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视域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合法性思想探索

摘要：改革开放是共和国成长历史上的伟大社会变革，也是变革中国社会的伟大实践。它不仅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更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合法性、人民政权合法性、党的执政合法性和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以及社会文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合法性的科学理论体系，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合法性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南。

关键词：合法性；社会主义；中国；改革开放

中图分类号：D60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1)03-0078-04

政治合法性是现代政治系统赖以存继并维持长久生命力的基石。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说过，“任何一种政治系统，如果它不抓合法性，那么，它就不可能永久地保持住群众忠诚心。”[1]作为当代中国政治系统运转轴心的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合法性系统，如何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合法性理论体系，就成为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历史课题。本文试图把改革开放和政治合法性结合起来，认识3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理论创新。

一、改革开放的历史时代逻辑

李普赛特在《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中指出，“合法性危机是变革的转折点，因此，必须在现代社会变革的性质中去寻找它的根源。”[2]也就是说，社会变革的转折点源于合法性危机，而合法性危机则根源于现代社会变革的性质之中。

中国的改革开放作为人类在20世纪两大世界性改革中最伟大、最成功的社会变革，其转折点则是“文革”导致的严重政治合法性危机。这一合法性危机是多方面的，“在政治权力方面，面临着党的领导的合法性危机；在政治结构方面，面临着整个国家制度和国家法律的合法性危机；在政治过程方面，面临着决策过程的合法性危机；在政治意识方面，面临着社会主义信念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危机”[3]。显然，这一合法性危机的根源则潜藏于“文革”这一被赋予神圣使命却没能很好地契合当代中国社会变化历史时代主题的现代社会变革中。众所周知，1840年以降的中国，追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是历史和时代赋予的两大主题，其不仅规定着中国社会变革的性质，而且限定了每一个中国政党行为活动的性质。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成功地领导中国人民完美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历史使命，成为当之无愧的执政党，具有无可争辩的执政合法性。遗憾的是由于“文革”这一背离社会主义现代化主题的失败实践，不仅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失，而且使“我国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 [4]，更为严重的是也使党陷入了合法性危机的深渊。在此危急时刻，我们党于1978年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因此，克服合法性危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重塑中国政治合法性就成为改革开放这一伟大的现代社会变革的历史时代逻辑。

所以，“当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之时，及时发现和提出时代的本质问题，把握时代的新的思想逻辑，是组织和发动千百万群众参与历史创造、加速历史发展的必然条件”[5]。伟大的社会变革、成功的改革实践需要科学的理论作指导，这既是实践的规律，也是历史的经验，更是改革开放创新实践的内在需要。

二、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合法性理论体系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实践。“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帶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4]11可以看出，改革开放这一社会变革被人民赋予三大神圣使命和历史重任。本质上，也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合法性、人民政权合法性和党的执政合法性。

伟大的实践孕育伟大的理论。改革开放是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其不仅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创新实践不仅开辟了克服中国政治合法性危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合法性的新途径，而且开创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合法性的新理论。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创立了中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合法性的科学理论，这一科学思想体系包括三大层次、五大内容。

（一）社会主义、人民政权、党的执政三大政治合法性层次

1.社会主义合法性——邓小平理论

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发展到现代文明时代的一种崭新社会形态，是人类发展史上截至目前最高级的社会。自马克思实现社会主义思想从空想到科学发展之后，社会主义社会就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构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有力竞争，并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潜在替代。从理性主义合法性的角度而言，社会主义本身就具有天然合法性，应被广大社会主义信仰者所向往。然而，正义之价值并不是美好之现实。社会主义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因一度缺乏对其科学认识，因此也一度出现合法性的危机。幸运的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产生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必须回答的问题。邓小平提出“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6]邓小平理论紧紧围绕这一根本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实践相结合，从我国基本国情和时代出发，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目标、战略步骤、战略布局、领导力量、依靠力量和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5]6。邓小平理论不仅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科学理论，也使社会主义合法性实现了规范主义与经验主义的时代超越，更为重要的是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合法性的科学体系。

2.人民政权合法性——科学发展观

人民民主政权是社会主义政治系统的根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表现和保证，更是自卢梭以来“人民主权”理论的现代实践。人民政权作为社会主义政治共同体的现实实践，其本质上说，就是意味着国家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通过自己的政治权力机关来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这是区别于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根本标志。社会主义人民政权由于在制度上不完善，所以还不能完全满足人民当家做主的需要，使人民的权利和利益还不能完全得到保障，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民政权的天然合法性作用的发挥。但从根本上来说，社会主义人民政权合法性就是保障人民当家做主，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和全面解放，从而获得人民认同并坚持的能力和属性。共和国成立以来，虽然我们建立了保证人民行使当家做主权利的一系列制度，但由于理论上的匮乏和实践中的失误，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目标尚未实现，使人民政权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合法性危机。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中邓小平理论给我们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合法性的理论前提，科学发展观更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适时提出“以人为本”的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理念。它们科学回答了社会主义和人民政权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根本问题，提出了发展之本、发展方式、发展规律等基本理论。为人民政权的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人民当家做主权利的进一步实现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成为现实提供了理论指导和科学指南，开拓了社会主义人民政权合法性的新境界。

3.党的执政合法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共产党是政治系统的核心，因而政治系统合法性集中表现为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7]在社会主义中国，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和中国的唯一执政党，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曾经面临着合法性的危机，而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偉大历史进程中也时刻存在着合法性挑战。所以，增强忧患意识，加强党的建设，保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探索党有效执政的科学理论，开创党的建设和长期执政的有效途径是党胜利完成历史、时代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的重要保证。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性地提出加强党的建设的科学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理论问题，提出了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等根本想问题，提升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为加强的党的建设和开拓党执政合法性新途径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持。

（二）五大政治合法性内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合法性的实践和实现最根本的就是社会主义政治系统要有使人民认同、服从、信仰的能力和属性。也就是说，人们信任党的领导、信守人民政权、信奉社会主义，并使人们自觉坚持对党的领导的信心，坚定对人民政权的信念，坚守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就必须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通过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和社会文明来有效支撑和长期支持社会主义政治系统三个层次的合法性。

1.经济绩效合法性——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任何一个政权的巩固首先都要有一定的经济绩效基础满足人们的经济利益，这不管在什么性质的社会都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列宁早就说过，“政治教育的成果只能用经济状况的改善来衡量”，也应该“体现在国民经济的改善上”[8]。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绩效更是合法性的首要基础。正如《合法性视野下的苏联政治》一书中指出：“如果没有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迟缓乃至停滞，则难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的美好理想和执政党对人民的许诺，也将因缺乏相应的物质基础而流于空谈”，“在一定时期，人民群众为了‘国家长远利益’、‘社会主义美好明天’等可以心甘情愿地忍受物质生活上的困难，国家为了实现计划甚至可以‘牺牲道义原则’” [9]，但如果老是贫困就会出现李普赛特所说的政治合法性危机。

改革开放的中国之所以能走出文革导致的政治合法性深渊，如让·夸克在《合法性与政治》中所说的，就是由于“经济增长以及它对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是中国政权政治合法性的源泉”[10]。因此，发展经济，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经济绩效合法性的必然逻辑，更是社会主义政权合法性的坚实基础。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实践，我们始终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始终是我们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也是我们一以贯之的努力目标。同时，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辉煌成绩更是我们建设高度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显著战果，其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合法性的获取奠定了稳固的物质前提。

2.意识形态合法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意识形态对政治合法性具有解释、判断和支持功能，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意识形态在为政治统治提供合法性证明的同时，更重要的它还减少了制度安排的交易成本。任何一种类型的政权都离不开意识形态以及其提供的合法性支持，也需要发挥意识形态的合法化职能[9]72。毛泽东就深刻认识到意识形态在政治合法性中的重要作用。他说：“社会意识形态是理论上再造出现实社会。”[11]所以在共和国建立以来，我们党一直关注意识形态合法性。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我们党高瞻远瞩、与时俱进，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标志，把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邓小平早就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6]382-383江泽民在继承邓小平建设两个文明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相辅相成的事业，缺少任何一个方面都不成其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2]。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力量和生机活力的有效途径。其不仅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而且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所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和社会主义文化生产力等理念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合法性体系提供科学内容。

3.法理权威合法性——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法理型政治权威存在于现代国家之中，是政治权威理性化、程序化发展的阶段，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标志。在合法性的历史上，韦伯和伊斯顿都强调现代合法性的源泉应建立在正式制定的规则基础上，而非个人专断基础上。其实，这分别就是韦伯的法理型权威和伊斯顿的结构型权威。因此，法理权威合法性就是崇尚法律、规则在社会上的至高地位和作用。这种法律和规则是通过民主与法治实现人们的自由和权利，以此来确立统治合法性。政治合法性本质上就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民主与法治可以被看作是克服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的两种不同的方法”[13]。法治和民主分别代表着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两种不同的权利，更是实现这两种不同自由权利的方法[13]151。此而言，民主和法治自然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 [4]18，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认识，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提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其中，民主是社会主义本质属性和内在要求，“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持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等理念推进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科学认识，为建设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合法性体系奠定了条件。

4.社会和谐合法性——社会主义社会文明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整个社会是由无数个体组成的关系体。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权利和利益是政治系统赢得人民认同，获得政治合法性根本途径，这也就是民意合法性。在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社会的发展是人民利益之所在，要获取民众的支持和信任就必须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这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因此，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和谐就是民意合法性的基本内容，更是实现国强民富和民族复兴的必然要求。所以，党和国家及时提出构建“公平正义、民主法治、团结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决策。和谐社会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14]，也是构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合法性的实践之需。著名学者俞可平认为和谐社会是一个理想的、多元、合作宽容的、民主善治的、秩序法治的、公平的、诚信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15]正如胡锦涛同志所指出：“把社会和谐明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的本质属性，有利于更全面地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有利于更全面地体现党的奋斗目标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从而也有利于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好地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16]由此可见，构建社会和谐的民意合法性，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合法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5.生态文明合法性——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15]83可见，生态文明也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的必然逻辑，更是任何政权和政党赢取人民支持必须拥有的基本理念。党在十七大报告中高屋建瓴地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生态问题不仅是当今人类面临的难题，也是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急需解决的重要問题，其直接关系我国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生态文明不仅是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更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的逻辑。中国著名学者潘岳认为，“生态文明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是离不开生态文明的，如果没有生态安全，人类就会陷入生存危机。生态文明代表着一种更高级的人类文明形态。因此，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合法性理论中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合法性是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从而也为其开拓了新领域。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立绿色CDP的评价体系、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循环经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等等都是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重要理念和措施，并得到了全国人民广泛认同和支持。

三、科学政治合法性思想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合法性实践

伟大的理论引领伟大的时代。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是一个不断向前迈进的时代，其实践的每推进一步都需要在科学理论的指引下方能顺利前行。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合法性建设的伟大实践亦然是一个历史进程，这个进程的成功推进和顺利前行也需要正确的合法性思想作指导。

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我们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仅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内容丰富、逻辑严密、符合实际的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合法性建设的科学理论。它不仅建立了社会主义合法性、人民政权合法性和党的执政合法性的科学理念，而且开创了建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和和谐社会的社会主义政治合法性的科学内涵，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合法性建设新实践的顺利展开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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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傅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