺二年（1331）所立《孟氏宗派图》，现立于陵园庙寝殿院内；明洪武四年（1371）所立《孟氏宗支之记》，现存于孟庙启贤门下，明正德六年（1511）所立《宗派之图》，石存乾隆御碑亭以前；清代所立《孟氏大宗支振碑记》；凫村孟母林内孟氏中兴祖孟宁墓碑之碑阴，刻有孟氏世系图。

欧阳修编纂的《欧阳氏谱图》，刻书用两种方式保存，一是收入《文忠公集》，称作“集本”；另一是刻于碑石，称为“石本”。

苏洵所写《苏氏族谱》，刻石谱，立碑于苏氏高祖墓茔旁边，碑上覆盖亭子，以事保护，同时在碑亭举行祭祖及教导宗人仪式[8]236。

4.以家志形式遗存。孟子宗族遗留下来的档案中，除族谱外，在家志中也有关于族谱内容的记载，如明成化本《孔孟颜三氏志》、嘉靖本《三迁志》、万历本《孟志》、天启本《三迁志》、雍正本《三迁志》、清《重纂三迁志》，每部家志中都有关于姓氏源流、宗子世系、宗系、世系、年表的记载。

5.以族志形式遗存。

（1）《新安大族志》国内外现存三部，分别收藏在：安徽省博物馆、安徽省图书馆及日本东洋文库。它按姓氏编目，首叙姓氏来源和演变，而后叙述宗族的迁徙、支派和一些人的世次。它是第一部徽州族志，主要阐述的是新安大族始迁祖的来源和各派派祖的迁徙，旨在立“体统”、厚“风俗”，既属于谱牒学著作，又属于姓氏学著作。

（2）《新安名族志》于明嘉靖三十年（1551）编纂，是徽州宗族繁荣、宗族制度发达的产物，是徽州宗族一部重要著作。此书依据徽州谱牒，对84个姓的名宗右族的姓氏起源、始祖来源、族姓郡望、支分派别、世系源流和忠、孝、节、义、勋业文章有关世教者等进行了简要的叙述。目的是要厘正社会风气，强化封建纲常，所以它的紧扣“世次精白，衍派详明，文约而事丰，语质而不俚”的编纂宗旨[9]。

（3）《族事汇要》1928年出版，编者何宗愈，字卫侯，黟县三都碧山（何村）人，自号惜抱居士，是位曾在苏州从业的徽商。他对何氏宗族的各类文献作了重新梳理，将历年所办族事以及有关族中紧要事略，编成两册，付之石印。

6.以府志、县志、村落文书形式遗存。

（1）康熙《徽州府志》卷十三《人物志·风节》记载：“许文蔚，字衡甫，休宁东郭人……自壮至老，布衣败席，一室萧然，平生笔耕所蓄，倒橐买田百亩为义庄，以赡宗族。”

（2）嘉庆《黟县志》卷二《地理志·都图》记载：“黟俗族居者曰‘村’，其系属于村者曰‘庄’……前人重族姓，其有系属者所居，俱不得入志。”卷六《人物志·質行》记载：“王懋赏，字延季，鲍村人。邑庠生。家贫教授，生徒多知名士，所得馆俸辄以周恤族邻，葺修祖庙，捐置义田。”

（3）王振忠在《明清以来徽州村落社会史研究》中对村落文书的定义为：“所谓村落文书，是指围绕着某一村落中心，将本村及周遭的相关档案汇辑成册的稿本、抄本以及文书散件。”明清时代的徽州，村落与家庭是最基层的两种组织，村落是地缘的自然存在，家庭则是血缘的结合。但在不少村落，由于血缘和地缘相重合，村落实际上也就表现为同姓血缘的结合。上溪源就是村族合一的典型。抄本《新安上溪源程氏乡局记》编者程暠及程兆枢既是文会斯文，又参与村落、宗族事务管理。从其所载内容中可以看到，村落的管理是由族长和管祠的纠仪、管会的斯文，以及乡约、里长等联合管理，共同调解纠纷，维护社会秩序[10]22。因此，这本村落文书也可称作一部宗族记事文书。另外还有官修的州郡谱，南北朝时期形成而在隋代还在流传的有：《益州谱》、《冀州姓族谱》、《洪州诸姓谱》、《吉州诸姓谱》、《江州诸姓谱》、《袁州诸姓谱》、《扬州谱抄》等[8]226。

总之，宗族文化的繁荣与其保存完整、数量巨大、种类丰富的宗族档案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通过对它的研究，其中的一些成果是可以推广到其他文化领域被应用和学习的。如果想让宗族文化拥有更为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力，我们就需要将与其有关的档案资料收集保存完好，这样，对后人或者其他宗族文化的学者传承和研究这种文化提供依据和保障。同时，如果我们想让宗族档案更完好地保存下来，就需要我们构建一种体系完整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并以档案作为这种文化的一种记录载体。这样，在宗族后人传承和保护其文化的过程中，便也会关注保护与宗族活动相关的档案。

参考文献

[1]钟翀.北江盆地：宗族、聚落的形态与发生史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2]周绍泉，赵亚光.窦山公家议校注[M].合肥：黄山书社，1993.

[3]赵华富.徽州宗族调查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4]刘旭光.孟子家族的记忆：孟府档案管理研究[M].上海：世界图书出版社，2015.

[5]刘旭光.孟府档案研究管窥[J].山东档案，2011（5）.

[6]赵华富.两驿集[M].合肥：黄山书社，1999.

[7]赵华富.徽州宗族论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8]冯尔康.中国古代的宗族和祠堂[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9]程尚宽.新安名族志[M].合肥：黄山书社，2007.

[10]王振忠.明清以来徽州村落社会史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基金项目：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存中国古代历史档案编纂研究”（项目编号15BTQ076）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薛微为辽宁大学历史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王毅为辽宁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档案学基础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