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形的边界

[摘 要]本文针对近现代华人华侨在世界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及对世界经济社会文化的贡献进行分析,深入分析当今华人华侨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的特点,由偏重国内转为内外兼重,启发性地探讨新时期新形势下的华人华侨政策。

[关键词]华人华侨;全球化;政策

[中图分类号]F83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31-0084-04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迅速和深入发展的时代。“全球化的触角伸展到经济、社会的各个角落,区域化的深入发展正在重新构造各国间的关系”。全球化究竟起于何时,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如果从20世纪70年代算起,全球化的发展已经有40年了。但毫无疑问,它与信息革命、知识经济一起成为20世纪末到21世纪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而且,在这些现象中,全球化是最饱受争议的问题。随着全球化的风起云涌,对全球化的科学研究也迅猛发展,近年来研究的焦点从全球化的个别现象首先是经济现象转向世界环境、资源、人权、文化等诸多方面。与全球化相互应和的是区域一体化,从欧盟、东盟到亚太组织,区域一体化方兴未艾,而且离我们越来越近。由于共同的经济、政治和安全问题,国家和区域之间形成大小和内容不同的超国家联合体,国家主权受到冲击,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也变得越来越相互依赖,显示出其前所未有的脆弱性。人们不但研究全球化、一体化带来的好处,研究利用全球化、一体化带来的世界性的资源整合和配置发展本国经济,也同时研究克服全球化冲击的应对之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老牌帝国的权威开始走向衰落,亚、非、拉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一方面,主权国家从联合国成立之初的51个增加到191个。民族解放和主权独立使得国际社会成为以国家为主体、政治外交为手段的主权联合体,主权得到彰显和强化。另一方面,全球化、一体化使得国家经济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在结构上越发不合理,发展中国家成了发达国家的原材料供应地和加工厂,处于地区或世界产业分工的低端。同时,也出现了金融风暴在短短的几十天就从美国华尔街迅速蔓延到欧洲、日韩,乃至全球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出现了被戏称为“美国打喷嚏,世界都感冒”的连锁现象。世界成了地球村,全球化、一体化背景下的经济、政治、环境和社会问题,使得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国际社会无非是以国家为基本细胞的有机体,主权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技术使当今世界日趋缩小,以及国家变得比过去更加相互依赖,将国际体系连接在一起的各种非人性化的利益和压力网将会变得日趋牢固”。

人们在研究全球化、一体化的经济、政治和安全问题,还关注到文化、宗教和社会等因素。“因为,在各国的发展中和地区关系中,非经济、政治的因素往往产生巨大的影响”。在全球化、一体化的趋势下,除了技术的日新月异和技术、资源、货物和生产的全球化配置和流动外,还有一个主要特征和现象就是人员的大规模跨界流动。新的人口流动使得华人华侨的规模迅速扩大,其分布和结构也发生很大改变。人是科技发展和制度创新的始作俑者,还是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在环境的核心因素。早在100多年前,孙中山不但借助于华侨华人的力量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后,他又积极推行护侨政策,颁布了一系列的涉侨文件和法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一直重视华侨政策,根据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变化,我国华侨政策也在相应调整。改革开放和全球化视野下的国家发展,为我国华侨政策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

我国政府虽然一直重视华侨政策,但长期以来主要是外交层面的问题,保侨护侨、国籍问题等。这与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职能有关,也与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经济实力弱,海外直接投资规模小、案例少不无关系。改革开放之初,我国资金严重缺乏,百废待兴,政府华侨政策的重点是强调华人华侨在招商引资方面的作用,经济特区的设立是这种思维的具体体现。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知名人士利铭泽夫妇时就指出:“说什么‘海外关系’复杂不能信任,这种说法是反动的。我们现在不是关系太多,而是太少,这是个好东西,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1993年,邓小平在与上海各界人士共迎新春佳节时进一步指出:“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机遇。比如我们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对祖国做出了许多贡献。”“正是由于拥有并善于抓住‘海外关系’这一宝贵资源和独特机遇,广东乃至中国的改革开放才得以迅速启动、迅速发展、迅速见效,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辉煌成就。”

最近十几年,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累积效应明显、成绩显著。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2006年年底,我国外汇储备首次超越日本,为1万余亿美元,拥有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截至2008年年底,我国的外汇储备为19460亿美元,已经逼近2万亿;受经济危机的影响,虽然我国外汇储备的增速明显放缓,截至2009年6月末,余额为21316亿美元,但仍然超过了2万亿。另外,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企业积累也迅速扩大,无论是国企还是民营企业的实力都大大增强。国家在继续贯彻吸引外资政策的同时,开始稳步推进“走出去”的战略,对外直接投资逐年增长。根据商务部的统计,2007年,中国境内投资者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248.4亿美元,同比增长40.9%,占投资总额的93.7%。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1011.9亿美元,占85.8%。中国近7000多家境内投资主体在全球173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境外直接投资企业超过1万家。2008年,中国境内投资者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406.5亿美元,同比增长达63.6%。商务部统计数据还显示,在我国的海外投资中,近两年的海外并购势头发展迅猛。从2002年的2亿美元,迅速上升至2008年的2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总投资的50%。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并没有影响中国的对外投资,反而被一些企业家视为海外投资并购的良机,纷纷到海外考察、谈判、签订协议,准备“抄底”。“2009年年初,在全球跨境并购规模同比下降35%的情况下,中国企业的海外收购总额同比却增加40%,涉及金额达到218亿美元,仅次于德国,居世界第二位”。我国对外投资已经从初级阶段进入快速发展期,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处在逐渐从单一的“产品生产者”向同时是“产品生产者”和“资本输出者”转变的历史时期。

我国两万余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不断积累的企业经济实力可以支持数十万亿元的人民币走出国门,可以为中长期发展的资源需求和产业技术升级而裨助中国企业参与海外直接投资。但由于国内企业对国外的经济、政治特别是法律环境不熟悉或估计不足,股权投资、跨国并购和投资设厂都有失败的案例。数据显示,2008年我国企业海外并购规模损失达到了2000亿元人民币左右。“来自麦肯锡的统计数据显示,过去20年里,全球大型企业兼并案中,真正取得预期效果的比例不到50%,而中国67%的海外收购不成功”。2002年,中石油对俄罗斯斯拉夫石油公司并购失败,2005年,五矿集团收购加拿大矿业公司诺兰达失利、中海油对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收购受挫,2009年6月7日,中国铝业公司收购力拓集团遭遇毁约,等等。从日本的海外并购经验来看,日本企业从大规模出口到大规模海外投资,大约经历了20年时间。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日本处于大规模出口阶段,海外投资较少,到80年代迅速步入大规模海外投资阶段。70年代日本企业海外年投资额一直在40亿美元左右徘徊,80年代初迅速突破100亿美元,到80年代末达到600多亿美元,其中多数是并购投资。“据有关资料显示,邻国日本企业的海外并购很多以失败告终,成功率只有30%左右,特别是对欧美企业并购后整合较难”。

绝大部分中国企业面临着国际化经验不足的问题,除了企业文化、经营能力、人力资源不足外,很多企业对国外情况不了解。中海油在美国并购的失败,根本就在于对美国的文化和政治不熟悉。“有学者认为,目前,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面临选择进入模式的困难,交易费用影响了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文化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近几年,我国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项目融资、收购兼并等迅速发展,业务几乎遍及世界的每个角落。在这种背景下,政府行政部门的功能也迫切需要升级。商务部跨国经营研究部主任邢厚媛说:“中国企业走出去需要提高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但这也已经不单单是企业自己的事,还包括政府的管理模式创新。”针对越来越多的中资海外并购,我国政府确已开始进行职能转变和服务升级,陆续出台一些积极措施帮助企业海外投资。2009年4月,商务部首次全面编制发布了《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介绍了东道国(地区)与投资合作有关的基本信息,同时提示国内企业开展业务可能遇到的问题。商务部此举旨在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支持我国企业积极稳妥开展对外投资合作,为企业跨国经营提供更加全面、权威的信息服务。2009年7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了《关于境外机构境内外汇账户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境内符合条件的中外资银行,可以按规定为境外机构开立境内外汇账户,提供金融服务。在谨慎经营的前提下,允许所有境内银行为境外机构开立外汇账户,并简化了开户审核资料及与境外资金往来办理手续,有利于银行拓展中间业务和“走出去”企业在境内银行进行资金管理以保障资金安全,提高银行、企业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能力。

与我国政府经济部门的经济政策和服务相比,政府的侨务政策和服务明显落后于不断增加的海外投资形势。如果从将这些案例放到华人华侨在国际环境的优势和我国的华侨华人政策中去观察,不难发现,传统的华侨政策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情况。我们不遗余力地开发利用国外铁矿、石油等自然资源,却没能充分挖掘华侨华人这块血脉资源、文化资源,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华侨政策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双重缺憾!而与我们血脉相连、保留传统文化的华人华侨正好可以克服国内企业经验不足,与异域外企不兼容的难题,积极的、适当的华侨政策可以有效地提高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兼并的成功率。巴特费尔德在《历史上的国际体系》一文中认为:“迄今为止,我们所研究的国际体系的一个显著的事实就是……促进某种类型联合的有效力量可能就是先前的共同文化因素。如果人们认为,国际体系早已存在是想当然的事情,那么在此基础上再增加一些文化完全不同的新单元,或许就不怎么困难了”。华人华侨虽然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居住国文化和习俗,但仍然保留或基本保留祖国传统的文化习俗,第二代、第三代华人也多少了解一些祖国的传统文化。要进行海外直接投资,有效实施“走出去”战略,提高成功率,必须开发和利用华人华侨的资源,改变和完善传统的华侨政策。因此,在深化改革、调整产业结构以及对外投资战略的国内背景和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国际背景下,我国的华人华侨政策面临着调整与完善。

华人华侨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侨民相比,历史久远、人数众多、对祖国的忠诚度高和归属感强。中国人移民国外的历史很长,2000多年前就开始有华人拓殖海外,“打从战国时代末期秦国军队征服吴越开始,难民一小批一小批地离开中国南方,散往南洋群岛”。但华人大规模迁移海外却是发生在19世纪中叶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近30年来,由于全球化深入、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发达国家移民政策的调整,产生了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移民的新潮流,华侨华人的数量迅速增加,其结构和特点也发生着很大变化。“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对海外侨胞的数量估计为1300万～1500万;到80～90年代,海外华侨华人总数已达到2500万～3000万人。”近20年来,华人华侨逐步成为海外居民重要的成员,有些国家(如新加坡)和地区(如中国香港、美国旧金山)华人华侨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纽约皇后区被誉为‘全世界最多元化的移民集中地’,也是纽约市这个移民大熔炉的主要组成部分。来自中国(包括香港和台湾)的移民最多,占皇后区移民人口的11%。”西方有观点认为:华人的全球流动,是所谓的“黄祸”。这虽然是西方敌视华人势力站在狭隘民族利益上的种族歧视的观点,但也说明华人全球流动现象不可忽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距8年前产生第一位华裔部长赵小兰之后,美国奥巴马政府又任命两位华裔部长:骆家辉和朱棣文。2009年7月17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众议院与参议院还顺利通过了一项法案,承认了华人移民对加州建设所作出的贡献,并就实施长达百年的“排华法案”,向加州的华人郑重道歉,可以看出海外华人的政治地位在不断提高。

“侨务行政是国家行政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当前侨务工作的现实状况看,侨务行政是侨务工作中亟须加强和创新的重要工作。”侨务行政一方面要保护华侨权利和利益,另一方面要组织、引导和集中华人华侨的力量为国家建设服务。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法国,在对外投资方面的保护一直都很重视,并形成了一系列的制度。利用华人华侨资源为我国海外投资服务是我国华侨政策必须重点研究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侨务思想和侨务政策使海外广大华侨华人、国内归侨侨眷及其与之紧密联系的中国留学生、港澳台同胞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支持祖籍国改革开放的热潮。“海外华侨华人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独特贡献,是我国21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宝贵资源”。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华侨华人政策的重心在内,归侨侨眷、民间外交、“反独促统”、“一国两制”、吸引侨资参加祖国建设等。由于我国对外投资规模小,内向型的华侨华人政策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只是改革开放之初的权宜之计。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影响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我国企业已经不能满足国内的生产与销售,不能满足国内的资源,开始走出国门,转向国际,对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面对至今还没有停息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机遇和挑战,不少国企纷纷走出国门,扩大了跨国并购的规模和力度。华人华侨地处境外的特点决定了华人华侨政策的方向也应该随之变化,由偏重国内改为内外兼重,甚至是外向为主,新形势下更应侧重在外华侨华人政策的应对。2007年8月21日,中国外交部正式对外公布了重新修订的《中国领事保护和协助指南(2007年版)》,23日,酝酿多时的领事保护中心也正式挂牌成立。因为关系到每个在海外的中国公民以及千百万海外侨胞的切身利益,官方的这一动作立即引起外界的关注和舆论热议。“美国《侨报》近日刊发社论指出,随着领事保护的升级,一个‘以民为本’的大外交时代正在向中国走来”。“一直以来,外交这种‘戴着白手套’的事业,折冲尊俎,谈笑于圆桌之间,总是与国际风云攸关,并为国家整体利益和战略利益服务,与普通民众的生活仿佛勾连不大”。2007年版《指南》的公布和领事保护中心的成立,是中国政府对公民海外活动良好服务的开端。此种服务将使国家对公民的呵护从国内延伸至境外,也使“祖国”从一个抽象词语变成温暖、切实的怀抱。随着国内改革开放的深入与国际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公民海外活动日益频繁活跃。中国的外交行动,除了增多经贸元素外,护侨力度正在加大。2009年,中国政府先后在所罗门、东帝汶、黎巴嫩和汤加进行了四次较大规模的撤侨、护侨行动。外交部还专门在领事司内设立了领事保护处。有关方面也将制定“领事保护法”列入议程。但笔者认为“以民为本”是侨务行政和侨民领事保护的应有之意,在集中体制下和国力不强时,它曾被淡化和忽视,现在只不过是重新回归其位。应该知道,我国的华侨政策,特别是在境外的华侨政策,还处于不成熟的初级阶段,随着国力的不断提高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海外华侨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以及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华侨结构的变化,在以前和当今的保侨护侨(境外)和招商引资(境内)的基础上,侨务行政的职能仍须继续转变,内容还应更丰富,规模也应该继续扩大。

外向型的华人华侨政策中,领事工作最为典型。国家设立领事的目的就是保护侨民和境外公民在东道国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利益,保护国内企业在东道国的贸易和投资。在组织华侨华人帮助国内企业境外投资方面,我们还不能从《中国领事保护和协助指南》上找到直接的相关规定,也没有发现专门的机构或官方组织负责协调和联络。应该说,我国驻东道国的领事对当地的政治经济环境和华人华侨最为熟悉和全面了解,虽然领馆在东道国没有行政权力也不能采取强制手段,但可以根据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行使其职责,在东道国法律框架下组织或协助华侨华人社团为国内企业和投资人的决策、谈判和投资经营提供帮助和服务。具体来说,以我国驻芝加哥总领馆的工作为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的网页上,我们可以看到13个栏目,分别是:领馆活动、新闻、外交部发言人谈话、新闻业务、签证护照、领事保护、商务、侨务、教育、科技、文化、重要通知、关于我们。从内容上看,最能体现我国在对外投资方面的华侨政策和服务的栏目,应该是“侨务”、“商务”这两个栏目,但浏览所有栏目内的内容,没有一条关于国内企业在芝加哥投资以及在帮助企业和组织华侨华人为海外企业投资服务的内容,领馆的工作也鲜有这方面活动的报道。而大量内容,仍然没有改变传统的“白手套”外交,签证护照,提供我国国内新闻、政策,吸引外资等特点。再结合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和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网页,大量的内容显示,国内侨务还是以吸引外资、保护国内侨资企业权益为主,驻外机构的侨务工作除了外交、签证护照等特有内容外,也是以吸引外资为主。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的“商旅服务”一栏,竟然是空的,“引资项目”也只有2005年5月31日驻美使馆经商处发布的一条引资信息。如果说与我国海外投资有关的在“市场调研”一栏有2006年6月12日驻美使馆经商处发布的“外国对美直接投资审核政策分析”一文,很难再有其他关于全球化、区域化、金融危机、我国不断增加的海外投资等新环境下与华侨政策应对的内容,集中反映了我国侨务政策和侨务行政职能亟须丰富与完善。

正如2007年版《指南》所述:“领事保护不能违反国际法和所在国法律。”我国侨务政策和侨务行政要在国际法和东道国的法律框架下扩大和不断完善对华侨和境外公民的保护,摒弃单纯的民族情绪,理性和规范地支持与扩展我国在东道国的海外投资等经贸活动。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环境下,地域的概念被不断打破,国界是主权的分割线,而非经贸发展的藩篱。华侨政策和境外投资的边界是国际法和东道国法律,在这道隐形的边界内,为国家经济建设和民族振兴,适时脱下“白手套”,侨务行政职能有着广阔天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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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宋雪莲.去年海外并购亏2000亿 商务部编制对外投资指南[J].中国经济周刊,2009(6).

[作者简介]纪宗安(1949—),安徽寿县人,博士,博士生导师。任广东省第八届政协委员、中国史学会第六届理事会理事、全国教学指导委员会历史学会委员、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中亚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等。从事历史学专门史专业中外关系史方向的教学科研十余年,主持或参加国家、省级科研项目4项,现在进行的国家、省级项目各一项。代表作《西辽史论—耶律大石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在学界受到好评;王再华(1972—),男,汉族,江西九江人,暨南大学2008级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中外关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