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国家宏观调控思想的最终形成与启示

摘 要：西汉是中国古代国家宏观调控思想的形成时期，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思想兴起及发展轨迹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为我国中后期帝制社会奠定了基本经济制度框架和制度文化基础，部分宏观调控思想依然还可以在中国特色的当代制度中以整合的形式加以利用。

关键词： 统制经济 富民之学 孝悌力田 国家教化

古代中国国家宏观调控思想的基本框架和系统阐述形成于西汉，以后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在很多领域基本沿袭了西汉的宏观经济调控治理之道。2008年是改革开放年满四十周年，我们在学习西方的先进管理理念，国力提高的同时，面临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的深刻调整，中国经济进入逐步放缓、慢增长、低增长的新常态阶段，这也意味着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今后发生的深刻变化，对于这些浸透祖先智慧、具有相同文化基因的古代宏观经管思想价值再挖掘，阐明挥发，以资借镜。

一、宏观调控概念和中国古代宏观调控思想的学界讨论

改革开放以来“宏观调控”一词频繁使用，公众对“宏观调控”也耳熟能详，前不久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十五条指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但是关于“宏观调控”的规范化内涵，我国经济学界和法学界对“宏观调控”的含义尚有认识分歧[1]，认为“宏观调控”区别于西方经济学语境中的宏观经济政策[2]，概念界定有广义论、狭义论、特色论。本文采用的宏观调控是指政府作为经济调节的主体，运用一定的调节手段和方式，把微观经济活动纳入符合宏观经济发展所要求的状态，以此引导一定的经济运行目标、方向的行为和过程（刘诗白，2011）[3]。它來源于中国经济实践，不简单地等同于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政策。

有关中国古代宏观调控思想的研究从90年代开始兴起，多散见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和管理思想史中。在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方面， 1986年赵靖先生所著的《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概论》一书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系统论述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发展的专著，填补了我国学术研究的一项空白[4]。此后， 何炼成、刘含若、滕显间、叶世昌等人多有探讨。赵靖先生在《其中国经济思想史述要》指出；“有人中国经济思想唯先论（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的说法，其实，这种分期办法是值得商榷的”[5]。他认为秦汉时代和先秦时代一样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最活跃、最光辉的时代。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全盛时期应定在西汉宣、文之交，以恒宽《盐铁论》成书为主要标志。侯家驹先生（2010）[6]将中国自秦汉起，分为三个一元体制与两个多元体制时期，认为中国经济的第一次一元专制体制从秦汉时代开始，也是中国社会从社会契约说向君权神授说的演变，政治趋于专制，经济趋于统制，社会趋于管制。

二、西汉宏观调控思想兴起及发展轨迹

中国古代的宏观调控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易》的哲学思想中，后从春秋战国到西汉时期日趋完善，达到了一个理论和实践的集大成。

《汉书·食货志下》中写到：“赞曰：《易》称‘裒多益寡，称物平施’，《书》云‘茂迁有无’，周有泉府之官，而《孟子》亦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敛，野有饿殍而弗知发’，故管氏之轻重，李悝之平籴，弘羊均输，寿昌常平，亦有从徕。顾古为之有数，吏良而令行，故民赖其利，万国作乂。及孝武时，国用饶给，而民不益赋，其次也。至于王莽，制度失中，奸轨弄权，官民俱竭，亡次矣”[7]，这段话基本勾勒出西汉宏观调控思想的兴起和发展脉络。

在中国古代宏观经济管理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两条不同的看法： 一种是统制经济的思想，如管仲所主张的“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工立三族，市立三乡，泽立三虞，山立三衡”的方针。另一种是自由经济思想，如司马迁“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其争”，主张政府不要干预，让市场发挥主导作用。何炼成（1991）[8]提出这两条方针在先秦时代合具端倪， 到西汉时期基本形成鲜明对立。

春秋战国时期，儒墨道法各家提出不同原则的国家管理理念，其中法家管子提出了以轻重论御天下，在单旗的子母相权轻重论以及墨子轻重贵贱论基础上，管子的轻重价格理论集大成体系。通过四民分业定居对国家经济全面统制，管子的宏观调控思想首开国家干涉经济生活的先河。范蠡则是我国提出政府宏观调控物价的第一人，其后的李悝变法、桑弘羊改革继承范蠡平粜思想，是封建国家干预经济的早期实践[9]。

战国中期，政治上出现王道和霸道之争，在国家经济管理上随之出现相应争论，一是商鞅为代表的“重农抑商禁末”国家干预论，另一种是以孟轲施“仁政“自由放任思想和黄老道家为代表的天道“自然无为”思想。作为法家的代表，商鞅主张“霸道”，实施 “废井田、开阡陌”、“重农抑商禁末、奖励耕战”、“统一度量衡”、改户籍、设县治”、“利军功， 定爵位”[10]等一整套的政策和措施，自商鞅变法以来， 重农抑商政策成为中国古代历代封建政府重要的经济管控手段。

国家干预与自由放任这两种经济思想在西汉争论最为激烈，也发展得最成熟，西汉“盐铁会议”就是一次重要的关于要不要实行以政府为主导的宏观经济调控的高级别辩论会议[11]。这场讨论持续时间久、议题多（前后达5个月，桑弘羊一共发言114次[12]），影响大，称为古代中国宏观调控思想的一次集大成展现，对以后中国古代宏观经济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是中国现代以前召开的最重要的高层次经济辩论会议，以后直到民国时期也没有召开过如此影响之大、议题之广泛、持续时间之长、学术成果之丰富的宏观经济政策辩论会议。

会议记录整理后达10卷60篇，这就是《盐铁论》，它是古代中国宏观经济理论的系统性阐述，比西方经济学斯密的《国富论》早一千八百年[13]。从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见原著本议、力耕、通有、贫富、救匮等篇）到产业经济政策（盐铁、水旱、轻重等篇），从对外贸易（通有、备胡、忧边等篇），再到到底该以工商为本还是以农业为本、到底该以“黄老之学”、“儒家仁义”治天下还是以兴工商、严刑法（孝养、疾贪、后刑）知天下，体系全面、手段多样、理论成熟，《盐铁论》是汉朝时期中国古代宏观经济学的集大成之作[14]，它的成书标志着古代宏观经济调控理论登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二、西汉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思想实践演进的时代特征

汉代是帝制社会多数经济制度、礼教初露端倪或正在形成的时期，国家宏观调控思想的形成有其独特的时代印迹，为我国中后期帝制社会奠定了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的基础，并初步形成了完整的系统体系。唐庆增论中国经济思想史认为：“先秦诸子重在经济理论，汉以后的经济思想则在偏重各种实施”[15]。

（一）“富国之学”基础上实行的盐铁官营、均输、平准、酒榷等专卖制度，对工商业进行官营垄断或统制管理

我们的先贤清楚的明白只有富民，才可能有真正的富国强国。《论语·颜渊》、《孟子》、《荀子》都有论述。然而在治国理政的宏观管理历史实践中，富国却是被放到毋庸置疑的优先地位。赵靖先生（1998）指出：“富国之学是中国固有的经济思想，是从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宏观角度考察一切经济问题”[16]。何炼成（1988） 认为：“以宏观目标的“富国之学”为基本线索是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特点”[17]。

在西汉武帝时期，国家大一统对资源的调配能力大大提高，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就摆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来，在“富国”的目标主导下，所谓“国进民退”的达到一个高潮阶段，就是汉武帝任用桑弘羊推行了盐铁专卖制度。桑弘羊下台，政策继续实行，甚至扩大经营范围，实行“均输”平准、五筠六穻、酒榷、社仓、义仓、常平仓等，最终建立了一套“官产-官收-官运-官销”的官营垄断制度，虽然以后历朝内容有所调整和变化，最终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经济法律制度延续下来。但事物都有其两面性，专卖的弊端集中在與民争利，这也是盐铁辩论会贤良文学批评内容之一。

《中国国家资本的历史分析》书中提出：“西汉在社会经济中的一件值得重视的事件是政府实行了攸关国计民生的盐铁专卖制度，使得中央政府对于社会经济尤其关键领域或行业的控制能力进一步加强，且影响到汉代以后的各个时期。专卖制度是封建社会自始至终奉行的一项基本国策”[18]。张中秋在《汉唐经济法制和经济社会调控研究》一书中指出：“汉唐时期的均输、平准、五筠六穻、酒榷、社仓、义仓、常平仓，特别是盐铁茶的禁榷，即专卖，成了国家控制和干预经济的有利制度”[19]。

（二）多种所有制基础上的土地制度和因时而变的农本土地政策打下了坚实的国民经济基础

秦汉大一统后均继续延续春秋战国时代的授田制，形成了多种土地所有制形式：“大地域”中央集权的国有所有制（授田官田、屯田、假田）、贵族官僚以及为数众多的直接隶属于国家权力的自耕农土地所有制（私有）。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允许自由买卖制度经过秦到西汉仍在延续。多种经济成份和多种市场力量并存，在汉初以农为本修养生息中有力地促进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业耕作的生产率，农业剩余逐渐增多，国家的经济汲取能力，也因此得到进一步加强。

袁林（2008）提出“小农经济是秦汉商品经济繁盛的主要基础”[20]。

同时，在不同历史时期，西汉王朝推行适应不同时期变化的土地政策，为西汉打下了坚实的国民经济基础，主要表现在：

1、国家税赋较轻，可以说的上轻徭薄赋。汉代实行“什一税制”，即使在汉武帝连年发动战争国库空虚的西汉中期，田赋依然是三十税一，农民的负担还是比较轻的；

2、土地政策处理较好。汉初修养生息，继续推行授田制、“假田令”、“屯田令”，使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汉中期，商业开始发达，垄断和兼并土地问题严重，失地农民逐渐增多，汉武帝一面通过迁徙豪强大户、算缗、告缗等手段打击大私产者，一面把大量失地农民充实边地，重新让失地农民获得土地耕种。汉初实行的屯田办法至宣帝元康中由屯田奏系统转化为一种明确的制度，这一制度称为后世历代王朝奉行屯田政策的根据[21]。朱贻强（2005）认为“中国传统产权状况的主要特色是政治考量第一，保护小私产者，遏制大私产者”[22]。

3、西汉后期推行常平仓制度，国家以商业手段调控粮价，农产品的调拨流通机制在稳定国民经济功能发挥了巨大作用。这项制度在中国宏观经济管理中一直延续到今天，甚至对世界经济曾经做出过贡献（美国常平仓制度的中国渊源）[23]。

（三）“崇奢”消费观念自西汉中期以后盛行，对城市经济、生产消费、生活消费产生多重叠加效应

在两种传播方式的交互作用下，由“尚俭”向“崇奢”消费逐渐根深于民间。产生多重叠加效应：

1、崇奢的传播以京师关中为中心，向周边地区横向辐射，同时由上层统治者到下层黎民百姓，自上而下传播和扩散，社会开始“弃义”，金钱至上，不事储蓄，过度消费，超过实际经济收入的消费，借贷盛行。武帝时“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成帝时“号为安乐，然俗奢侈，不以蓄积为意”；

2、消费形成的新的需要，需求扩大为商品生产发展开拓了市场空间，促进生产分工的精细化。据乐浪王汉墓出土漆杯铭文记载，当时生产此种漆杯，有素工、髹工、上工、洎工、汜工、画工、雕工、清工、造工、供工、获工等，分工非常细；还包括具体监造漆器的各级官吏，如长、丞、掾、令史、佐啬夫等[24]。

3、间接促进城市产生集聚效应。《说文》中载：“城，以盛民地。”“市，买卖之所也。”中国农业时代的城市“城”的分量不仅大于“市”的分量，而且“市”的部分明显从属于“城”[25]，需求的急剧膨胀使得城市周边逐渐集中了大量生产能力和物质财富，对周围地区强烈影响。

（四）“孝悌力田”制度实施是中国独特的乡村伦理经济模式，国家传统教化自汉代起是一个起点。

乡村是国家宏观调控结构的“神经末梢”。西汉的乡村治理属于半自治性质，有两个独特的地方：一是乡官根据执掌的乡里事务的不同性质分属于不同的行政系统，如有秩属郡，啬夫属县，游徼属都尉，乡有乡佐辅之；二是孝悌力田制度使农民的“致富”生产活动与德性践行溶为一体，成为中国传统乡里教化制度的经典体现。西汉“官有秩，各有掌，重教化”的乡村半自治模式适度保持了民间的活力，促进西汉农业的发展。

孝悌、力田起源是先秦时代，但是将孝悌力田连在一起首成制度是在汉惠帝当政期间。汉惠帝当政时匡衡、王尊等人强烈建议将力田设与孝悌同科，并将推举孝悌力田者可以免除他的徭税和赋税，即“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第一次把“孝悌力田”列在一起，诏令全国。之后多次下诏以示重视。以孝悌为立身之本，以力田为养生之本，汉朝孝悌力田制度形成中国独特的伦理经济治理模式，成为中国传统乡里教化制度的经典体现。刘含若（1988）认为“我国古代农业宏观管理思想，在政治上表现出的特点是农政合一，在经济上的特点是为以农为本，在社会方面所表現出的特点是孝悌力田”[26]。万广义（2007）指出“把孝悌力田列为一科，说明汉朝驾驭乡里基层的思想较为成熟”[27]。

除此以外，巨大的经济社会环境变化，为国家教化功能进一步发展提供上升空间。此时的儒家思想着力将理论视角伸向政治经济领域各个方面，经过董仲舒对儒家的改革，解决了宏观管理当中政府权威和制约平衡问题，儒家文化思想确立成为国家正统价值观。后又通过汉宣帝石渠阁经学会议，实现了经学与皇权结合，真正确立了经学在政治思想中的统治地位。儒家真正在实践上完全被“制变化”，儒家主体文化中的道德和教化随之确立。从西汉开始，中国封建社会的一切文化与制度都受儒家经学的影响和制约，国家的传统教化传统自汉代起是一个起点。

四、对于西汉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形成的思考

（一）中央政府、利益集团与社会矛盾的化解

西汉王朝的统治集团一直是一个靠利益纠合的集团，刘邦以裂土封王的巨大利益诱使追随者尽力击楚，建立王朝后形成了王朝内部不同利益集团诸侯王。在失去外来压力和共同奋斗目标情况下，国内不可避免地出现新的社会矛盾和利益斗争。随着经济的发展，商品市场、自由商业日渐繁荣，当市场力量逐渐壮大后，利益勾结又滋生了新的利益集团---拥有大量土地资本的地主豪强和拥有大量商业资本的商人势力，中央政府与诸侯王、豪强大户等各种利益集团围绕铸币权、盐铁专营权等进行的利益博弈和权力斗争更加尖锐。这样的一种特殊经济环境下的社会经济结构、财富流动模式和利益集团冲突最终影响并决定了西汉社会的众多社会经济现象与问题。今天的中国改革也是利益再调整，深化改革最大的阻力很大一部分要来自多年高速增长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以古为镜，可以有资于治道。

（二）国进民退、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侯家驹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指出：“从古代中国经济史看，左右经济发展情况的主要因子，是政府对经济事务干预的有无与多寡”[28]。当今中国在讨论治国理念、“国有经济改革”、政府职能定位等政策时，仍然可以找到西汉盐铁会议的影子。前不久，国内学界围绕“该不该制定产业政策”爆发了争论，焦点之一在于“产业政策的存废”，实质上仍是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之争， 根源还是两种国家宏观调控思想在中国当代的学术交锋。在中国历史上的多数王朝都经历了由盛至衰的演变周期，王朝初期以富民为目的，自由放任乃至形成全盛，民富之后的强国转而又是衰落之始，中国历史不断在盛衰之中交替演变，富国总是摆在富民之前，这就造成了乱世长于治世。当代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依然存在争论，随着市场化的改革，如何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如何做更有利于产业的发展，如何处理好国富民富的关系，是改革深化进程中关键性问题，值得我们重新深思。

（三）乡村治理模式再出发

“乡村是中华五千年农耕文明的见证者、感知者和传承者，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因库”[29]。《墨子·尚同》中说，做好“乡治”，便能“国治”、天下治”。乡村治理好坏是国家统治稳定与否的关键。中国古代乡村治理模式的历史变迁主要源于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塑造。西汉独特的乡村伦理经济模式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对它进行历史性考察视角为乡村治理提供了一种视角。改革四十年，城乡二元体制导致农村落后城市很多，不仅“物”落后，在文化、教育、精神方面也都远远落后。在十九大报告上，“乡村振兴”出现的频率很高，它是对中国农村向何处去的最新思考，期待振兴乡村，同时能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背景下超越乡土中国。

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说：“一种文明的历史，就是对古代材料中那些对今天仍然行之有效的东西的探索”[30]。研究历史有助于发现视角，发现它所包含的方向和意义，发现种种连续更迭，帮助我们在理解历史的同时，直面即将在其中生活的世界。

注释：

[1] 徐澜波：《规范意义的“宏观调控”概念与内涵辨析》，载《政治与法律》，2014（7）。

[2] 张勇：《宏观调控：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重要概念》，载《甘肃社会科学》2017（11）。

[3] 刘诗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第234页，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

[4] 周建波等：《赵靖先生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及学术贡献》，载《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5）。

[5] 赵靖：《中国经济思想史述要》，第 1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6] 侯家驹：《中国经济史》，第5页，北京，北京新星出版社， 2010。

[7] （汉）班固撰：《汉书卷二十四下·食货志》，第467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 1996。

[8] 何炼成：《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与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载《经济学家》，1991（12）。

[9] 周建波：《范蠡的平粜思想与封建国家干预经济的早期实践》，载《东岳论丛》2010（2）

[10] 张党点校：《商君书》，第5-6页，长沙，岳麓书社，1990。

[11] 陈忠海：《别样怪圈：古代改革中“宏观调控”的消长》，载《北京日报理论周刊》，2015-8-31。

[12] 马非百注释：《盐铁论简注》，第1页，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4。

[13] 符国栋等：《中国历代经典宝库盐铁论汉代财经大辩论》，第27页，北京，中国三环出版社，1992。

[14] 赤松：《汉武大帝、桑弘羊、盐铁论与中国宏观经济治理》，载《人大经济论坛》，2015-6-22。

[15] 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第483页，北京，商务印书出版社，2010。

[16] 赵靖：《中华文化通志学术典经济学志》，第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17] 何煉成：《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第5页，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

[18] 吴太昌、剧锦文等：《中国国家资本的历史分析》，第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19] 张中秋：《汉唐经济法制和经济社会调控研究》，第7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20] 袁林：《小农经济是战国秦汉商品经济繁盛的主要基础》，载《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7）。

[21] 张中秋：《汉唐经济法制和经济社会调控研究》，第28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22] 朱贻强：《中国传统产权思考三题》，在《探索与争鸣》，2004（4）。

[23] 李超民：《大国崛起之谜美国常平仓制度的中国渊源》，，第24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24] 李湘：《安徽地区汉代墓葬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载中国知网，2010（4）。

[25] 唐茂华：《东西方城市化进程差异性比较及借鉴》，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07（5）。

[26] 刘含若：《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 第6页，哈尔宾，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27] 万广义：《汉代“孝悌力田”述论》，载《农业考古》，2007（3）。

[28] 侯家驹：《中国经济史》，第7页，北京，北京新星出版社， 2010。

[29] 《五问乡村振兴----什么才是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载中国日报网页， 2018-03-13。

[30]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第7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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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张晓晶：《中国宏观调控的经验与创新》[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5年第5期

[13] 马建堂，慕海平，王小广：《新常态下我国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的重大创新》[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第5期

[14] 杨勇：《历史视野中盐铁会议贤良文学的“德化”观》[J]，《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第3期

[15] 袁名泽：《管子》农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J]，《管子学刊》， 2009年第1期

[16] 李超民：《常平仓：当代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中国渊源考察》[J]，《复旦学报（社科版）》， 2002年第2期

[17] 李超民：《中国古代常平仓思想：美国1930年代的一场争论》[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00年第3期

[18] 薛宗正：《盐专卖制度是法家抑商思想政策化的产物》[J]、《盐业史研究》1989年第7期

作者简介：靳平，工作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目前在北大做访问学者，职称： 副研究员，学历：经济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