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雄辩于巴黎和会上
时间：2021-01-31 07:58:4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晚清和民国是中国对外关系史上的两个特殊时期。晚清是“睁眼看世界”的年代。在国人看来，对外关系如同雾里看花，一切都充满了光怪陆离的新鲜与陌生感。但进入民国后，中国外交体制逐步与国际接轨。中国出现了一批既熟掌外文又精于国政的职业外交家群体。他们在国际舞台上长袖善舞、奋力拼搏，努力为弱势逆境的祖国收回权益、争得地位、改变命运、赢得尊严。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他们有成就，有失误，有无奈，有辛酸。
因此，本刊在继李扬帆“晚清涉外人物系列”之后，力邀民国外交史权威学者石源华先生组织了一批“民国外长系列”文章。希望它能为我们“认识”这些杰出外交家推开一扇窗……
——编者
从总统秘书到驻美公使
1888年2月21日，顾维钧出生于上海嘉定县一个富裕之家。早年入私塾和上海圣约翰书院就读，后赴美留学，获得博士学位。他是近代中国较早在国外接受专门教育、通晓国际政治与外交知识，且对于中国外交有专门理论研究的少数职业外交家之一。
1912年4月，顾维钧应北京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之邀，回国担任大总统英文秘书。此后又担任内阁总理秘书、外交总长秘书、外交部参事等职，参与了民国初年的一系列外交活动。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中，顾氏经袁世凯同意，他积极奔走于英、美驻华公使之间，并有意透露消息。他的“联美制日”外交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1915年7月，顾维钧被任命为驻墨西哥公使，在就任途中又被破格提升为驻美国兼驻古巴公使，成为各国驻华盛顿最年轻的外交公使。在美期间，顾维钧主持对美借款。1916年11月，他与美国芝加哥银行签署借款500万美元的合同，以烟酒税作为担保。与晚清不同的是，在顾氏的坚持下，外国银行不对中国烟酒税直接进行监督。随后，顾氏力主追随美国参加一战，建议和敦促北京政府实行“联美抑日”政策，并在使馆内组织研究机构，对战后收回山东权益、取消日本“二十一条”等问题进行周密研究的准备，为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有效开展外交活动做出了贡献。
巴黎雄辩，一鸣惊人
巴黎和会是顾维钧在国际外交界脱颖而出的舞台。1919年1月27日，和会讨论山东问题。日本代表首先声明，德国在山东的各项权益均须无条件让予日本，并公布了英、法、俄、意四国承诺日本要求的密约。面对如此野蛮的强盗行为，顾维钧代表中国进行强有力地辩驳。他指出：“三千六百万之山东人民，有史以来为中国民族，用中国语言，信奉中国宗教”；“胶州为中国北部之门户，亦为沿岸直达国都之最捷径路”，在国防上具有重要地位；“以文化言之，山东为孔孟降生，中国文化发祥之圣地”；“以经济言之，人口既已稠密，竞存已属不易”，“不容他国之侵入殖民”；为了争取西方同情，他甚至将孔子比作耶稣，山东比作耶路撒冷，指出中国之不能放弃山东就像基督教之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样。针对日本“中日已有成约“的狡辩，顾氏驳称：所谓《中日关于山东省条约》及换文系“二十一条”产生，是在日本最后通牒胁迫之下签订的，不能视为有效。他坚定地表示：“大会应斟酌胶州租借地及其他权利之处置，尊重中国政治独立、领土完整之根本权利。”
顾维钧的滔滔雄辩，在会场上引起强烈反响。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均表示赞赏。这一成功不仅使刚到而立之年的顾维钧成为巴黎头号新闻人物，而且也为中国收回山东权益奠定了法理基础。从此，山东问题举世关注。
然而，中国的命运又岂是一个外交官的雄辩所能改变得了的？五强控制的和会最终决定由日本获取德国在山东享有的权益，并记入《对德和约》加以确认。对此，顾维钧严正声明：这个方案“对中国和世界和平都无所补益”，“将在亚洲播下动乱的种子”。中国代表团也多方奔走，据理力争，但终不为列强所接受。在这样的情况下，顾维钧在中国代表团会议上力主拒签对德和约，他指出：“山东形势关夫全国，较山东省利害尤甚，不签字则全国注意日本，民气一振。签字则国内将自相扰纷。”在顾氏与代表团其他成员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拒签对德和约，使日本通过和约获取的权利不能合法继承，从而开创了中国冲破帝国主义列强控制，在国际事务中决定自己命运的成功范例。
三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
巴黎和会后，北京政府开始积极参与国际社会的活动。中国虽然拒签对德和约，却因签署对奥和约而得以加入国联，成为其创始会员国。1920年10月，顾维钧由驻美公使调任驻英公使，就近参与国联的外交活动。在他的积极努力下，中国当选为国联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顾维钧就任中国驻国联代表。次年2月，顾维钧被任命为修改国联盟约委员会委员，8月当选为国际理事会主席。这是中国外交与国际社会实现接轨的一次重大突破。他充分利用这些任职条件，在国联会议上多次提出山东问题，敦促国联主持公道。
1921年11月，顾维钧就任中国出席华盛顿会议代表，曾在会上积极提出关税自主案、交还列强在华租借案、各国不得订立有关中国条约并公布成约案等，并在远东委员会声明旅大租借地应于1923年期满、1915年“二十一条”之99年展期要求无效，惜均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顾维钧参与谈判和签署的《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却使拖延了八年之久的山东问题得以基本解决。
1922年5月，顾维钧奉调归国，自此跻身北京政坛，曾三次出任外交总长，两次出任财政部长，三次出任代总理、总理，纵横于军阀纷争之间，但其主要精力仍集中于处理对外事务，尽力维护祖国的权益与民族的尊严。1924年5月，他主持与苏俄代表加拉罕签署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实现了中苏邦交正常化，撕裂了列强的对华不平等条约体系，在客观上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高潮的兴起。1926年11月，他又在与比利时政府再三交涉无效的情况下，毅然声明废除1865年的中比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在面对另一缔约国公开反对的情况下宣布彻底废除旧的不平等条约。顾维钧认为：“中国有必要开创一个先例，证明中国决心行动起来，以结束一个世纪以来不平等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顾维钧在北京外交总长任期内所采取的一些行动，成为北京政府“修约外交”的重要举措，为日后南京国民政府的改订新约运动奠定了基础。
李顿调查团的中方顾问
顾维钧长期任职北京政府，尤其曾担任张作霖安国军政府的外交总长，因此国民政府执掌中央政权后，他曾被列入通缉名单，暂时脱离了中国政坛。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重新起用顾维钧。9月，顾氏任国民党中央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11月23日，任代理外交部长，28日改为署理外交部长，处理紧急情况下的对日外交。12月22日，顾维钧辞去外长职务，由陈友仁继任。
“九一八事变”后，1932年1月，国联组成李顿调查团调查“满洲事件”，顾维钧被任命为调查团中方“顾问”。3月中旬，调查团抵达中国，顾维钧随同从上海闸北开始调查，先后去了南京、汉口、天津、北平。当调查团将进入为日军占领的东北时，日本占领军当局拒绝顾氏入境，扬言对顾的安全不负责任。一些在北京外交界的国际友人也忠告顾氏不要去东北，否则生命将受威胁，因为他们已经从本国驻东京大使馆得到了有关这方面的可靠信息。然而，顾维钧没有后退，他表示：“自己就像一名被召唤去为国战斗的战士一样，义无反顾。”在李顿调查团的支持下，顾维钧终于随团进入东北。面对日本军警的严密监视和威胁，顾维钧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千方百计地调查事变真相，寻找日本侵略东北的罪证，反映中国政府的立场和观点，为调查团顺利完成任务起了重要的作用。
10月，顾维钧出任中国驻法公使兼出席国联特别大会代表。他在国联大会及行政院会议上与日本代表开展激烈的辩论，对于日本的侵略行径发起猛烈的外交攻势，揭露事变真相，寻求各国对于中国的支持。在顾维钧等人的积极活动下，国联内各小国都站到了中国一边，认为《李顿调查书》已足以证明日本违反盟约，强烈要求国联采取对日制裁措施，起到了良好的国际效应。然而，由于控制国联的英、法、意等国不敢开罪日本，最终通过的报告虽然肯定了“满洲主权”属于中国，日本军队“应予撤退”，但既未能要求日本军队立即撤退或停止敌对行动，“也没有建议国联成员国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迫使日本接受调解”，这不能不使顾维钧抱恨终生。
肩负战时外交重任
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顾维钧屡被委以重任，在外交战线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战争初期，顾维钧任中国驻法大使和驻国联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活动在巴黎、伦敦、日内瓦、布鲁塞尔等地，其主要工作是：控诉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唤起欧洲各国对于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持；敦促法国政府对华开通经由越南的运输线，确保中国过境物资畅通无阻；推动中苏结盟，促进苏联对华政治、军事、物资援助；出席国联和布鲁塞尔九国公约国会议，呼吁国际社会谴责日本违背国际条约，制裁侵略中国的行为等，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1941年7月，顾维钧转任中国驻英大使。当时伦敦云集众多欧洲国家流亡政府，顾氏抓住机会，广交朋友，宣传中国的抗战事业。这对于西方人士了解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密切关系，起了积极的作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出现了有利于中国国际地位提升的局面。顾维钧数次担当重任，为争取中国的大国地位做出艰苦努力。1944年秋，美国倡议并邀请中、苏、英三国代表举行敦巴敦橡树园会议，会商战后建立具有普遍性的国际组织事宜。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为《联合国组织建议案》的产生和公布做出了贡献。1945年3月，顾维钧奉命为首届联合国大会做准备。他不顾蒋介石和国民党内强烈的反对意见，一再建议接纳中国共产党人进入代表团，并提议由董必武担任代表，最终形成了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中国代表团。由于团长宋子文把主要精力放在与美国政府商洽财政援助及其他事务上，中国代表团团务实际上由顾维钧主持。6月25日，顾维钧代表中国政府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并讲演表示，“深信并深望这世界安全组织一本各国始终不断的合作精神，能使我们的子孙不致重遭战争的苦痛，而得享受和平与幸福”。
出任国际法院副院长
战后，顾维钧从1946年7月开始再任中国驻美大使。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顾氏继续为台湾国民党政权服务。1956年辞职。1957年1月，经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选举，顾维钧当选为海牙国际法院法官。1964年3月，当选国际法院副院长。顾维钧将国际法院的职位视为一生公职中“最欢喜及适意的职位”。
晚年，顾维钧还完成了一项巨大的工程，那就是他的口述历史。在顾氏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外交生涯中，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完成巨著《顾维钧回忆录》，为民国外交史留下一份完整记录。
顾维钧无疑是近代中国伟大的外交家。1985年11月顾维钧逝世后，人们以各种形式纪念这位历史的伟人。1999年，顾维钧故居纪念馆在顾氏家乡上海嘉定区著名的古塔旁挂牌开馆，这是近代中国历史上首次为职业外交家建馆纪念。同年，反映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历史功绩的电影《我的一九一九》作为国庆献礼影片正式上映，这是中国电影为职业外交家立传的开端。2000年，复旦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联合举办“顾维钧与中国外交”国际学术会议，更是中国学术史上史无前例的举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