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思想史上的群星闪耀时

读完柳红女士所著《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下简称《八十年代》）一书，我脑海里蹦出的第一个词汇就是“群星闪耀”。

这缘于很多年前读斯蒂芬·茨威格的《人类的群星闪耀时》留下的印象。茨威格当年引用歌德的比喻，说历史是“上帝的神秘作坊”。这个作坊中“通常只是作为编年史家，冷漠而又持之以恒地把一件一件的事实当做一个又一个的环节连成一条长达数千年的链条”，“那些难忘的非常时刻并不多见”。但也会偶然出现“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一个人类的群星闪耀时”；而这一时刻一旦出现，却将“对世世代代做出不可改变的决定，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

如果以此对照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经济学界，说那是一个“群星闪耀”时刻，毫不为过。老、中、青三代经济学人在这个“巨大、开放、令人振奋的舞台上”“一起创造历史”，而且他们创造的历史的确已经在改变现代中国的命运，并且仍将对未来中国走向产生持续影响。

一

按书中人名索引表，我粗略数了数，《八十年代》书中提到的经济学人超过五百多位。不能说五百多位经济学家人数就足够多了，因为当下忝列“经济学家”队伍的人数更多：据说仅在各类证券与基金公司从业的经济学家就超过两万多人。但却只有八十年代的经济学界算得上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一方面，那时的经济学人作为一个群体，尽管“现代经济学专业素养”也许不如后来者，但他们身上“集中了那个时代独有的激情、想象力、热忱、浪漫、理想主义、人文精神”；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恰是这样一群人，“如此群体性、大规模、全方位参与和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空前”，即使是在“世界各国历史上也不多见”，这才造就了“群星闪耀时刻”。

茨威格说过，人类历史上群星闪耀时刻的精彩程度，不需要书写者去凭想象力增加一分一毫。我们却要感谢作者在《八十年代》一书中为后人部分还原了这样的场景：“那是怎样一个时代呢？一切从头开始，英雄不问来路。那是思想启蒙的时代，是充满激情畅想的时代，是穿着军大衣、骑自行车、吃食堂、住陋室的时代。”在那一时代，不仅仅杜润生、蒋一苇、孙冶方、马洪、薛暮桥这样身居高位的经济学家可以当面向决策层陈词并得到来自领导人毫无保留的支持，即使是一个还在求学阶段的青年人，也可以随便敲开部长甚至更高层领导的办公室，向他们陈述自己的思想观点与改革设想，也能得到重视。这实在是中国经济改革初期一个独特现象。

这些为什么会发生在八十年代？

按茨威格的说法，“因为所有那些最重要的历史性时刻都需要有酝酿的时间，每一桩真正的事件都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所以，“真正具有历史意义即群星闪耀的时刻来临之前”，“必然会有漫长的岁月无谓地流逝而去”。而一个顺理成章的逻辑就是，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学界群星闪耀的时刻出现，是因为此前的岁月不止是“无谓”，更是因其违背大多数人的意愿而无法再继续下去。长期的压抑已使得“避雷针的尖端集中了整个大气层的电流”，才在八十年代突然绽放出满天繁星。正如刘国光所言：“并不是说八十年代的经济学家有多么了不起，而是在讲，那是中国经济学家的智慧经过长时间积聚之后的爆发，经过长久压抑之后的显现，经过长期封闭之后的开放，其力度和精彩非同一般。”

在作者柳红看来，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学人之所以如此辉煌，还是“改革时代使然”。“中国改革不是从先有一套理论、设计、蓝图、规划开始的。”改革启动之时，只是知道要改革，“却不知道怎么改，更不知道改成什么样子；知道改革如同过河，却不知道彼岸有多远；知道可能要摸着石头过河，却不清楚石头在哪里，有多少石头”。所以，当时的高层决策，“就不得不倚重于八十年代建立的新机构、舆论系统、民众的创举和呼声”。而当时的经济学家，恰“具有提出改革理论和说法的能力，成为制定改革政策新机构的主力军；熟悉人民和基层，直接接触农村和工厂，直接面对民众和实际经济问题，发现和反映民众的创举和呼声，总结社会基层改革经验，把它们转化为经济改革的语言、逻辑和政策建议”。再加之当时的改革决策集团善于学习、兼听、吸收经济学家的意见，因此，才造就了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学界的群星闪耀。

但是，如果我们把历史的视野放得更开，八十年代之所以成为中国经济学人最辉煌的时刻，还有更深刻的背景。

美国著名经济思想史专家海尔布鲁纳（Robert N.Heilbroner）曾提出过这样的问题：“远在法老时代之前，人类就为经济问题奋斗，若干世纪以来，产生了不少哲学家，许多科学家、历史学家、艺术家和大量的政治家。然而在亚当·斯密之前为什么独独没有经济学家呢？”通过分析后他发现：这与经济制度安排有关。

在海尔布鲁纳看来，人类社会其实是十分脆弱的，因为其经济运行时刻面临崩溃的可能。而要避免社会经济秩序崩溃，无非有三种经济制度。首先可以利用传统来安排经济秩序。在这种经济制度下，人们“利用传统观念来组织社会，对各种不同的和必要的工作，都得按照惯有的风俗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儿子得仿效其父亲之所为，样板就这样被保存下来了”。这种经济制度在农业文明阶段占主导地位。正因为一个人生下来时就这样被锁定在传统的经济秩序安排中，所以，社会经济得以正常运行。其次可以利用有政府的命令来组织社会经济秩序。这是一种计划经济制度。最高当局“用暴力机器作为后盾，用计划安排使社会所需要进行的事务得以完成”。而只要经济问题“是用‘传统’或‘命令’的方法来处理，就绝不会产生所谓‘经济学’这一特殊领域的研究……就不需要经济学家从旁帮助”。正因为亚当·斯密以前的社会，是靠“传统”或“命令”来安排经济秩序，所以，产生不了经济学及经济学家。

人类社会还有用来保持经济秩序的第三种手段——市场制度。这种制度“让人感到大惑不解的地方是”：一方面是其规则出奇的简单，“每个人做他认为对他来说最适合的那种工作”，“每个人所要争取的是最大的个人利益”；而另一方面，社会经济不仅井然有序，“社会上的一切工作──肮脏的以及舒适的──都可以完成”，而且社会福利还能持续改进。而海氏认为，促使经济学产生的，“正是对生存问题这种似是而非的、微妙而困难的解决方式”；承担解释市场之谜的正是经济学家。所以，经济学与经济学家完全是应市场经济制度之时而生的。或者说，经济学和经济学家是与市场经济制度与生俱来的，而经济学的繁荣，也是在经济学家受到市场制度运行过程中各种问题的挑战时不断应战的结果。

以此反观中国几千年经济制度史。先是经历了漫长的自然经济制度时代，中国经济秩序的确呈现出超稳定运行态势，自然也就产生不了经济学与经济学家。自然经济制度半瓦解后，中国又是引进了计划经济制度，经济目标单一，要素价格既定，社会需要的重要程度政府也已经排好了秩序。所以，西方在斯密之后，西方经济学大师频现；而至七十年代末，现代经济思想史上却仍然没有中国人的一席之地。《八十年代》书中涉及的第一代老经济学家如杜润生、蒋一苇、孙冶方、马洪、薛暮桥，在计划经济中的角色也只是像哈耶克笔下“关心技术问题的经济工程师”。而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经济学家。

而八十年代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尽管改革的方向并不明朗，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回过头来看，市场化取向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又因为经济学与经济学家与市场经济制度的共生关系，所以，八十年代不仅仅是一种迥异于计划经济的全新经济制度萌芽期，也注定会成为中国经济学发展史上的重大拐点：中国经济学及经济学人的春天到来了！

也因此，八十年代成为经济学人辉煌的时刻，中国经济学界各种思潮、观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中国自己的经济学家也已渐成气候。但也因为市场经济制度尚在萌生阶段，那时的中国经济学人大多保留了计划经济时代“政府经济工程师”的特点：没有系统的现代经济学理论，“有着强烈的宫廷化、奏折化、实用化特征”。这并不是这代经济学人的局限，而是历史使然。正如作者在书的《自序》中所言：这不会也不应该成为当下“学院派”经济学家指责八十年代的理由。

二

上世纪八十年代作为中国经济学界“群星闪耀”之时，到底为后世留下了什么？

实际上，书中对八十年代经济学人承担的基本功能做了系统梳理：证明经济改革的合法化；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政策；推动建立开放经济；论证中国经济模式转换和发展战略；进行宏观经济分析预测，提出政策建议；重大项目的可行性论证；普及经济学、企业管理学的大学教育和职业教育等。

如果从八十年代的“独特性”以及茨威格所言的“影响后世”双重意义上看，我把这一时期的经济学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归结到两个主要方面：

一是思想启蒙。凯恩斯有一句名言：“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管正确与否，比一般所认为的作用要大得多。实际上，统治这个世界的就是他们，而很少是别人。”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也是思想不断解放的过程。而在推动思想解放运动中，中国经济学家对社会进行现代经济思想的启蒙作用不可小视。而十分有意思的是，《八十年代》这部书的开篇，就是《三本书的命运》：即老一代经济学家孙冶方、薛暮桥和于光远通过反思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开始探索、吸纳与传播新思想。

从我个人思想历程来看，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学家的现代经济思想启蒙主要体现在三个层次上：其一，在经济哲学领域，在个性解放与社会进步之间，张扬了人的个性解放，强调个人利益与社会进步统一的一面；其二，在经济发展指导层面，强调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应该关注效率问题；其三，在微观层面即经济运作层面，在市场与政府之间，中国经济学家教导百姓要相信市场的力量，要警惕政府“看得见的手”。这也在相当程度上颠覆了几千年中国百姓对于政府与管理者的看法。由于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集体主义压抑了个人自由；对社会公平的追求超过了经济效率的主张；政府之手无孔不入，甚至没有任何私人空间。这种局面下，中国经济学家在改革开放以来对社会的现代经济思想启蒙，有其重要作用。正是这种作用，使中国社会大众不仅逐渐接受并认同了“市场经济”，同时在相当程度上接受并认同了原来视为与社会主义制度不相容的其他诸多经济现象：如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股份制改革的方向、失业现象不可避免等等。这些观点至今仍然在维护市场经济制度取向改革的“合法性”方面发挥着基本作用。

二是直接推动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中国经济改革中不少决策的出台，往往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体制外力量自发生长—— 经济学家理论与舆论支持—— 得到决策层确认。”这种“自发秩序”的制度变迁过程在九十年代以前的改革中尤其多见。也因此，经济学家理论与舆论支持是不可缺少的环节，他们参与并影响政策决策的程度也最深。《八十年代》这部书在描述经济学人在那一时期推动高层决策方面着力最多。于我这样的读者而言，许多内容因是第一次听到或被亲历者所证实而具有“揭秘”性质。如：改革的最初设计，与一九八○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两份《初步意见》相关，而担纲这两份《初步意见》主角的是以张劲夫、薛暮桥、孙冶方、刘国光、董辅、杨培新等一大批经济学人；改革的总体思路，则与一九八七年成立的研究经济体制改革中期规划的八个课题组相关。这其中，以厉以宁为首的北京大学课题组，主张以推行企业股份制改革为主线；以吴敬琏为首的吴敬琏课题组主张以价格改革为主线；以刘国光为首的中国社科院课题组则主张企业改革和价格改革同时为主线。而厉以宁、吴敬琏、刘国光无疑是第二代经济学人中的优秀代表；中国经济对外开放，与经济学家季崇威在其中的卓越贡献息息相关；作为向市场经济过渡性制度性安排的“双轨制”，其理论上的发明权无疑属于以莫干山会议主角为代表的第三代经济学人；从一九八四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到一九八七年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提出的“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改革模式，同样是经济学人在幕后推进与决策者在前台努力二者互动的结果……

我们知道，制度的演进具有“路径依赖”性质。昨天的选择无可避免地影响甚至是决定了今天的格局，即使是一件或许当时不起眼的小事。八十年代的独特性更是使得“这时的每一步，都在创造历史”。而经济学人在那一时期参与改革开放重大决策方面的作用可谓“前无古人”，这些决策在建构与塑造中国近三十余年经济制度与特征方面的影响当然也就具有决定性。回顾中国改革的前生今世，永远脱不开八十年代经济学人及他们的思想观点这个“源头”。

当然，仔细想来，八十年代经济学人的作为实际上还相当程度上塑造了自此以降的中国经济学界。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今日中国经济学界更像一个大的“江湖”：不同观点不同思潮相互激荡，时有春风和煦，时有暗流涌动，甚或刀光剑影。而通读完《八十年代》不难发现，今日之种种争议，当时就已埋下伏笔；而有所不同的是，当时哪怕是一个小的歧见，在通过师承关系、机构变迁、人物更替等原因，尤其是通过改革中的“路径依赖”因素，在后来也已经可能被空前放大甚或扭曲。但其“基因”仍然可以从八十年代经济学人中去寻找。不过，账却不能简单地算在八十年代学人身上。

如果说“思想启蒙”与“影响决策”是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学人对历史最大的“事功”影响，那么，那代学人的人格魅力则同样值得后世借鉴。通读完《八十年代》，同样有两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首先是追求真理的精神。我同意这样的说法，八十年代的经济学人把经济学当做信仰，而当下经济学人更多是把经济学仅当做“饭碗”。尤其老一代经济学人。“他们几乎都曾是忠诚于共产主义的‘老布尔什维克’，是‘经典’的革命者，也是经济学家。”当初他们以殉道者勇气投身革命，又以巨大的热情参与创建计划经济体制；在极“左”时期，他们在政治刀尖面前坚持真理，“文化大革命”一结束，复以“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态度研究经济学，推进改革。可以说，他们每一步都是怀着对主义的信仰，对真理的信仰。既然经济学于八十年代经济学人是信仰，因此，他们才会如此神圣地对待这一领域中哪怕在后世看来不值一哂的基本概念、范畴及原则，他们才会如此顽强地坚持他们经过长期思考所得的一些甚至在后世看来是错误的思想与观念至死不悔，他们在待人做事上才会有今世最为稀缺的充盈天地间的浩然正气。这与当下不少学人的易变、圆滑、世故甚至市侩形成鲜明的对比。

其次是把学术真正作为经世济民“公器”的学术品德。我特别注意到，作为《八十年代》一书的作者，当有人提出“向八十年代经济学人学习什么”时，柳红回答说：“不被权贵与资本所收买。”尽管回答很即兴，但我相信这应该是她在成书过程中反复思考后有所感的结果。八十年代经济学人禀承了中国传统士大夫品格，把经济学当做“经世济民”的学问，服务于国家发展和人民幸福，所以，学术在他们手中的确是“公器”，不是为哪个特定利益集团服务的“私器”。甚至为了服务于国家发展和人民幸福这一神圣目的，他们不惜“私器公用”。比如，一批胸怀报国之志的青年经济学人，自己拿出积蓄，继而靠拉广告、做咨询、开讲座挣出钱来，贡献给以探讨国家改革和发展重大问题为主旨的《中青年经济论坛》杂志。这种情怀与胸襟，又哪是今日某些明明为服务于特殊利益游走于权贵与资本之间、却把自己的观点包装为“学术公器”的经济学人所能比拟的？

而实际上，追求真理的精神与把经济学作为“公器”使用，这二者于八十年代学人既是相通的，又同时铸造了八十年代经济学人的人格魅力。正因为把经济学作为信仰，而不是把经济学当做谋取私利的工具，这决定了那时的经济学人不可能轻易被特殊利益所收买；而也正因为把服务于国家发展和人民幸福作为人生之目的，也决定了那时的经济学人只服从真理，而不会服膺于金钱与权势。这正好符合斯皮格尔（Hey W.Spiegel）笔下那些“伟大”的经济学家标准。斯皮格尔在其名著《经济思想的成长》中写道：“那些经济学史上的伟大人物服务于时代，但他们却不是牟私利者；他们是诚实的人，就按照所看到的那样讨论问题。”

三

回顾八十年代，书写与赞美八十年代，近些年较受欢迎。甚至被人为划分为不同“阵营”的学人，在怀念八十年代上都有共识。比如，美学家李泽厚在最近一次访谈中坦言：“越往后看越会发现八十年代的可贵。八十年代是个梦想的时代，刚过了‘文革’，人人都憧憬未来，充满希望，怀有激情。但这些到九十年代却沦为笑谈，我认为这是可笑的、可悲的。”而写作过《切·格瓦拉》一剧的黄纪苏在后来创作的《我们走在大路上》中也明确表达了这种感受：八十年代初中期，不仅社会风气纯良而且人人积极向上的状态表明中国的未来可期更好，在社会充满活力的同时又没有逾越伦理道德与公平正义的底线；既摆脱了此前令人窒息与普遍绝望的空气，更与今天我们看到的弥漫在人群中的末日情绪以及泛滥于社会中的一些凶险丑恶的东西形成鲜明的对比。

八十年代经济学人群星闪耀的时刻会不会已成绝响？

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以“经济学”为业并自称或号称“经济学家”的人数远远超过八十年代，每年产生的文献数量可谓汗牛充栋，中国经济学家在国际经济学界的影响也日益增加。但我们却始终产生不了类似对八十年代那种“群星闪耀”的感觉。刘国光在为《八十年代》所作序言中说：“熟悉历史的人会羡慕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八十年代的经济学界就有百家争鸣之态。”这种印象也已不适用于今日充斥话语霸权与帮派习气的经济学界。

不仅如此。从经济学界自身状态看，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利益阶层分化与利益冲突，八十年代经济学人怀着共同理想共同努力、并在其中相互支持提携的局面，在当下已不复存在，甚至发展到“八十年代同一战壕的战友现在却相互举起了镖枪”这样的地步。而从社会对当下中国经济学家群体的“观感”来看，与八十年代经济学人获得了全社会包括体制内外足够尊重的情形正好相反，经济学家如今几乎是社会尤其是网络上最恶意玩笑的靶子。

这当然与经济学家每个人的修为和素养有关，更与历史有关。

正如书中所说，“改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是新理想，它能满足当时民众厌倦“不断革命”的普遍情绪。而在我看来，八十年代初中期的改革又的确是一种“帕累托改进”：没有损坏几乎任何局中人的利益，相反还增进了几乎所有局中人的利益。这反过来又极大地增强了改革这一共同理想的吸引力。这是造就八十年代社会各阶层包括经济学人群体在内的和谐奋进景象的重要原因。而此后因为各种原因，更主要的是因为“改革”至少部分偏离了八十年代初中期的初衷与设计，使得“改革”共识渐行渐远，利益分化造成的阶层鸿沟越来越深。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学家作为群体出现分化就理所当然。

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海尔布鲁纳曾明确区分了“经济思想家”与“经济学家”。前者贡献的是思想，后者贡献的是学术与“主意”；前者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人物，是知识分子，是“布道者”与“先知”，是天上闪耀的明星，而后者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技术性职业”。“经济思想家”出现在历史关键时期。比如，亚当·斯密时代是经济思想家辈出的时代，就是因为经济制度正由传统安排转向市场经济；而一旦这种转折完成，市场经济社会的基本秩序一旦建立之后，经济思想家退隐，作为专门家的经济学家登台。

八十年代的独特性就在于“经济制度转轨”的性质，也是中国经济学界思想启蒙的时代。所以，从这个角度看，那时代的经济学家更像海尔布鲁纳笔下的“经济思想家”：他们不是以经济学术见长，而是以思想见长。他们的重大使命之一是“思想启蒙”，也是那一时代的“先知”与“布道者”，所以“在暂时的黑夜宛若星辰一般散射着光辉”。

而康德曾经指出，“启蒙运动”的后果对于启蒙知识分子是残酷的。他的意思是说，启蒙知识分子呼吁的是现代性到来，而一旦现代性真的到来，因为分工以及由分工导致的异化，将使社会各阶层各种角色回归到原来各自的领域，这就叫做“诸神归位”。这个时候，知识分子也将回到他的学术领域。不再是这个社会中的思想引导者。实际上，九十年代末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就讨论过所谓“思想淡出，学术突显”时代的到来，这就是启蒙的结果。而中国经济学界自进入九十年代中后期，思想家不再，职业化的“学院派”崛起，也与市场经济思想启蒙任务几近完成相关。

从这个意义上看，八十年代作为“经济思想家”的经济学人群星闪耀的时刻的确已经成为“过去式”。经济学界想再现八十年代的场景在短期内已不可能。

海尔布鲁纳也曾有这样的想法，当单纯的经济力量已解决不了问题而重新需要政治的经济学时，经济思想家会再出“江湖”。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似乎恰又到了这样的时候：依靠单纯的经济力量无法解决、而需要再度对行政与政治资源配置进行优化。以此观之，下一次“群星闪耀”的时刻或许不会太过遥远？

当然，还是按茨威格的说法，人类历史上群星闪耀的时刻“在个人的一生中和历史的进程中都是难得有的”。而在我们的一生中，有幸亲身经历了八十年代这一群星闪耀的时刻，或至少通过这部《八十年代》的书见证了这一时刻。仅此，我们应该是很幸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