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出版失败，文学趋向成熟，初尝教书生活
时间：2021-02-27 07:52:3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一、“少年”/“我老了”
经过一个星期的海上航行，沈从文于一九二八年一月初抵达上海，住法租界善钟里三号楼上，每月十三块钱房租。刚住定即写《南行杂记》，实为一束给朋友和亲人的信，共五封，二月一日起在《晨报副刊》连载四天，记录初到的印象和个人的打算。
第一封信写到某处“通融”了五十元钱；第二信说“每天早上起来烧水，洗脸，买菜，淘米，煮饭，炒菜，打油，洗碗，头发昏”；第三信给“也频同冰之”，抱怨邻居五六个大学生从早闹到晚；第四信给徐霞村，说的却是“趣事”：“见到两个年纪青青的女人拉着一个类乎老憨的矮胡子。一面是亲亲热热的，一面是扭扭怩怩的，这是我说的趣事。不过这趣事使我觉得人类很可哀。”第五信给大哥，讲卖文为生，“没有人在一种类乎施恩的情形下给我的稿费，我就要活不下去。”他常常做发财梦，也清清楚楚文坛的时尚和卖文的种种机巧，却自有文学的执拗与坚持，与好友张采真的交谈说起了这个话题：
士隽在未曾离开此地以前，便告我：要靠到作小说生活，顶好选目下作兴的事作，这方向：第一是走类乎“性史”的路。第二是走上海方面自命为青年无产阶级的人所走的路；每一篇小说都是嗳呀苦，嗳呀闷，嗳呀我抱到这女人又怎样全身的抖，且应当记着莫忘到“穷”字，实则有钱也应说怎么的穷，自然而然就能增加读者的数量。第三则应当说到革命事上来了，枪呀炮呀，在枪呀炮呀之中再夹上女人，则所谓“时代精神”是也。我告他我办不到。告他办不到，士隽也很信，不过同时为我发愁，因为人人说是艺术随到时代跑，不在前，纵在前也像打旗子的引元帅出马的跑龙套模样的人，而所谓艺术，在时下人谈来竟应认为一种宣传告示，然而把一种极浅浮的现象用着极草率简陋的方法去达到一种艺术以外的目的，虽认为艺术是表现时代的纠纷，而忘却表现值得称为艺术的必须条件，若说文艺的路是走一条死路，这也算是把国人艺术的观念弄错的一件事了。
我是并不反对把艺术的希望是来达到一个完美的真理的路上工具的，但所谓完美的真理，却不是政治的得利。若说艺术是一条光明的路，这应当把他安置在国家观念以上。凭了人的灵魂的感觉，假借文字梦一样的去写，使其他人感到一种幽美的情绪，悲悯的情绪，以及帮助别人发现那超乎普通注意以外的一种生活的味道，才算数。
在一種虚伪下说艺术是应当那样不应当这样，且为一种自私便利在极力拥护他的主张的，实大有人在。这类人其实在另一时会变，人是很聪明的人，不必为他担心。我怕的是我不能这样作便无法吃饭，但只要拖得下去，这发财方法只好放弃，尽人事以外另外靠天去了。（《沈从文全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1卷73-84页。以下引本全集，只标卷数和页码，卷数和页码之间用分号，不同页码之间用逗号）
一月下旬，沈从文开始创作长篇小说《旧梦》，《现代评论》从二月二十五日起连载；七月他写完，九月二十九日连载完。
三月，徐志摩等创办的《新月》月刊出版，从第一期连载沈从文的长篇小说《阿丽思中国游记》，至十月出版的第八期刊完。新月书店同年分两卷出版了单行本。路易斯·加乐尔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一九二二年商务印书馆印行中译本，译者是语言学家赵元任，沈从文在徐志摩婚礼上见过他拉提琴；赵元任在译者序里说，“又有许多人仿着这个故事做些本地情形的笑话书。例如美国康桥哈佛大学的滑稽报在一九一三年出了一本《阿丽思漫游康桥记》，勃克力加州大学在一九一九年又出了一本《阿丽思漫游勃克力记》。以后也说不定还会有《阿丽思漫游北京记》呢。”{1}这最后一句，不知道沈从文当初是否注意，并心有所动，结果确实是他借来阿丽思小姐和兔子先生，为他们新辟漫游之地——中国的城市和乡村。起笔的时候，他不过想写点儿“半梦幻似的有趣味的事”，给妹妹看，让她说给妈妈听，“只要足以给这良善的老人家在她烦恼中暂时把忧愁忘掉，我的工作算是一种得意的工作了。”但是写到第四章，回头看，发现已远离初衷，写“坏”了：“我不能把深一点的社会沉痛情形，融化到一种纯天真滑稽里，成为全无渣滓的东西，讽刺露骨乃所以成其为浅薄，……所有心上的非发泄不可的一些东西，又像没有法子使他融化到圆软一点。”怎么办？继续写下去：“也许那个兔子同那个牧师女儿到中国来的所见到的就实在只有这些东西，所以仍然就写下来了。”（3；3-4）
春天，沈从文把母亲和九妹接到上海，入夏又陪母亲去北平——一九二八年，这座城市已成“旧京”，改为北平特别市——看病。过了约三个月，沈从文留下妹妹照料母亲继续治病，只身返回上海。还是走海路，先到天津，从塘沽上船，同船有林宰平，还碰到了吴宓。吴宓七月三十日“在天津丸舟中”日记云：“晚与宰平至一等舱面，晤其同乡曾仰丰君。又与沈从文谈至十一时始寝。沈即作《阿丽思漫游中国记》之少年也。年二十六岁。”{2}
可是这个“少年”自己说：“我老了。”（3；424）这是他日记中的话。七月的北平日记在上海《中央日报·红与黑》上连载，八月回上海后又写了一个月的日记，年底合起来由上海人间书店出了一本《不死日记》。穷愁不已，满腹牢骚，自伤自怜，是这些日记的调子；不过从中确实见出生存的压力：没有钱，母亲不能到医院看病，妹妹的学费也拖欠：“目下是对于九的法文教员上月欠薪五元很是为难。”（3；402）——沈从文宠爱妹妹，对她的教育颇为上心，出乎一般想象，他竟让妹妹学法语；“我生了一整天的气。在生自己无用的气中，日子是一天又过去了。”（3；425）八月十四日反省写作，并记一次“观光”：
写了一篇名字取作第一次作男人的那个人。作小说，事实的写述太少，心情的辩解太多，成了几乎像是论文那类东西了。……
我的工作方向似乎是应变更，另走一条路才对。不拘拘于背景所在，句子的组织，应当变成自己的句子，不缺少通俗的明，特异处又能得到本乡人说话的真，或者在了解上容易得到效率。辩论，研究，解释，是都得应有自己的文法将调子加强加浓的。
把笔投下，酸楚在心，人是太疲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