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忧患意识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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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忧患意识是一脉相承的，他们的忧患意识是对中华民族忧患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是在对中华民族历史深刻反思，对中国国情正确把握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科学性、社会性、实践性以及忧患与乐观相结合的特征。但是他们忧患意识形成的时代背景是不同的，忧患意识的具体内容和侧重点，以及忧患意识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也是不同的。
［关键词］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忧患意识比较研究
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内容，是在国家和民族处于危急存亡的重要时刻而产生的一种社会意识，是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集中体现。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是中国共产党第一、第二、第三代领导核心，他们的忧患意识根植于他们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和人民幸福而奋斗的一生，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深入研究探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忧患意识，对于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忧患意识之联系
（一）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忧患意识是对中华民族忧患意识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是在对中华民族历史深刻反思，对中国国情正确把握基础上形成的。
１．中华民族忧患意识传统孕育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忧患意识。中国知识分子由于长期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责任感，忧患意识逐渐成为古代知识分子的伦理和思维定势。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都非常喜爱中国的传统文化，广泛涉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正是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传统孕育了他们的忧患意识。
２．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忧患意识来自于对中华民族历史的深刻反思。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民族，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居于世界前列，以富庶强盛著称于世，但是从１６世纪起，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开始落后于某些西方国家。１８４０年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由盛而衰的历史告诫我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如果失去了忧患意识，就会失去奋斗精神，失去生机和活力，失去前进的方向和奋斗目标。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代表的三代领导集体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征程中，从来没有忘记中华民族“落后挨打”的历史教训，正是这一历史教训激发了他们的忧患意识。
３．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忧患意识来自于对中国国情的正确把握。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基于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的深刻认识，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的新道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江泽民在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深刻认识的基础上，开创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正是对中国国情的正确认识，激发了他们的忧患意识，没有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就没有毛泽东思想，也不可能有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
（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忧患意识是一脉相承的。邓小平忧患意识是对毛泽东忧患意识的继承和发展，江泽民的忧患意识是对毛泽东、邓小平忧患意识的继承和发展。
毛泽东早在少年时期就读了《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一书，使他了解到国家、民族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于是产生了忧国忧民的思想。正如他后来回忆所说：“在这个时期，我也开始有了一些政治觉悟，特别是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我现在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１]在以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的忧患意识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邓小平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几十年，耳濡目染，自然深受毛泽东忧患意识的影响。在继承毛泽东忧患意识的基础上，邓小平将主要精力用来忧患和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发展我国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社会发展问题。江泽民作为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长于毛泽东时代，亲耳聆听过邓小平的教诲，自然会受到毛泽东、邓小平忧患意识的影响，并且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的忧患意识，创造性地将忧患意识提高到关系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政治高度加以阐述和发挥，反复强调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
（三）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忧患意识的特征。
１．科学性。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忧患意识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后树立起来的，具有极强的科学性。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忧国家之主权缺失，忧中国社会黑暗，是因为当时中国社会是一个没有独立主权受帝国主义列强凌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封建军阀割据，政治腐败，民不聊生。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忧“党变修”、“国变色”是因为当时国际国内确实存在着“党变修”、“国变色”的危险因素。邓小平忧人民思想不解放，我国生产力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左”的僵化思想对人们的束缚和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破坏，再加之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发展速度较慢。江泽民忧国忧民也是因为他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正确认识；忧党忧军，是因为党内确实有腐败现象存在，军内有人才素质不高、军事技术落后等情况存在。
２．社会性。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忧患意识，忧患的不是个人的得失和自身的安危，他们始终关注的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关注的是中华民族的强盛和人民的幸福，具有十分突出的社会性。抗战胜利后，为了争取和平，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谈判，体现了毛泽东为了人民幸福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高尚情操。邓小平三起三落的坎坷经历更说明了他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崇高精神风尚。江泽民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和完整，实现台湾的回归，同西方敌对势力和台独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他们忧患意识的社会性。
３．实践性。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忧患意识产生于他们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并且随着这一实践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发展。与此同时，他们的忧患意识不是停留在理论上，而是把它变成了救国、救民，治国、治民、治党、治军的具体行动，具有非常强的实践性。在忧患意识的激励下，毛泽东参加了中国革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邓小平带领我们进行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生产力，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富裕的道路；江泽民带领中国人民与时俱进，开创了新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
４．忧患与乐观相结合的特点。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另一方面又具有乐观的情怀。他们一方面忧国、忧民、忧党、忧军；另一方面对国家、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充满了信心。在建国前的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忧国家主权缺失、社会黑暗的同时，又坚信中国人民能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取得民族的独立，变一个黑暗的旧中国为社会主义新中国。邓小平忧我国生产力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不高，但又坚信能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江泽民对我们党充满了忧患，但又坚信我们党能与时俱进，能把我们党建设成一个坚强的党。
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忧患意识之不同
（一）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忧患意识形成的时代背景不同。毛泽东忧患意识形成于建国前的革命战争年代和建国初的冷战时期，面对的是深受三座大山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的旧中国和建国之初百废待兴的新中国。邓小平忧患意识形成于改革开放初期，面对的是十年“文化大革命”血的教训和生产力落后、体制不健全、官僚主义严重的僵化体制，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拨乱反正，促进我国生产力发展，提高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江泽民忧患意识形成于改革开放、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的历史时期，面对的是中国社会的转型、２１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
（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忧患意识的具体内容和侧重点不同。正是由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忧患意识形成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使得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忧患意识的具体内容和侧重点不同。毛泽东忧患意识的侧重点，在建国前革命战争年代是忧中国主权不独立，社会黑暗。２０世纪初，中国社会剧烈动荡，国家与民族处于危亡之秋。面对国家主权的缺失和领土被瓜分，毛泽东对帝国主义充满愤懑，把“二十一条”的签订看成“民国奇耻”，并号召四万万同胞为捍卫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而斗争。旧中国军阀长期混战，政治腐败，赋税繁重，贪污贿赂之风盛行。面对黑暗的旧中国，毛泽东指出：“中国四千年来之政治，皆空架子，大规模，大办法，结果外强中干，上实下虚，上冠冕堂皇，下无聊腐败。民国成立以来，名士伟人，大闹其宪法、国会、总统制、内阁制，结果只会愈闹愈糟”。[２]正是这种忧患意识，促使毛泽东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最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真理，并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建立了新中国，把中国人民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解救出来。建国后，毛泽东忧患意识的侧重点是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安全担忧，忧党变修，国变色。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对抗与冲突愈演愈烈。社会主义阵营也发生了分歧，中苏两党论战公开化，甚至两党断交，新的霸权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出现，中国周边不断发生磨擦，新中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毛泽东为国家安全而忧患，担心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会发动世界大战。此外，毛泽东更担心“党变修”、“国变色”。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把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作为己任。他对当时国际上出现的修正主义思潮和中国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深表忧虑。他认为，国际上一百多个共产党真正搞马克思主义的不多；中国党内“懂”马克思主义的不多，如果有二百个干部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就好了。他不止一次地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非常明显地流露出“党会变修”的担忧。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凝聚了毛泽东的满腔热血。毛泽东认为，国内旧的敌对势力可以复活，新的敌对势力可以不断滋生，这些都是妨碍社会主义制度巩固的重要因素。他从这些现象中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３]。
邓小平忧患意识的侧重点是忧我国人民思想不解放，生产力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下。面对改革开放之初人们思想僵化的状态，邓小平指出“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４]，“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５]。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生产的发展远远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人民生活水平较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后列，有相当数量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对此，邓小平充满忧虑地指出：“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低速度就等于停步，落后等于后退。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６]他反复告诫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７]，正是在这种忧患意识的推动下，邓小平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富裕之路。
江泽民忧患意识的侧重点是忧党，忧党适应不了时代发展的要求，不能与时俱进。江泽民指出：“综观国际国内形势，进入新世纪，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是我们必须抓好的三大任务。党的建设，是实现这三大任务的根本保证”[８]。那么党的现状如何？江泽民充满了忧患。他忧党内发生倾向性错误。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做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现实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反对以教条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在。我们党在历史上的一些时期曾经犯过错误，甚至遇到严重挫折，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指导思想脱离了中国的实际。”[９]他忧党内腐败现象，指出：“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党心民心、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严重政治斗争。在这个问题上，旗帜必须鲜明，态度必须坚决，工作必须锲而不舍。这个问题不解决好，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就没有坚强的政治保证，就会走到邪路上去，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这不是危言耸听。”［１０］
（三）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忧患意识的理论成果与实践成果不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忧患意识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把忧患意识转化为治党、治国、治军的具体行动，形成丰硕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但他们忧患意识的理论与实践成果是不一样的。毛泽东在忧患意识的激励下，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人民经过二十八年的浴血奋战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剥削和压迫，把一个黑暗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并在建国初期取得了辉煌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作为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在忧患意识的激励下，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形成了邓小平理论。这一伟大的理论成果，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社会主义中国最关注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中国人民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富强之路。作为第三代领导核心的江泽民，面对国际国内的新形势，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原理与２１世纪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相结合，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这个党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对于在新的世纪全面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指导意义。
注释：
［１］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Ｍ］．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７９．１１１－１１２．
［２］毛泽东早期文稿［Ｍ］．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４８８．
［３］戴木才．毛泽东人格［Ｍ］．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３８－３９．
［４］［５］邓小平文选（第二卷）［Ｍ］．１４１，１４３．
［６］［７］邓小平文选（第三卷）［Ｍ］．３７５，１１６．
［８］江泽民．关于改进党的作风［Ｎ］．解放军报，２００１－１２－３０（１）．
［９］江泽民．论三个代表［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１．８３．
［１０］江泽民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９．３９１－３９２
